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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眼光来看，古中国的货币是没有制度可言。譬如金银虽自古即有价值，却没有制造金银币，即便铸过货币形状也不是用来作流通工具；真正作流通用的，基本上都是铜钱。到清朝时，大体上仍然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铜钱与银两间基本上维持一千文兑一两的比价，以增减铜钱的重量来配合市场的变化。
白银在作为交易媒介的使用上，虽有不同的形状，但仍是以含银的重量计算，不是以数量计，而各地习用的成色与秤法不一，在成色的鉴定及重量的换算上十分麻烦。因此当制作精美、成色重量一致的外国银元流人中国后，由于使用方便很受人民欢迎，慢慢在民间成为交易工具。道光年间，已是“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在流通的洋钱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是西班牙殖民墨西哥期间在当地所生产的银元，俗称“本洋”；而墨西哥于1823年独立后，改铸正面刻有老鹰的新银元，国人则称之为“鹰洋”，重量相同成色稍佳，但其问世初期在中国接受度不如本洋，要打些折扣才能被收用；而且其货源供给的稳定性，也比不上本洋。
一．香港造币厂筹设的背景
由于中国没有自己的银元，外来通货在华充斥，输出银元成了列强的重大收入。鹰洋虽逐渐取代本洋，但尚未完全站稳脚步，觊觎此市场大饼的英国自然也想趁势分一杯羹。而香港在南京条约后割让给英国，1841年开埠以来并没有专用货币，一直沿用中国内陆流通的各式各样货币，其中也包括鹰洋等外国银元。1845年香港政府宣布，当地或通行之货币，应以英国及印度发行的钱币为本位，但实际上收效不大。1859年港督罗便臣(sir Hercules Robinson)上任后，为推广香港贸易及取代来源不稳定的墨西哥银元，积极争取在香港发行货币，中国市场当然也是吸引他推动此事的原因之一。几番努力终于经核准在1864年制定条例，向英国伯明翰市的瓦特工厂(J．Watt&Co．)以71 500元购置机器，然后在1866年5月7日正式开张；同时筹备银行，在1865年成立香港上海汇理银行(Hong Kong&Shanghai BankingCorporation)，就是后来顶顶大名的汇丰银行。惟香港造币厂开铸时港督已由麦当奴(SirRichard Macdonnell)接任，然而这位新总督对制造钱币并不热衷。
因使用方便之故，墨西哥银元在中国的购买力，超过等重的银锭，在1862年之际，其利差约12％左右。香港造币厂在规划之初，原本是想以该厂制造的银元，占地利之便来取代墨西哥银元；但港府错估了人性的本质：民众倾向使用熟悉的货币。中国百姓的保守特性，对新制银元并未立即接受，即使是已开铸多年的鹰洋，在某些地区与已停制多年的本洋相比，仍然是要“贬值”两三成的!而商民若以生银或旧银币交厂改铸新币，除缴纳代铸费2％外，与人交易时还得“贴水”1－2％；因此香港新制银元并不受欢迎，香港造币厂的乖舛命运，在筹建之初就已注定。当这座耗资四十五万元的造币厂开始营运后，同年8月港督麦当奴即被告知，预期收入只有一万元。麦当奴乃提议若此造币厂的关闭是不可避免之事，应“务实的”尽早实施。他同时指示厂方，在试车完成或邻近国家有意购买前不应停工。
当港督了解到这座造币厂的规模远超出其自身需求时，就想要把产品卖到中国，因此在1866年8月20日透过北京的使馆，提出请求要为中国制造钱币，同时附带了几组香港银元。此提议被清廷回绝，但同意香港造币厂制造的银元可以在中国内陆比照西班牙银元作缴纳税款之用。但实际使用数量太少于事无补，港督因而认为只有垄断市场才能谋取最大利益；同时推测未采纳原因是中国人习用银两制，于是在这年底再次送样(插四图1)。正面是与香港银元相同的维多利亚女王肖像，原模是来自英国皇家造币厂；背面模具则是在当地刻制，文字改成“纹银壹两”以配合中国人用银计重的习惯，目的是希望能被中方接受。此样币日期是次年的“1867”，以备议准时就不必有所变动，但仍然没有得到清政府同意。
二．上海工部局与“上海壹两”
在1867年香港造币厂再刻模试制了一套样币，为要更易被中国政府接受，正面采用象征中国帝王的龙形图案。同时以上海是重要新兴港埠，误以为采用上海平法有助销量。因此文字使用“上海壹两”，成色可能是误以为上海通用的规元含银九八，将规格定含银982；其重量则为566格令(合36．67克)，系与漕平一两同。在考量“平衡对等”原则下，背面是英国皇室及嘉德勋章图案(Royal Arms and Gaaer)。样币送了一组到北京，也没有成功。此套样币泉界习称“上海壹两”(插四图2)。
在中文书谱内对上海壹两的来源，多数均指系上海工部局委托香港造币厂代制，其主要依据是因1866年7月底时英国商人通过上海《北华捷报》(Noah—China Herald)发表言论，推动该国政府发行殖民地货币；此系中国当时尚无自有银币，且本洋正逐渐被鹰洋取代，英商觉得在这方面可以获得巨大利益，而工部局在洋商督促下却也有进行讨论。据了解，虽有发现相关事宜之会议记录留存，但并未有具体之“上海壹两”字眼或设计草图等直接证据；故笔者认为，这与香港造币厂为求自身生存而制币向中国推销一事，是平行的，是各有所图。至多是该厂的成立促使英商积极鼓吹此事，或说上海英商的表态影响了香港厂次年的设计。
三．有关“上海壹两”银币最早的考证
钱币界最早对“上海壹两”进行考证的，是对中国机制币极有研究的意大利外交官罗斯(G．Ros)，但有具体结果的却是中国机制铜币大师邬德华(Tracey Woodward)。他在1922年开始注意此币，当时邬氏见到一位曾受雇于香港造币厂的老者，自此人口中获知许多有关上海壹两的史料。随后邬德华又在1929年亲至北京英国使馆寻找档案，但被告知所有文件均于1927年北伐战争进行之际送回英国本土；1934年他取得英国外交部许可，在1936年委请一位曾居住上海的女士多次赴英国公务档案室(Public Record Ob rice．PRO)，查阅五十份以上的文件后将相关资料影本转交邬氏。次年邬德华将之整理合并其个人对上海地区硬币的研究心得，以“上海的硬币”一文发表于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杂志》。
邬德华在文内指出，上海壹两系列银币版式共有三种，壹两有两式，二钱只有一式。无外射线及二钱者未获批准。有外射线版式当时曾批量生产，但随即被下令销毁。据了解，二钱试制了五枚，一枚被殖民地政府官员留作纪念品，其余送回香港造币厂销毁；被当纪念品这枚稍后卖给一位收藏家，此枚1912年6月由另位藏家在拍卖会购去，再于 1922年3月被邬德华竞价买下。而邬德华在1928年又购得一枚，显示当年的另外四枚并未回炉。他也提到在上海壹两系列案失败后，又进行“中华通宝”系列五枚的计划，但仅止于图形设计并未试制样币。
邬德华论述内除注明所谓“上海工部局委托制造”之说不正确外，总结有下列三点：
(一)“上海壹两”(Shanghai One Tael)是误写，应该是“壹上海两”(One Shanghai Tael)；“上海”一词是指秤量单位，不是地名，即其本意是“漕平壹两”，并非只要在上海行用。
(二)此系列是应中国方面要求制作。
(三)未被采纳原因是中方排斥其图案设计。
邬德华论点中，第一项非常正确(详述于结论)。但因他只阅得了部份文献，并不知悉“中华通宝”系列五枚(即“中外通宝·关平银壹两”系列)实际上也制成了样品，更曲解此事件误以为是中方主动，故造成尔后泉界引用邬氏后两点错误的说法。
四．港府推动“上海壹两”经过
上海壹两产生的基本背景，是香港造币厂在为其产品谋求出路。因为当时中国最通行的是本洋与鹰洋，新造的香港银元含银与其相当，民众接受度却不高，要贴水才能使用，故港元没有销路。为此港督麦当奴在1866年8月及11月两次去函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经向总理衙门的恭亲王请求后，中国海关同意缴税时比照西班牙银元，但以实际使用数量太少于事无补，港督因而认为只有垄断市场才能谋取最大利益。他同时推测中国人习惯银两制，上海是重要新兴港埠，误以为采用上海平法有助销量。因此香港造币厂厂长乾打(T．w．Kinder)在先前以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头像改制的“纹银壹两”送呈被退回后，修改设计并请新上任的雕刻师史特(Mr．Sherd)担纲试制“上海壹两”。1867年3月先送正面铅样给港府参考，另说明背面模具已在最后修整阶段，及二钱的设计较简略谈不上艺术，以便捷可快速雕模生产为目的……云云。同年5月11日送一两币十一枚至北京，没有提及二钱；但在香港造币厂第三季报告书中却记载有壹两模具正2背1，二钱模具正背各2，显示后者模具是在8月至10月间完成。
在阿礼国1866年12月致港督麦当奴的回函中，曾提到清廷由于不久前咸丰大钱未能顺利发行，故预期推动银元也会遭遇困难，因此兴趣缺乏。而阿礼国与恭亲王就呈送之上海壹两样币事会谈后于1867年11月22日再函港督，其内容重点有五：
(一)中国人想以机器制造钱币的理论，没有继续推动的必要。中国人虽不排斥香港银元，但要多数民众接受银元的时机尚未到来。
(二)中国有完善的纸币存在。(按：笔者在纸币方面无研究，对此说法不能了解)。
(三)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Haa)1863年上任后，多次向清廷建议设置造币厂均无下文。
(四)有迹象显示若施压要求当局接受，可能遭遇反弹。强制推动或许会接受，但随即会毁约。
(五)最后还指出，有关香港造币厂及其制品事宜是在条件很好的环境下提出，因该时刻清廷有事相求于英使馆。(按：即表明在最好气氛下也无法推动)。
此信函没有提到清廷对上海壹两样币本身的任何意见，因为清廷对以机器制造任何形状银币的提案都没有兴趣。但这回复就此决定了香港造币厂存废的命运，港督随即在1868年2月的会议中裁定4月25日关厂，并寻找买主。因澳大利亚签约动作迟缓，最后卖给了日本，成立大阪造币局。
1866年时为消除民众排斥，也在广州进行以香港银元改铸海关锭缴税之成色试验，惟用以缴税银元数量过少，终究无法挽回香港造币厂的关闭。
五．“中外通宝·关平银壹两”
“中外通宝·关平银壹两”早期曾经被误认是臆造品(插四图3)，国外是原始文献披露后已更正。国内是马传德及徐渊两位先生于《中国钱币》1997年第4期发表后方广为所知，笔者谨就该文未言及部分加以补充，使国内泉界对此有完整的了解。
此系列有壹两、五钱、二钱、一钱、五分合计五枚一套，最早曾在北京出现一套，后被藏家获得壹两1枚、五钱数枚，日本银行亦藏有一钱1枚。这套银币是驻北京公使馆汉务参赞威妥玛(T．F．Wade)建议并手绘草图(插四图4)，除用龙形图案外全部是中文，分别是“中华通宝·壹两”及“同治年铸”，此草图即上文中所述马定祥先生早年收藏英文小册内之图。威妥玛并提出采用上海平法徒然划地自限，应采用海关平为宜。此建议除送交港府，副本也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协助推动。币模由英国皇家造币厂在1867年底至1868年初之间制成再送香港，但因香港造币厂已决定关闭而不了了之。
大阪造币局成立后在1870年3月起雇用香港造币厂前厂长乾打任造币首长，及包括雕刻师史特在内多达31名之众的欧籍人士。1871年4月4日正式开铸，乾打在1875年1月底离职。这也解释了为何日本银行藏品有中外通宝一钱的最可能原因。乾打过世后其家人将模具与全套样币在1888年交英国皇家造币厂博物馆收藏，在1906年出版之《皇家造币厂博物馆目录》359页上也有记载，惟由于以往信息不发达，钱币界几乎无人知悉。
六．白云苍狗 变幻无常
众所周知，香港造币厂自1866年开张后如昙花一现，不过两年就因亏损草草结束了。事实上外界并不清楚，在开办该年8月它的命运就已注定；港督麦当奴在各种尝试失败后，在次年裁定香港造币厂的限期是1868年4月25日。同年并寻找买主，因澳大利亚签约动作迟缓，全厂设备以六万两卖给了日本，日本照单全抄成立大阪造币局，三年后开始以机器制造钱币。不过日本随即发现机器形式老旧，生产效率低落，在1872年起陆续再从喜敦工厂(Heaton，后改名伯明翰造币厂)购置多具新式造币机。
香港虽没有自己的造币厂，仍然须要使用硬币，其中银元以鹰洋为主，小银毫及铜板辅币由英国制妥后运来。但大量外地银币充斥仍然是未解之题，因此港府还是要设法消除这现象；讽刺的是，1887年日本大阪造币局提议为香港造币；白云苍狗，变幻无常，此一时，彼一时也!
七．结语
香港造币厂营运期间试图开拓中国市场，“纹银壹两”、“上海壹两”及“关平壹两”是该厂在这段时间里三次尝试的结果，由最早想以现成的香港银元取代西班牙银元未成后，再拟配合中国习用的银两陆续努力终告失败。由此顺序上，可以得知邬德华的结论是正确的：即“上海壹两”是误写，应该是“壹上海两”；其本意是“漕平壹两”，并非专用在上海地区用，其币面上刻之含银982重量566格令(合36．67克)，即成色为规元九八、与漕平一两同重，再比照英方文献，可证明此说无误；如果用“纹银壹两”、“漕平壹两”及“关平壹两”依序排列香港造币厂这一系列为自身存续而努力试制的样币，其演变即有了合理的解释。
笔者个人认为，上海壹两英文字义混淆，可能是设计时迁就币面图案讲求对称所致。上海二钱因略显粗糙，与壹两风格迥异，使有些人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其实这是因赶工雕刻制模之故。
邬德华在1922年购得1枚上海二钱后，除找上香港造币厂的老雇员查询外，亲赴北京英使馆及委托友人至伦敦档案室持续追踪，最后将结论撰述发表；为了解一枚钱币的由来，前后耗时近十五年，这种追根究底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中国早期机制钱币史里许多资料佚失，造成不少未解之谜，希望国人能自此得到启示，在今日信息发达及档案逐渐公开之际，亦步亦趋秉此精神开创新局。
注：“本文中所涉及的图表、注解、公式等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白银在作为交易媒介的使用上，虽有不同的形状，但仍是以含银的重量计算，不是以数量计，而各地习用的成色与秤法不一，在成色的鉴定及重量的换算上十分麻烦。因此当制作精美、成色重量一致的外国银元流人中国后，由于使用方便很受人民欢迎，慢慢在民间成为交易工具。道光年间，已是“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在流通的洋钱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是西班牙殖民墨西哥期间在当地所生产的银元，俗称“本洋”；而墨西哥于1823年独立后，改铸正面刻有老鹰的新银元，国人则称之为“鹰洋”，重量相同成色稍佳，但其问世初期在中国接受度不如本洋，要打些折扣才能被收用；而且其货源供给的稳定性，也比不上本洋。
一．香港造币厂筹设的背景
由于中国没有自己的银元，外来通货在华充斥，输出银元成了列强的重大收入。鹰洋虽逐渐取代本洋，但尚未完全站稳脚步，觊觎此市场大饼的英国自然也想趁势分一杯羹。而香港在南京条约后割让给英国，1841年开埠以来并没有专用货币，一直沿用中国内陆流通的各式各样货币，其中也包括鹰洋等外国银元。1845年香港政府宣布，当地或通行之货币，应以英国及印度发行的钱币为本位，但实际上收效不大。1859年港督罗便臣(sir Hercules Robinson)上任后，为推广香港贸易及取代来源不稳定的墨西哥银元，积极争取在香港发行货币，中国市场当然也是吸引他推动此事的原因之一。几番努力终于经核准在1864年制定条例，向英国伯明翰市的瓦特工厂(J．Watt&Co．)以71 500元购置机器，然后在1866年5月7日正式开张；同时筹备银行，在1865年成立香港上海汇理银行(Hong Kong&Shanghai BankingCorporation)，就是后来顶顶大名的汇丰银行。惟香港造币厂开铸时港督已由麦当奴(SirRichard Macdonnell)接任，然而这位新总督对制造钱币并不热衷。
因使用方便之故，墨西哥银元在中国的购买力，超过等重的银锭，在1862年之际，其利差约12％左右。香港造币厂在规划之初，原本是想以该厂制造的银元，占地利之便来取代墨西哥银元；但港府错估了人性的本质：民众倾向使用熟悉的货币。中国百姓的保守特性，对新制银元并未立即接受，即使是已开铸多年的鹰洋，在某些地区与已停制多年的本洋相比，仍然是要“贬值”两三成的!而商民若以生银或旧银币交厂改铸新币，除缴纳代铸费2％外，与人交易时还得“贴水”1－2％；因此香港新制银元并不受欢迎，香港造币厂的乖舛命运，在筹建之初就已注定。当这座耗资四十五万元的造币厂开始营运后，同年8月港督麦当奴即被告知，预期收入只有一万元。麦当奴乃提议若此造币厂的关闭是不可避免之事，应“务实的”尽早实施。他同时指示厂方，在试车完成或邻近国家有意购买前不应停工。
当港督了解到这座造币厂的规模远超出其自身需求时，就想要把产品卖到中国，因此在1866年8月20日透过北京的使馆，提出请求要为中国制造钱币，同时附带了几组香港银元。此提议被清廷回绝，但同意香港造币厂制造的银元可以在中国内陆比照西班牙银元作缴纳税款之用。但实际使用数量太少于事无补，港督因而认为只有垄断市场才能谋取最大利益；同时推测未采纳原因是中国人习用银两制，于是在这年底再次送样(插四图1)。正面是与香港银元相同的维多利亚女王肖像，原模是来自英国皇家造币厂；背面模具则是在当地刻制，文字改成“纹银壹两”以配合中国人用银计重的习惯，目的是希望能被中方接受。此样币日期是次年的“1867”，以备议准时就不必有所变动，但仍然没有得到清政府同意。
二．上海工部局与“上海壹两”
在1867年香港造币厂再刻模试制了一套样币，为要更易被中国政府接受，正面采用象征中国帝王的龙形图案。同时以上海是重要新兴港埠，误以为采用上海平法有助销量。因此文字使用“上海壹两”，成色可能是误以为上海通用的规元含银九八，将规格定含银982；其重量则为566格令(合36．67克)，系与漕平一两同。在考量“平衡对等”原则下，背面是英国皇室及嘉德勋章图案(Royal Arms and Gaaer)。样币送了一组到北京，也没有成功。此套样币泉界习称“上海壹两”(插四图2)。
在中文书谱内对上海壹两的来源，多数均指系上海工部局委托香港造币厂代制，其主要依据是因1866年7月底时英国商人通过上海《北华捷报》(Noah—China Herald)发表言论，推动该国政府发行殖民地货币；此系中国当时尚无自有银币，且本洋正逐渐被鹰洋取代，英商觉得在这方面可以获得巨大利益，而工部局在洋商督促下却也有进行讨论。据了解，虽有发现相关事宜之会议记录留存，但并未有具体之“上海壹两”字眼或设计草图等直接证据；故笔者认为，这与香港造币厂为求自身生存而制币向中国推销一事，是平行的，是各有所图。至多是该厂的成立促使英商积极鼓吹此事，或说上海英商的表态影响了香港厂次年的设计。
三．有关“上海壹两”银币最早的考证
钱币界最早对“上海壹两”进行考证的，是对中国机制币极有研究的意大利外交官罗斯(G．Ros)，但有具体结果的却是中国机制铜币大师邬德华(Tracey Woodward)。他在1922年开始注意此币，当时邬氏见到一位曾受雇于香港造币厂的老者，自此人口中获知许多有关上海壹两的史料。随后邬德华又在1929年亲至北京英国使馆寻找档案，但被告知所有文件均于1927年北伐战争进行之际送回英国本土；1934年他取得英国外交部许可，在1936年委请一位曾居住上海的女士多次赴英国公务档案室(Public Record Ob rice．PRO)，查阅五十份以上的文件后将相关资料影本转交邬氏。次年邬德华将之整理合并其个人对上海地区硬币的研究心得，以“上海的硬币”一文发表于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杂志》。
邬德华在文内指出，上海壹两系列银币版式共有三种，壹两有两式，二钱只有一式。无外射线及二钱者未获批准。有外射线版式当时曾批量生产，但随即被下令销毁。据了解，二钱试制了五枚，一枚被殖民地政府官员留作纪念品，其余送回香港造币厂销毁；被当纪念品这枚稍后卖给一位收藏家，此枚1912年6月由另位藏家在拍卖会购去，再于 1922年3月被邬德华竞价买下。而邬德华在1928年又购得一枚，显示当年的另外四枚并未回炉。他也提到在上海壹两系列案失败后，又进行“中华通宝”系列五枚的计划，但仅止于图形设计并未试制样币。
邬德华论述内除注明所谓“上海工部局委托制造”之说不正确外，总结有下列三点：
(一)“上海壹两”(Shanghai One Tael)是误写，应该是“壹上海两”(One Shanghai Tael)；“上海”一词是指秤量单位，不是地名，即其本意是“漕平壹两”，并非只要在上海行用。
(二)此系列是应中国方面要求制作。
(三)未被采纳原因是中方排斥其图案设计。
邬德华论点中，第一项非常正确(详述于结论)。但因他只阅得了部份文献，并不知悉“中华通宝”系列五枚(即“中外通宝·关平银壹两”系列)实际上也制成了样品，更曲解此事件误以为是中方主动，故造成尔后泉界引用邬氏后两点错误的说法。
四．港府推动“上海壹两”经过
上海壹两产生的基本背景，是香港造币厂在为其产品谋求出路。因为当时中国最通行的是本洋与鹰洋，新造的香港银元含银与其相当，民众接受度却不高，要贴水才能使用，故港元没有销路。为此港督麦当奴在1866年8月及11月两次去函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经向总理衙门的恭亲王请求后，中国海关同意缴税时比照西班牙银元，但以实际使用数量太少于事无补，港督因而认为只有垄断市场才能谋取最大利益。他同时推测中国人习惯银两制，上海是重要新兴港埠，误以为采用上海平法有助销量。因此香港造币厂厂长乾打(T．w．Kinder)在先前以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头像改制的“纹银壹两”送呈被退回后，修改设计并请新上任的雕刻师史特(Mr．Sherd)担纲试制“上海壹两”。1867年3月先送正面铅样给港府参考，另说明背面模具已在最后修整阶段，及二钱的设计较简略谈不上艺术，以便捷可快速雕模生产为目的……云云。同年5月11日送一两币十一枚至北京，没有提及二钱；但在香港造币厂第三季报告书中却记载有壹两模具正2背1，二钱模具正背各2，显示后者模具是在8月至10月间完成。
在阿礼国1866年12月致港督麦当奴的回函中，曾提到清廷由于不久前咸丰大钱未能顺利发行，故预期推动银元也会遭遇困难，因此兴趣缺乏。而阿礼国与恭亲王就呈送之上海壹两样币事会谈后于1867年11月22日再函港督，其内容重点有五：
(一)中国人想以机器制造钱币的理论，没有继续推动的必要。中国人虽不排斥香港银元，但要多数民众接受银元的时机尚未到来。
(二)中国有完善的纸币存在。(按：笔者在纸币方面无研究，对此说法不能了解)。
(三)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Haa)1863年上任后，多次向清廷建议设置造币厂均无下文。
(四)有迹象显示若施压要求当局接受，可能遭遇反弹。强制推动或许会接受，但随即会毁约。
(五)最后还指出，有关香港造币厂及其制品事宜是在条件很好的环境下提出，因该时刻清廷有事相求于英使馆。(按：即表明在最好气氛下也无法推动)。
此信函没有提到清廷对上海壹两样币本身的任何意见，因为清廷对以机器制造任何形状银币的提案都没有兴趣。但这回复就此决定了香港造币厂存废的命运，港督随即在1868年2月的会议中裁定4月25日关厂，并寻找买主。因澳大利亚签约动作迟缓，最后卖给了日本，成立大阪造币局。
1866年时为消除民众排斥，也在广州进行以香港银元改铸海关锭缴税之成色试验，惟用以缴税银元数量过少，终究无法挽回香港造币厂的关闭。
五．“中外通宝·关平银壹两”
“中外通宝·关平银壹两”早期曾经被误认是臆造品(插四图3)，国外是原始文献披露后已更正。国内是马传德及徐渊两位先生于《中国钱币》1997年第4期发表后方广为所知，笔者谨就该文未言及部分加以补充，使国内泉界对此有完整的了解。
此系列有壹两、五钱、二钱、一钱、五分合计五枚一套，最早曾在北京出现一套，后被藏家获得壹两1枚、五钱数枚，日本银行亦藏有一钱1枚。这套银币是驻北京公使馆汉务参赞威妥玛(T．F．Wade)建议并手绘草图(插四图4)，除用龙形图案外全部是中文，分别是“中华通宝·壹两”及“同治年铸”，此草图即上文中所述马定祥先生早年收藏英文小册内之图。威妥玛并提出采用上海平法徒然划地自限，应采用海关平为宜。此建议除送交港府，副本也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协助推动。币模由英国皇家造币厂在1867年底至1868年初之间制成再送香港，但因香港造币厂已决定关闭而不了了之。
大阪造币局成立后在1870年3月起雇用香港造币厂前厂长乾打任造币首长，及包括雕刻师史特在内多达31名之众的欧籍人士。1871年4月4日正式开铸，乾打在1875年1月底离职。这也解释了为何日本银行藏品有中外通宝一钱的最可能原因。乾打过世后其家人将模具与全套样币在1888年交英国皇家造币厂博物馆收藏，在1906年出版之《皇家造币厂博物馆目录》359页上也有记载，惟由于以往信息不发达，钱币界几乎无人知悉。
六．白云苍狗 变幻无常
众所周知，香港造币厂自1866年开张后如昙花一现，不过两年就因亏损草草结束了。事实上外界并不清楚，在开办该年8月它的命运就已注定；港督麦当奴在各种尝试失败后，在次年裁定香港造币厂的限期是1868年4月25日。同年并寻找买主，因澳大利亚签约动作迟缓，全厂设备以六万两卖给了日本，日本照单全抄成立大阪造币局，三年后开始以机器制造钱币。不过日本随即发现机器形式老旧，生产效率低落，在1872年起陆续再从喜敦工厂(Heaton，后改名伯明翰造币厂)购置多具新式造币机。
香港虽没有自己的造币厂，仍然须要使用硬币，其中银元以鹰洋为主，小银毫及铜板辅币由英国制妥后运来。但大量外地银币充斥仍然是未解之题，因此港府还是要设法消除这现象；讽刺的是，1887年日本大阪造币局提议为香港造币；白云苍狗，变幻无常，此一时，彼一时也!
七．结语
香港造币厂营运期间试图开拓中国市场，“纹银壹两”、“上海壹两”及“关平壹两”是该厂在这段时间里三次尝试的结果，由最早想以现成的香港银元取代西班牙银元未成后，再拟配合中国习用的银两陆续努力终告失败。由此顺序上，可以得知邬德华的结论是正确的：即“上海壹两”是误写，应该是“壹上海两”；其本意是“漕平壹两”，并非专用在上海地区用，其币面上刻之含银982重量566格令(合36．67克)，即成色为规元九八、与漕平一两同重，再比照英方文献，可证明此说无误；如果用“纹银壹两”、“漕平壹两”及“关平壹两”依序排列香港造币厂这一系列为自身存续而努力试制的样币，其演变即有了合理的解释。
笔者个人认为，上海壹两英文字义混淆，可能是设计时迁就币面图案讲求对称所致。上海二钱因略显粗糙，与壹两风格迥异，使有些人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其实这是因赶工雕刻制模之故。
邬德华在1922年购得1枚上海二钱后，除找上香港造币厂的老雇员查询外，亲赴北京英使馆及委托友人至伦敦档案室持续追踪，最后将结论撰述发表；为了解一枚钱币的由来，前后耗时近十五年，这种追根究底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中国早期机制钱币史里许多资料佚失，造成不少未解之谜，希望国人能自此得到启示，在今日信息发达及档案逐渐公开之际，亦步亦趋秉此精神开创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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