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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福柯作为20世纪一位重要的后现代及后结构主义者，在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方面都有着卓越的贡献。在他的成名作《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以一种“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探索了“疯癫”的起源及流变，即它是如何被现代文明一步步建构并隔离。本文将通过对作品内容的分析，来揭示福柯如何在他后结构主义理论框架下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质疑。
关键词 后结构主义 疯癫
《疯癫与文明》是20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重要学术代表作，在该书前言中，福柯便提到这是一部有关疯癫的历史，但却又不是精神病学语言的历史。福柯是想要用他“知識考古学”的手法来重新发现疯癫这一话语的历史建构过程，从而寻找现代文明对疯癫定义的源头——即理性对疯癫的征服和疏离。由此，福柯讲到：“人们出于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和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言语互相交流和互相承认。我们有必要确定这种共谋的开端。”因为福柯发现，人们对“疯癫”这一话语的理解与接受与古典时期以及近代社会将疯癫看做是与道德及理性相悖的兽性和非理性有着极大的不同。于是出于一种对以道德和理性为标志的当下文明的反思，福柯希望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来动摇传统历史所标榜事物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于是，本着反理性，进而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的目标，福柯选取了在现代文明中与理性截然相对的疯癫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文明包裹下的道德、理性与疯癫最初走向对立的历史的探寻，来向人们展示现代文明下的疯癫话语是如何被一步步建构起来的，进而探究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如何影响了这些话语的建构。于是整部《疯癫与文明》便大致按照一种时间的顺序来探索了疯癫从被驱逐、流放到禁闭，最终到被现代文明产物——精神病院治疗和收容的过程。
该书第一章《愚人船》，一开始便将视野定格在了西方世界麻风病基本消失的中世纪末，鉴于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而取得良好效果的控制手段，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作为一个共同的整体而被采用了同样的排斥手法。随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对世俗和真理的挑战而不断遭到流放。此时的疯癫与理性并非作为完全的对立而存在，相反，一些理性所无法触及的领域却往往由疯癫来揭示。正如福柯在书中提到的诸如《堂吉诃德》、《李尔王》等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疯癫反而正带有一种批判的意识。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作为社会上一个司空见惯的身影，遭受到的是还算友善的对待。然而，这仅仅是在十七世纪初之前，随即一个特殊机构——总医院的设立便将整个社会拉入了一个大禁闭的时代。正如福柯所言：“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
在古典时期的最初阶段，总医院的禁闭并非是对疯癫的一种特殊对待，而是针对社会上的所有疯人、贫民以及游手好闲者。其职责是将这群懒散、堕落的人们聚集起来，通过强制他们进行无休止的、甚至不带利益或利润的劳动，让他们实现一种自我净化。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游手好闲乃万恶之源，而劳动作为一种苦修则具有赎罪的力量。由此，劳动便具有了一种道德意义。然而，很快人们便发现，疯人在与贫民和游手好闲者服从强制劳动过程中表现出的无力——“在工作间里，他们明显地与众不同，因为他们没有工作能力，不能跟上集体生活的节奏。”这么一来，疯人便因其无意识和无劳动能力而成为了自愿置身于社会道德伦理之外的角色。从此，疯癫开始以特立独行的身影走向了与道德的对立。
虽然疯癫表现出了种种怪异，但17、18世纪的人们却并不把疯癫当做一种疾病。反而允许人们公开展览疯人，疯子所表现出的各种让人惊呼的能力和行为在当时仅被认作是一种爆发的兽性，“是这种兽性使人能免受人身上脆弱、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伤害。”然而，在西方文化中，动物是作为一种反自然的消极因素，以其狂乱威胁着自然的积极理智，而对疯癫实行禁闭则无形中夸大了这种疯癫的兽性，由此，疯癫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特殊形式被人们所定义。然而，福柯在这疯癫被定义的过程中发现，疯癫被构建的过程都仅仅是所谓的理性在言说，甚至包括基督以其最初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疯癫最终征服了人类，从而让世人领悟了他的疯癫才是真正的理智，进而在一段时间内将疯癫看做是人类仍然有获救希望的标志。但是当新的理智慢慢成熟稳定之后，疯癫便只能作为新的非理性而走向理性的对立。
而到18世纪中后期，一场莫名的大恐惧突然席卷了整个法国，“1780年，整个巴黎流行一种传染病。其根源被归咎于总医院的传染病。”于是，人们以一种想象中的恐惧开始再一次关心起禁闭中的各种非理性，虽然最终调查表明传染病的病源应完全归咎于恶劣的气候。但由于疯癫本身所表现出的特异性和对道德的极大破坏力，人们开始担心那些被禁闭起来的危险没有受到足够的限制。于是很快一种新的划分便出现了——“在禁闭的中心部位裂开了一道深渊。这是一个将疯癫分离出来的真空，它惩治疯癫，宣布后者是不可救药的和不可理喻的。”而禁闭所中的一部分内容被慢慢抽空，仅仅留下了疯癫和犯罪。但是伴随着《人权宣言》中——“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的情况下并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方式，不得逮捕或拘留任何人”条款的出炉，对疯人实行禁闭便只能结束其在历史长河中的引渡而成为过去时。与此同时，精神病院作为一种对待疯癫的替代形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而对待疯癫的态度也由古典时期个别的民间私人规训上升到了精神病院统一模式的治疗。而此时，我们也不难看出，作为现代文明下对疯癫起治疗、收容作用的精神病院，它不过是理性对疯癫的另一种禁闭。而精神病院对所有疯人开始实行治疗所传达出的其实是现代理性对疯癫的彻底抛弃，人们已不再承认任何的疯癫话语，疯癫开始完全作为理性的对立面而遭受着理性的言说。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通过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近现代三个时段人们对疯癫态度和认识的变化向我们展示了疯癫在这个理性世界中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失语，从而完全沦陷在了文明的对立面，而历史的真相也就在这文明的单方面言说中近乎湮没。福柯正是以这种激进与反叛的姿态引导着人们去反思这个时代，去重新认识这个时代。
参考资料：
[1]福柯.疯癫与文明[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三联书店，2012.9.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关键词 后结构主义 疯癫
《疯癫与文明》是20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重要学术代表作，在该书前言中，福柯便提到这是一部有关疯癫的历史，但却又不是精神病学语言的历史。福柯是想要用他“知識考古学”的手法来重新发现疯癫这一话语的历史建构过程，从而寻找现代文明对疯癫定义的源头——即理性对疯癫的征服和疏离。由此，福柯讲到：“人们出于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和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言语互相交流和互相承认。我们有必要确定这种共谋的开端。”因为福柯发现，人们对“疯癫”这一话语的理解与接受与古典时期以及近代社会将疯癫看做是与道德及理性相悖的兽性和非理性有着极大的不同。于是出于一种对以道德和理性为标志的当下文明的反思，福柯希望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来动摇传统历史所标榜事物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于是，本着反理性，进而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的目标，福柯选取了在现代文明中与理性截然相对的疯癫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文明包裹下的道德、理性与疯癫最初走向对立的历史的探寻，来向人们展示现代文明下的疯癫话语是如何被一步步建构起来的，进而探究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如何影响了这些话语的建构。于是整部《疯癫与文明》便大致按照一种时间的顺序来探索了疯癫从被驱逐、流放到禁闭，最终到被现代文明产物——精神病院治疗和收容的过程。
该书第一章《愚人船》，一开始便将视野定格在了西方世界麻风病基本消失的中世纪末，鉴于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而取得良好效果的控制手段，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作为一个共同的整体而被采用了同样的排斥手法。随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对世俗和真理的挑战而不断遭到流放。此时的疯癫与理性并非作为完全的对立而存在，相反，一些理性所无法触及的领域却往往由疯癫来揭示。正如福柯在书中提到的诸如《堂吉诃德》、《李尔王》等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疯癫反而正带有一种批判的意识。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作为社会上一个司空见惯的身影，遭受到的是还算友善的对待。然而，这仅仅是在十七世纪初之前，随即一个特殊机构——总医院的设立便将整个社会拉入了一个大禁闭的时代。正如福柯所言：“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
在古典时期的最初阶段，总医院的禁闭并非是对疯癫的一种特殊对待，而是针对社会上的所有疯人、贫民以及游手好闲者。其职责是将这群懒散、堕落的人们聚集起来，通过强制他们进行无休止的、甚至不带利益或利润的劳动，让他们实现一种自我净化。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游手好闲乃万恶之源，而劳动作为一种苦修则具有赎罪的力量。由此，劳动便具有了一种道德意义。然而，很快人们便发现，疯人在与贫民和游手好闲者服从强制劳动过程中表现出的无力——“在工作间里，他们明显地与众不同，因为他们没有工作能力，不能跟上集体生活的节奏。”这么一来，疯人便因其无意识和无劳动能力而成为了自愿置身于社会道德伦理之外的角色。从此，疯癫开始以特立独行的身影走向了与道德的对立。
虽然疯癫表现出了种种怪异，但17、18世纪的人们却并不把疯癫当做一种疾病。反而允许人们公开展览疯人，疯子所表现出的各种让人惊呼的能力和行为在当时仅被认作是一种爆发的兽性，“是这种兽性使人能免受人身上脆弱、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伤害。”然而，在西方文化中，动物是作为一种反自然的消极因素，以其狂乱威胁着自然的积极理智，而对疯癫实行禁闭则无形中夸大了这种疯癫的兽性，由此，疯癫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特殊形式被人们所定义。然而，福柯在这疯癫被定义的过程中发现，疯癫被构建的过程都仅仅是所谓的理性在言说，甚至包括基督以其最初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疯癫最终征服了人类，从而让世人领悟了他的疯癫才是真正的理智，进而在一段时间内将疯癫看做是人类仍然有获救希望的标志。但是当新的理智慢慢成熟稳定之后，疯癫便只能作为新的非理性而走向理性的对立。
而到18世纪中后期，一场莫名的大恐惧突然席卷了整个法国，“1780年，整个巴黎流行一种传染病。其根源被归咎于总医院的传染病。”于是，人们以一种想象中的恐惧开始再一次关心起禁闭中的各种非理性，虽然最终调查表明传染病的病源应完全归咎于恶劣的气候。但由于疯癫本身所表现出的特异性和对道德的极大破坏力，人们开始担心那些被禁闭起来的危险没有受到足够的限制。于是很快一种新的划分便出现了——“在禁闭的中心部位裂开了一道深渊。这是一个将疯癫分离出来的真空，它惩治疯癫，宣布后者是不可救药的和不可理喻的。”而禁闭所中的一部分内容被慢慢抽空，仅仅留下了疯癫和犯罪。但是伴随着《人权宣言》中——“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的情况下并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方式，不得逮捕或拘留任何人”条款的出炉，对疯人实行禁闭便只能结束其在历史长河中的引渡而成为过去时。与此同时，精神病院作为一种对待疯癫的替代形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而对待疯癫的态度也由古典时期个别的民间私人规训上升到了精神病院统一模式的治疗。而此时，我们也不难看出，作为现代文明下对疯癫起治疗、收容作用的精神病院，它不过是理性对疯癫的另一种禁闭。而精神病院对所有疯人开始实行治疗所传达出的其实是现代理性对疯癫的彻底抛弃，人们已不再承认任何的疯癫话语，疯癫开始完全作为理性的对立面而遭受着理性的言说。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通过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近现代三个时段人们对疯癫态度和认识的变化向我们展示了疯癫在这个理性世界中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失语，从而完全沦陷在了文明的对立面，而历史的真相也就在这文明的单方面言说中近乎湮没。福柯正是以这种激进与反叛的姿态引导着人们去反思这个时代，去重新认识这个时代。
参考资料：
[1]福柯.疯癫与文明[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三联书店，2012.9.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