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艺批评界存在三大派别：粗鄙存在观、虚无存在观、科学存在观。这三大文艺批评派别的分歧首先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把握不同。粗鄙存在观认为“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即既“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弱点，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的合理的与哪怕是平庸的要求”。有些作家肯定那些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丑恶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区别的文学，就是这种粗鄙存在观集中而具体的表现。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消灭大部分作家。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痞子”或被认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状的仍然是人。很明显，这种粗鄙存在观漠视价值高下的判断，它不是追求更好的，而是肯定更坏的。也就是说，它放弃了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放弃了对人的尊严和理想的捍卫。它只承认人的存在，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这种反对“理想”与“要求”的谬论，不过是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的庸人哲学罢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粗鄙存在观消解了文学的批判精神。而虚无存在观则高扬了文学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虚无存在观所高扬的批判精神是空洞而抽象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和21世纪初出现的审美超越论就是比较典型的虚无存在观。对文学主体性理论，人们已有较为深刻的批判。而对审美超越论，人们还没有真正清醒的认识。这种审美超越论在批判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却构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对立的理想世界，即这种审美超越论在否定假丑恶的同时，也超越了真善美。也就是说，这种审美超越论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判虽然是尖锐的，但却是苍白无力的。有人引用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这样要求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见《文汇报》2005年7月3日《信念的缺席与文学的边缘化》一文)。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势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其实，我们不是反对文艺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而是反对审美超越论在否定邪恶势力时构造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对立的理想世界。因此，这种审美超越论是一种虚无存在观。这种虚无存在观从人类的某种完美理想状态出发，彻底否认现实的存在。它只看到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这实质上无异于取消了多样的存在。
　　在深入地批判虚无存在观和粗鄙存在观的过程中，我提出了辩证地批判现实的科学存在观。这种科学存在观既承认人的局限性，又承认人的超越性。它既不是完全认同现实，也不是彻底否定现实，而是要求既要看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又要看到现实正是理想实现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针对现实提出某种理想，与人们在实现这种理想时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两回事。我们绝不能因为人们没有完全达到这种要求，就全盘否定他们的努力。这种科学存在观所肯定的文艺的批判精神是与建构精神辩证统一的。因为文学的批判精神是作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作家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是统一的。否则，作家的批判就是“用头立地”。也就是说，文学的这种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这种文学的批判精神与建构精神不是对立的。列宁指出，列夫·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的内在的虚伪。列夫·托尔斯泰的批判之所以具有这种巨大的力量，就是因为他表现了当时俄国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威力。而列夫·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的咒骂之所以无力和绝望，是因为他看不出当时俄国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消除“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深重的灾难。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就是真正的批判。鲁迅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为题在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作家的拷问不仅揭示真相，即“剥去了表面的洁白”，而且否定罪恶，肯定洁白，即“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之所以深刻而有力，就是因为这种拷问和现实生活的拷问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分歧逐渐发展到社会分化。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这种社会分化是当前中国社会分化的一个部分。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指出：“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4335页、第207页。)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社会的公仆演变成社会的主人的这种历史演变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中也屡有发生。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不但发生了社会背叛，而且发生了精神背叛。当前中国文学对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这种背叛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映。在长篇小说《国画》中，王跃文就生动地描写了知识分子朱怀镜在社会背叛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朱怀镜只是真切地感到这社会的确越来越阶层化了，有些人更是越来越贵族化了。尽管做官的仍被称作公仆，尽管有钱的人仍尊你为上帝，可事实就是事实。下层人想快些进入上层，拿时兴的官话说，就是实现超常规发展，你就得有超常规的手段。朱怀镜经过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认同了异化和走向了背叛。在分化和背叛后，朱怀镜逐渐地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步步高升。在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中，阎真更细腻更充分地凸现了知识分子池大为这种社会背叛的内心斗争、痛苦和煎熬。和朱怀镜这种典型的官员不同，池大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既有从社会基层民众中分化出来，跻身社会上层的痛苦和矛盾，也有放弃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和骨气的失落和空虚。阎真不但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池大为的衍变和蜕化，而且较为深入挖掘了这种蜕变的历史根源。池大为是双重背叛，一是从社会基层民 众中分化出来，彻底地背叛了基层民众；二是主动地放弃了真正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尊严。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在这种背叛中，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精神上发生了霉变。在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中，有的是没有感觉到这种精神霉变，有的是不承认这种精神霉变，有的还认为这种精神霉变是一种进步，有的甚至在反省和忏悔中自觉地实现这种精神霉变。池大为舍弃理想主义，顺从现世主义，表面上是一种精神背叛，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背叛。在池大为参与的一次全省血吸虫抽样调查中，他发现华源县的血吸虫发病率为百分之六，而他们的调查报告却上报百分之三点六二。虽然池大为心里想着那些无助的病人，很久都安定不下来，因为当年他的父亲和他在那个偏远的山村，也出于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但他还是沉默了，放弃了“吼一声的责任”。百分之六的发病率与百分之三点六二的发病率相差百分之二点三八。说真话，就意味着百分之二点三八的病人将得到及时治疗，将减少痛苦和死亡；说假话，就意味着这百分之二点三八的病人将缺医少药，将增加痛苦和死亡。而说假话虽然损害和践踏了底层人民的利益，但维护了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维护了个人利益。在人民利益和少数集团利益(包括个人利益)的斗争中，池大为倾向了说假话。池大为的这种沉默和放弃就是对这百分之二点三八的病人犯罪，就是参与对底层人民的犯罪活动，池大为这种放弃，不仅是一种精神背叛，而且是一种社会背叛。他背叛了他的父亲，背叛了像他的父亲一样无助的人。也就是说，池大为背叛了他的社会出身。可见，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退却和背叛，实际上是他们社会背叛的结果。而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社会背叛又是当前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演变的产物。因此，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发生退却和背叛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当前中国社会不少社会的公仆演变成社会的主人的这种历史演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我们反对过问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但中国文艺思潮仍然或直接或间接地都是围绕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展开的。而不同文艺思想倾向的分歧则主要是由当代中国在发展观上的分歧引起的。只有把握了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科学发展道路，才能甄别并把握当前中国文艺思潮的正确走向。在2004年《新华文摘》第8期上，理查德·T·范恩以“历史学必须全球化吗?”为题指出了两种不同的全球化：“我并不认为历史学家的话会对政治家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负道德责任地选择谈论的话题并发表意见。这当然得取决于发展的是哪一种全球化，采取的是哪种评判标准。一种是，使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负担，并建立起可行的国际法体系的全球化；另一种是，在某个企图将第三世界的财富吞噬到第一世界的最大银行账户中的霸权势力的控制下而产生的全球化。倘若是第一种，人们自然会对全球化另眼相看。”正如存在不同的全球化，当代中国现代化在发展观上也存在根本的分歧。21世纪初，为了纠正以往中国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上的一些偏误，我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种科学发展观不但正确地把握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而且也是我们正确地把握和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艺思潮的科学武器。我们对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把握就是建立在正确区分不同的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上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深刻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基础上高度科学地概括了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一是采取较残酷的形式，一是采取较人道的形式。马克思说：“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的障碍除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7页。)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既有较残酷的形式，也有较人道的形式。而历史的发展采取较残酷的形式符合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采取较人道的形式则符合被压迫阶级对统治阶级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中国当代历史是一个未完成时，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是重复前人的错误甚至为了发展而犯罪，还是另辟蹊径?科学发展不仅是历史的全面进步，而且是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马克思说：“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7页。)尽管历史的阵痛不可避免，但是，人们的主观努力是可以缩短和减轻这个分娩的痛苦的。因此，我们提倡中国作家直面现实，感受基层，超越局限，精神寻根，坚决反对有些中国作家远离基层，浮在上面，迎合需要，精神背叛。既反对片面地追求历史的进步，完全顺应历史的发展；也反对道德理想主义，沉湎审美世界的解放的幻想之中，而致力于社会平等，追求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的统一，维护基层民众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