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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是平的》3.0版中，托马斯·弗里德曼描述了当代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科技和通信领域如闪电般迅速的进步，使全世界的人们可以空前地彼此接近——在印度和中国创造爆炸式增长的财富；挑战我们中的一些人，比他们更快占领地盘。与前一版相比，本书3.0版新增两章，更新了报告和注释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均采自作者考察世界各地特别是整个美国中心地带的见闻，在美国本土，世界的平坦化正在剧烈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合作并受益变得如此容易
杰瑞米·哈根斯坦先在哈佛读书，然后到麦肯锡公司工作。后来他和一位麦肯锡的同事在柬埔寨创办了一个非营利的公司，他们想为美国公司提供外包的数据服务。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2001年2月，哈根斯坦和几位麦肯锡的同事一起去金边，一半是为了度假，另一半是为了寻找公益事业的机会。他们非常惊异地看到金边到处是网吧，到处是学英语的学校，但却没有工作。那些毕业的学生只能找到有限的就业机会。
哈根斯坦说：“我们想利用自己在北美洲的关系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为当地人提供一些增加收入的机会。”那年夏天，他和同事又自费来了金边一趟，随后创办了“数字鸿沟数据（DDD，Digital Divide Data）”。他们想雇佣当地人为美国的公司提供打字服务，把美国公司送来的印刷材料输入电脑变成数字化格式，以便使这些数字可以在电脑中存储和检索。美国的公司把这些材料扫描之后通过互联网发送到柬埔寨。
他们第一批雇佣了20个打字员，买了20台电脑，租了1条网线，每个月支付100美元。他们在2001年6月开业，第一笔业务来自哈佛的校报《红色哈佛》（Harvard Crimson）。
哈根斯坦说：“《红色哈佛》想把他们的过刊数字化并放到网上。我们最初的工作是让柬埔寨人在电脑上录入《红色哈佛》1873～1899年的新闻报道，后来我们开始录入1969～1971年的报纸。”《红色哈佛》的过刊是用微缩胶卷储存的，现在你可以到哈佛校刊的网页上下载这些故事了。
数据鸿沟数字公司已有4年历史，他们现在有400名雇员、3个办公室，一个在金边，另一个在柬埔寨的第二大城市马德望，还有一家刚刚在老挝的万象开业。
这棵树向四面八方传播着各种各样的种子。2005年Google宣布准备把图书馆里的书都扫下来，DDD在老挝的雇员得到了一项工作，他们要检查这些扫描文件是否出现了文字变形，扫描机是否漏掉了一页。
除了将图书数字化和录入《红色哈佛》，DDD所承接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来自NGO（非政府组织），这些NGO想把他们在野外测量得到的关于健康、家庭或劳工状况的数据数字化。DDD最早的一批柬埔寨雇员中有的已经离开了这家公司，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专门为这些想做调查的NGO设计数据库。
他们在柬埔寨提供的工作没有一个职位是和美国人有竞争的。到2007年初为止已有200多人从DDD项目毕业。他们现在的平均工资是每月153美元。在进入DDD之前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已从中学辍学，而且从不敢想象自己每天的收入能超过1美元。如今的经济收入对他们是很重要的，但工作给他们带来的信心以及让他们感到一切皆有可能的感觉同样有价值。哈根斯坦说：“我们之中并不是谁主导谁的关系，而是来自金字塔顶部和底部的人们之间的一次真正的合作，这使我们每个人的未来都更加美好。”
DDD项目的名声开始四处传扬，哈根斯坦和他的合作伙伴们开始接到来自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和约旦的电话，他们也想向整个世界提供IT服务。
哈根斯坦这样总结他和他的伙伴们共同创办DDD的经验：“两个人和一台电脑就能够改变300个人的命运，如今，两个人和一个网站几乎能做所有的事情。”
在平坦的世界中做一名社会活动家会更加容易，需要的钱会更少，而且人人都能参加。我想告诉今天的年轻一代：如果没有发生，那只是因为你没有行动。
负面影响：
干扰的时代
我喜欢有很多朋友，也喜欢朋友间能很容易地相互联系。可现在有那么多你认识的人，以及更多你不认识的人都能找到你，这让我觉得越来越不安。我称此为“干扰的时代”。因为如今你确实会被不停的干扰。我们从铁器时代发展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最后到了干扰的时代。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不停地通过短信、电子邮件和手机互相干扰。尽管没有人故意干扰你，但却总是有人在你想打个盹或写东西的时候打来电话。谁能在这种环境认真思考和创新呢？我知道互联互通能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但超过某个限度之后互联互通就对我们的创造活动带来干扰。我甚至认为在干扰的时代文明可能会走向衰退，因为思想和注意力能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患上了注意力缺矢症。
技术使我们能够接收越来越多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头脑能全部吸收他们。芯片的发展遵循摩尔定律，每过24个月芯片处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都会翻番，但人的头脑却做不到这一点。有时候我看到自己电脑里的电子邮件，真想把他们全部删掉！我感觉杯子已经满了却还有人不停地往里加水。现在的信息越来越多，我们发现越来越难以确定优先次序，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哪些是真正重要的、哪些只是暂时的。没有人帮我们整理所有的信息，我们得自己分拣邮件，这当然也没什么，问题是我还有别的工作要做，你只有在彻底戒掉毒瘾后才能感觉到有多轻松。
2006年6月我去了秘鲁的热带雨林，让我震惊的是这个地方如此地与世隔绝，是的，我必须要深入到秘鲁的热带雨林才能发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可是两天前我在马丘比丘神庙，神圣的印加帝国遗迹里，我还看到有人在用手机。这不能不让我想到，即使是在安第斯山脉这样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度过4天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能起到某种净化作用。也许这是治疗Linda Stone所说的“持续的心不在焉”的最好的药。
我们在秘鲁热带雨林的向导Gilbert没有手机也没有其他的通讯工具，他当然也没有患上“持续的心不在焉”。恰恰相反，他能够听到森林中每一种细微的声音并叫我们站住，告诉我们那是哪一种鸟、昆虫或动物的声音。他的视力极为敏锐，甚至不会错过一个蜘蛛网、一只蝴蝶、一只巨嘴鸟或是一队行进的白蚁。他和网络没有任何联系，但他和身边的这个不可思议的生命的网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太多相互联系的机会不仅会扰乱宁静的生活，对整个社会也可能不是件好事。当如此众多的人可以轻易地把自己的声音、视频或博客上传到网络并在全世界散播的时候，他们会越来越上瘾，我们也一样。我不能确定的是，如果有数百万人都热衷于这种网上的交流，而网上交流又是不加编辑、随心所欲，不经过滤和审查的，这会是件好事吗？
合作并受益变得如此容易
杰瑞米·哈根斯坦先在哈佛读书，然后到麦肯锡公司工作。后来他和一位麦肯锡的同事在柬埔寨创办了一个非营利的公司，他们想为美国公司提供外包的数据服务。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2001年2月，哈根斯坦和几位麦肯锡的同事一起去金边，一半是为了度假，另一半是为了寻找公益事业的机会。他们非常惊异地看到金边到处是网吧，到处是学英语的学校，但却没有工作。那些毕业的学生只能找到有限的就业机会。
哈根斯坦说：“我们想利用自己在北美洲的关系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为当地人提供一些增加收入的机会。”那年夏天，他和同事又自费来了金边一趟，随后创办了“数字鸿沟数据（DDD，Digital Divide Data）”。他们想雇佣当地人为美国的公司提供打字服务，把美国公司送来的印刷材料输入电脑变成数字化格式，以便使这些数字可以在电脑中存储和检索。美国的公司把这些材料扫描之后通过互联网发送到柬埔寨。
他们第一批雇佣了20个打字员，买了20台电脑，租了1条网线，每个月支付100美元。他们在2001年6月开业，第一笔业务来自哈佛的校报《红色哈佛》（Harvard Crimson）。
哈根斯坦说：“《红色哈佛》想把他们的过刊数字化并放到网上。我们最初的工作是让柬埔寨人在电脑上录入《红色哈佛》1873～1899年的新闻报道，后来我们开始录入1969～1971年的报纸。”《红色哈佛》的过刊是用微缩胶卷储存的，现在你可以到哈佛校刊的网页上下载这些故事了。
数据鸿沟数字公司已有4年历史，他们现在有400名雇员、3个办公室，一个在金边，另一个在柬埔寨的第二大城市马德望，还有一家刚刚在老挝的万象开业。
这棵树向四面八方传播着各种各样的种子。2005年Google宣布准备把图书馆里的书都扫下来，DDD在老挝的雇员得到了一项工作，他们要检查这些扫描文件是否出现了文字变形，扫描机是否漏掉了一页。
除了将图书数字化和录入《红色哈佛》，DDD所承接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来自NGO（非政府组织），这些NGO想把他们在野外测量得到的关于健康、家庭或劳工状况的数据数字化。DDD最早的一批柬埔寨雇员中有的已经离开了这家公司，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专门为这些想做调查的NGO设计数据库。
他们在柬埔寨提供的工作没有一个职位是和美国人有竞争的。到2007年初为止已有200多人从DDD项目毕业。他们现在的平均工资是每月153美元。在进入DDD之前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已从中学辍学，而且从不敢想象自己每天的收入能超过1美元。如今的经济收入对他们是很重要的，但工作给他们带来的信心以及让他们感到一切皆有可能的感觉同样有价值。哈根斯坦说：“我们之中并不是谁主导谁的关系，而是来自金字塔顶部和底部的人们之间的一次真正的合作，这使我们每个人的未来都更加美好。”
DDD项目的名声开始四处传扬，哈根斯坦和他的合作伙伴们开始接到来自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和约旦的电话，他们也想向整个世界提供IT服务。
哈根斯坦这样总结他和他的伙伴们共同创办DDD的经验：“两个人和一台电脑就能够改变300个人的命运，如今，两个人和一个网站几乎能做所有的事情。”
在平坦的世界中做一名社会活动家会更加容易，需要的钱会更少，而且人人都能参加。我想告诉今天的年轻一代：如果没有发生，那只是因为你没有行动。
负面影响：
干扰的时代
我喜欢有很多朋友，也喜欢朋友间能很容易地相互联系。可现在有那么多你认识的人，以及更多你不认识的人都能找到你，这让我觉得越来越不安。我称此为“干扰的时代”。因为如今你确实会被不停的干扰。我们从铁器时代发展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最后到了干扰的时代。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不停地通过短信、电子邮件和手机互相干扰。尽管没有人故意干扰你，但却总是有人在你想打个盹或写东西的时候打来电话。谁能在这种环境认真思考和创新呢？我知道互联互通能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但超过某个限度之后互联互通就对我们的创造活动带来干扰。我甚至认为在干扰的时代文明可能会走向衰退，因为思想和注意力能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患上了注意力缺矢症。
技术使我们能够接收越来越多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头脑能全部吸收他们。芯片的发展遵循摩尔定律，每过24个月芯片处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都会翻番，但人的头脑却做不到这一点。有时候我看到自己电脑里的电子邮件，真想把他们全部删掉！我感觉杯子已经满了却还有人不停地往里加水。现在的信息越来越多，我们发现越来越难以确定优先次序，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哪些是真正重要的、哪些只是暂时的。没有人帮我们整理所有的信息，我们得自己分拣邮件，这当然也没什么，问题是我还有别的工作要做，你只有在彻底戒掉毒瘾后才能感觉到有多轻松。
2006年6月我去了秘鲁的热带雨林，让我震惊的是这个地方如此地与世隔绝，是的，我必须要深入到秘鲁的热带雨林才能发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可是两天前我在马丘比丘神庙，神圣的印加帝国遗迹里，我还看到有人在用手机。这不能不让我想到，即使是在安第斯山脉这样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度过4天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能起到某种净化作用。也许这是治疗Linda Stone所说的“持续的心不在焉”的最好的药。
我们在秘鲁热带雨林的向导Gilbert没有手机也没有其他的通讯工具，他当然也没有患上“持续的心不在焉”。恰恰相反，他能够听到森林中每一种细微的声音并叫我们站住，告诉我们那是哪一种鸟、昆虫或动物的声音。他的视力极为敏锐，甚至不会错过一个蜘蛛网、一只蝴蝶、一只巨嘴鸟或是一队行进的白蚁。他和网络没有任何联系，但他和身边的这个不可思议的生命的网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太多相互联系的机会不仅会扰乱宁静的生活，对整个社会也可能不是件好事。当如此众多的人可以轻易地把自己的声音、视频或博客上传到网络并在全世界散播的时候，他们会越来越上瘾，我们也一样。我不能确定的是，如果有数百万人都热衷于这种网上的交流，而网上交流又是不加编辑、随心所欲，不经过滤和审查的，这会是件好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