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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在“情怀至上”的当下，此言取代“生活在别处”，成为文艺青年们互证身份的新暗号。听得多了，审美疲劳之外，不禁说出戏谑之语：“如果只有眼前的苟且，到了远方也只会撒野。”
我以为，一个拥有庄严、温柔的眼前生活的人，才可能拥有诗意的远方。比如柳宗元，不随俗，不苟且，才能在诗中抵达那烟水的彼岸——他的《渔翁》一诗，正是他心灵的彼岸。
在现实的此岸，柳宗元少有才名，夙有大志，20岁即中进士的柳宗元，30岁之后生命之流陡然悬落。永贞元年，时为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参与王叔文政治改革，不到一年改革就以失败告终，柳宗元被贬为台州刺史，诏令宣布后，朝中人士还以为处罚太轻，于是在十月中又再度被贬为永州司马。最让他难堪的是，连文坛领袖韩愈都将革新者视为“小人”“私党”，而以惋惜的口吻说：“数君（刘禹锡、柳宗元）匪亲岂其朋？”（《永贞行》）被贬已使前路受阻，人品受攻击更让心灵蒙尘，当此之际，柳宗元大概能领悟到前人“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的无可奈何吧。因此柳宗元被贬永州期间，一直试图以清明山水将被风尘染黑的素衣浣洗干净，自己重得清白。
有人说，山水诗的一个意义就是表达“生命漂泊之感，与向往安顿之感”。柳宗元被贬荒蛮，可以算得上“生命的漂泊”，而他借山水以安顿心灵，洗濯尘俗。在他笔下，阴晴雨雪，风云变幻都是作者心情的外化，都展现他孤高傲岸的品格。他的山水游记是摄山水魂魄、传清洁精神的神品，他的山水诗《渔翁》则是云水沧沧间显“山高水长”之风的逸品。
柳宗元另一首更为著名的《江雪》诗也写渔翁，雪天寒江，大寂大静中，孤舟蓑笠、持竿独钓的渔翁以一己之力抵御世界的寒凉，以孤峭冷峻之姿让自己成为苍茫天地间不可忽视、不容侵犯的存在。而这首《渔翁》，清高犹在，但与外界对抗之力消解了，似乎，柳宗元终于在山水间与命运达成了“和解”。
当然，渔翁还是不肯混同流俗的。日沉星明，鸟归兽栖，渔翁没有“茅舍竹篱依小屿”“欢笑有儿童”（李纲《望江南》）的世俗家庭生活，他依西岩独宿。“西岩”二字总让我想起古之所谓“岩穴之士”，加之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里有说“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这样对西山的描述，夜傍西岩的渔翁当是栖身山水逍遥自在的隐者，天为庐，地为席，穴为室，生于石上的明月星光，静默如太古的山林，都让渔翁有一夕不曾有梦相扰的黑甜。
想来，让渔翁醒来的既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极有可能是鸟雀相呼之声。天光乍明，晨岚未散，一个消瘦的身影已在清江之边汲水。潇湘之水也总会让人联想到屈原，原本有太多愁苦，太多幽恨，柳宗元也曾经叹息过“客在故园思，潇湘生夜愁”（《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怅恨过“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频花不自由”（《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但对机心忘却的渔翁而言，湘水清可饮，有斑斑泪痕与绮艳悲愁传说的楚竹可用作燃料。我想，柳宗元拈来“清湘”“楚竹”绝非无心，这盈满失意者泪水的水与竹为他所爱，只因他也是失路失意之人，“窜逐宦湘浦，摇心剧悬旌”（《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的他从前人伤感苦痛里也获得过安慰。不过，屈原至死也不肯如渔夫那般“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醨”，最终自沉，“溘死以流亡”。柳宗元固然秉持清高峻洁之心，但他大概也极羡慕渔翁将世间一切波澜视为平常的淡然心态，有这种心态，湘水湘竹也可视为平常事物，饮之解渴，燃之煮水。
作为隐逸者的渔翁，夜寐夙兴间影影绰绰现其行止，很快，他便从人的视野中消失了。阳光驱散晨雾，水天共澄清，而此时，只听见欸乃桨声，漾起一江的幽绿，连同山林清影，都做了回声。仿佛，山青水幽之绿都是由桨声召唤而至，渔翁有仙灵般的神奇魔力。世人皆称赏“欸乃一声山水绿”，我也喜欢，桨声欸乃，琉璃世界之静寂更深，让我想起郁达夫的《钓台的春昼》：“清清的一条浅水，比前又窄了几分，周围的山包显得格外的紧了，仿佛是前无去路的样子。并且山峰峻削，看去觉得格外的瘦格外的高。向天上地下四围看看，只寂寂的看不见一个人类。双桨的摇响，到此似乎也不敢放肆了，“钩”的一声过后，要好半天才来一个幽幽的回响，静静静，身边水上，山下岩头，只沉浸着太古的静，死灭的静，山峡里连飞鸟的影子也看不到半只。”同时隐者山水，同为静寂世界，钓台“钩”的一声，让人肃然甚至悚然，而“欸乃”声更自在轻松，太古的静因此声而添了生气，连同山水也绿得坦然，绿得有欣欣生意。钓台的山水属于高山仰止的先贤，而清湘流水任由渔翁倏来倏往，这山间水际即是他的家园。
渔翁去往何处？除了山间麋鹿、水中游鱼，大概并无人知晓。风烟俱净，天光明澈，水流无休无止自天际而来，又流向天际。水势虽不汹涌，当也有暗流旋涡，渔翁却“乐在风波”。朱良志在《南画十六观》中说：“渔父艺术与山居之类艺术不同的是，他不是为精神造一个隐遁之所，而是迎着风浪，于凶险中寻觅解脱，在江湖中追求平宁。”如果说柳宗元《江雪》诗里还有人与环境对峙的张力，而这首《渔翁》诗却超越了险恶之境，“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吴均《与朱元思书》），心灵也因此获得安宁自在。
消解了冲突，就消除了痛苦，也就消除了机心。陶渊明归隐田园后见“云无心而出岫”，“机心久已忘”（柳宗元《秋晓行南径荒村》），云亦无心，云在天上瞬息变化，云影投影在岩壁之上，千形万象，似相征逐，却不留形迹。这岩上云影大概正是渔翁，也是柳宗元的心灵投影——心灵不是心如死灰，太上忘情的死寂，它依然不凝不滞，从性任心，跃动着生命的灵气。
《江雪》中最后一句是木刻般的特写，“独钓”的形象冷硬孤峭，突兀 “显”于目前。而《渔翁》一诗，渔翁是“隐”去了，消失了，留下长歌的袅袅余音，在山水间成为永恒。
渔父、渔翁形象并非柳宗元“戛戛独造”。《庄子·渔父》中有载：“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渔父训诫子路、子贡，批评孔子“性服忠信，身形仁义”，“饰礼乐，造人伦”皆为“苦心劳形以危其真”，最终“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渔父作为“全真全性”的隐者，成为与“弘天下大道”的儒家对立的存在，渔父与屈子的对话亦是“出”与“入”的紧张交锋。此后，文人的“渔隐”情结处处留迹于诗文画乐中，“烟波钓徒”的生活让身处缧绁的世人寻找到寄托性灵之所，当然，拔簪脱冠而披褐执竿的隐逸大半只是存于想象之中：“烟波自逐，当登舴艋，舟泛沧波，挈一壶酒，钓一竿风，与群鸥往来。烟云上下，每素月盈手，山光入怀，举杯自怡，鼓枻为韵。”（传为吴缜《渔父图》题跋）天地不老，山水恒在，文人们卸下负累，以笔墨为筏，驶向那烟水苍茫的所在。
柳宗元在《对贺者》中说：“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他甫至永州所作之山水诗与山水游记可视作“笑怒”“长歌”，而在《渔翁》中，他为自己创作了一个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彼岸，虽然没有持蟹螯纵饮的生活之享，但有内心渴盼抖去一身污垢的清明绝俗。
而在现实的“此岸”，柳宗元决不苟求安逸，他忠于事，敬于人，对友信，对民仁，他代理零陵县令两年“早作而夜思，勤而劳心，讼者平，富者均”，他在柳州种柳，种下千年的春风……
我以为，一个拥有庄严、温柔的眼前生活的人，才可能拥有诗意的远方。比如柳宗元，不随俗，不苟且，才能在诗中抵达那烟水的彼岸——他的《渔翁》一诗，正是他心灵的彼岸。
在现实的此岸，柳宗元少有才名，夙有大志，20岁即中进士的柳宗元，30岁之后生命之流陡然悬落。永贞元年，时为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参与王叔文政治改革，不到一年改革就以失败告终，柳宗元被贬为台州刺史，诏令宣布后，朝中人士还以为处罚太轻，于是在十月中又再度被贬为永州司马。最让他难堪的是，连文坛领袖韩愈都将革新者视为“小人”“私党”，而以惋惜的口吻说：“数君（刘禹锡、柳宗元）匪亲岂其朋？”（《永贞行》）被贬已使前路受阻，人品受攻击更让心灵蒙尘，当此之际，柳宗元大概能领悟到前人“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的无可奈何吧。因此柳宗元被贬永州期间，一直试图以清明山水将被风尘染黑的素衣浣洗干净，自己重得清白。
有人说，山水诗的一个意义就是表达“生命漂泊之感，与向往安顿之感”。柳宗元被贬荒蛮，可以算得上“生命的漂泊”，而他借山水以安顿心灵，洗濯尘俗。在他笔下，阴晴雨雪，风云变幻都是作者心情的外化，都展现他孤高傲岸的品格。他的山水游记是摄山水魂魄、传清洁精神的神品，他的山水诗《渔翁》则是云水沧沧间显“山高水长”之风的逸品。
柳宗元另一首更为著名的《江雪》诗也写渔翁，雪天寒江，大寂大静中，孤舟蓑笠、持竿独钓的渔翁以一己之力抵御世界的寒凉，以孤峭冷峻之姿让自己成为苍茫天地间不可忽视、不容侵犯的存在。而这首《渔翁》，清高犹在，但与外界对抗之力消解了，似乎，柳宗元终于在山水间与命运达成了“和解”。
当然，渔翁还是不肯混同流俗的。日沉星明，鸟归兽栖，渔翁没有“茅舍竹篱依小屿”“欢笑有儿童”（李纲《望江南》）的世俗家庭生活，他依西岩独宿。“西岩”二字总让我想起古之所谓“岩穴之士”，加之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里有说“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这样对西山的描述，夜傍西岩的渔翁当是栖身山水逍遥自在的隐者，天为庐，地为席，穴为室，生于石上的明月星光，静默如太古的山林，都让渔翁有一夕不曾有梦相扰的黑甜。
想来，让渔翁醒来的既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极有可能是鸟雀相呼之声。天光乍明，晨岚未散，一个消瘦的身影已在清江之边汲水。潇湘之水也总会让人联想到屈原，原本有太多愁苦，太多幽恨，柳宗元也曾经叹息过“客在故园思，潇湘生夜愁”（《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怅恨过“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频花不自由”（《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但对机心忘却的渔翁而言，湘水清可饮，有斑斑泪痕与绮艳悲愁传说的楚竹可用作燃料。我想，柳宗元拈来“清湘”“楚竹”绝非无心，这盈满失意者泪水的水与竹为他所爱，只因他也是失路失意之人，“窜逐宦湘浦，摇心剧悬旌”（《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的他从前人伤感苦痛里也获得过安慰。不过，屈原至死也不肯如渔夫那般“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醨”，最终自沉，“溘死以流亡”。柳宗元固然秉持清高峻洁之心，但他大概也极羡慕渔翁将世间一切波澜视为平常的淡然心态，有这种心态，湘水湘竹也可视为平常事物，饮之解渴，燃之煮水。
作为隐逸者的渔翁，夜寐夙兴间影影绰绰现其行止，很快，他便从人的视野中消失了。阳光驱散晨雾，水天共澄清，而此时，只听见欸乃桨声，漾起一江的幽绿，连同山林清影，都做了回声。仿佛，山青水幽之绿都是由桨声召唤而至，渔翁有仙灵般的神奇魔力。世人皆称赏“欸乃一声山水绿”，我也喜欢，桨声欸乃，琉璃世界之静寂更深，让我想起郁达夫的《钓台的春昼》：“清清的一条浅水，比前又窄了几分，周围的山包显得格外的紧了，仿佛是前无去路的样子。并且山峰峻削，看去觉得格外的瘦格外的高。向天上地下四围看看，只寂寂的看不见一个人类。双桨的摇响，到此似乎也不敢放肆了，“钩”的一声过后，要好半天才来一个幽幽的回响，静静静，身边水上，山下岩头，只沉浸着太古的静，死灭的静，山峡里连飞鸟的影子也看不到半只。”同时隐者山水，同为静寂世界，钓台“钩”的一声，让人肃然甚至悚然，而“欸乃”声更自在轻松，太古的静因此声而添了生气，连同山水也绿得坦然，绿得有欣欣生意。钓台的山水属于高山仰止的先贤，而清湘流水任由渔翁倏来倏往，这山间水际即是他的家园。
渔翁去往何处？除了山间麋鹿、水中游鱼，大概并无人知晓。风烟俱净，天光明澈，水流无休无止自天际而来，又流向天际。水势虽不汹涌，当也有暗流旋涡，渔翁却“乐在风波”。朱良志在《南画十六观》中说：“渔父艺术与山居之类艺术不同的是，他不是为精神造一个隐遁之所，而是迎着风浪，于凶险中寻觅解脱，在江湖中追求平宁。”如果说柳宗元《江雪》诗里还有人与环境对峙的张力，而这首《渔翁》诗却超越了险恶之境，“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吴均《与朱元思书》），心灵也因此获得安宁自在。
消解了冲突，就消除了痛苦，也就消除了机心。陶渊明归隐田园后见“云无心而出岫”，“机心久已忘”（柳宗元《秋晓行南径荒村》），云亦无心，云在天上瞬息变化，云影投影在岩壁之上，千形万象，似相征逐，却不留形迹。这岩上云影大概正是渔翁，也是柳宗元的心灵投影——心灵不是心如死灰，太上忘情的死寂，它依然不凝不滞，从性任心，跃动着生命的灵气。
《江雪》中最后一句是木刻般的特写，“独钓”的形象冷硬孤峭，突兀 “显”于目前。而《渔翁》一诗，渔翁是“隐”去了，消失了，留下长歌的袅袅余音，在山水间成为永恒。
渔父、渔翁形象并非柳宗元“戛戛独造”。《庄子·渔父》中有载：“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渔父训诫子路、子贡，批评孔子“性服忠信，身形仁义”，“饰礼乐，造人伦”皆为“苦心劳形以危其真”，最终“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渔父作为“全真全性”的隐者，成为与“弘天下大道”的儒家对立的存在，渔父与屈子的对话亦是“出”与“入”的紧张交锋。此后，文人的“渔隐”情结处处留迹于诗文画乐中，“烟波钓徒”的生活让身处缧绁的世人寻找到寄托性灵之所，当然，拔簪脱冠而披褐执竿的隐逸大半只是存于想象之中：“烟波自逐，当登舴艋，舟泛沧波，挈一壶酒，钓一竿风，与群鸥往来。烟云上下，每素月盈手，山光入怀，举杯自怡，鼓枻为韵。”（传为吴缜《渔父图》题跋）天地不老，山水恒在，文人们卸下负累，以笔墨为筏，驶向那烟水苍茫的所在。
柳宗元在《对贺者》中说：“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他甫至永州所作之山水诗与山水游记可视作“笑怒”“长歌”，而在《渔翁》中，他为自己创作了一个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彼岸，虽然没有持蟹螯纵饮的生活之享，但有内心渴盼抖去一身污垢的清明绝俗。
而在现实的“此岸”，柳宗元决不苟求安逸，他忠于事，敬于人，对友信，对民仁，他代理零陵县令两年“早作而夜思，勤而劳心，讼者平，富者均”，他在柳州种柳，种下千年的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