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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和语言学打了近四十年交道的人面前，说话这件事，变得不再是“动动嘴”那样简单了。无论是无意间流露还是刻意去隐藏的内容，都会被张维佳捕捉、获知到，而且与真实情况“八九不离十”。这不，我这个住在“胡同非胡同，‘大院’非‘大院’”地界，还在南京上过几年学的人的“北京话”，就被他轻松地辨识出来了。看来普通人真的只能“听个大概”，说话，抑或是语言里流露出来的信息，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
身处互联互通的世界，信息交流的速度正以几何倍数递增，它改变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模式和方法，也使语言发生了多元而复杂的变化。新词汇的衍生、旧用法的更替，语言的简化、借鉴与杂糅，这些原本看来会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演变的内容如今已变得可知可感，叠加出现且迅速传播。“本来嘛，语言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概念或定义，它是精神性的东西，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使用者性情和所处环境的改变不断变化。就如同写书法这件事，‘不标准才会有意思’，如果专攻楷书，时日一久就‘写死了’，语言也是这样。”张维佳的视野很广阔，因此显示出自由与灵活。这得益于他长期的教学积累与广泛的个人爱好，书法、唱歌、篮球、朗诵和古诗文吟诵……它们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张维佳的“印象轮廓”。
当然，对语言学这门研究人的学问来说，主张和观点固然重要，更要紧的是勤走路、多俯身、常倾听，只有在掌握覆盖全面且数量充实的语言素材之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去梳理个性与共性，找寻其内在关联。张维佳之所以能在这片沃土上沉下心来深耕，也是因为这个。
1978年3月，在陕西省富平县曹村公社一生产大队科研站担任技术员的张维佳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学习。因为对中国画很感兴趣，他原本想报考艺术院校，却因机缘巧合与文学结缘。本科学习期间，他对语言学产生了兴趣，进而侧重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毕业后，张维佳被分配到西安市临潼区华清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他一干就是五年多，评上了中学一级教师。
“我觉得自己尚有向前的动力，并不安于现状”——三十多年后，当我问张维佳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辞去中学教师的工作，去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的时候，他给了我如上的回答。正是在四川师范大学求学期间，张维佳接触到了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方面的知识，并在刘君惠、杜道生、郭诚永、冉友侨、张振德等教授的指导下，对传统语言学和语言文献学进行系统学习与研究。拿到硕士学位后，张维佳赴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任教，在教学过程中，他对语言学的研究目标——探索语言共时性的结构规律及其历时性的演变规律有了更为切实的理解。
1991年，张维佳承担了陕西高校地方课程教材《陕西方言与普通话》的撰写工作，为了写好这本教材，他下到陕西的各个县市进行语言信息的采集和整理。就像考古学的重要分支田野考古學一样，田野调查是语言学研究所依赖的抓手与根基，只有面对活生生的人，才能获取第一手的原始材料，从而真切把握语言同历史、社会、地理、文学等诸多学科的内在关联。在各种交通工具之间频繁转换，经受路途的遥远和颠簸，与各色人等接触对话，去最偏僻的村镇、住最便宜的旅店……类似场景的田野调查在张维佳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有过许多次。“二十多年前的科研条件与今天不能相比，很多时候是‘自掏腰包、自讨苦吃’，但那会儿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尽可能多的收集活的语言材料。”
《陕西方言与普通话》出版后，迅速被陕西省内各高校引入作为本土教材。编教过程中做田野调查的经历，更使他认识到活态语言的重要性，这也成为他系统研究历史语言学及语言地理学的动力所在。1996年9月，张维佳毫无意外地选择了“向前一步”——到上海师范大学随语言学家潘悟云教授学习历史语言学，攻读博士学位。
有一句话时今挺流行：“本科学技术，硕士学方法，博士学思想。”但在高等教育体系并不完善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技术、方法和思想的学习是同步进行的。张维佳在修读历史语言学的过程中发现相关研究存在许多模糊边界：“我们的研究目标在哪儿？要解决什么问题？应当把语言学研究置于怎样的视域之下？”三年来，他一直都在寻找答案，一部《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的博士论文随之成型，日后还作为专著出版，并于2003年获得了中国语言学界最重要的奖项——北京大学第十届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那年，张维佳四十四岁，在语言学研究这个行当里绝对算是年轻人。
博士毕业后，已步入“不惑之年”的张维佳来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面对这些汉语“零基础”的留学生，他在实际教学中摸索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与此同时也在扩大自己的语言研究视野，“让中国的语言问题变成世界的问题，借助中国的语言学成果成为丰富世界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而后他转入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从事专职科研工作，还相继担任科研处处长、校长助理、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他的工作一直与教学、科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先后荣获第六届、第七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等重要奖项。
2016年年底，张维佳被引进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任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任所长、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带头人。脱离了一些事务性的束缚，他选择重返课堂第一线，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语言学基础课，并且参与主持一些学术性论坛，回归到作为教师的“起点”。
学习、工作经历的频繁变动，由机缘促成也是命里注定，时代的跌宕，让张维佳深知一切得来不易，不能有丝毫的懈怠。而在我看来，他的心里有一个年轻而单纯的梦，“不负时代不负卿”，这让生命永葆青春的奋斗底色。
张维佳曾翻译了国际语言学界有重要地位的两本著作，一本是《语言学教程》（彼得·赖福吉著），一本是《世界语音》（彼得·赖福吉、伊恩·麦迪逊著），他坦言这两本著作对他在语言学研究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这，与他2004年的一段进修经历有很重要的关系。 那年，张维佳到香港科技大学随朱晓农教授学习语言学，虽然仅有一年时间，但他开始尝试用科学主义的精神与科学技术的方法进行语言学研究，这是他以往学术研究与教学过程中鲜有触及的领域。思想的革新与学科关联度的日趋紧密，促使他运用现代科学、哲学兴起以来的研究方法重新审视一些学术问题;伴随技术革新产生的各种高效率、高精度、便携的仪器设备，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精准的数据和更多元的视角。面向世界的香江，为张维佳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世界的视域，不再囿于一家一言，也不止于语言学这一门学问，可以延伸到历史、社会、地理、文学等各个层面。在让语言学研究“走进田野、走进实验室、走进社会”的同时，他变被动为主动，将研究成果“推向田野、推出实验室、推入社会”。
参加智库活动时，张维佳与时任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的李宇明提出了“汉语拼音国际化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个观点，被教育部《智库专刊》采用。在1958年之前，中国大陆广泛使用威妥玛式拼音法标注地名和人名，后因《汉语拼音方案》的颁布，威妥玛式拼音法逐渐被废止。1979年，伴随国际交往的发展，汉语拼音不仅在中国国内的语言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也对国际范围内的语言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便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46）提出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的申请，申请于1982年获准通过。2015年，经过修订的2015年版汉语国际标准正式对外发布。在国际上与汉语拼音、威妥玛式拼音法同时存在的，还有中国台湾通用拼音。张维佳说：“一件事情只有放在民族和国家的视野中才可以实现它的重大意义，只有放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才可以看清它的价值。汉语拼音作为国际标准，是向世界宣告‘一个中国’的原则，也更加符合当前信息时代的迫切需要，更有利于外国学生学习汉语，从而助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汉语国际教育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但近年来在欧美一些国家遇到了阻力，促使张维佳去思考目前以孔子学院发展为特征的汉语国际教育存在的问题。他结合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来研究汉语国际传播的路径，提出“孔子学院应走与国家现阶段情况相适应的道路，为实现国家安全提供保障”的觀点。他的这篇《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汉语国际传播的路径选择》被中央统战部智库专刊《零讯》采用。他的这两篇智库文章为国家高层决策提供了一定依据。
对张维佳个人的学术研究而言，视域的拓展丰富了他的研究内容。比如在域外汉字音领域，日本、朝鲜、韩国这些国家的文化发展较晚，开启于中国的中古时代，在此之前，这些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字，唐朝的对外交流促使汉字通过儒家文化经典进入这些国家。在这些国家的语言中，使用了许多汉字的读音，纵使如今文字的模样改变了，读音仍沿袭下来。加之成为独立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并不紧密，所以现如今日本、朝鲜、韩国的汉字音基本保留了中国中古时代的状态。“音韵学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构拟中古音’，恰恰需要以这些素材作为原始参照。此外，对语言历史的演化过程及演变脉络，也需要这些素材作为实例支撑。”
更显著的作用是在语言类型及其类型演化研究方面：“现在我们建立了一种跨语言的视角来研究人类语言涌现与传递的过程，特别是在语言传递方面，除了有谱系关系的传递以外，还存在着一种类型演变（人群之间并无关系，由于人的发音器官，致使某个语言要素在特定环境下发生相类似的变化），视域的拓展有利于研究跨语系语言的发展变化。”
当下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需要相关学术成果作为解决问题的思路依据，而学术研究最主要的目的，也是要回归到实际的生产生活中。
张维佳在投身学校学术研究、科研管理的同时，还有着不少学术兼职，例如《民族语文》编委、中国社科院“罗常培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常设委员、北京市语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专委会副会长、北京市语言学会语文现代化研究分会会长等。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到一些社会工作中，如今的他担任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和高教委主任、民盟海淀区委主委、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副主席等职，还曾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在参与参政议政以及课题调研的过程中，他提出过不少颇具针对性的观点，做过许多有现实意义的调研，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站位，给了他不少“圈外人”的视角：“如果没有社会工作的经历、没有科研管理的经历，学术研究很难做好。所以需要把三者打通，互为支撑且形成一个系统，需要哪一个就把它提出来。”
2008年，时任北京语言大学科研处处长的张维佳在参加民盟北京市委课题调研时就针对高校职能的拓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高校除了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这三种职能外，还应该发挥 “文化引领”的作用。在此之前，张维佳一直在对中国高校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进行调研，他主张应当让大学的文化引领社会文化，从而形成一股新的潮流与风尚。2011年4月24日召开的“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胡锦涛同志在重要讲话中明确将“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高校的第四种职能，作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方面，张维佳随即参与筹办了北京语言大学“大学与文化职责”论坛，邀请全国的外语类高校参会，共同探讨高校的文化传承创新之道。
由于海淀区是北京乃至全国教育资源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加之张维佳有在高校参与教学和管理的丰富经验，他对海淀区的自主创新以及文化教育发展具有独到的思考和见解。其一，他提出了“充分整合海淀区科研院所和中央高校的资源，全面提升中关村自主核心区的品质”的提案，海淀区相关部门以这个提案为参照，建立了“中知院研究所”，即联合中关村、知春路、学院路所在地的驻京高校和科研院所，全面整合资源，推进各项实验成果在辖区内落地，促成更深程度的“产学研”的对接合作。其二，他建议充分利用好海淀区的文教资源，推动海淀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这是张维佳在近期集中精力调研的课题。
“海淀区有彰显清代皇家文化的‘三山五园’历史文化区，有以香山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有高校集聚所形成的民国文人文化，有中关村为引领的时代创新文化。这些文化资源应该被充分挖掘和利用，否则便是一种浪费。”张维佳以高校开放的现状举例，现如今，高校的那堵围墙虽然被拆掉了，但人们想要真切、全面地了解高校却仍旧不易，这如同在拆掉高校“有形的墙”的同时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每到寒暑假，特别是暑假，高校里会有很多暑期游学的活动，但多数学生只是来校园里转一转就离开了，没有讲解，也没有可供体验的课程，本来是很好的机会就这样被浪费了。很多文化资源的实际利用率并不高，这就需要政府来搭建一个平台，让政策落到实处。”
近年来，伴随我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深化和推进，许多外国人开始主动学习汉语、接触中国文化，来华留学生教育问题自然成为张维佳关注的重点。他认为应当鼓励外国学生来华留学，但要在政策上有所变化：“首先要厘清定义。只有进行学历型教育的学生才能称为‘留学生’，其余的学生应当称为‘留学人员’;其次是要重视留学教育质量的提升，从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的层面上引导留学教育健康发展，要多将‘知华’、‘友华’的欧美地区的汉学家请到中国来，帮助他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过去人们谈语言、谈语言同文化的关系，一直说的都是浅层与表象;其实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所以认识语言的前提，是要搞清楚同语言相关的学科的内容。张维佳一直认为应当将语言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既要“接天”还得“接地”，既要把语言里承载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价值挖掘出来，与此同时又要让语言来为社会、文化、经济建设服务，“语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却又最容易忽视的东西，无论古今，它无处不在，充满魅力且存在变数;它博大精深、内涵深刻，值得花毕生的时间去钻研和探索。”
身处互联互通的世界，信息交流的速度正以几何倍数递增，它改变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模式和方法，也使语言发生了多元而复杂的变化。新词汇的衍生、旧用法的更替，语言的简化、借鉴与杂糅，这些原本看来会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演变的内容如今已变得可知可感，叠加出现且迅速传播。“本来嘛，语言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概念或定义，它是精神性的东西，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使用者性情和所处环境的改变不断变化。就如同写书法这件事，‘不标准才会有意思’，如果专攻楷书，时日一久就‘写死了’，语言也是这样。”张维佳的视野很广阔，因此显示出自由与灵活。这得益于他长期的教学积累与广泛的个人爱好，书法、唱歌、篮球、朗诵和古诗文吟诵……它们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张维佳的“印象轮廓”。
当然，对语言学这门研究人的学问来说，主张和观点固然重要，更要紧的是勤走路、多俯身、常倾听，只有在掌握覆盖全面且数量充实的语言素材之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去梳理个性与共性，找寻其内在关联。张维佳之所以能在这片沃土上沉下心来深耕，也是因为这个。
是机缘，也是注定
1978年3月，在陕西省富平县曹村公社一生产大队科研站担任技术员的张维佳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学习。因为对中国画很感兴趣，他原本想报考艺术院校，却因机缘巧合与文学结缘。本科学习期间，他对语言学产生了兴趣，进而侧重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毕业后，张维佳被分配到西安市临潼区华清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他一干就是五年多，评上了中学一级教师。
“我觉得自己尚有向前的动力，并不安于现状”——三十多年后，当我问张维佳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辞去中学教师的工作，去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的时候，他给了我如上的回答。正是在四川师范大学求学期间，张维佳接触到了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方面的知识，并在刘君惠、杜道生、郭诚永、冉友侨、张振德等教授的指导下，对传统语言学和语言文献学进行系统学习与研究。拿到硕士学位后，张维佳赴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任教，在教学过程中，他对语言学的研究目标——探索语言共时性的结构规律及其历时性的演变规律有了更为切实的理解。
1991年，张维佳承担了陕西高校地方课程教材《陕西方言与普通话》的撰写工作，为了写好这本教材，他下到陕西的各个县市进行语言信息的采集和整理。就像考古学的重要分支田野考古學一样，田野调查是语言学研究所依赖的抓手与根基，只有面对活生生的人，才能获取第一手的原始材料，从而真切把握语言同历史、社会、地理、文学等诸多学科的内在关联。在各种交通工具之间频繁转换，经受路途的遥远和颠簸，与各色人等接触对话，去最偏僻的村镇、住最便宜的旅店……类似场景的田野调查在张维佳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有过许多次。“二十多年前的科研条件与今天不能相比，很多时候是‘自掏腰包、自讨苦吃’，但那会儿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尽可能多的收集活的语言材料。”
《陕西方言与普通话》出版后，迅速被陕西省内各高校引入作为本土教材。编教过程中做田野调查的经历，更使他认识到活态语言的重要性，这也成为他系统研究历史语言学及语言地理学的动力所在。1996年9月，张维佳毫无意外地选择了“向前一步”——到上海师范大学随语言学家潘悟云教授学习历史语言学，攻读博士学位。
有一句话时今挺流行：“本科学技术，硕士学方法，博士学思想。”但在高等教育体系并不完善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技术、方法和思想的学习是同步进行的。张维佳在修读历史语言学的过程中发现相关研究存在许多模糊边界：“我们的研究目标在哪儿？要解决什么问题？应当把语言学研究置于怎样的视域之下？”三年来，他一直都在寻找答案，一部《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的博士论文随之成型，日后还作为专著出版，并于2003年获得了中国语言学界最重要的奖项——北京大学第十届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那年，张维佳四十四岁，在语言学研究这个行当里绝对算是年轻人。
博士毕业后，已步入“不惑之年”的张维佳来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面对这些汉语“零基础”的留学生，他在实际教学中摸索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与此同时也在扩大自己的语言研究视野，“让中国的语言问题变成世界的问题，借助中国的语言学成果成为丰富世界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而后他转入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从事专职科研工作，还相继担任科研处处长、校长助理、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他的工作一直与教学、科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先后荣获第六届、第七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等重要奖项。
2016年年底，张维佳被引进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任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任所长、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带头人。脱离了一些事务性的束缚，他选择重返课堂第一线，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语言学基础课，并且参与主持一些学术性论坛，回归到作为教师的“起点”。
学习、工作经历的频繁变动，由机缘促成也是命里注定，时代的跌宕，让张维佳深知一切得来不易，不能有丝毫的懈怠。而在我看来，他的心里有一个年轻而单纯的梦，“不负时代不负卿”，这让生命永葆青春的奋斗底色。
从世界的视域看中国语言
张维佳曾翻译了国际语言学界有重要地位的两本著作，一本是《语言学教程》（彼得·赖福吉著），一本是《世界语音》（彼得·赖福吉、伊恩·麦迪逊著），他坦言这两本著作对他在语言学研究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这，与他2004年的一段进修经历有很重要的关系。 那年，张维佳到香港科技大学随朱晓农教授学习语言学，虽然仅有一年时间，但他开始尝试用科学主义的精神与科学技术的方法进行语言学研究，这是他以往学术研究与教学过程中鲜有触及的领域。思想的革新与学科关联度的日趋紧密，促使他运用现代科学、哲学兴起以来的研究方法重新审视一些学术问题;伴随技术革新产生的各种高效率、高精度、便携的仪器设备，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精准的数据和更多元的视角。面向世界的香江，为张维佳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世界的视域，不再囿于一家一言，也不止于语言学这一门学问，可以延伸到历史、社会、地理、文学等各个层面。在让语言学研究“走进田野、走进实验室、走进社会”的同时，他变被动为主动，将研究成果“推向田野、推出实验室、推入社会”。
参加智库活动时，张维佳与时任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的李宇明提出了“汉语拼音国际化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个观点，被教育部《智库专刊》采用。在1958年之前，中国大陆广泛使用威妥玛式拼音法标注地名和人名，后因《汉语拼音方案》的颁布，威妥玛式拼音法逐渐被废止。1979年，伴随国际交往的发展，汉语拼音不仅在中国国内的语言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也对国际范围内的语言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便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46）提出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的申请，申请于1982年获准通过。2015年，经过修订的2015年版汉语国际标准正式对外发布。在国际上与汉语拼音、威妥玛式拼音法同时存在的，还有中国台湾通用拼音。张维佳说：“一件事情只有放在民族和国家的视野中才可以实现它的重大意义，只有放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才可以看清它的价值。汉语拼音作为国际标准，是向世界宣告‘一个中国’的原则，也更加符合当前信息时代的迫切需要，更有利于外国学生学习汉语，从而助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汉语国际教育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但近年来在欧美一些国家遇到了阻力，促使张维佳去思考目前以孔子学院发展为特征的汉语国际教育存在的问题。他结合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来研究汉语国际传播的路径，提出“孔子学院应走与国家现阶段情况相适应的道路，为实现国家安全提供保障”的觀点。他的这篇《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汉语国际传播的路径选择》被中央统战部智库专刊《零讯》采用。他的这两篇智库文章为国家高层决策提供了一定依据。
对张维佳个人的学术研究而言，视域的拓展丰富了他的研究内容。比如在域外汉字音领域，日本、朝鲜、韩国这些国家的文化发展较晚，开启于中国的中古时代，在此之前，这些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字，唐朝的对外交流促使汉字通过儒家文化经典进入这些国家。在这些国家的语言中，使用了许多汉字的读音，纵使如今文字的模样改变了，读音仍沿袭下来。加之成为独立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并不紧密，所以现如今日本、朝鲜、韩国的汉字音基本保留了中国中古时代的状态。“音韵学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构拟中古音’，恰恰需要以这些素材作为原始参照。此外，对语言历史的演化过程及演变脉络，也需要这些素材作为实例支撑。”
更显著的作用是在语言类型及其类型演化研究方面：“现在我们建立了一种跨语言的视角来研究人类语言涌现与传递的过程，特别是在语言传递方面，除了有谱系关系的传递以外，还存在着一种类型演变（人群之间并无关系，由于人的发音器官，致使某个语言要素在特定环境下发生相类似的变化），视域的拓展有利于研究跨语系语言的发展变化。”
以学术研究服务社会
当下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需要相关学术成果作为解决问题的思路依据，而学术研究最主要的目的，也是要回归到实际的生产生活中。
张维佳在投身学校学术研究、科研管理的同时，还有着不少学术兼职，例如《民族语文》编委、中国社科院“罗常培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常设委员、北京市语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专委会副会长、北京市语言学会语文现代化研究分会会长等。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到一些社会工作中，如今的他担任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和高教委主任、民盟海淀区委主委、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副主席等职，还曾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在参与参政议政以及课题调研的过程中，他提出过不少颇具针对性的观点，做过许多有现实意义的调研，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站位，给了他不少“圈外人”的视角：“如果没有社会工作的经历、没有科研管理的经历，学术研究很难做好。所以需要把三者打通，互为支撑且形成一个系统，需要哪一个就把它提出来。”
2008年，时任北京语言大学科研处处长的张维佳在参加民盟北京市委课题调研时就针对高校职能的拓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高校除了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这三种职能外，还应该发挥 “文化引领”的作用。在此之前，张维佳一直在对中国高校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进行调研，他主张应当让大学的文化引领社会文化，从而形成一股新的潮流与风尚。2011年4月24日召开的“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胡锦涛同志在重要讲话中明确将“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高校的第四种职能，作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方面，张维佳随即参与筹办了北京语言大学“大学与文化职责”论坛，邀请全国的外语类高校参会，共同探讨高校的文化传承创新之道。
由于海淀区是北京乃至全国教育资源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加之张维佳有在高校参与教学和管理的丰富经验，他对海淀区的自主创新以及文化教育发展具有独到的思考和见解。其一，他提出了“充分整合海淀区科研院所和中央高校的资源，全面提升中关村自主核心区的品质”的提案，海淀区相关部门以这个提案为参照，建立了“中知院研究所”，即联合中关村、知春路、学院路所在地的驻京高校和科研院所，全面整合资源，推进各项实验成果在辖区内落地，促成更深程度的“产学研”的对接合作。其二，他建议充分利用好海淀区的文教资源，推动海淀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这是张维佳在近期集中精力调研的课题。
“海淀区有彰显清代皇家文化的‘三山五园’历史文化区，有以香山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有高校集聚所形成的民国文人文化，有中关村为引领的时代创新文化。这些文化资源应该被充分挖掘和利用，否则便是一种浪费。”张维佳以高校开放的现状举例，现如今，高校的那堵围墙虽然被拆掉了，但人们想要真切、全面地了解高校却仍旧不易，这如同在拆掉高校“有形的墙”的同时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每到寒暑假，特别是暑假，高校里会有很多暑期游学的活动，但多数学生只是来校园里转一转就离开了，没有讲解，也没有可供体验的课程，本来是很好的机会就这样被浪费了。很多文化资源的实际利用率并不高，这就需要政府来搭建一个平台，让政策落到实处。”
近年来，伴随我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深化和推进，许多外国人开始主动学习汉语、接触中国文化，来华留学生教育问题自然成为张维佳关注的重点。他认为应当鼓励外国学生来华留学，但要在政策上有所变化：“首先要厘清定义。只有进行学历型教育的学生才能称为‘留学生’，其余的学生应当称为‘留学人员’;其次是要重视留学教育质量的提升，从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的层面上引导留学教育健康发展，要多将‘知华’、‘友华’的欧美地区的汉学家请到中国来，帮助他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过去人们谈语言、谈语言同文化的关系，一直说的都是浅层与表象;其实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所以认识语言的前提，是要搞清楚同语言相关的学科的内容。张维佳一直认为应当将语言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既要“接天”还得“接地”，既要把语言里承载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价值挖掘出来，与此同时又要让语言来为社会、文化、经济建设服务，“语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却又最容易忽视的东西，无论古今，它无处不在，充满魅力且存在变数;它博大精深、内涵深刻，值得花毕生的时间去钻研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