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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代化导致教育价值观趋向工业化、城市化、国家化和西方化，从而培养了大批的“文化边缘人”，也给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比如，一些乡土文化在逐步消失、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日渐消亡、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逐步丧失。这对教育如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加强乡土教育。如何开展乡土教育？乡土教育应该怎么传承乡土知识？这就涉及乡土教材的编写。乡土教材是传承乡土知识的重要载体，构建乡土教材收藏、研究和开发的有效机制则是传承乡土知识的重要保障。我们团队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和实践，目前已经成功构建了一套乡土教材收藏、研究和开发的运行机制。在此，我简单分享一下我们团队这十余年来所做的工作。
一、收藏百年中国乡土教材
这十余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在乡土教材的研究方面，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收集、整理和珍藏从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来全国各地的教材。有人会感到不解：收集这些破烂儿干嘛啊？这些其实都是无价之宝，比黄金还珍贵。当时的国民政府相当重视文化的建设和传承，即使是在抗战时期，也十分注重保护知识分子的安全，组织知识分子向后方转移。经济可以重建，但是民族文化不能断裂。
百年乡土教材是什么呢？它既是有形的知识，也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记载了彼时彼地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社会一体化、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慢慢被淘汰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么简单的问题，后人都无法回答。这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幸而，这些答案，都藏在当时编的一些乡土教材里面。这些乡土教材，有的是地方绅士编的，有的是一方军阀编的，有的则是社会精英编的，都记载了当时的乡土文化知识。我们把这些收藏起来，把我们的集体记忆放在一起，让当地的人、其他地方的人、今天的人、明天的人都能够了解——原来百年以前、千年以前，前人是这么说话、这样生活的。这就是我们收藏乡土教材的价值。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我们总共收集到4113种乡土教材，共计4506册。我们初步以省级地区为单位，将其进行了归类。具体数量如表1所示。
从表1呈现的数据来看，乡土教材的收集还有很大的空间，各省市还有许多乡土教材我们没有收集到。我们还在继续这项工作，也希望能有更多致力于乡土教育的有识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收集、整理、珍藏各自家乡的乡土教材，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二、系统研究各省市的乡土教材
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分别从整个中国和各个地区两个角度，对百年来中国的乡土教材做了宏观和中观的调查。具体研究如表2所示。
原本计划把全国三十多个省市都调查一遍，但是受限于时间和精力，目前，我们只做了九个省市的研究。后面的工作，只能寄希望于我的团队成员和所有关心关怀乡土教育的有识之士。我相信，随着乡土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接下来的调查研究会越来越好。
十余年的实践，可以说收获颇丰。但是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收集到的这近五千册乡土教材放在哪里？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够收藏保存这些教材的地方。曾有日本学者表示，希望我将这些藏书交由他们保管，并且保证这些藏书会得到很好的收藏和维护。这个请求被我拒绝了。这些教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珍贵宝藏，为什么要依靠别人来保存这些宝藏呢？难道我们就无处安放这些宝藏吗？制成电子版便于保存分享也好，收进图书馆珍藏也好，我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法，妥善解决这些教材的收藏管理问题。
三、开发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乡土教材
我们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开发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乡土教材。20世纪60年代，我的导师林耀华先生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从苏联引入中国。他指出，“经济文化类型是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1]经济文化类型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方面。从原始社会发展至今，人类社会出现了采集狩猎、渔猎、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大工业和互联网信息工业等七种经济文化类型。这七种经济文化类型在中国各个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生活在湖边河畔的赫哲族人以渔猎为生，生活在草原上的鄂温克族人则以畜牧业为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经济文化类型不同，人们的生活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哈萨克族的冬不拉，汉族人不一定懂得欣赏；傣族的泼水节，朝鲜族人不一定欢度。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济文化类型，教育也应该传递一方水土的知识。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教育长期处于“大一统”的状态，无论是阿坝羌族的孩子，还是北京上海的孩子，学习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即使使用的教材版本不同，但是大纲只有一个，孩子们所学的东西本质上还是没有差别。2000年以后，才逐渐出现了三级课程标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国家鼓励地方开发有特色的地方课程，把乡土知识变成国家知识的一部分。教育不仅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也要面向本土。本土是一个根，它告诉我们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们要培养有根的文化人，而不是培养文化的“边缘人”。
基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我们开发出两套乡土教材。一套是适合西南热带雨林农业经济文化类型的《多元文化乡土教材——云南省景洪市勐罕镇中学校本教材》（中国和平出版社，2009），另外一套是适合西北甘肃省祁连山上的裕固族高原牧业经济文化类型的《多元文化乡土教材——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二中学校本教材》（中国和平出版社，2009）。这两套教材是用当地的“一方水土”知识开发的。为了编写好这两套教材，我们发动当地的知识精英积极参与：采集整理当地的文化知识；邀请相关教育专家，大家一起商量哪些知识应该进课本，如何按照大纲来编辑，各种知识怎么分配比例，教师在课堂上如何展现，等等。这两套教材，是由我们的团队、教育专家以及当地的“土专家”、校长、教师共同协作开发的，当地的校长和教师是主力。最大程度地请当地的教育者参与进来，目的就是要实现当地乡土教育的造血功能。
以上就是这十余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在乡土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答案很简单，我们就是要倡导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对抗目前这种“大一统”的、以工具理性为指导的教育价值观。文化多样性是国家的软实力。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其背后一定有多样性的文化做支撑。如果人类文化发展成为单一的文化，那么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社会倒退，甚至人类灭亡。
回首这十余年乡土教育的研究历程，可谓悠悠乡野路，硕硕满怀情。最后我想引用我的导师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把种子埋进土里，将知识传给后人。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86.
（1.滕星，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2.罗银新，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玉敏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加强乡土教育。如何开展乡土教育？乡土教育应该怎么传承乡土知识？这就涉及乡土教材的编写。乡土教材是传承乡土知识的重要载体，构建乡土教材收藏、研究和开发的有效机制则是传承乡土知识的重要保障。我们团队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和实践，目前已经成功构建了一套乡土教材收藏、研究和开发的运行机制。在此，我简单分享一下我们团队这十余年来所做的工作。
一、收藏百年中国乡土教材
这十余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在乡土教材的研究方面，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收集、整理和珍藏从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来全国各地的教材。有人会感到不解：收集这些破烂儿干嘛啊？这些其实都是无价之宝，比黄金还珍贵。当时的国民政府相当重视文化的建设和传承，即使是在抗战时期，也十分注重保护知识分子的安全，组织知识分子向后方转移。经济可以重建，但是民族文化不能断裂。
百年乡土教材是什么呢？它既是有形的知识，也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记载了彼时彼地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社会一体化、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慢慢被淘汰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么简单的问题，后人都无法回答。这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幸而，这些答案，都藏在当时编的一些乡土教材里面。这些乡土教材，有的是地方绅士编的，有的是一方军阀编的，有的则是社会精英编的，都记载了当时的乡土文化知识。我们把这些收藏起来，把我们的集体记忆放在一起，让当地的人、其他地方的人、今天的人、明天的人都能够了解——原来百年以前、千年以前，前人是这么说话、这样生活的。这就是我们收藏乡土教材的价值。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我们总共收集到4113种乡土教材，共计4506册。我们初步以省级地区为单位，将其进行了归类。具体数量如表1所示。
从表1呈现的数据来看，乡土教材的收集还有很大的空间，各省市还有许多乡土教材我们没有收集到。我们还在继续这项工作，也希望能有更多致力于乡土教育的有识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收集、整理、珍藏各自家乡的乡土教材，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二、系统研究各省市的乡土教材
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分别从整个中国和各个地区两个角度，对百年来中国的乡土教材做了宏观和中观的调查。具体研究如表2所示。
原本计划把全国三十多个省市都调查一遍，但是受限于时间和精力，目前，我们只做了九个省市的研究。后面的工作，只能寄希望于我的团队成员和所有关心关怀乡土教育的有识之士。我相信，随着乡土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接下来的调查研究会越来越好。
十余年的实践，可以说收获颇丰。但是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收集到的这近五千册乡土教材放在哪里？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够收藏保存这些教材的地方。曾有日本学者表示，希望我将这些藏书交由他们保管，并且保证这些藏书会得到很好的收藏和维护。这个请求被我拒绝了。这些教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珍贵宝藏，为什么要依靠别人来保存这些宝藏呢？难道我们就无处安放这些宝藏吗？制成电子版便于保存分享也好，收进图书馆珍藏也好，我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法，妥善解决这些教材的收藏管理问题。
三、开发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乡土教材
我们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开发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乡土教材。20世纪60年代，我的导师林耀华先生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从苏联引入中国。他指出，“经济文化类型是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1]经济文化类型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方面。从原始社会发展至今，人类社会出现了采集狩猎、渔猎、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大工业和互联网信息工业等七种经济文化类型。这七种经济文化类型在中国各个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生活在湖边河畔的赫哲族人以渔猎为生，生活在草原上的鄂温克族人则以畜牧业为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经济文化类型不同，人们的生活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哈萨克族的冬不拉，汉族人不一定懂得欣赏；傣族的泼水节，朝鲜族人不一定欢度。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济文化类型，教育也应该传递一方水土的知识。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教育长期处于“大一统”的状态，无论是阿坝羌族的孩子，还是北京上海的孩子，学习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即使使用的教材版本不同，但是大纲只有一个，孩子们所学的东西本质上还是没有差别。2000年以后，才逐渐出现了三级课程标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国家鼓励地方开发有特色的地方课程，把乡土知识变成国家知识的一部分。教育不仅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也要面向本土。本土是一个根，它告诉我们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们要培养有根的文化人，而不是培养文化的“边缘人”。
基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我们开发出两套乡土教材。一套是适合西南热带雨林农业经济文化类型的《多元文化乡土教材——云南省景洪市勐罕镇中学校本教材》（中国和平出版社，2009），另外一套是适合西北甘肃省祁连山上的裕固族高原牧业经济文化类型的《多元文化乡土教材——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二中学校本教材》（中国和平出版社，2009）。这两套教材是用当地的“一方水土”知识开发的。为了编写好这两套教材，我们发动当地的知识精英积极参与：采集整理当地的文化知识；邀请相关教育专家，大家一起商量哪些知识应该进课本，如何按照大纲来编辑，各种知识怎么分配比例，教师在课堂上如何展现，等等。这两套教材，是由我们的团队、教育专家以及当地的“土专家”、校长、教师共同协作开发的，当地的校长和教师是主力。最大程度地请当地的教育者参与进来，目的就是要实现当地乡土教育的造血功能。
以上就是这十余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在乡土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答案很简单，我们就是要倡导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对抗目前这种“大一统”的、以工具理性为指导的教育价值观。文化多样性是国家的软实力。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其背后一定有多样性的文化做支撑。如果人类文化发展成为单一的文化，那么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社会倒退，甚至人类灭亡。
回首这十余年乡土教育的研究历程，可谓悠悠乡野路，硕硕满怀情。最后我想引用我的导师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把种子埋进土里，将知识传给后人。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86.
（1.滕星，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2.罗银新，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