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贾伯斯（Steve Jobs）（注：大陆译为乔布斯）离开人世间的那一天，2011年10月5日，天空地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异象，但他的死讯像原子弹爆炸开来，凡有iPod、iPad、iPhone之处，都盖上了一层悲伤的雾白色；甚至没有使用过苹果产品的人，更甚至之前连贾伯斯是谁都不知道的“前贾伯斯时代”人，仿佛都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下瞬间认识了贾伯斯，进入了贾伯斯世界，举世同哀。
那一整天只有一则新闻，贾伯斯死了，以及贾伯斯死了以后，HTC、三星等等竞争对手的未来。
第二天的中国时报上，头版大标题“贾伯斯殒落”上方，罕见地出现几行横排字：“天下文化出版 贾伯斯唯一授权传记 24日起与美国版同步上市”。贾伯斯授权传记原定十一月出版，因为贾伯斯之死被迫提前在十月上市，预售也立刻冲上第一名，想必这个第一名会持续很久。那一夜天下文化人如何人仰马翻，如何秣马厉兵，不需要亲见，想象即可体会。《贾伯斯学》虽然摆满书店，但没有一本能够比得上货真价实的贾伯斯授权传记。神一般的贾伯斯，连他身后会带给世人什么样的震撼、怀思，无一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自由》之书，褒贬不一
说起大书，本月还有一本六百多页厚的小说《自由》。
“多年来，我们以为不会再读到这样的小说，濒临绝种的那种真正的文学小说。”这段话载于强纳森·法兰岑（Johnathan Franzen）的小说《自由》书腰。包括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经济学人在内，《自由》横扫2010年英美指针媒体年度选书，法兰岑甚至当上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并受封为“伟大的美国作家”。时代周刊已经有十年之久没有用过作家当封面人物。
为什么《自由》如此受宠于美国读者、美国书评家？借用台湾交大外文系副教授李家沂刊登在中国时报开卷版的一篇书评，“《自由》是一本美国作家写给美国人看的小说，师承托尔斯泰写实主义，写的是一个美国中产阶级核心小家庭的故事，这个家庭的丈夫、妻子，以及他们共同的男性朋友，这三个人彼此纠结30年的故事。”美国作家写小说给美国人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在“这本小说在美国旗舰级书评上普获赞誉，或可解释为后911美国保守势力抬头，使文化生产更强势地回归本土拥抱核心，因此像这样主题非常美国、技巧与文体非常保守的小说，才得以受到注目”。
台湾学者对《自由》的评价显然不高，但李家沂的观点能否代表台湾学者之见亦有可议，问题在台湾的书评制度过于薄弱，市场一丁点，经常只有一家之言，没有多方并陈、百花齐放的园地，这对一本重要大书其实是不公平的。
诺贝尔文学奖揭晓，颁给99.9%的台湾人都没听过的瑞典老诗人托玛斯·特朗斯特默（Tomas Transtroemer）。大致来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好处是打开一般人的文学视野。譬如2009年颁给引起媒体很没礼貌的反问“荷塔是谁啊？”的德国文学家荷塔·慕勒（Herta Muller），所幸时报出版很有先见之明地早已出版过她获得帕克奖的《风中绿李》；也因此才又有不久前的《呼吸秋千》，这是二战后苏联劳役营里一群德裔罗马尼亚人的故事。2010年颁给秘鲁小说家尤萨（Mario Vargas Llosa），这一次联经出版社以出版他的《城市与狗》、《天堂在另一个街角》、《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等书而备受敬仰，尤萨半自传年少爱情篇的《胡莉亚姨妈与作家》也在九月底问世。
比起荷塔和尤萨的冷门，对台湾读者来说，托玛斯特朗斯特默简直是北极圈的冰层，平面媒体只有小小一块报导，如果是之前呼声很高的村上春树，那景况一定天差地远，绝对不会输给贾伯斯的死讯。
辛亥百年，书界平常以对
十月十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
当天，有焰火，有作为国庆晚会最高潮、烧钱两亿新台币、成果却遭到艺文界严厉批判的赖声川大型摇滚歌舞剧《梦想家》。
“国家图书馆”庆祝一百年的方式，是回到过去，举办“读享‘经’彩——发现古人生活美学”活动，选出十大中文经典图书如下：刘义庆《世说新语》、陆羽《茶经》、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冯梦龙《三言》、刘鹗《老残游记》、李汝珍《镜花缘》、李渔《闲情偶寄》、张潮《幽梦影》、郁永河《裨海纪游》、汪辟疆编《唐人小说》，其中唯一与台湾有关系者为《裨海纪游》。
民间则有大块文化出版，由资深新闻工作者徐宗懋费时五年搜辑编纂的“辛亥百年典藏史画”：《辛亥革命现场报导——新闻画刊西洋文献选集》、《伦敦新闻画报——中国史画100幅》套书，藉以“重回辛亥革命时旧中国在历史洪流上的浮沉”。
“读册生活”网络书店推出“百年一书”，邀请各行各业推荐一本影响生命的书，包括《海市蜃楼：台湾闲置公共设施抽样调查》、《生蕃行脚——森丑幸之助的台湾探险》、《慢活》、《食物恋》、《岛屿的餐桌》、《没有果实的秋天》……很台湾、很庶民、很个人。
总括来看，出版界对此“百年”平常以对。对抗纸本书消失危机，如今已经是“平常”的一部分了。
形态万千的出版
《书本的危机》出自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安东尼·葛睿夫顿（Anthony Grafton）之手。少了纸张对我们的阅读有什么影响？书本的形体消失了，图书馆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五百年的阅读时代终于要结束了吗？如果一切信息、知识都可以快速搜寻到，唾手可得，那么记忆、教育、思考的意义何在？书本的危机，看起来也是记忆、教育、思考的危机。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报导，亚马逊的出版计划正以惊人的步调快速前进、扩张版图，这使得实体书店、传统出版社和经纪人都绷紧了神经，害怕得不得了。但对亚马逊来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可或缺的就是作家和读者，除了作家和读者，附属于两者的一切都将面临各种变化，不能承受变化，便无法生存在这以“变”为常态的时代。是以传统出版社必须更加用力让书籍变得不只是书籍，要借力使力，要跟随风向。
譬如说设计书近两年已成为显学，但若再搭配上“2011台北世界设计大展”，整个力道势必放大，因此设计书在设计展期间成为多家出版社主推的重点书，量大促动竞争，接下来则是质的提升，日本国宝级设计师喜多俊之《给设计以灵魂》是这一波设计书潮中的“精品”。
又譬如一定要想办法让作者曝光量增大，电影《赛德克·巴莱》的五本周边书都上了排行榜，这当然是透过导演、演员密集曝光带来的效益。电影、偶像剧从小说创作中寻找题材，但是现在，电影、偶像剧也是小说创作的来源，“电影小说”、“偶像剧小说”让文学创作变成附属品，不是独立的存在。小野的新作《翻滚吧！电影》，基本上不属于小野，而是电影人的集体创作，是这一波电影文艺复兴的副产品。
教育已经不是特殊选题，但对印度尼西亚来说却仍旧是。对印度尼西亚的联想，台湾人最多会说印度尼西亚女佣以及度假天堂巴厘岛，但是印度尼西亚出现了一本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小说《天虹战队小学》，这本小说让印度尼西亚文学“走出印度尼西亚”，登上国际舞台，席卷德国、意大利……这不就是台湾念兹在兹的？这本小说拍成了电影（这是当然的！），带动小说背景勿里洞岛的观光事业和文创产业。这个神奇的印度尼西亚作家名为安卓亚·西拉塔（Andrea Hirata），撰写《天虹战队小学》的灵感来自他的亲身经历，他童年时候遇到的一位拒绝贵族学校礼聘转而到乡下教书的老师。
中小学老师是具有扭转孩子一生的影响力的人。爸爸妈妈亲子教养书，缺点是太个人，老师故事就不一样了，可以带领读者碰触更多的面向，激发更多的思考。近期热血老师代表是写《老师，你会不会回来》的王政忠。王政忠写出了十五年来他在南投中寮乡爽文国中任教的历程，其间还经历过一场九二一地震。《教育应该不一样》的严长寿以“让所有教育工作者从绝望中燃起希望”推之荐之。
有很多读者等待纳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的《萝莉塔》有新译本，出版社肯定接收到了讯息，不但推出《萝莉塔》全新中译本，还附加《劳拉的原型》，纳博可夫未完成的遗作，更破天荒地把书封设计理念当作宣传的一部分。作为“少女学”的代表之作，以“小女孩”为《萝莉塔》书封已为各国惯例，三采出版推翻前例，以“为它们创造一个富隐喻意涵”做出发点，让《萝莉塔》变成“最耀眼的蝴蝶”，《劳拉的原型》则是“天才之蛹”。真的是很吸引人的封面。
十年巨献《去年在阿鲁巴》
十月初，艺文界人士多收到一则宝瓶文化的电邮，附上一段影片。电邮写着：“宝瓶文化十周年，为小说，为电影，做的最疯狂的一件事，为小说的宣传拍摄电影手法的预告片”。小说预告片导演是写出《父后七日》，并把它改成剧本，再导成电影的刘梓洁。这本小说，是文坛“博学的鬼才”贺景滨“给下一代的荒凉预言”，一座虚拟城市里的《去年在阿鲁巴》。贺景滨十年成一书，十年前出版的是《速度的故事》。
2005年贺景滨以短篇小说《去年在阿鲁巴》获林荣三文学奖，他原本就计划把短篇发展成长篇，却发现罹患癌症，治疗期间因使用吗啡止痛，文思整个被卡住，治疗告一段落，他振笔疾书，大声质问“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存在吗？”
应该说，文学小说真的存在，而整个世界都给塞进文学小说里了。
那一整天只有一则新闻，贾伯斯死了，以及贾伯斯死了以后，HTC、三星等等竞争对手的未来。
第二天的中国时报上，头版大标题“贾伯斯殒落”上方，罕见地出现几行横排字：“天下文化出版 贾伯斯唯一授权传记 24日起与美国版同步上市”。贾伯斯授权传记原定十一月出版，因为贾伯斯之死被迫提前在十月上市，预售也立刻冲上第一名，想必这个第一名会持续很久。那一夜天下文化人如何人仰马翻，如何秣马厉兵，不需要亲见，想象即可体会。《贾伯斯学》虽然摆满书店，但没有一本能够比得上货真价实的贾伯斯授权传记。神一般的贾伯斯，连他身后会带给世人什么样的震撼、怀思，无一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自由》之书，褒贬不一
说起大书，本月还有一本六百多页厚的小说《自由》。
“多年来，我们以为不会再读到这样的小说，濒临绝种的那种真正的文学小说。”这段话载于强纳森·法兰岑（Johnathan Franzen）的小说《自由》书腰。包括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经济学人在内，《自由》横扫2010年英美指针媒体年度选书，法兰岑甚至当上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并受封为“伟大的美国作家”。时代周刊已经有十年之久没有用过作家当封面人物。
为什么《自由》如此受宠于美国读者、美国书评家？借用台湾交大外文系副教授李家沂刊登在中国时报开卷版的一篇书评，“《自由》是一本美国作家写给美国人看的小说，师承托尔斯泰写实主义，写的是一个美国中产阶级核心小家庭的故事，这个家庭的丈夫、妻子，以及他们共同的男性朋友，这三个人彼此纠结30年的故事。”美国作家写小说给美国人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在“这本小说在美国旗舰级书评上普获赞誉，或可解释为后911美国保守势力抬头，使文化生产更强势地回归本土拥抱核心，因此像这样主题非常美国、技巧与文体非常保守的小说，才得以受到注目”。
台湾学者对《自由》的评价显然不高，但李家沂的观点能否代表台湾学者之见亦有可议，问题在台湾的书评制度过于薄弱，市场一丁点，经常只有一家之言，没有多方并陈、百花齐放的园地，这对一本重要大书其实是不公平的。
诺贝尔文学奖揭晓，颁给99.9%的台湾人都没听过的瑞典老诗人托玛斯·特朗斯特默（Tomas Transtroemer）。大致来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好处是打开一般人的文学视野。譬如2009年颁给引起媒体很没礼貌的反问“荷塔是谁啊？”的德国文学家荷塔·慕勒（Herta Muller），所幸时报出版很有先见之明地早已出版过她获得帕克奖的《风中绿李》；也因此才又有不久前的《呼吸秋千》，这是二战后苏联劳役营里一群德裔罗马尼亚人的故事。2010年颁给秘鲁小说家尤萨（Mario Vargas Llosa），这一次联经出版社以出版他的《城市与狗》、《天堂在另一个街角》、《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等书而备受敬仰，尤萨半自传年少爱情篇的《胡莉亚姨妈与作家》也在九月底问世。
比起荷塔和尤萨的冷门，对台湾读者来说，托玛斯特朗斯特默简直是北极圈的冰层，平面媒体只有小小一块报导，如果是之前呼声很高的村上春树，那景况一定天差地远，绝对不会输给贾伯斯的死讯。
辛亥百年，书界平常以对
十月十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
当天，有焰火，有作为国庆晚会最高潮、烧钱两亿新台币、成果却遭到艺文界严厉批判的赖声川大型摇滚歌舞剧《梦想家》。
“国家图书馆”庆祝一百年的方式，是回到过去，举办“读享‘经’彩——发现古人生活美学”活动，选出十大中文经典图书如下：刘义庆《世说新语》、陆羽《茶经》、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冯梦龙《三言》、刘鹗《老残游记》、李汝珍《镜花缘》、李渔《闲情偶寄》、张潮《幽梦影》、郁永河《裨海纪游》、汪辟疆编《唐人小说》，其中唯一与台湾有关系者为《裨海纪游》。
民间则有大块文化出版，由资深新闻工作者徐宗懋费时五年搜辑编纂的“辛亥百年典藏史画”：《辛亥革命现场报导——新闻画刊西洋文献选集》、《伦敦新闻画报——中国史画100幅》套书，藉以“重回辛亥革命时旧中国在历史洪流上的浮沉”。
“读册生活”网络书店推出“百年一书”，邀请各行各业推荐一本影响生命的书，包括《海市蜃楼：台湾闲置公共设施抽样调查》、《生蕃行脚——森丑幸之助的台湾探险》、《慢活》、《食物恋》、《岛屿的餐桌》、《没有果实的秋天》……很台湾、很庶民、很个人。
总括来看，出版界对此“百年”平常以对。对抗纸本书消失危机，如今已经是“平常”的一部分了。
形态万千的出版
《书本的危机》出自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安东尼·葛睿夫顿（Anthony Grafton）之手。少了纸张对我们的阅读有什么影响？书本的形体消失了，图书馆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五百年的阅读时代终于要结束了吗？如果一切信息、知识都可以快速搜寻到，唾手可得，那么记忆、教育、思考的意义何在？书本的危机，看起来也是记忆、教育、思考的危机。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报导，亚马逊的出版计划正以惊人的步调快速前进、扩张版图，这使得实体书店、传统出版社和经纪人都绷紧了神经，害怕得不得了。但对亚马逊来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可或缺的就是作家和读者，除了作家和读者，附属于两者的一切都将面临各种变化，不能承受变化，便无法生存在这以“变”为常态的时代。是以传统出版社必须更加用力让书籍变得不只是书籍，要借力使力，要跟随风向。
譬如说设计书近两年已成为显学，但若再搭配上“2011台北世界设计大展”，整个力道势必放大，因此设计书在设计展期间成为多家出版社主推的重点书，量大促动竞争，接下来则是质的提升，日本国宝级设计师喜多俊之《给设计以灵魂》是这一波设计书潮中的“精品”。
又譬如一定要想办法让作者曝光量增大，电影《赛德克·巴莱》的五本周边书都上了排行榜，这当然是透过导演、演员密集曝光带来的效益。电影、偶像剧从小说创作中寻找题材，但是现在，电影、偶像剧也是小说创作的来源，“电影小说”、“偶像剧小说”让文学创作变成附属品，不是独立的存在。小野的新作《翻滚吧！电影》，基本上不属于小野，而是电影人的集体创作，是这一波电影文艺复兴的副产品。
教育已经不是特殊选题，但对印度尼西亚来说却仍旧是。对印度尼西亚的联想，台湾人最多会说印度尼西亚女佣以及度假天堂巴厘岛，但是印度尼西亚出现了一本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小说《天虹战队小学》，这本小说让印度尼西亚文学“走出印度尼西亚”，登上国际舞台，席卷德国、意大利……这不就是台湾念兹在兹的？这本小说拍成了电影（这是当然的！），带动小说背景勿里洞岛的观光事业和文创产业。这个神奇的印度尼西亚作家名为安卓亚·西拉塔（Andrea Hirata），撰写《天虹战队小学》的灵感来自他的亲身经历，他童年时候遇到的一位拒绝贵族学校礼聘转而到乡下教书的老师。
中小学老师是具有扭转孩子一生的影响力的人。爸爸妈妈亲子教养书，缺点是太个人，老师故事就不一样了，可以带领读者碰触更多的面向，激发更多的思考。近期热血老师代表是写《老师，你会不会回来》的王政忠。王政忠写出了十五年来他在南投中寮乡爽文国中任教的历程，其间还经历过一场九二一地震。《教育应该不一样》的严长寿以“让所有教育工作者从绝望中燃起希望”推之荐之。
有很多读者等待纳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的《萝莉塔》有新译本，出版社肯定接收到了讯息，不但推出《萝莉塔》全新中译本，还附加《劳拉的原型》，纳博可夫未完成的遗作，更破天荒地把书封设计理念当作宣传的一部分。作为“少女学”的代表之作，以“小女孩”为《萝莉塔》书封已为各国惯例，三采出版推翻前例，以“为它们创造一个富隐喻意涵”做出发点，让《萝莉塔》变成“最耀眼的蝴蝶”，《劳拉的原型》则是“天才之蛹”。真的是很吸引人的封面。
十年巨献《去年在阿鲁巴》
十月初，艺文界人士多收到一则宝瓶文化的电邮，附上一段影片。电邮写着：“宝瓶文化十周年，为小说，为电影，做的最疯狂的一件事，为小说的宣传拍摄电影手法的预告片”。小说预告片导演是写出《父后七日》，并把它改成剧本，再导成电影的刘梓洁。这本小说，是文坛“博学的鬼才”贺景滨“给下一代的荒凉预言”，一座虚拟城市里的《去年在阿鲁巴》。贺景滨十年成一书，十年前出版的是《速度的故事》。
2005年贺景滨以短篇小说《去年在阿鲁巴》获林荣三文学奖，他原本就计划把短篇发展成长篇，却发现罹患癌症，治疗期间因使用吗啡止痛，文思整个被卡住，治疗告一段落，他振笔疾书，大声质问“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存在吗？”
应该说，文学小说真的存在，而整个世界都给塞进文学小说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