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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基于前期英媒历时话语研究得出的四领域九方面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框架，自建语料库收集自2008年8月至2019年8月共11年间的澳媒《悉尼先驱晨报》网络报道。基于语料库技术和内容分析的话语分析结果显示，自2012年起，在制度域的国际化评价、经济域的国际教育市场、教学域的教师国际化方面，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原有的消極话语趋向积极，令报道整体朝积极语义韵方向发展。澳媒话语认知的积极转向显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积极形象。
关键词：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积极形象;澳媒历时话语研究
2019年，美英澳为中国学生的三大留学目的地。但2019年中外经济政治的变化持续影响着国际教育市场。为吸引优质中国留学生源，英澳作为传统英语留学国家开始加紧抢人步伐。如英国高校，不仅开始降低国际生学费，一些高校还为毕业生提供两年的延期签证，用于寻找当地工作或寻求继续深造的机会。而在澳大利亚，许多高校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高校扩建甚至是合并。2019年，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机遇与挑战[1]，其维多利亚州已率先于2018年加入倡议。一直以来，留学澳大利亚的外国学生数中国学生占比最高。在澳大利亚高校积极吸引中国留学生的同时，当地一些高校开始担心因留学生而引发的高校教学质量问题与财政过度依赖国际生学费问题。同时，相比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仍存在不足之处。
本研究立足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其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前期的英媒历时话语研究结果[2]。通过自建澳大利亚媒体真实英文语料库，探索澳大利亚媒体话语中影响两国高等教育合作的认知因素，并对积极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形象的建构提出一些建议。研究问题探讨两方面，即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形象如何？影响因素有哪些？下面的理论基础部分将聚焦中澳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包括澳大利亚的对华高等教育出口和中澳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互动。
一、中澳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
（一）澳大利亚的对华高等教育出口
澳大利亚实行英联邦国家的教育体制。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市场形成形式接近英国，表现在“削减公共经费、鼓励高校创收、建立学费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开拓国际市场等”[3]。澳大利亚当前的高等教育仍以发展公立高校教育为主要途径。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系统包括大学和职业技术教育学院（TAFE），澳大利亚现有42所大学以及230多所专科技术学院。澳大利亚的高校被划分为“砂岩大学（即精英大学）、橡树大学、理工大学、新大学、私立高校”。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结合了政府、高校、市场三者的作用[4]，同时也关注残疾大学生的教学工作[5]。
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澳大利亚现为继美英之后的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家。《澳洲人》报早在2006年即呼吁留学生不要过度关注澳大利亚高校的大学排名。因为，各国的大学排名标准不同，如中国的排名表注重研究质量排名，而英国的大学注重教学质量排名。2007年，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出口面临负面影响，开始反思如何实现追求利益与教育质量间的平衡。为顺应全球化的高校教育改革趋势，澳大利亚大幅度缩减本科课程数量，增强人文社科教育。
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是增强国际教育竞争力的关键。2011年，针对国内公立大学，立足学生需求，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了高等教育质量提升（Advancing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AQHE）计划[6]。2014年，澳大利亚学与教办公室（OLT）制定了澳大利亚大学教学规范与标准框架（AUTCSF）[7]。本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教育质量、国际合作与交流、教育公平、高校科研能力、经费投入”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在“扩大弱势群体高等教育参与度、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率和投入、高等教育机构改革等方面还待改善”[8]。
萨维尔（Sawir）等人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调查200名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留学的国际学生，发现学生的英语水平影响其积极能动性能力。[9]即，国际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是保障其顺利进行课内外各领域活动的有力影响因素。但是，通过澳大利亚高校的亚洲留学生满意度调查，马克（Mak）等人的研究却发现比英语水平更能长期影响亚洲留学生的其他因素。[10]研究共调查了385名来自亚洲的留学生。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亚洲留学生的学术性自我效能和留学地的社会支持能明显提升留学生个人生活和高校生活满意度。跨文化社会性自我效能和自尊能提升留学生个人生活满意度。前期研究也发现对教育环境的文化包容性评价越高，与澳大利亚当地学生的接触越多，越有利于亚洲留学生满意地融入群体中。[11]
（二）中澳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互动
澳大利亚为国际教育出口国，主要的高等教育市场定位在亚太区域，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即为中国内地学生。2013年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了《新科伦坡计划》，鼓励和资助本土学生到亚洲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学习。2018-2019年，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了“奋进领导力奖学金”（Endeavour Leadership Program，ELP），用于资助澳大利亚和优先合作国的优秀高校学生与学者的长短期双向交流与学习计划。
宋楠对比了改革开放以来中澳两国高等教育的交流情况。[12]中澳两国于2003、2007、2011、2014年多次续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文凭和学位证书的协议》。并于2006、2009、2012年多次续签《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澳大利亚联邦教育、就业与劳资关系部关于教育与培训的合作谅解备忘录》。2015年，中国已建立三十所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致力于澳大利亚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全方面研究。澳大利亚也建立了孔子学院。为推动汉语言文化在澳大利亚的传播，中国教育部在悉尼和墨尔本设立汉语水平考试（HSK）考点。 但是，高珊和吴迪发现中澳虽然频繁互动交流，可是中澳学生间的国际流动存在不平衡状况。[13]留学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以长期性的攻读学位为主，留学中国的澳大利亚学生则以短期的交换、访学、实习等非学位学习为主。
二、研究方法与步骤
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方法。研究西方媒体视域的“中国形象”时，除从宏观角度审视“他者”视角外，还需从微观角度进行西方报道真实语料的话语分析。由此，才能构建更全面的认知差异分析。通过语料库分析可发现特定语言的累积效应[14]，媒体话语的内容分析与语料库分析结合能实现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的效果[15]。先从语料库整体来看词汇的用词变化、词长、词汇密度，用于分析语料库词汇的丰富度和复杂度。再进行高频词和主题相关词的搭配分析，并重点进行基于词汇搭配的话语内容分析。
具体的研究步骤如下。以中国（China或Chinese）为关键词，收集《悉尼先驱晨报》网站近年与中国高等教育相关的报道建立英文语料库后，运行WordSmith6.0软件进行高频词频率、主题相关词和高频词搭配、索引行的分析[16]。即第一阶段先利用计算机运行得出的词表进行用词变化、词长的分析，再分析词汇密度。词汇密度的运算采用Treetagger3.0进行自动词性赋码，结合词表进行实词和功能词出现频率比例的统计。第二阶段具体的话语分析基于语料库研究发现，进行高频词和主题相关词的搭配索引行分析，同时结合按主题编码的内容分析，以更全面地分析语料话语的语义倾向和语义韵。讨论部分根据语料分析结果进行话语意识形态的讨论，揭示话语背后隐含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因素。
其中，词汇搭配分析沿用前期研究，采用未赋码文本并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相关词汇的搭配情况。即分析主题相关词如中国、国际化、教育、大学、学生是否为高频词，并对屈折变化进行主词标注与合并计算。
三、研究发现
《悉尼先驱晨报》网站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开始记载中国高等教育相关报道。自建语料库收录2008年8月至2019年8月共11年间网站的中国高等教育相关报道。由于网站的教育专栏包含各阶段教育报道，需要人工删除与高等教育无关的信息。最后提取近70%的教育报道，共324篇高等教育报道用于研究。高比例的报道显示出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视。
先从语料库整体来看词汇丰富度、复杂度、词汇密度。词表分析显示自建语料库含有二十五万多字符，标准类形符比为44.64，平均词长为5.05。将BNC语料库作为参照语料库，可见自建语料库的语言丰富度与复杂度高于英语本族语。词性自动赋码后整理分析词汇密度，发现实词总量25.82%，其中名词（15.53%）和形容词（4.64%）最多，其次为动词（3.49%）和副词（2.16%）。该结果显示语料的词汇密度不大，即报道内容含一定量实质性的丰富信息，但加入较多虚词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复杂的实质性内容。
首先，统计结果显示以下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主题相关词汇均达语料库总量0.10%以上，内容分析将重点分析这些高频词。中国相关词汇China（-’s）、Chinese共出现1023次，占0.4%。高校相关词汇university（-’s）、universities出现2236次，占比0.87%。学生相关词汇student（-s、-’s）共出现2882次，占比1.13%。国际化相关词汇international（-isation、-ise、-ised、-ises、-ising、-ly）共出现766次，占比0.3%。
立足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基于前期的英媒历时话语研究结果。分析框架包括制度域（包括政策与战略、国际化评价两方面）、经济域（包括国际教育市场、国内经济需求两方面）、教学域（包括留学生教育、教师、课程国际化三方面）、文化域（包括跨境的文化交流和项目合作两方面）共四个维度九个方面内容（结果见表1）。
（一）制度域
1.政策与战略
语料显示澳媒倾向于关注当地政府的对华高等教育政策。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市场的形象受到三个问题的影响，可见例1和2。一是“学生安全”（student safety）问题，当地针对留学生的暴力事件影响到留学生招生，而政府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二是在澳大利亚政府为提升教育质量，关闭不符合其教育标准的学院后，引起中国留学生的不满，认为自己被视为“摇钱樹”（cash cow）。这些自费中国留学生大多成绩不太理想，只能选择在这些学院就读。抗议之后的最终解决方案是这些即将毕业的学生将面临转学或者退费。三是政府曾一度收紧留学生签证政策，导致留学生申请数量“大幅下降”（a substantial drop）。
2.国际化评价
语料分析显示澳媒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由消极转变为积极。例3显示2010年时澳媒报道明显认为中国高校学术水平不足，其认为中国建立大学学术世界排名（ARWU）的目的是为发现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gap）。而例4和例5显示出对中国高校学术水平的认可。2017年，澳大利亚虽有六所高校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强，却开始担心会很快被中国高校“超越”（overtaken）。2019年，一所澳大利亚高校的副校长预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留学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数量将锐减，因为中国将“投资自身”（invest in itself）。
（二）经济域
1.国际教育市场
语料分析显示澳媒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教育市场态度由消极转变为积极。例6和例7都凸显了澳大利亚高校在国际教育市场的优势，认为中国的国际教育市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2010年，报道引用一名高校教师的话指出中国高校面临的问题。如“腐败”（corruption）问题限制了中国高校的发展，特别是在不太有名的高校内。2011年，维多利亚大学在诸多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有“离岸业务”（off-shore operations）。而在例8里，澳大利亚高校却希望借鉴中国香港科技大学的快速发展经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高校自身拥有的学术“精神”（ethos）成就了这所奇迹大学。 2.国内经济需求
语料显示澳大利亚媒体报道重点关注本土国内经济需求。例9语料分析显示澳媒不再一味追求如何赚取中国留学生费用，开始正视因其国内经济需求带来的问题。2013年，报道首次提出澳大利亚高校过度依赖中国留学生学费可能带来“危害”（dangers）。后续报道提出一些危害：如令国际学生市场失去多样性、被迫关闭不受国际生欢迎的学院、论文代写、高校招生中降低英语水平标准挑战了入学公平性。但是，例10显示澳大利亚高校的正常财务运营仍需付出高于本土学生数倍学费的自费中国留学生的支持。仅有58%的澳大利亚家长愿意为子女“捐助”（contributed）大学学费，而近90%的中国家长愿意这么做，即大量澳大利亚本地学生需要申请高校学生贷款计划。
（三）教学域
1.留学生教育
例11和例12显示澳媒对中国的留学生教育持积极态度。2016年报道首次提出自2011年以来，来中国留学的澳大利亚学生“激增”（surged）。2019年，中国成为澳大利亚学生“第一留学目的国”（the top destination）。而在十多年前，中国还不能排进前十。但是大部分澳大利亚学生来中国仅进行交流和短期课程学习。
2.教师国际化
语料显示澳媒对中国高校教师的国际化态度由消极转变为积极。例13于2010年批评中国教师由于“过分的”（overly）说教式教学风格，导致其教学缺乏批判性技能的培养。例14显示在2013年，澳媒称赞中国为“提升”（improve）高校质量而努力引进更多国外专家，特别是在研究领域的专家。
3.课程国际化
例15和例16显示澳媒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课程国际化持积极态度，尤其是在网络课程上，如慕课和云端虚拟校园。中国加入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推出的慕课（edX）课程，且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和清华大学建立了基于云端的虚拟校园，实现课程学科间的研究“合作”（collaboration）。
（四）文化域
1.跨境文化交流
例17和例18显示澳媒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跨境文化交流持积极态度，如学习中文和教授孔子思想。例17中苏西（Suzie）不仅加入一个“语言交流群”（language exchange group），还在墨尔本大学帮助中国学生和当地中文学习者建立了一个中英文交流群。例18中施瓦茨教授（Professor Schwartz）提出澳大利亚高校要复兴智慧教学，不能为逐利而只关注职业课程教学。他提出孔子思想能“支持”（underpin）这门大学课程的教学。
2.跨境项目合作
澳大利亚大学与中国高校长期以来有广泛的合作。例19中2012年成立的中澳东南大学—蒙纳士大学苏州联合研究生院，属于中国教育部批准设立的“第一所”（the first）中外联合研究生院。例20显示，澳大利亚八校联盟“加入”（has joined）中国九校联盟与美欧研究大学联盟的研究，一起合作探索全球性研究问题。
四、研究讨论
（一）社会政治因素
澳大利亚联邦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现任国家元首即英国女王，因而其教育体制与英国相似。国家元首任命总督和州督，但不参与澳大利亚政治，澳大利亚政治实际上由国家总理掌管。2007年11月至2013年9月之前，联邦政府由工党执政，之后由代表工商业主利益的自由党执政。作为澳大利亚最古老与最有影响力之一的报纸，《悉尼先驱晨报》代表中上层工商业者立场。自由党执政后一边削减国内高等教育经费开支，一边积极提升教育质量与吸引自费国际留学生，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持积极态度。
与本研究的发现一致，过往研究发现中国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时，最关注大学排名和留学国家的安全性[17]。澳大利亚具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且是唯一一个为国际教育立法的国家[18]。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与标准署（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TEQSA）是独立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与监督机构，自2011年开始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登记注册、课程认证、风险评估”，“提供咨询建议、信息发布、培训等”[19]。2015年，澳大利亚政府首次提出《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国家战略草案》，力求大力发展国际教育产业。草案的提出，显示了澳大利亚政府对于国际教育产业的重视。
澳大利亚还颁布了一系列针对海外学生的服务性法规，如《2000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ESOS法案）。之后为了争取国际教育市场份额，议会通过了《2015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修订》，简化留学生教育机构的注册程序。2018年，正式开始实施澳大利亚教育部制定的留学生国家标准，即《为2018年海外学生提供教育和培训的国家准则》。准则详细规定了具体的注册、签证、招生、课程设置程序。《为海外学生提供服务的说明指南》中涉及学费保障服务，其中详细列出了退还学费的计算方法。
此外，中国高校排名的提升也促使中澳建立了第一所中外合作研究生院。但方文红与王深发现，中国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国内和国外的高等教育课程，而非跨国合作教育课程。[20]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存在信息差。而实际上，澳大利亚政府为能有效帮助学生和家长寻找合适的高校，特定建立了一个国家级网站，用于发布大学经验、毕业生相关的调查报告，并开展工作满意度调查。[21]张静基于宁波诺丁汉大学的研究也显示中外合作课程能提升学生的国际化学习体驗。[22]
（二）经济因素
基于简·奈特（Knight）提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四大动因[23]，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动因，魏艳与王盈认为经济动因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推动力。[24]澳大利亚是国际教育贸易自由化的积极倡导者。1980年前，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属于免费国际援助性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膨胀令英美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由此带来了削减国家福利的需求，澳大利亚也面临同样的危机。1980年，澳大利亚开始收取留学生签证费。1985年，澳大利亚开始实行全自费留学生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标志着澳大利亚正式将国际教育视为国外贸易。澳大利亚向国内教育提供者提供政府补贴，但是拒绝按照世贸组织政策为允许进入该国的国外教育提供者提供同等待遇。 教育是澳大利亞对中国最大的出口服务，占2018年澳大利亚对华总出口总额的10%。中国留学生占澳大利亚留学生总人数的40%。国际留学生需要提前交学费，而澳大利亚本地学生可以延期交学费直至毕业前。全自费的国际留学生为高校提供了财政保障。但这也令澳大利亚当地高校开始担心澳大利亚大学的生存过于依赖国际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如果中国留学生大幅减少，可能导致澳大利亚高校财政陷入困境。
（三）文化因素
澳大利亚有大量华裔，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氛围较强。许多中国学生留学澳大利亚则是希望增加海外学习经历。而海外学习经历能提升跨文化意识，改变个体的世界观、自我和跨文化身份[25]。郭春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国海归更多关注主观性职业成就，而非如收入这样的客观性职业成就。[26]林·斯蒂芬斯（Lin-Stephens）等人发现中国海归的积极职业理念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涉及个人和生活的发展，一类涉及定位的优势和能力，还有一类为从事渴望的工作、职业、级别、公司、行业类型或为满足他人期望。[27]研究还显示更多地接触国际和文化环境、英语语言环境、增强人格塑造、提升自信都非常有利于其获得职业成功。
五、结语
基于澳媒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语料库的历时报道研究结果显示，自2012年起，澳大利亚媒体在制度域的国际化评价、经济域的国际教育市场、教学域的教师国际化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所持有的消极话语趋向明显变得积极，令报道整体朝着积极语义韵方向发展。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提升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形象。
通过语料分析可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提出以下四点建议。首先，中国高校可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发展经验，在大力引进国外专家的同时，也要注重培养高校自身的国际化学术精神，提升教学和科研质量，实现中国高校教师的国际化。其次，为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需改革中国高校教育的质量审核重点，从注重结果的绩效审核转为注重过程的质量审核[28]。再次，语料报道的中澳高校合作中涉及的都是中国顶尖大学，未来也可加强普通大学与澳大利亚高校的交流与学习，促进中国高校整体的学术发展和国际合作。最后，中国高校要利用自身的特色国际化优势专业和中国文化语言，设法吸引更多海外学生来华学习长期课程而非短期课程，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长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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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
关键词：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积极形象;澳媒历时话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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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立足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其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前期的英媒历时话语研究结果[2]。通过自建澳大利亚媒体真实英文语料库，探索澳大利亚媒体话语中影响两国高等教育合作的认知因素，并对积极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形象的建构提出一些建议。研究问题探讨两方面，即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形象如何？影响因素有哪些？下面的理论基础部分将聚焦中澳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包括澳大利亚的对华高等教育出口和中澳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互动。
一、中澳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
（一）澳大利亚的对华高等教育出口
澳大利亚实行英联邦国家的教育体制。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市场形成形式接近英国，表现在“削减公共经费、鼓励高校创收、建立学费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开拓国际市场等”[3]。澳大利亚当前的高等教育仍以发展公立高校教育为主要途径。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系统包括大学和职业技术教育学院（TAFE），澳大利亚现有42所大学以及230多所专科技术学院。澳大利亚的高校被划分为“砂岩大学（即精英大学）、橡树大学、理工大学、新大学、私立高校”。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结合了政府、高校、市场三者的作用[4]，同时也关注残疾大学生的教学工作[5]。
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澳大利亚现为继美英之后的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家。《澳洲人》报早在2006年即呼吁留学生不要过度关注澳大利亚高校的大学排名。因为，各国的大学排名标准不同，如中国的排名表注重研究质量排名，而英国的大学注重教学质量排名。2007年，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出口面临负面影响，开始反思如何实现追求利益与教育质量间的平衡。为顺应全球化的高校教育改革趋势，澳大利亚大幅度缩减本科课程数量，增强人文社科教育。
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是增强国际教育竞争力的关键。2011年，针对国内公立大学，立足学生需求，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了高等教育质量提升（Advancing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AQHE）计划[6]。2014年，澳大利亚学与教办公室（OLT）制定了澳大利亚大学教学规范与标准框架（AUTCSF）[7]。本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教育质量、国际合作与交流、教育公平、高校科研能力、经费投入”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在“扩大弱势群体高等教育参与度、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率和投入、高等教育机构改革等方面还待改善”[8]。
萨维尔（Sawir）等人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调查200名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留学的国际学生，发现学生的英语水平影响其积极能动性能力。[9]即，国际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是保障其顺利进行课内外各领域活动的有力影响因素。但是，通过澳大利亚高校的亚洲留学生满意度调查，马克（Mak）等人的研究却发现比英语水平更能长期影响亚洲留学生的其他因素。[10]研究共调查了385名来自亚洲的留学生。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亚洲留学生的学术性自我效能和留学地的社会支持能明显提升留学生个人生活和高校生活满意度。跨文化社会性自我效能和自尊能提升留学生个人生活满意度。前期研究也发现对教育环境的文化包容性评价越高，与澳大利亚当地学生的接触越多，越有利于亚洲留学生满意地融入群体中。[11]
（二）中澳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互动
澳大利亚为国际教育出口国，主要的高等教育市场定位在亚太区域，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即为中国内地学生。2013年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了《新科伦坡计划》，鼓励和资助本土学生到亚洲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学习。2018-2019年，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了“奋进领导力奖学金”（Endeavour Leadership Program，ELP），用于资助澳大利亚和优先合作国的优秀高校学生与学者的长短期双向交流与学习计划。
宋楠对比了改革开放以来中澳两国高等教育的交流情况。[12]中澳两国于2003、2007、2011、2014年多次续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文凭和学位证书的协议》。并于2006、2009、2012年多次续签《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澳大利亚联邦教育、就业与劳资关系部关于教育与培训的合作谅解备忘录》。2015年，中国已建立三十所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致力于澳大利亚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全方面研究。澳大利亚也建立了孔子学院。为推动汉语言文化在澳大利亚的传播，中国教育部在悉尼和墨尔本设立汉语水平考试（HSK）考点。 但是，高珊和吴迪发现中澳虽然频繁互动交流，可是中澳学生间的国际流动存在不平衡状况。[13]留学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以长期性的攻读学位为主，留学中国的澳大利亚学生则以短期的交换、访学、实习等非学位学习为主。
二、研究方法与步骤
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方法。研究西方媒体视域的“中国形象”时，除从宏观角度审视“他者”视角外，还需从微观角度进行西方报道真实语料的话语分析。由此，才能构建更全面的认知差异分析。通过语料库分析可发现特定语言的累积效应[14]，媒体话语的内容分析与语料库分析结合能实现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的效果[15]。先从语料库整体来看词汇的用词变化、词长、词汇密度，用于分析语料库词汇的丰富度和复杂度。再进行高频词和主题相关词的搭配分析，并重点进行基于词汇搭配的话语内容分析。
具体的研究步骤如下。以中国（China或Chinese）为关键词，收集《悉尼先驱晨报》网站近年与中国高等教育相关的报道建立英文语料库后，运行WordSmith6.0软件进行高频词频率、主题相关词和高频词搭配、索引行的分析[16]。即第一阶段先利用计算机运行得出的词表进行用词变化、词长的分析，再分析词汇密度。词汇密度的运算采用Treetagger3.0进行自动词性赋码，结合词表进行实词和功能词出现频率比例的统计。第二阶段具体的话语分析基于语料库研究发现，进行高频词和主题相关词的搭配索引行分析，同时结合按主题编码的内容分析，以更全面地分析语料话语的语义倾向和语义韵。讨论部分根据语料分析结果进行话语意识形态的讨论，揭示话语背后隐含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因素。
其中，词汇搭配分析沿用前期研究，采用未赋码文本并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相关词汇的搭配情况。即分析主题相关词如中国、国际化、教育、大学、学生是否为高频词，并对屈折变化进行主词标注与合并计算。
三、研究发现
《悉尼先驱晨报》网站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开始记载中国高等教育相关报道。自建语料库收录2008年8月至2019年8月共11年间网站的中国高等教育相关报道。由于网站的教育专栏包含各阶段教育报道，需要人工删除与高等教育无关的信息。最后提取近70%的教育报道，共324篇高等教育报道用于研究。高比例的报道显示出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视。
先从语料库整体来看词汇丰富度、复杂度、词汇密度。词表分析显示自建语料库含有二十五万多字符，标准类形符比为44.64，平均词长为5.05。将BNC语料库作为参照语料库，可见自建语料库的语言丰富度与复杂度高于英语本族语。词性自动赋码后整理分析词汇密度，发现实词总量25.82%，其中名词（15.53%）和形容词（4.64%）最多，其次为动词（3.49%）和副词（2.16%）。该结果显示语料的词汇密度不大，即报道内容含一定量实质性的丰富信息，但加入较多虚词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复杂的实质性内容。
首先，统计结果显示以下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主题相关词汇均达语料库总量0.10%以上，内容分析将重点分析这些高频词。中国相关词汇China（-’s）、Chinese共出现1023次，占0.4%。高校相关词汇university（-’s）、universities出现2236次，占比0.87%。学生相关词汇student（-s、-’s）共出现2882次，占比1.13%。国际化相关词汇international（-isation、-ise、-ised、-ises、-ising、-ly）共出现766次，占比0.3%。
立足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基于前期的英媒历时话语研究结果。分析框架包括制度域（包括政策与战略、国际化评价两方面）、经济域（包括国际教育市场、国内经济需求两方面）、教学域（包括留学生教育、教师、课程国际化三方面）、文化域（包括跨境的文化交流和项目合作两方面）共四个维度九个方面内容（结果见表1）。
（一）制度域
1.政策与战略
语料显示澳媒倾向于关注当地政府的对华高等教育政策。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市场的形象受到三个问题的影响，可见例1和2。一是“学生安全”（student safety）问题，当地针对留学生的暴力事件影响到留学生招生，而政府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二是在澳大利亚政府为提升教育质量，关闭不符合其教育标准的学院后，引起中国留学生的不满，认为自己被视为“摇钱樹”（cash cow）。这些自费中国留学生大多成绩不太理想，只能选择在这些学院就读。抗议之后的最终解决方案是这些即将毕业的学生将面临转学或者退费。三是政府曾一度收紧留学生签证政策，导致留学生申请数量“大幅下降”（a substantial drop）。
2.国际化评价
语料分析显示澳媒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由消极转变为积极。例3显示2010年时澳媒报道明显认为中国高校学术水平不足，其认为中国建立大学学术世界排名（ARWU）的目的是为发现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gap）。而例4和例5显示出对中国高校学术水平的认可。2017年，澳大利亚虽有六所高校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强，却开始担心会很快被中国高校“超越”（overtaken）。2019年，一所澳大利亚高校的副校长预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留学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数量将锐减，因为中国将“投资自身”（invest in itself）。
（二）经济域
1.国际教育市场
语料分析显示澳媒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教育市场态度由消极转变为积极。例6和例7都凸显了澳大利亚高校在国际教育市场的优势，认为中国的国际教育市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2010年，报道引用一名高校教师的话指出中国高校面临的问题。如“腐败”（corruption）问题限制了中国高校的发展，特别是在不太有名的高校内。2011年，维多利亚大学在诸多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有“离岸业务”（off-shore operations）。而在例8里，澳大利亚高校却希望借鉴中国香港科技大学的快速发展经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高校自身拥有的学术“精神”（ethos）成就了这所奇迹大学。 2.国内经济需求
语料显示澳大利亚媒体报道重点关注本土国内经济需求。例9语料分析显示澳媒不再一味追求如何赚取中国留学生费用，开始正视因其国内经济需求带来的问题。2013年，报道首次提出澳大利亚高校过度依赖中国留学生学费可能带来“危害”（dangers）。后续报道提出一些危害：如令国际学生市场失去多样性、被迫关闭不受国际生欢迎的学院、论文代写、高校招生中降低英语水平标准挑战了入学公平性。但是，例10显示澳大利亚高校的正常财务运营仍需付出高于本土学生数倍学费的自费中国留学生的支持。仅有58%的澳大利亚家长愿意为子女“捐助”（contributed）大学学费，而近90%的中国家长愿意这么做，即大量澳大利亚本地学生需要申请高校学生贷款计划。
（三）教学域
1.留学生教育
例11和例12显示澳媒对中国的留学生教育持积极态度。2016年报道首次提出自2011年以来，来中国留学的澳大利亚学生“激增”（surged）。2019年，中国成为澳大利亚学生“第一留学目的国”（the top destination）。而在十多年前，中国还不能排进前十。但是大部分澳大利亚学生来中国仅进行交流和短期课程学习。
2.教师国际化
语料显示澳媒对中国高校教师的国际化态度由消极转变为积极。例13于2010年批评中国教师由于“过分的”（overly）说教式教学风格，导致其教学缺乏批判性技能的培养。例14显示在2013年，澳媒称赞中国为“提升”（improve）高校质量而努力引进更多国外专家，特别是在研究领域的专家。
3.课程国际化
例15和例16显示澳媒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课程国际化持积极态度，尤其是在网络课程上，如慕课和云端虚拟校园。中国加入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推出的慕课（edX）课程，且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和清华大学建立了基于云端的虚拟校园，实现课程学科间的研究“合作”（collaboration）。
（四）文化域
1.跨境文化交流
例17和例18显示澳媒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跨境文化交流持积极态度，如学习中文和教授孔子思想。例17中苏西（Suzie）不仅加入一个“语言交流群”（language exchange group），还在墨尔本大学帮助中国学生和当地中文学习者建立了一个中英文交流群。例18中施瓦茨教授（Professor Schwartz）提出澳大利亚高校要复兴智慧教学，不能为逐利而只关注职业课程教学。他提出孔子思想能“支持”（underpin）这门大学课程的教学。
2.跨境项目合作
澳大利亚大学与中国高校长期以来有广泛的合作。例19中2012年成立的中澳东南大学—蒙纳士大学苏州联合研究生院，属于中国教育部批准设立的“第一所”（the first）中外联合研究生院。例20显示，澳大利亚八校联盟“加入”（has joined）中国九校联盟与美欧研究大学联盟的研究，一起合作探索全球性研究问题。
四、研究讨论
（一）社会政治因素
澳大利亚联邦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现任国家元首即英国女王，因而其教育体制与英国相似。国家元首任命总督和州督，但不参与澳大利亚政治，澳大利亚政治实际上由国家总理掌管。2007年11月至2013年9月之前，联邦政府由工党执政，之后由代表工商业主利益的自由党执政。作为澳大利亚最古老与最有影响力之一的报纸，《悉尼先驱晨报》代表中上层工商业者立场。自由党执政后一边削减国内高等教育经费开支，一边积极提升教育质量与吸引自费国际留学生，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持积极态度。
与本研究的发现一致，过往研究发现中国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时，最关注大学排名和留学国家的安全性[17]。澳大利亚具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且是唯一一个为国际教育立法的国家[18]。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与标准署（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TEQSA）是独立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与监督机构，自2011年开始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登记注册、课程认证、风险评估”，“提供咨询建议、信息发布、培训等”[19]。2015年，澳大利亚政府首次提出《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国家战略草案》，力求大力发展国际教育产业。草案的提出，显示了澳大利亚政府对于国际教育产业的重视。
澳大利亚还颁布了一系列针对海外学生的服务性法规，如《2000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ESOS法案）。之后为了争取国际教育市场份额，议会通过了《2015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修订》，简化留学生教育机构的注册程序。2018年，正式开始实施澳大利亚教育部制定的留学生国家标准，即《为2018年海外学生提供教育和培训的国家准则》。准则详细规定了具体的注册、签证、招生、课程设置程序。《为海外学生提供服务的说明指南》中涉及学费保障服务，其中详细列出了退还学费的计算方法。
此外，中国高校排名的提升也促使中澳建立了第一所中外合作研究生院。但方文红与王深发现，中国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国内和国外的高等教育课程，而非跨国合作教育课程。[20]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存在信息差。而实际上，澳大利亚政府为能有效帮助学生和家长寻找合适的高校，特定建立了一个国家级网站，用于发布大学经验、毕业生相关的调查报告，并开展工作满意度调查。[21]张静基于宁波诺丁汉大学的研究也显示中外合作课程能提升学生的国际化学习体驗。[22]
（二）经济因素
基于简·奈特（Knight）提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四大动因[23]，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动因，魏艳与王盈认为经济动因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推动力。[24]澳大利亚是国际教育贸易自由化的积极倡导者。1980年前，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属于免费国际援助性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膨胀令英美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由此带来了削减国家福利的需求，澳大利亚也面临同样的危机。1980年，澳大利亚开始收取留学生签证费。1985年，澳大利亚开始实行全自费留学生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标志着澳大利亚正式将国际教育视为国外贸易。澳大利亚向国内教育提供者提供政府补贴，但是拒绝按照世贸组织政策为允许进入该国的国外教育提供者提供同等待遇。 教育是澳大利亞对中国最大的出口服务，占2018年澳大利亚对华总出口总额的10%。中国留学生占澳大利亚留学生总人数的40%。国际留学生需要提前交学费，而澳大利亚本地学生可以延期交学费直至毕业前。全自费的国际留学生为高校提供了财政保障。但这也令澳大利亚当地高校开始担心澳大利亚大学的生存过于依赖国际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如果中国留学生大幅减少，可能导致澳大利亚高校财政陷入困境。
（三）文化因素
澳大利亚有大量华裔，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氛围较强。许多中国学生留学澳大利亚则是希望增加海外学习经历。而海外学习经历能提升跨文化意识，改变个体的世界观、自我和跨文化身份[25]。郭春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国海归更多关注主观性职业成就，而非如收入这样的客观性职业成就。[26]林·斯蒂芬斯（Lin-Stephens）等人发现中国海归的积极职业理念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涉及个人和生活的发展，一类涉及定位的优势和能力，还有一类为从事渴望的工作、职业、级别、公司、行业类型或为满足他人期望。[27]研究还显示更多地接触国际和文化环境、英语语言环境、增强人格塑造、提升自信都非常有利于其获得职业成功。
五、结语
基于澳媒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语料库的历时报道研究结果显示，自2012年起，澳大利亚媒体在制度域的国际化评价、经济域的国际教育市场、教学域的教师国际化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所持有的消极话语趋向明显变得积极，令报道整体朝着积极语义韵方向发展。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提升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形象。
通过语料分析可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提出以下四点建议。首先，中国高校可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发展经验，在大力引进国外专家的同时，也要注重培养高校自身的国际化学术精神，提升教学和科研质量，实现中国高校教师的国际化。其次，为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需改革中国高校教育的质量审核重点，从注重结果的绩效审核转为注重过程的质量审核[28]。再次，语料报道的中澳高校合作中涉及的都是中国顶尖大学，未来也可加强普通大学与澳大利亚高校的交流与学习，促进中国高校整体的学术发展和国际合作。最后，中国高校要利用自身的特色国际化优势专业和中国文化语言，设法吸引更多海外学生来华学习长期课程而非短期课程，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长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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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