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平遥，铺天盖地的展览海报扑面而来，“‘拒绝旁观’——50个汶川人和他们镜头中的震后生活”的海报从众多的海报中跃入眼中 ，于是，这个展览成为平遥摄影节中最想看的展览。
　　今年五月刻在心里的烙印实在太深。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期留在脑子里的图像，基本用两个字可以概括：残酷。一个比一个更为残酷的镜头，让我们领受了自然灾害的巨大摧毁力与生命被顷刻毁灭的惨痛。因为看了太多的媒体的图片，愈加强烈地想看置身于灾难中的人们的拍摄，想知道他们是如何面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想看看那些没有受过任何视觉训练的普通人对自己经历的观看。
　　正如展览的策划者们所说的那样：“和记者尖锐、刺痛的拍摄不同，他们还原的是生活——那些平凡、温暖、真诚的瞬间……”。在这个展览面前，因为超常的视觉轰炸而倍感麻木与疲倦的心，受到了强烈的触动，在那一刻，有一种深处的温暖溢满内心，这些普普通通的灾区人，以他们的平静以及继续生活的美好向往呈现给了我们。
　　这些汶川当事人的照片所提供的自我观看，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觉维度，也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当灾难来临时，作为一个拍摄者，是不是应该把对于当事人的尊重与照顾作为第一要素。我想，这才是真正的摄影人道主义，真正的人文关怀。对于那些目睹残酷按不下快门的摄影记者，我并不认为他们缺少职业精神，因为我至少从这种行为中看到了人性的温情与善良。说实在的这个世界并不缺少血腥的图像，缺少的是对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温情、体谅、帮助、理解。
　　前几天我的朋友给我发来一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访谈节目的采访提纲。我的这个朋友是癌症和抑郁症患者，她忍受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痛苦，写了一本书《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为了写这本书，她一次一次地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重新打开，因为写这本书，她的病不断复发，甚至在中途有两次差点自杀而去。但是，她为了给对抑郁症缺乏认识的人们一点实在的帮助，她顽强地写出了这本书。要是按这个访谈节目的采访提纲，要再次重新经历写作时的惨痛，我担心这个访谈节目之后，她的病会因此而被诱发。如果写这份提纲的编导有一些对于当事人的理解与体恤，无论如何是不会如此作为的。为什么不见血就不足以让人关注！
　　“看过这么多‘他者’与‘旁观者’的照片，我们想知道真正的汶川人如何看这场灾难，我们给了村民50部相机，其实是借50双眼睛来关照这场浩劫。”这是网易主办这个展览的目的。展览的同时，主办方还请了10位汶川人到平遥。在与策展人任悦见面的时候，意外地认识了一位用摄影来对灾区的孩子进行心理治疗的志愿者马小红，她的职业是一位内科医生，在电影学院摄影学院进修过半年，喜欢画画。她想到了通过拍照与绘画的方式，使孩子们学习另一种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方式，进而建立起一个心理通道。她有一个本子，上面贴了许多孩子们和她拍的照片，旁边用文字记录了孩子们对自己照片的看法，她和孩子的交流。她的工作进展得并不太顺利，有经费原因，也有教学本身的困难。毕竟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与马小红交谈的过程中，我不断在想，当拍摄摒除了外在的目的之后，摄影的观看的确会带来一种改变，会使个人心理境况与精神发生变化，甚至会在某种意义上打开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摄影，也许是视觉手段中最具有可操作性、最利于与外部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有益于个体改变的摄影方式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重视呢？
　　与摄影厮混了这么些年，到了这个时候，真正关心的越来越趋向于摄影与个体生命的关联，摄影对于个体生命的改变。我敬佩马小红这位并非摄影界内的人，她身体力行，独自去开垦摄影的另一条道路。
　　在汶川人的展览前，突然闪出一个想法，汶川人自己喜欢的照片又是怎样的呢？后来我们去到网易在平遥的驻地，请来到平遥的汶川人在自己拍摄的照片中选出自己喜欢的照片。选片的结果与策展人的选择极为不同。他们对照片的选择全部都是与自己生活关系密切的场景与人，而图像的质量则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但是从他们选择的照片中，我们可以观测到普通人对于照片选择的兴趣趋向在于：照片与个体生活的关系。就像一个人拿到一张合影，首先要看的是自己照得是否好看一样。
　　也许用我们的专业眼光去看，汶川人自己选择的照片图像很糟，因为那些照片完全不符合我们的专业标准。有一个女孩甚至选了一张焦点模糊的风景照片。
　　我问：为什么选这张照片？
　　她说：这条路是我打工时每天都要经过的，以前满山的树，很绿，很好看，现在乱七八糟，不好看了。
　　对于这位女孩来说，只有这样的照片才是有意义的，面对他们选择的照片，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清理一下自己原有价值观，去发现另一种价值？摄影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其丰富与广阔的吗？
　　
　　
　　倪燕群 摄
　　
　　马瑜蔓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