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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姓左的,就怕姓中的”
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怪异理论频出,人们亦多怪念头,虽说违背常识,却能肆行于世,人们亦不以为怪。“清官比贪官还坏”便为著名怪论之一。“中间派比右派还坏”也为著名怪论之一。兹单说后者。
大饥荒时期,甘肃省通渭县饿死农民近三分之一。盖源于大刮共产风,强征强购,“反右倾”。县长田步霄,因较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做法而被批为“右倾首要分子”,自杀后,上级定西地委还要组织机关干部批判尸体。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曾提出自己的反倾向观点:一、党的历次斗争的胜利,都是反右倾的胜利;二,防“左”容易,防右难;三,在反右倾斗争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通渭问题》)这些说法,其实也并非窦某的发明,而是当时的流行理论。用今天我党的正确认识来衡量,用小平同志关于“左”右问题的论述来衡量,这些观点其谬大矣。特别是第三条,不仅其谬无比,而且其怪无比。中,本在左与右之间,即便说是真的发生了右吧,中本身也不是右呀,而且比右离左还近呀,怎么就比右还可恨可怕呢?干吗非“要革姓中的命”呢?窦某没有解释为什么“就怕姓中的”,但我想,他心里一定有一堆类似“清官比贪官还坏”之类的歪理。
窦某之“就怕姓中的”之论,实源于国际共运中曾经流行过的“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极“左”观点。此观点王明曾经奉行过。他认为:宋庆龄、冯玉祥等都是中间派,国民党左派中“没有好东西”,必须要与他们划清界限。(王明《没有一个好东西》,引自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张国焘在对待中间派问题上也很“左”,他领导四方面军时,在处理与杨虎城部孙慰如军长的关系和是否“联杨(杨森)抗刘(刘湘)”问题上,采取关门主义态度,不愿与这些具有中间色彩的、有反蒋倾向或有爱国表现的地方军阀将领搞必要的合作。(宋侃夫《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百年潮》2010年第5期)鲁迅先生也曾受过“反中间派”的思潮的影响。他曾写过反文艺自由和批第三种人的文章,写过有名的《我们不再受骗了》、《答托洛斯基派》。
若上溯“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之总源头,此乃斯大林的发明,第三国际的政策。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战略与策略》中曾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希特勒上台后,此观点被付诸运用了,结果竟得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比纳粹党还坏的结论。此观点帮了纳粹大忙,更误导了天下不知多少共产党人。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对斯大林的观点做了抵制。瓦窑堡会议在讨论是否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有两重性,应该与之联合,而博古则坚持用斯大林的“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看问题。毛批驳曰:“难道这样做(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吗?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忠吗?不孝吗?”(郭洪涛《对瓦窑堡会议的点滴回忆》,见《光辉的印记——纪念郭洪涛百年诞辰》,中央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毛泽东不仅是在批评博古,实际更是批评斯大林。定西地委的窦某,虽未必读过斯大林的本本,但他的“就怕姓中的”的观点,归根结底实际也是经过了曲曲折折的传输渠道,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
反倾向,倘若认为中是最危险的,那结果肯定是急剧地向“左”滑去。搞统战,不可能不团结中,否则就没有了统战。“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此法宝之得来,必以彻底否定斯大林的“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为前提,否则绝无可能产生此法宝。
“只敢反右而不敢反‘左’的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这是陈毅元帅说过的一句话。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其正确、极其深刻的命题,是多少血泪凝结成的一句警语。这话是陈毅在“五反”期间说的,历史学家李新在《李新回忆录》中作了引述。
以此标准,我们可以屈指数一数谁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陈毅就是,他特别敢于反“左”。李新回忆说,公社化时曾亲耳听到陈毅批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陈毅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胡搞!为什么非要把大家集中到一起吃饭不可?我就不赞成!”李新又回忆说,陈毅讲这番话的最末一句是:“我这全是右派言论,谁想告就告我去吧。”(冯锡刚《李新笔下的陈毅》,见《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这些今天听来仍撞击耳鼓的铮铮之言,当时有几人敢说!文革中,陈毅反林彪,反中央文革,参加“二月抗争”(所谓“二月逆流”),更是人所共知。
毛泽东敢反王明、博古的“左”倾,被排挤冷落,“连鬼都不敢上门”(毛泽东语),不愧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后来毛自己“左”了,敢反毛之“左”者也不愧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小平同志1975年搞整顿,张爱萍、胡耀邦、万里、周荣鑫(所谓“四大干将”)助之,不怕第二次被打倒,小平坚决批判“左”祸,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他们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反“左”,在“七千人大会”上反“左”,彭总在庐山会议上反“左”,习仲勋土改时坚决反对康生的“左”,他们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在文革中苦撑危局,因反极“左”多次挨整,但他其志未改,曾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说得出的话。胡耀邦反“左”,平反冤假错案,也说过类似的话,耀邦被称为“党的良心”,是世人公认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张志新为反“左”,付出惨烈的代价,是极为优秀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实际上,在中共党内,如上所述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胜枚举,他们是党的脊梁。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如果把陈毅的警语倒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即:只敢反“左”而不敢反右的共产党人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党史、改革开放史上,虽然以“左”的错误和干扰为主,但也不是没有右。右的危害有时也不小。所以,把这句话颠倒过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左”与右的性质辨
友人某,正色语我:康生说“左”比右好,还是有道理的。我询其因,答曰:“左”与右性质不同,“左”总归是革命,不过是革过头了,而右呢,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继而盛气诘我:你说哪一个好?
此答语,初听似有道理,然细酌则问题很大。“左”,总归是革命吗?右,总归是不革命或反革命吗?恐怕不能这样一言以蔽之,而是应当做具体分析。
先说“‘左’总归是革命”这个说法。这个说法过于笼统。从出发点上说,搞“左”的同志,大都是为了革命的,这突出地表现在推翻旧制度的革命中,这时的革命,或用搞武装斗争,或做地下工作,都是很危险的事,不是为了革命的崇高目的,他们怎会提着脑袋干?当然也不尽然,搞“左”的也有投机者,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搞“左”为升官者,多了。从实际效果看,“‘左’总归是革命”就更有问题。搞“左”,结果总是破坏革命,破坏到一定严重的程度,量变到质变,性质就要起变化,就成了实际上的反革命的行为。
举例来说,如滥搞“飞行集会”是“左”倾冒险行为,但出发点是为了革命;“御敌于国门之外”是“左”倾军事冒险主义,但出发点也是为了革命。这些,都可以叫做“革命革过头”了。
但是,张国焘、夏曦的“肃反”扩大化,林江集团对干部和群众的大迫害,斯大林大杀中央委员和各级干部群众的大清洗,波尔布特的滥杀无辜——杀掉全国人口近三分之一,就不能一概以“‘左’总归是革命”和“革命革过头了”的说法来概括了,就要考虑用别的断语了。
革命,本义是革反动者的命,惟其如此方可谓之“革命”。而滥杀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这叫革命吗?革谁的命呢?这当中自然也有误杀,但误杀不能发展为滥杀,滥杀性质就变了,就变成反革命反人民了。这些滥杀者的动机就更可疑。如张国焘杀曾中生,完全是为了铲除异己,哪里是为了革命?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如康生,杀害、迫害了那么多老干部,若说他的这种“左”“总归是革命”,说得通吗?他是反革命!所以他被划入江青反革命集团。应该说,康生在延安时迫害人还算是“左”,后来到了文革时,性质就变了,变成反革命了。又如波尔布特,开始的“左”可能是误杀,后来就明明白白地是杀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的人民群众了。他实际已从原来的革命者演变为反革命、反人民乃至反人类的刽子手了。也就是说,从误杀到滥杀,是个性质演变的过程,“左”,也是会演变为反革命的,极“左”,本身有时就是反动行为、反革命行为。改革开放前,“左”的观点认为“海外关系”是严重问题,有“海外关系”者不可信任。1977年10月2日,小平同志接见港澳国庆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夫妇时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又说:“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中国新闻周刊》第36期杨中旭文章)明确地断言,此种“左”的观点乃是反动观点。
“左”的性质,有时是有两重性的。一重是:出发点的性质,是革命的;一重是:结果的性质,是反革命、反人民的。或者,一重是:开始时出发点是革命的,后来性质变坏了。如林江变成了封建法西斯专政,波尔布特变成了反人民反人类。看性质,不能光看出发点,还要看结果。两个合在一起看,合在一起分析,再判定其性质是单一的,还是双重的。
再说“右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这个说法。对右的性质,也是要分析的。蒋介石叛变革命是右,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也是右,但性质不同。蒋是反革命,王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不革命,而是革命警惕性不高。一是党外的右,一是党内的右,性质截然不同。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反“左”,薄一波曾记述说,少奇同志批评了“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错误观点,认为“左”派和右派是相通的。(《作家文摘》2009年7月31日摘引《钟山》杂志文章《1962年的形势》)少奇同志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思考“左”与右的性质问题。从他的看法中可以看出,少奇同志是不认可“左”只是方法问题,右肯定是立场问题这种观点的。
《国际歌》与反对“左”右
《国际歌》是歌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国际歌》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得到落实。推倒“两个凡是”,否定个人崇拜,确立实践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是在落实《国际歌》的思想——“要为真理而斗争”的思想,“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思想,“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思想。这些思想,体现的是唯物史观,是真正的革命思想,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要为真理而斗争”,鼓舞着我们既反“左”又反右,“让思想冲破牢笼”,“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鼓舞着我们反“左”反僵化。《东方红》的“大救星”思想,有悖于《国际歌》的思想,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终归不是马克思主义。“大救星”思想,曾是“左”倾狂热的温床;《国际歌》的思想,则能使我们保持清醒、理性和冷静。
《国际歌》是无产阶级的战歌,是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悲壮之歌,因而它归根结底是社会上左翼人群的歌。《国际歌》曾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去夺取政权。国民党右派“四·一二”、“七·一五”叛变革命,多少共产党人唱着《国际歌》慷慨就义,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国际歌》是彻底反右的——反国民党右派的战歌。
“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必须改革,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都这样认为。但二人的改革思路有重大差异。据亲历戈尔巴乔夫与小平会谈过程的苏联记者欧福钦回忆,二人会谈时,戈说,应该用推土机把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改革才能前进。小平回答说:“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小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道路转向另外一条呢?”(《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43期《欧福钦遍访中国三代领导人》)戈氏的“把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的改革思路,与小平的改革思路相距甚大,所以小平批评了这位苏共领袖。
搞市场经济,曾被判定为走右的道路。在“左派”眼里,只有计划经济那条乡间小路才是正路,是应该走的路。小平则认为市场经济是正路,而且是高速公路。不走乡间小路,走高速公路,这是小平的选择。但小平走路的方向感极强,认为走高速公路时不能不注意方向。小平不同意戈氏的“推平”论,批评戈氏不应该去掉方向控制。小平认为,你要“推平”,就失去了方向。小平的话表明,第一,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高速公路;第二,这是一条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高速公路。小平为我们设计了一条既不“左”也不右的路。
“一分为二”与“斗”,与“左”
“左”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是无休止地“斗”,无休止、无条件地宣扬“斗争哲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查所谓“斗争哲学”的思想基因,实与僵化理解“一分为二”而形成“矛盾、对立、斗争永远第一”的思维定势有关。
“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概括。概括得有道理,也通俗,人多能道之。但这个概括却有一定局限性——偏重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这一方面,弱化双方的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即同一性的一方面。杨献珍为拾遗补偏,提出“合二而一”之说,结果蒙受大难。
客观的、生活的辩证法,其实哪里只是“斗”?毛泽东就曾举过元朝赵孟写给他夫人管仲姬的一首曲子,来说明矛盾间互相渗透的情况,道是:“我侬两个忒煞情多,好比一对泥人儿,将来一起都打破,再捏再塑再调合。我中有了你,你中也有了我。”这是毛泽东在一次大会上讲到的,但正式公布讲话时却把这个例子删除了,大概是觉得这段曲子有点调和矛盾,斗争性不够。
马克思在讲到私有制时曾说过:私有制表现出无数色层,它们反映了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这个论断所体现出的思想方式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两极(两端)之间是存在中间状态的。从逻辑学上讲,这种思想方式是一种“连续值逻辑”——大量事物都处于两级之间的某种状态,黑与白之间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多种色彩。恩格斯也曾说过,认识问题不能非黑即白,非好即坏。(大意)这种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思维方式,从逻辑学上讲是一种“二值逻辑”。用这种逻辑认识实际生活,往往会流于简单化,因而违背实际生活的真实状况。
在实际生活中,上中下、左中右、前后中、优中差、敌我友、健康与疾病与亚健康,等等,两端之间是存在着各种中间状态的。庞朴提出“一分为三”,有道理。中国古典哲学讲辩证法,比较强调“统一性”,如张载名句:“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又如王元化先生研究《文心雕龙》,认为“刘勰观点皆属于‘和谐’(合二而一)而不是‘斗争’(一分为二)。”(《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一分为二”的倾向则是强调对立斗争,非此即彼,势不两立,无中间状态,所谓“仇必仇到底”(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由于“一分为二”的提法有局限、有欠缺,所以很容易被人拿来作为“左”倾思想的一种理论根据。今天我们讲“和谐”,讲“和而不同”,讲“双赢”,讲“多元”,讲“并行不悖”,表明我们已经能够科学地理解“一分为二”,已经与只知道“斗斗斗”的“左”的思维决裂,已经在全面地诠释辩证法了。我们今天虽然仍在使用“一分为二”这个提法,但实际上对其内涵的理解和使用的范围已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了。
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怪异理论频出,人们亦多怪念头,虽说违背常识,却能肆行于世,人们亦不以为怪。“清官比贪官还坏”便为著名怪论之一。“中间派比右派还坏”也为著名怪论之一。兹单说后者。
大饥荒时期,甘肃省通渭县饿死农民近三分之一。盖源于大刮共产风,强征强购,“反右倾”。县长田步霄,因较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做法而被批为“右倾首要分子”,自杀后,上级定西地委还要组织机关干部批判尸体。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曾提出自己的反倾向观点:一、党的历次斗争的胜利,都是反右倾的胜利;二,防“左”容易,防右难;三,在反右倾斗争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通渭问题》)这些说法,其实也并非窦某的发明,而是当时的流行理论。用今天我党的正确认识来衡量,用小平同志关于“左”右问题的论述来衡量,这些观点其谬大矣。特别是第三条,不仅其谬无比,而且其怪无比。中,本在左与右之间,即便说是真的发生了右吧,中本身也不是右呀,而且比右离左还近呀,怎么就比右还可恨可怕呢?干吗非“要革姓中的命”呢?窦某没有解释为什么“就怕姓中的”,但我想,他心里一定有一堆类似“清官比贪官还坏”之类的歪理。
窦某之“就怕姓中的”之论,实源于国际共运中曾经流行过的“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极“左”观点。此观点王明曾经奉行过。他认为:宋庆龄、冯玉祥等都是中间派,国民党左派中“没有好东西”,必须要与他们划清界限。(王明《没有一个好东西》,引自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张国焘在对待中间派问题上也很“左”,他领导四方面军时,在处理与杨虎城部孙慰如军长的关系和是否“联杨(杨森)抗刘(刘湘)”问题上,采取关门主义态度,不愿与这些具有中间色彩的、有反蒋倾向或有爱国表现的地方军阀将领搞必要的合作。(宋侃夫《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百年潮》2010年第5期)鲁迅先生也曾受过“反中间派”的思潮的影响。他曾写过反文艺自由和批第三种人的文章,写过有名的《我们不再受骗了》、《答托洛斯基派》。
若上溯“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之总源头,此乃斯大林的发明,第三国际的政策。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战略与策略》中曾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希特勒上台后,此观点被付诸运用了,结果竟得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比纳粹党还坏的结论。此观点帮了纳粹大忙,更误导了天下不知多少共产党人。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对斯大林的观点做了抵制。瓦窑堡会议在讨论是否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有两重性,应该与之联合,而博古则坚持用斯大林的“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看问题。毛批驳曰:“难道这样做(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吗?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忠吗?不孝吗?”(郭洪涛《对瓦窑堡会议的点滴回忆》,见《光辉的印记——纪念郭洪涛百年诞辰》,中央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毛泽东不仅是在批评博古,实际更是批评斯大林。定西地委的窦某,虽未必读过斯大林的本本,但他的“就怕姓中的”的观点,归根结底实际也是经过了曲曲折折的传输渠道,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
反倾向,倘若认为中是最危险的,那结果肯定是急剧地向“左”滑去。搞统战,不可能不团结中,否则就没有了统战。“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此法宝之得来,必以彻底否定斯大林的“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为前提,否则绝无可能产生此法宝。
“只敢反右而不敢反‘左’的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这是陈毅元帅说过的一句话。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其正确、极其深刻的命题,是多少血泪凝结成的一句警语。这话是陈毅在“五反”期间说的,历史学家李新在《李新回忆录》中作了引述。
以此标准,我们可以屈指数一数谁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陈毅就是,他特别敢于反“左”。李新回忆说,公社化时曾亲耳听到陈毅批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陈毅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胡搞!为什么非要把大家集中到一起吃饭不可?我就不赞成!”李新又回忆说,陈毅讲这番话的最末一句是:“我这全是右派言论,谁想告就告我去吧。”(冯锡刚《李新笔下的陈毅》,见《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这些今天听来仍撞击耳鼓的铮铮之言,当时有几人敢说!文革中,陈毅反林彪,反中央文革,参加“二月抗争”(所谓“二月逆流”),更是人所共知。
毛泽东敢反王明、博古的“左”倾,被排挤冷落,“连鬼都不敢上门”(毛泽东语),不愧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后来毛自己“左”了,敢反毛之“左”者也不愧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小平同志1975年搞整顿,张爱萍、胡耀邦、万里、周荣鑫(所谓“四大干将”)助之,不怕第二次被打倒,小平坚决批判“左”祸,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他们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反“左”,在“七千人大会”上反“左”,彭总在庐山会议上反“左”,习仲勋土改时坚决反对康生的“左”,他们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在文革中苦撑危局,因反极“左”多次挨整,但他其志未改,曾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说得出的话。胡耀邦反“左”,平反冤假错案,也说过类似的话,耀邦被称为“党的良心”,是世人公认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张志新为反“左”,付出惨烈的代价,是极为优秀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实际上,在中共党内,如上所述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胜枚举,他们是党的脊梁。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如果把陈毅的警语倒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即:只敢反“左”而不敢反右的共产党人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党史、改革开放史上,虽然以“左”的错误和干扰为主,但也不是没有右。右的危害有时也不小。所以,把这句话颠倒过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左”与右的性质辨
友人某,正色语我:康生说“左”比右好,还是有道理的。我询其因,答曰:“左”与右性质不同,“左”总归是革命,不过是革过头了,而右呢,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继而盛气诘我:你说哪一个好?
此答语,初听似有道理,然细酌则问题很大。“左”,总归是革命吗?右,总归是不革命或反革命吗?恐怕不能这样一言以蔽之,而是应当做具体分析。
先说“‘左’总归是革命”这个说法。这个说法过于笼统。从出发点上说,搞“左”的同志,大都是为了革命的,这突出地表现在推翻旧制度的革命中,这时的革命,或用搞武装斗争,或做地下工作,都是很危险的事,不是为了革命的崇高目的,他们怎会提着脑袋干?当然也不尽然,搞“左”的也有投机者,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搞“左”为升官者,多了。从实际效果看,“‘左’总归是革命”就更有问题。搞“左”,结果总是破坏革命,破坏到一定严重的程度,量变到质变,性质就要起变化,就成了实际上的反革命的行为。
举例来说,如滥搞“飞行集会”是“左”倾冒险行为,但出发点是为了革命;“御敌于国门之外”是“左”倾军事冒险主义,但出发点也是为了革命。这些,都可以叫做“革命革过头”了。
但是,张国焘、夏曦的“肃反”扩大化,林江集团对干部和群众的大迫害,斯大林大杀中央委员和各级干部群众的大清洗,波尔布特的滥杀无辜——杀掉全国人口近三分之一,就不能一概以“‘左’总归是革命”和“革命革过头了”的说法来概括了,就要考虑用别的断语了。
革命,本义是革反动者的命,惟其如此方可谓之“革命”。而滥杀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这叫革命吗?革谁的命呢?这当中自然也有误杀,但误杀不能发展为滥杀,滥杀性质就变了,就变成反革命反人民了。这些滥杀者的动机就更可疑。如张国焘杀曾中生,完全是为了铲除异己,哪里是为了革命?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如康生,杀害、迫害了那么多老干部,若说他的这种“左”“总归是革命”,说得通吗?他是反革命!所以他被划入江青反革命集团。应该说,康生在延安时迫害人还算是“左”,后来到了文革时,性质就变了,变成反革命了。又如波尔布特,开始的“左”可能是误杀,后来就明明白白地是杀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的人民群众了。他实际已从原来的革命者演变为反革命、反人民乃至反人类的刽子手了。也就是说,从误杀到滥杀,是个性质演变的过程,“左”,也是会演变为反革命的,极“左”,本身有时就是反动行为、反革命行为。改革开放前,“左”的观点认为“海外关系”是严重问题,有“海外关系”者不可信任。1977年10月2日,小平同志接见港澳国庆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夫妇时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又说:“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中国新闻周刊》第36期杨中旭文章)明确地断言,此种“左”的观点乃是反动观点。
“左”的性质,有时是有两重性的。一重是:出发点的性质,是革命的;一重是:结果的性质,是反革命、反人民的。或者,一重是:开始时出发点是革命的,后来性质变坏了。如林江变成了封建法西斯专政,波尔布特变成了反人民反人类。看性质,不能光看出发点,还要看结果。两个合在一起看,合在一起分析,再判定其性质是单一的,还是双重的。
再说“右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这个说法。对右的性质,也是要分析的。蒋介石叛变革命是右,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也是右,但性质不同。蒋是反革命,王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不革命,而是革命警惕性不高。一是党外的右,一是党内的右,性质截然不同。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反“左”,薄一波曾记述说,少奇同志批评了“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错误观点,认为“左”派和右派是相通的。(《作家文摘》2009年7月31日摘引《钟山》杂志文章《1962年的形势》)少奇同志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思考“左”与右的性质问题。从他的看法中可以看出,少奇同志是不认可“左”只是方法问题,右肯定是立场问题这种观点的。
《国际歌》与反对“左”右
《国际歌》是歌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国际歌》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得到落实。推倒“两个凡是”,否定个人崇拜,确立实践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是在落实《国际歌》的思想——“要为真理而斗争”的思想,“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思想,“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思想。这些思想,体现的是唯物史观,是真正的革命思想,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要为真理而斗争”,鼓舞着我们既反“左”又反右,“让思想冲破牢笼”,“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鼓舞着我们反“左”反僵化。《东方红》的“大救星”思想,有悖于《国际歌》的思想,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终归不是马克思主义。“大救星”思想,曾是“左”倾狂热的温床;《国际歌》的思想,则能使我们保持清醒、理性和冷静。
《国际歌》是无产阶级的战歌,是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悲壮之歌,因而它归根结底是社会上左翼人群的歌。《国际歌》曾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去夺取政权。国民党右派“四·一二”、“七·一五”叛变革命,多少共产党人唱着《国际歌》慷慨就义,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国际歌》是彻底反右的——反国民党右派的战歌。
“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必须改革,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都这样认为。但二人的改革思路有重大差异。据亲历戈尔巴乔夫与小平会谈过程的苏联记者欧福钦回忆,二人会谈时,戈说,应该用推土机把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改革才能前进。小平回答说:“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小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道路转向另外一条呢?”(《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43期《欧福钦遍访中国三代领导人》)戈氏的“把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的改革思路,与小平的改革思路相距甚大,所以小平批评了这位苏共领袖。
搞市场经济,曾被判定为走右的道路。在“左派”眼里,只有计划经济那条乡间小路才是正路,是应该走的路。小平则认为市场经济是正路,而且是高速公路。不走乡间小路,走高速公路,这是小平的选择。但小平走路的方向感极强,认为走高速公路时不能不注意方向。小平不同意戈氏的“推平”论,批评戈氏不应该去掉方向控制。小平认为,你要“推平”,就失去了方向。小平的话表明,第一,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高速公路;第二,这是一条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高速公路。小平为我们设计了一条既不“左”也不右的路。
“一分为二”与“斗”,与“左”
“左”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是无休止地“斗”,无休止、无条件地宣扬“斗争哲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查所谓“斗争哲学”的思想基因,实与僵化理解“一分为二”而形成“矛盾、对立、斗争永远第一”的思维定势有关。
“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概括。概括得有道理,也通俗,人多能道之。但这个概括却有一定局限性——偏重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这一方面,弱化双方的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即同一性的一方面。杨献珍为拾遗补偏,提出“合二而一”之说,结果蒙受大难。
客观的、生活的辩证法,其实哪里只是“斗”?毛泽东就曾举过元朝赵孟写给他夫人管仲姬的一首曲子,来说明矛盾间互相渗透的情况,道是:“我侬两个忒煞情多,好比一对泥人儿,将来一起都打破,再捏再塑再调合。我中有了你,你中也有了我。”这是毛泽东在一次大会上讲到的,但正式公布讲话时却把这个例子删除了,大概是觉得这段曲子有点调和矛盾,斗争性不够。
马克思在讲到私有制时曾说过:私有制表现出无数色层,它们反映了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这个论断所体现出的思想方式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两极(两端)之间是存在中间状态的。从逻辑学上讲,这种思想方式是一种“连续值逻辑”——大量事物都处于两级之间的某种状态,黑与白之间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多种色彩。恩格斯也曾说过,认识问题不能非黑即白,非好即坏。(大意)这种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思维方式,从逻辑学上讲是一种“二值逻辑”。用这种逻辑认识实际生活,往往会流于简单化,因而违背实际生活的真实状况。
在实际生活中,上中下、左中右、前后中、优中差、敌我友、健康与疾病与亚健康,等等,两端之间是存在着各种中间状态的。庞朴提出“一分为三”,有道理。中国古典哲学讲辩证法,比较强调“统一性”,如张载名句:“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又如王元化先生研究《文心雕龙》,认为“刘勰观点皆属于‘和谐’(合二而一)而不是‘斗争’(一分为二)。”(《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一分为二”的倾向则是强调对立斗争,非此即彼,势不两立,无中间状态,所谓“仇必仇到底”(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由于“一分为二”的提法有局限、有欠缺,所以很容易被人拿来作为“左”倾思想的一种理论根据。今天我们讲“和谐”,讲“和而不同”,讲“双赢”,讲“多元”,讲“并行不悖”,表明我们已经能够科学地理解“一分为二”,已经与只知道“斗斗斗”的“左”的思维决裂,已经在全面地诠释辩证法了。我们今天虽然仍在使用“一分为二”这个提法,但实际上对其内涵的理解和使用的范围已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