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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两则报道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2007年10月30日《新京报》报道：10月29日，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召开。会上，市政府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工作报告中称，目前已有40万流动人口子女在京接受义务教育。为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北京市每年投入专项经费8000万～1亿元。
2007年4月4日的《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北师大亚太附属实验学校高一学生王铭因为户籍在海南，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而海南为了防止“高考移民”，规定必须在当地读完3年高中课程、有当地小学或初中毕业证，才能不受限制地报考大学。显然，海南也不接受她，因此，她面临着无法参加高考的命运。无奈之下，她的父母只能选择将她送到国外求学。
在这两则简短的消息里，至少可以读出三个信息：北京市为方便流动人口子女就学作出了很大努力；有40万名流动人口子女在北京市接受教育；这些流动人口子女只能在北京接受义务阶段教育，却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对比这两则消息，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40万流动人口子女在北京接受完小学、中学教育后，他们该怎么办？经济条件允许的，可以像王铭那样选择出国求学，以对现行高考制度进行非暴力反抗，但大多数家庭只能在现行制度下自谋生路。
准考证阻隔下的命运差异
张浩的父母都是河北人，十多年前到北京谋生，经多年打拼，从最开始的小吃店发展到现在初具规模的中档饭店，小家庭日渐殷实。张浩6岁时被父母从老家接到北京，在北京的公立学校里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在父母的呵护下，张浩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过着和北京的孩子几乎没有区别的生活。然而，三年前，在张浩升入高中时，却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将来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而不得不告别从小厮混在一起的北京同学，独自回老家读高中。
从此他的生活发生了彻底转变。离开了父母，张浩在老家只能跟着年迈的奶奶和叔叔一家生活。由于从小在北京生活已近10年，15岁的张浩对河北农村的生活环境已很不适应。这还不算，更让张浩郁闷的是，在北京成绩还不错的他，回到老家却一落千丈。
起初刚到那里时，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张浩明显比当地的同学见多识广，围棋、绘画等这些他在小学就开始学的东西，老家的同学却从来没接触过。连老师也时常喜欢课余时间和他聊聊天、探讨一些问题。但不知为什么，一到考试，他的成绩总排在后面。张浩说：“那里的同学太能学了，他们没有任何课外爱好和活动，只关心分数。老师也是这样。”这一切让张浩极不适应，尽管他在那样的学习氛围中也苦读了三年，但在今年的高考中，他的成绩却并不理想，只考了535分，不仅比河北省理科重点线差了50多分，甚至比二本线也差10多分。
张浩颇有些气愤地说：“北京今年的理科重点线是531分，我以前北京的同学和我考一样的分数都上了一本，而我连个二本也上不了。”
张浩的没有着落也愁坏了父母。这一段，他们已无心经营餐馆。父亲叹着气说：“我和他妈没上过多少学，我们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出来挣钱，就是想让他能有更好的条件上学。孩子也挺聪明，从小在北京上学成绩不错。他还特别喜欢制作模型，上小学时制作的模型还在区里得过奖，那时老师都说他有天赋。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要是在北京参加高考，他总不至于没学上呀！”
9月，张浩从小在北京时的同学差不多都进入了大学，他也从老家来到北京，但他却不愿和以前的同学联系，他说他的心里有一种仇恨。
像张浩一样因无奈而心生仇恨的不在少数。北京市政协委员韩志军曾给《望东方周刊》提供了一个跟着母亲从山东到北京上学的高中生写的一段作文：“我有一刻无法喜爱我身边的某些同学，那一刻的感情是嫉妒与鄙视，有种微妙的恨，也更有种微妙的不屑……因为他们高枕无忧，而我，只能拼上命却最终也可能将自己葬送……北京户口！有了这个美好的本，初中到高中，你轻松便是，多少座优秀得让人垂涎的高校向你敞开大门，你不必日日刻苦孜孜不倦，更不必悬梁刺股、焚膏继晷，一切对你来说已成幸运，你拥有的几乎是一张通行无阻的金卡！”
再次回到北京，面对这个从小生活的城市，张浩有些无所适从。他对父母经营的餐馆没有兴趣，也没有学上，这个刚刚18岁的小伙子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偶尔，他会到他以前读书的小学或中学门口，呆呆地张望那里的学生，或许在那里度过的是一段他至今难忘的快乐时光。
一张准考证造成的留守儿童
在北京上学而回原籍高考是个噩梦，但把孩子留在老家而不带在身边其实也是在拿孩子的未来当赌注。
陈先生是安徽人，带领十几个老乡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小型装修队。随着这几年北京房市的火爆，他们的生意也挺兴隆，几年下来，小有积蓄，生活水平已不比北京的市民差。
但有一件事却让陈先生很烦心，就是他15岁的独生子小伟还留在老家读书。孩子7岁那年，他和妻子离开家乡到北京谋发展，在这8年里，陈先生夫妻只是在春节才能挤出时间回老家，一家3口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小伟在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已读完了小学和初中，过了暑假就要上高中了。
暑假里，我见到了刚被陈先生接到北京的小伟。他很腼腆，15岁的大小伙子，见了我还总往他爸爸身后藏。不仅如此，他和他爸爸似乎也很生疏，父子俩没有多少话说。
陈先生背地里告诉我：“小伟15岁了，我和他妈妈跟他见面的次数都能数清。他和他奶奶最亲，奶奶最疼他，但管不了他。他经常和好几个留守孩子一起疯玩，泡网吧，还打架，学习不好。我们现在的经济条件，将孩子带到北京生活已不成问题，但解决不了户口，孩子就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所以只能在老家上学。因为得不到一张准考证，一家三口就这样长年两地相隔，不能享受天伦之乐还是小事，孩子的教育也耽误了。”
陈先生说，像他们这样的外地人，为了能让孩子来北京读书参加高考，可以说想尽办法。前几年，他一块儿做生意的几个朋友，纷纷在京郊投资购房，从而可以把一家人的户口迁到京郊。当时户口迁移的条件包括每户最低50万的投资、最低两居室的购房以及相应的户口迁移费等，全部下来至少得100万。陈先生说，由于自己当时没那么多钱，就没敢作此打算。现在虽然勉强能够支付起这些费用，但现在的进京指标也变得紧张起来，几乎申请不到。
经过这几年的辛苦经营，陈先生已在北京站住了脚，但儿子小伟的学习状况时时揪着他和妻子的心。北京的事业凝聚着他的心血，但放在老家的儿子却又成了他最大的烦恼。他在犹豫着放弃北京的事业，和妻子一起回老家照看孩子，“孩子马上就升高中了，再这样没人管教就彻底完了。毕竟孩子的前途比什么都重要。”
随着人员的流动性越来越大，留守儿童群体也日渐庞大，他们的成长和教育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又有多少孩子不是因为家庭经济原因，而是像陈先生的儿子小伟一样，因一纸准考证而不得不成为留守儿童？又有多少父母因孩子的牵绊而停止了创业的步伐？
在希望中等待
小颖今年10岁，在北京海淀区某小学读4年级。她最不愿被人问起是哪儿人，因为她爸爸是河南人，她的户口却随妈妈落在了河北，而她却出生在北京。尽管小颖总是说不清自己是哪里人，然而她却从不说自己是北京人，小小年纪，她已经知道自己虽然土生土长在北京，但她和这个大都市之间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小颖的父母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不愿回家乡而留在北京创业。妈妈是注册会计师，爸爸是律师，都是工作快节奏的都市白领，但他们对女儿的教育却没有半点放松。周一到周五，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早出门，晚上8点左右才能到家。吃了饭检查完女儿作业，倒头就睡。尽管一周的工作已使他们精疲力尽，但周六、周日他们却不在家休息，而是带着女儿辗转去上新东方英语班和绘画班。女儿也很争气，胳膊上的“两条杠”表明她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2005年，妈妈取得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绿卡”。按照相关规定，小颖可以和北京的孩子一样，在北京入托、上中小学而免交借读费。但是，最关键的一条是，“绿卡”不等于北京户口，小颖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小颖的妈妈很愤怒：“我们在北京买房纳税，已生活工作多年，事实上我们已经是北京的一分子了。但我们在为这个城市的发展作贡献的同时，却又被这个城市拒之门外。”
北京市政协委员韩志军连续三年提案，建议在“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制度中增加允许子女参加高考的条款。他说：“北京市持有工作居住证者不过3万多人，而其中涉及到孩子高考问题的不过1000人左右，并不会给北京的资源和考生造成太大冲击。”人事局当初出台居住证政策，是为了北京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但不让他们的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所有的优惠都是空的，这种做法必然会影响到北京的人才引进”。北京不能只引进优秀人才为北京作贡献，而将他们带来的相应的负担拒之门外。
小颖当律师的爸爸说：“上海、广州等城市都已出台政策，规定持居住证者的孩子可以在当地参加高考。北京虽然现在还未见有任何松动，但我相信这是早晚的事情。我女儿离高考还有七八年时间，在各项制度都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么长的时间能发生什么变化，谁也说不清。”
他还举出安徽籍律师程海因公安机关拒绝将其户口迁入北京而诉至法院的例子。他说：“程海的败诉虽然在意料之中，但在社会上引起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如果实在不行，我不排除会选择诉讼的方式。毕竟个案诉讼是变革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有效方法之一。”
官方的解释
既然这种高考与户籍挂钩的制度已引起如此多的不满，那么政府相关部门又怎样解释呢？本刊记者致电北京市教委，一位工作人员说：“北京市的规定是依据国家教育部的规定制定的。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中规定：‘省级招生委员会可按照以考生户籍为主、与在本地区高中就读一定学习年限相结合的原则，结合本地区实际就报名条件、时间和有关要求作出具体补充规定。’而且，北京市的规定是人事、公安等多家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并非是教育部门一家说了算。”
随后，记者又致电国家教育部，一位工作人员的话颇耐人寻味：“不错，考生原则上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的规定是教育部制定的，地方可以把责任推到我们这里来。但这个规定也是在反复听取各地方意见的基础上才制定的，要不然制度制定出来没人执行不也不行？现在各地几乎都不愿放开高考户籍制度，教育资源相对发达的地方害怕大量高考移民让他们难以承受，而那些相对落后的地方也不愿他们的优秀生源流失。这其实主要是一个地方利益保护问题。在经济发展还不平衡的情况下，这样规定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的确，每一项法律或政策的出台，都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在我国目前城乡、区域经济发展还有较大差距的情况下，追求更大的公平似乎并不现实。高考户籍制度与现时社会人财物大流动状况虽已产生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但它所牵涉的却是整个国家的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以及社会资源配置等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并非是一项制度或一个地区所能解决。然而，当它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如果仍然长期得不到解决，那么反过来，同样它也必然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的负面问题。
回过头来再看，短短几年，流动人口子女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的进程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最初的公立学校不接受外地孩子入学，到后来缴纳一定借读费入学，直到现在基本上可以和北京的孩子一样免费接受义务教育。这种变化不仅令人欣喜，同时也让我们充满期待，相信高考制度的变革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编辑/李小灵
2007年10月30日《新京报》报道：10月29日，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召开。会上，市政府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工作报告中称，目前已有40万流动人口子女在京接受义务教育。为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北京市每年投入专项经费8000万～1亿元。
2007年4月4日的《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北师大亚太附属实验学校高一学生王铭因为户籍在海南，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而海南为了防止“高考移民”，规定必须在当地读完3年高中课程、有当地小学或初中毕业证，才能不受限制地报考大学。显然，海南也不接受她，因此，她面临着无法参加高考的命运。无奈之下，她的父母只能选择将她送到国外求学。
在这两则简短的消息里，至少可以读出三个信息：北京市为方便流动人口子女就学作出了很大努力；有40万名流动人口子女在北京市接受教育；这些流动人口子女只能在北京接受义务阶段教育，却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对比这两则消息，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40万流动人口子女在北京接受完小学、中学教育后，他们该怎么办？经济条件允许的，可以像王铭那样选择出国求学，以对现行高考制度进行非暴力反抗，但大多数家庭只能在现行制度下自谋生路。
准考证阻隔下的命运差异
张浩的父母都是河北人，十多年前到北京谋生，经多年打拼，从最开始的小吃店发展到现在初具规模的中档饭店，小家庭日渐殷实。张浩6岁时被父母从老家接到北京，在北京的公立学校里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在父母的呵护下，张浩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过着和北京的孩子几乎没有区别的生活。然而，三年前，在张浩升入高中时，却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将来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而不得不告别从小厮混在一起的北京同学，独自回老家读高中。
从此他的生活发生了彻底转变。离开了父母，张浩在老家只能跟着年迈的奶奶和叔叔一家生活。由于从小在北京生活已近10年，15岁的张浩对河北农村的生活环境已很不适应。这还不算，更让张浩郁闷的是，在北京成绩还不错的他，回到老家却一落千丈。
起初刚到那里时，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张浩明显比当地的同学见多识广，围棋、绘画等这些他在小学就开始学的东西，老家的同学却从来没接触过。连老师也时常喜欢课余时间和他聊聊天、探讨一些问题。但不知为什么，一到考试，他的成绩总排在后面。张浩说：“那里的同学太能学了，他们没有任何课外爱好和活动，只关心分数。老师也是这样。”这一切让张浩极不适应，尽管他在那样的学习氛围中也苦读了三年，但在今年的高考中，他的成绩却并不理想，只考了535分，不仅比河北省理科重点线差了50多分，甚至比二本线也差10多分。
张浩颇有些气愤地说：“北京今年的理科重点线是531分，我以前北京的同学和我考一样的分数都上了一本，而我连个二本也上不了。”
张浩的没有着落也愁坏了父母。这一段，他们已无心经营餐馆。父亲叹着气说：“我和他妈没上过多少学，我们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出来挣钱，就是想让他能有更好的条件上学。孩子也挺聪明，从小在北京上学成绩不错。他还特别喜欢制作模型，上小学时制作的模型还在区里得过奖，那时老师都说他有天赋。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要是在北京参加高考，他总不至于没学上呀！”
9月，张浩从小在北京时的同学差不多都进入了大学，他也从老家来到北京，但他却不愿和以前的同学联系，他说他的心里有一种仇恨。
像张浩一样因无奈而心生仇恨的不在少数。北京市政协委员韩志军曾给《望东方周刊》提供了一个跟着母亲从山东到北京上学的高中生写的一段作文：“我有一刻无法喜爱我身边的某些同学，那一刻的感情是嫉妒与鄙视，有种微妙的恨，也更有种微妙的不屑……因为他们高枕无忧，而我，只能拼上命却最终也可能将自己葬送……北京户口！有了这个美好的本，初中到高中，你轻松便是，多少座优秀得让人垂涎的高校向你敞开大门，你不必日日刻苦孜孜不倦，更不必悬梁刺股、焚膏继晷，一切对你来说已成幸运，你拥有的几乎是一张通行无阻的金卡！”
再次回到北京，面对这个从小生活的城市，张浩有些无所适从。他对父母经营的餐馆没有兴趣，也没有学上，这个刚刚18岁的小伙子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偶尔，他会到他以前读书的小学或中学门口，呆呆地张望那里的学生，或许在那里度过的是一段他至今难忘的快乐时光。
一张准考证造成的留守儿童
在北京上学而回原籍高考是个噩梦，但把孩子留在老家而不带在身边其实也是在拿孩子的未来当赌注。
陈先生是安徽人，带领十几个老乡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小型装修队。随着这几年北京房市的火爆，他们的生意也挺兴隆，几年下来，小有积蓄，生活水平已不比北京的市民差。
但有一件事却让陈先生很烦心，就是他15岁的独生子小伟还留在老家读书。孩子7岁那年，他和妻子离开家乡到北京谋发展，在这8年里，陈先生夫妻只是在春节才能挤出时间回老家，一家3口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小伟在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已读完了小学和初中，过了暑假就要上高中了。
暑假里，我见到了刚被陈先生接到北京的小伟。他很腼腆，15岁的大小伙子，见了我还总往他爸爸身后藏。不仅如此，他和他爸爸似乎也很生疏，父子俩没有多少话说。
陈先生背地里告诉我：“小伟15岁了，我和他妈妈跟他见面的次数都能数清。他和他奶奶最亲，奶奶最疼他，但管不了他。他经常和好几个留守孩子一起疯玩，泡网吧，还打架，学习不好。我们现在的经济条件，将孩子带到北京生活已不成问题，但解决不了户口，孩子就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所以只能在老家上学。因为得不到一张准考证，一家三口就这样长年两地相隔，不能享受天伦之乐还是小事，孩子的教育也耽误了。”
陈先生说，像他们这样的外地人，为了能让孩子来北京读书参加高考，可以说想尽办法。前几年，他一块儿做生意的几个朋友，纷纷在京郊投资购房，从而可以把一家人的户口迁到京郊。当时户口迁移的条件包括每户最低50万的投资、最低两居室的购房以及相应的户口迁移费等，全部下来至少得100万。陈先生说，由于自己当时没那么多钱，就没敢作此打算。现在虽然勉强能够支付起这些费用，但现在的进京指标也变得紧张起来，几乎申请不到。
经过这几年的辛苦经营，陈先生已在北京站住了脚，但儿子小伟的学习状况时时揪着他和妻子的心。北京的事业凝聚着他的心血，但放在老家的儿子却又成了他最大的烦恼。他在犹豫着放弃北京的事业，和妻子一起回老家照看孩子，“孩子马上就升高中了，再这样没人管教就彻底完了。毕竟孩子的前途比什么都重要。”
随着人员的流动性越来越大，留守儿童群体也日渐庞大，他们的成长和教育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又有多少孩子不是因为家庭经济原因，而是像陈先生的儿子小伟一样，因一纸准考证而不得不成为留守儿童？又有多少父母因孩子的牵绊而停止了创业的步伐？
在希望中等待
小颖今年10岁，在北京海淀区某小学读4年级。她最不愿被人问起是哪儿人，因为她爸爸是河南人，她的户口却随妈妈落在了河北，而她却出生在北京。尽管小颖总是说不清自己是哪里人，然而她却从不说自己是北京人，小小年纪，她已经知道自己虽然土生土长在北京，但她和这个大都市之间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小颖的父母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不愿回家乡而留在北京创业。妈妈是注册会计师，爸爸是律师，都是工作快节奏的都市白领，但他们对女儿的教育却没有半点放松。周一到周五，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早出门，晚上8点左右才能到家。吃了饭检查完女儿作业，倒头就睡。尽管一周的工作已使他们精疲力尽，但周六、周日他们却不在家休息，而是带着女儿辗转去上新东方英语班和绘画班。女儿也很争气，胳膊上的“两条杠”表明她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2005年，妈妈取得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绿卡”。按照相关规定，小颖可以和北京的孩子一样，在北京入托、上中小学而免交借读费。但是，最关键的一条是，“绿卡”不等于北京户口，小颖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小颖的妈妈很愤怒：“我们在北京买房纳税，已生活工作多年，事实上我们已经是北京的一分子了。但我们在为这个城市的发展作贡献的同时，却又被这个城市拒之门外。”
北京市政协委员韩志军连续三年提案，建议在“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制度中增加允许子女参加高考的条款。他说：“北京市持有工作居住证者不过3万多人，而其中涉及到孩子高考问题的不过1000人左右，并不会给北京的资源和考生造成太大冲击。”人事局当初出台居住证政策，是为了北京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但不让他们的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所有的优惠都是空的，这种做法必然会影响到北京的人才引进”。北京不能只引进优秀人才为北京作贡献，而将他们带来的相应的负担拒之门外。
小颖当律师的爸爸说：“上海、广州等城市都已出台政策，规定持居住证者的孩子可以在当地参加高考。北京虽然现在还未见有任何松动，但我相信这是早晚的事情。我女儿离高考还有七八年时间，在各项制度都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么长的时间能发生什么变化，谁也说不清。”
他还举出安徽籍律师程海因公安机关拒绝将其户口迁入北京而诉至法院的例子。他说：“程海的败诉虽然在意料之中，但在社会上引起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如果实在不行，我不排除会选择诉讼的方式。毕竟个案诉讼是变革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有效方法之一。”
官方的解释
既然这种高考与户籍挂钩的制度已引起如此多的不满，那么政府相关部门又怎样解释呢？本刊记者致电北京市教委，一位工作人员说：“北京市的规定是依据国家教育部的规定制定的。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中规定：‘省级招生委员会可按照以考生户籍为主、与在本地区高中就读一定学习年限相结合的原则，结合本地区实际就报名条件、时间和有关要求作出具体补充规定。’而且，北京市的规定是人事、公安等多家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并非是教育部门一家说了算。”
随后，记者又致电国家教育部，一位工作人员的话颇耐人寻味：“不错，考生原则上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的规定是教育部制定的，地方可以把责任推到我们这里来。但这个规定也是在反复听取各地方意见的基础上才制定的，要不然制度制定出来没人执行不也不行？现在各地几乎都不愿放开高考户籍制度，教育资源相对发达的地方害怕大量高考移民让他们难以承受，而那些相对落后的地方也不愿他们的优秀生源流失。这其实主要是一个地方利益保护问题。在经济发展还不平衡的情况下，这样规定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的确，每一项法律或政策的出台，都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在我国目前城乡、区域经济发展还有较大差距的情况下，追求更大的公平似乎并不现实。高考户籍制度与现时社会人财物大流动状况虽已产生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但它所牵涉的却是整个国家的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以及社会资源配置等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并非是一项制度或一个地区所能解决。然而，当它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如果仍然长期得不到解决，那么反过来，同样它也必然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的负面问题。
回过头来再看，短短几年，流动人口子女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的进程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最初的公立学校不接受外地孩子入学，到后来缴纳一定借读费入学，直到现在基本上可以和北京的孩子一样免费接受义务教育。这种变化不仅令人欣喜，同时也让我们充满期待，相信高考制度的变革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编辑/李小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