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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2日午夜，林彪乘车逃离北戴河，接着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并向北逃跑一事，可谓中国现代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事件之一。这一事件不仅决定了林彪夫妻葬身异国荒野的可悲命运，也从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进程。
9月13日凌晨，林彪的飞机升空后，牵动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心怀的，是那架编号256的飞机要往哪里飞。
据汪东兴回忆说，9月13日零点32分，他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来对汪东兴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汪东兴显然带着情绪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
林立衡说：“刚听到飞机声。”
汪东兴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接着就把电话挂断。
随后，汪东兴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此事，并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接着，周恩来、张耀祠和汪东兴几乎是同时到了毛泽东那里。
几个人正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汪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汪东兴马上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泽东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汪东兴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从林彪飞行的方向看，好像是指向外蒙古和苏联，这是要出逃的迹象。毛泽东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由他去吧。”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时林彪还是国家第二号人物，起飞后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如果拦截专机，或把他打下来，事后怎么向全国人民解释交代呢？
汪东兴得到吩咐，马上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都没有说。
当时周恩来还是尽了最后的努力试图挽救林彪，曾通过机场指挥塔试图与256号飞机对话，请他们立即飞回北京，他要去机场接他们。虽然机上对讲机开着，却没有回话。当时有人说这是驾驶员潘景寅故意不理。不过事后看，这架飞机没带报务员、领航员、副驾驶、机械师等人，可能是无人收接。即便发现呼叫，在林立果的手枪威逼下，恐怕也回不来。事后周恩来曾叹息说：“‘萧何月夜追韩信’还追回来了，可惜啊，我周恩来没能把林彪追回来……”
当时，林彪去意已决，只能“由他去吧”。
“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周恩来曾在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谈了关于林彪叛逃的一些情况，并允许与会者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可以递条子。
当周恩来谈到林彪所乘飞机外逃是“自我爆炸，自取灭亡”时，有的同志写条子询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座机打下来？总理看完条子后，非常严肃认真地说：
“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座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上写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嘛！”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事实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国内有识者对“左”的错误开始有了深入的反思。尽管当年在处理林彪集团的做法上有过“左”的思想影响，众多基本事实还是清楚的。
林彪叛逃一事，在当年已经是历史铁案。然而近些年来，有些人却编造了一些不实的情节和传说，歪曲北戴河那个枪响车冲之夜的情景，以达到个人的目的。然而，已经被证实的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那个夜晚，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以“到大连”之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收拾东西，随后又仓皇出逃，离开北戴河的96号楼，出现了枪响中汽车猛冲的一幕情节。
对于“林办”的几十名工作人员，包括林立果选的“妃子”张宁，当时和事后若干天内都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林彪等人的政治图谋不可能告诉这些人。
9月13日以后的北戴河海滨，“林办”的人处于一片茫然之中。8341部队将他们看管起来，由于这时情况不明，加上中央领导人正忙于别的要务，还来不及处理这些人。
对林彪办公室的人员采取了全部拘留审查的措施，是仓促中做的决定，也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氛下的产物。据当时在“林办”工作的宋德金所写的《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记述说：
从山海关机场乘车回到北戴河住地后，我们的境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工作人员变成被软禁的囚徒，警卫人员成了看守。所有人员分男女集中在两个大房间中。在最初一段时间内，我们对警卫部队的做法充满牢骚，认为我们早已将情况报告中央和警卫部队，部队办事不力，让他们跑了，却反而把我们看管起来。后来我想通了，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上级的正式命令，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的。
大约过了10来天，全体工作人员被押解回京，重返毛家湾，从此开始了4年软禁审查、3年劳动改造的生活。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向我们宣读了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由于我们亲历了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听传达文件时没有像别人那样震惊，但也是至此才获得了确切的消息及中央对这一事件的定性。
11月，我们被移交给中央专案组，改由北京卫戌区看管，住地从毛家湾迁到西山青年学生疗养院（简称“亚疗”）。在亚疗初期，要敞着门睡觉，定时放风，不许与外边通信。后来稍有松动，可以给家属写信，但不能封口，经看守检查后由他们发出。
在亚疗期间的任务是揭发批判林彪罪行，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中央专案组审查，以及接待外调来访等。我所知道的情况一两天即可写完，有的内勤战士只来两三个月，不过是照顾林、叶生活或裱糊书画、图表等，就更没什么可写的了。经过一段揭发交代，大家无事可做，但是不能出去。我们向专案组反映，希望能有书读，这个要求总算得到了批准。一位工人出身的原团中央干部、专案组成员很理解我们，有时从市内给我们背去一些书。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很爱读书，人也随和，愿同我们聊天，鼓励大家不要灰心，说将来出去以后，党还会信任你们的，是有前途的。虽然我们不相信他的话，但还是很感激他的。后来，大约因为他“界限不清”而被调离专案组了。
客观公正地看，这些“林办”的干部战士是组织上派去工作的，而且基本上都不知道林彪有什么政治阴谋活动，将这些人长年拘押审查，放出去后又背上政治包袱长期不受信任，显然是错误作法。但当时仍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此做法不足为怪。
9月13日凌晨，林彪的飞机升空后，牵动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心怀的，是那架编号256的飞机要往哪里飞。
据汪东兴回忆说，9月13日零点32分，他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来对汪东兴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汪东兴显然带着情绪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
林立衡说：“刚听到飞机声。”
汪东兴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接着就把电话挂断。
随后，汪东兴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此事，并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接着，周恩来、张耀祠和汪东兴几乎是同时到了毛泽东那里。
几个人正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汪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汪东兴马上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泽东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汪东兴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从林彪飞行的方向看，好像是指向外蒙古和苏联，这是要出逃的迹象。毛泽东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由他去吧。”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时林彪还是国家第二号人物，起飞后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如果拦截专机，或把他打下来，事后怎么向全国人民解释交代呢？
汪东兴得到吩咐，马上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都没有说。
当时周恩来还是尽了最后的努力试图挽救林彪，曾通过机场指挥塔试图与256号飞机对话，请他们立即飞回北京，他要去机场接他们。虽然机上对讲机开着，却没有回话。当时有人说这是驾驶员潘景寅故意不理。不过事后看，这架飞机没带报务员、领航员、副驾驶、机械师等人，可能是无人收接。即便发现呼叫，在林立果的手枪威逼下，恐怕也回不来。事后周恩来曾叹息说：“‘萧何月夜追韩信’还追回来了，可惜啊，我周恩来没能把林彪追回来……”
当时，林彪去意已决，只能“由他去吧”。
“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周恩来曾在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谈了关于林彪叛逃的一些情况，并允许与会者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可以递条子。
当周恩来谈到林彪所乘飞机外逃是“自我爆炸，自取灭亡”时，有的同志写条子询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座机打下来？总理看完条子后，非常严肃认真地说：
“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座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上写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嘛！”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事实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国内有识者对“左”的错误开始有了深入的反思。尽管当年在处理林彪集团的做法上有过“左”的思想影响，众多基本事实还是清楚的。
林彪叛逃一事，在当年已经是历史铁案。然而近些年来，有些人却编造了一些不实的情节和传说，歪曲北戴河那个枪响车冲之夜的情景，以达到个人的目的。然而，已经被证实的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那个夜晚，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以“到大连”之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收拾东西，随后又仓皇出逃，离开北戴河的96号楼，出现了枪响中汽车猛冲的一幕情节。
对于“林办”的几十名工作人员，包括林立果选的“妃子”张宁，当时和事后若干天内都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林彪等人的政治图谋不可能告诉这些人。
9月13日以后的北戴河海滨，“林办”的人处于一片茫然之中。8341部队将他们看管起来，由于这时情况不明，加上中央领导人正忙于别的要务，还来不及处理这些人。
对林彪办公室的人员采取了全部拘留审查的措施，是仓促中做的决定，也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氛下的产物。据当时在“林办”工作的宋德金所写的《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记述说：
从山海关机场乘车回到北戴河住地后，我们的境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工作人员变成被软禁的囚徒，警卫人员成了看守。所有人员分男女集中在两个大房间中。在最初一段时间内，我们对警卫部队的做法充满牢骚，认为我们早已将情况报告中央和警卫部队，部队办事不力，让他们跑了，却反而把我们看管起来。后来我想通了，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上级的正式命令，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的。
大约过了10来天，全体工作人员被押解回京，重返毛家湾，从此开始了4年软禁审查、3年劳动改造的生活。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向我们宣读了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由于我们亲历了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听传达文件时没有像别人那样震惊，但也是至此才获得了确切的消息及中央对这一事件的定性。
11月，我们被移交给中央专案组，改由北京卫戌区看管，住地从毛家湾迁到西山青年学生疗养院（简称“亚疗”）。在亚疗初期，要敞着门睡觉，定时放风，不许与外边通信。后来稍有松动，可以给家属写信，但不能封口，经看守检查后由他们发出。
在亚疗期间的任务是揭发批判林彪罪行，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中央专案组审查，以及接待外调来访等。我所知道的情况一两天即可写完，有的内勤战士只来两三个月，不过是照顾林、叶生活或裱糊书画、图表等，就更没什么可写的了。经过一段揭发交代，大家无事可做，但是不能出去。我们向专案组反映，希望能有书读，这个要求总算得到了批准。一位工人出身的原团中央干部、专案组成员很理解我们，有时从市内给我们背去一些书。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很爱读书，人也随和，愿同我们聊天，鼓励大家不要灰心，说将来出去以后，党还会信任你们的，是有前途的。虽然我们不相信他的话，但还是很感激他的。后来，大约因为他“界限不清”而被调离专案组了。
客观公正地看，这些“林办”的干部战士是组织上派去工作的，而且基本上都不知道林彪有什么政治阴谋活动，将这些人长年拘押审查，放出去后又背上政治包袱长期不受信任，显然是错误作法。但当时仍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此做法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