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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秩序的压迫和冒险精神的结合会导致“流亡”，流亡的终点是回家，或者重建家园。但是，如果无家可归，或者无家可建，则就只能永远流亡。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流亡的思想家团体，二战结束后，纷纷修成“正果”，不再流亡：霍克海默尔任职大学校长，阿多诺是政府以及主流社会尊崇的学术权威，马尔库塞成为西方大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弗罗姆已是心理学界的泰斗……真是个个功成名就。只有一个人例外，法兰克福学派诸大家中最富有原创性思想的人物——瓦尔特·本雅明。1940年，他在逃亡途中，服毒自杀。虽然，已经搬迁至美国的法兰克福研究所，急切地盼望他到来；虽然，在巴勒斯坦，希伯莱大学仍然在为他没有赴任的教职提供薪水；虽然，他已经来到法国的边境……但是，他却用自己的手，将自己定格在“流亡”上。这是一件极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对于他本人，对于20世纪的思想史，对于西方的文化文明，它包涵的意蕴，至今仍被人们评说。
疲惫的肉体生命不再流亡，但是他的思想，他的精神，犹如幽灵，在思想界，在学术界，在文化艺术界却流亡游荡至今，不时引发出一阵阵喧嚣、一阵阵赞叹，甚至一阵阵痉挛。20世纪逐渐离去，法兰克福学派诸大家也似乎在逐渐淡出，走向谢幕，而只有他，愈见光彩熠熠。生前，他的影响仅限于一个个小小的精英圈子。唯一的谋生手段：写作，甚至并不足以维持生存，他只得依赖法兰克福研究所，以及遥远的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所提供的津贴。而现在，他被称为“先知”。从西方到东方，从学者到艺术家，从教授到大学生，人们阅读他、谈论他，从中汲取冒险流亡的思想、勇气和力量。美国著名女哲学家苏珊·桑塔格曾哀叹到“自由知识分子是一个灭绝的物种”，而称本雅明则是“欧洲最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美国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将其称为“20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
他的“流亡”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学术权力机构，思想流派的领地，社会制度、现实生活秩序，甚至亲友圈子，似乎都无法完全容纳他，迫使他在大大小小的领域边缘徘徊、游荡。或许，在心灵深处，在无意识中，他也根本不愿意因臣服而被收编、熔化、整合，因而失去思想锋芒，失去智慧的冲撞力。
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先后向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等申请教职，均以失败而告终。其求职论文《德国悲苦剧的起源》，教授们评语：“一片泥沼，不知所云……”。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此书又被学术界称为20世纪文学批评的伟大经典。他试图进入法兰克福研究所，提交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研究资本主义危机的论文《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阿多诺在回信中却认为，本雅明根本没有达到自己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境界，在本雅明的文中“看不到全部社会进程的中介……只是肤浅的把一种揭示力量赋予一堆资料”。他的天才性的论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也被认为是认同了大众文化，而遭到迎头批评。同样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这部论著成为当代电影理论的经典。无论是他对波德莱尔的研究，还是对电影的研究，现在都公认是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时代背景的变化，思想潮流的发展，无论是洛文塔尔，还是马尔库塞，甚至阿多诺，这些大众文化最坚定的批判者，都或多或少地修正了自己的理论，向本雅明几十年前就提出的思想靠拢，并且承认他的思想是更有智慧的。
他憎恨迫害犹太人的纳粹政权，比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更早就逃离德国，试图在法国、丹麦、西班牙、意大利、美国、瑞士寻找避难所。可是他又是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的不妥协的批评者，是资本主义文化坚定的批判者，他的思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时期，西方文明似乎正在走向衰落，而当时的苏联似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于是，1926年他前往莫斯科，希望能找到光明，甚至准备定居苏联，为苏联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可是，到了苏联后，却大失所望，这里也不是他的理想家园，苏联梦破灭了，不到一年就返回了巴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发现苏联知识分子已经被纳入了政治权力的体系中，已经失去了自由思想的勇气和力量，这是他绝对无法赞同的。他对犹太教的哲学思想深感兴趣，他的挚友犹太教神学家格雄·舒勒姆（1897－1982），他的妻子朵拉，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中坚，他也曾向往去巴勒斯坦。可是他最终没有成行，连舒勒姆为他争取到的在耶路撒冷的研究席位，他也一年一年地延宕，最后不了了之。或许，他认为以色列建国后的制度也不会好到哪里，也不一定能成为他的家园。
他有几个好朋友：法兰克福学派的旗手阿多诺，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神学家舒勒姆，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等等。他努力维护与他们的友谊，在这些强悍、盛气凌人的朋友面前，他甚至显得唯唯诺诺，即使被误解也不辩解。一旦朋友有困难，他立刻“拔刀相助”。例如，当布莱希特的《三毛钱的小说》发表后，遭到评论界的围剿，本雅明就挺身而出，称赞这部作品表现出了极高的思想水准和罕见的讽刺力量，作者的反讽水平可以与尼采相提并论。而更有意思的是，他的这些朋友之间，则要么是死对头，终身不解，要么从不来往。当本雅明与布莱希特交往，阿多诺奉劝本雅明要“悬崖勒马”。他认为布莱希特是一个不入流的“粗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舒勒姆甚至不客气地扬言，本雅明再与布莱希特来往，不惜要割席断交。上世纪50年代，阿多诺夫妇编选出版了《本雅明文选》，以及“书信集”。应该指出，正是因为这些书的出版，本雅明才真正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而布洛赫读后却哀叹“我的朋友又死了一次”。同为本雅明挚友的著名女哲学家、女权主义运动的旗手汉娜·阿伦特则义愤填膺地斥责阿多诺诸人为“恶人帮”。本雅明默默忍受，从容不迫地来往于这些朋友之间，用自己的智慧、思想帮助他们、启发他们、丰富他们，同时又从这些朋友那里汲取力量与智慧。时光流逝，这些朋友们都痛感到本雅明的可贵。无论是布莱希特，还是阿多诺，当他们认真研读了本雅明遗留下来的手稿，都认真反思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观点，并且都加以了修正。
本雅明与异性之间似乎也在不停地流亡。他的初恋情人是他的一位高中同学的妹妹，叫尤拉，而且两人还有了婚约。可是，1913年秋，本雅明在柏林一个研讨会上，与朵拉相遇，朵拉是一名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极富知识修养的犹太后裔。聪明漂亮的朵拉凭借着优雅的风度和得体的谈吐一下子就深深吸引住了本雅明，朵拉对本雅明这位青年才俊也是一见倾心，两人各自解除了之前的婚约，于1917年在柏林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感情就出现危机。而且，当本雅明又与尤拉相遇时，情感复燃，甚至，两人一直保持情人关系直到1925年尤拉结婚。后来，本雅明将《论〈亲和力〉》一文作为礼物献给了尤拉。而与此同时，他的妻子朵拉也与本雅明的高中好友谢恩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情人关系。两人各自的不忠为这段婚姻的破灭埋下了伏笔。1924年春天，本雅明来到意大利风景如画的卡普里岛度假时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来自苏联的女导演阿西亚·拉西斯。拉西斯年轻漂亮，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对于本雅明来说,拉西斯这样一个自信、独立的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女性对他有着一种特殊的吸引力，犹如一道彩虹照亮了他枯燥乏味的人生。在给朋友朔勒姆的信中，本雅明写道：“我结识一位俄国革命者，她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人。”在本雅明《单行道》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这条路/叫阿西娅·拉西斯街/她作为工程师/使得整条街道穿过了作者。”或许，本雅明的1926年的莫斯科之行，和他对拉西斯的着迷有点关系。可是苏联的现实使得本雅明大失所望，不久，本雅明郁郁寡欢地返回了巴黎。1928年，戏剧性的，拉西斯又被派遣到柏林的苏联办事处负责电影方面的工作，昔日情人的突然出现，使得本雅明冷却的热情再次迸发出来，他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坚持与拉西斯住在一起，并且帮拉西斯获得德国的永久居留权。1930年，为了和拉西斯结婚，本雅明提请诉讼离婚，在向妻子朵拉支付了一笔不菲的费用之后，这段苦涩的婚姻走到了终点，也使得本雅明陷入了经济上的窘境。而拉西斯则仅在德国待了一年多，最终还是因为性格与思想等方面的原因与本雅明分手，返回了苏联，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本雅明与朵拉离婚后，曾一度断绝了关系，后来双方却逐渐恢复了联系，不过没有再结合。
本雅明将一生奉献于写作、思想，可是，他无法纳入任何学术体系或者话语体系。正如理查德·沃林所描绘的：“他既是诗人神学家，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学家，又是献身政治的游荡者，……在纳粹德国，他是一个犹太人；在莫斯科，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在欢乐的巴黎，他是一个冷静的德国人。他永远没有家园，没有祖国，甚至没有职业——作为一个文人，学术界不承认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所写的一切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东西”。汉娜·阿伦特则说：“他学识渊博，但他不是学者；他研究的主题包括文本及其阐释，但他不是语文学家；他曾对神学及神学的阐释类型深深着迷，但他不是神学家……他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人。”正因为他无法归类，才能够或不得不永远“流亡”。对于他，纳入体制或者体系，就意味着生命力的萎缩，创造力的衰退。他是一个天才，他的天才融合了形而上学家的洞见，批评家的解释力和学者的渊博。他的论著，大多数都不具有完整性，似乎都是一些碎片。其实，它们是一种自律的存在体，是一些因为其独特性而不能被复制的样本，其秘密永远不能通过模仿被领悟，而只能通过读者全神贯注的努力获得，因此，要把握理解它是沉重的、严肃的、艰苦的工作。
布莱希特曾写诗悼念本雅明：
噩耗传来，抢在屠夫之前
你自己下手结束自己
八年流亡，眼睁睁凶恶的人崛起
最终面对不可通过的边界
人们说你通过了一个可通过的边界
……
未来隐没于黑暗正义与力量
软弱无力你洞若观火
于是把饱受痛苦的肉体毁灭
（《惊闻流亡者W.B自杀》）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流亡的思想家团体，二战结束后，纷纷修成“正果”，不再流亡：霍克海默尔任职大学校长，阿多诺是政府以及主流社会尊崇的学术权威，马尔库塞成为西方大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弗罗姆已是心理学界的泰斗……真是个个功成名就。只有一个人例外，法兰克福学派诸大家中最富有原创性思想的人物——瓦尔特·本雅明。1940年，他在逃亡途中，服毒自杀。虽然，已经搬迁至美国的法兰克福研究所，急切地盼望他到来；虽然，在巴勒斯坦，希伯莱大学仍然在为他没有赴任的教职提供薪水；虽然，他已经来到法国的边境……但是，他却用自己的手，将自己定格在“流亡”上。这是一件极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对于他本人，对于20世纪的思想史，对于西方的文化文明，它包涵的意蕴，至今仍被人们评说。
疲惫的肉体生命不再流亡，但是他的思想，他的精神，犹如幽灵，在思想界，在学术界，在文化艺术界却流亡游荡至今，不时引发出一阵阵喧嚣、一阵阵赞叹，甚至一阵阵痉挛。20世纪逐渐离去，法兰克福学派诸大家也似乎在逐渐淡出，走向谢幕，而只有他，愈见光彩熠熠。生前，他的影响仅限于一个个小小的精英圈子。唯一的谋生手段：写作，甚至并不足以维持生存，他只得依赖法兰克福研究所，以及遥远的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所提供的津贴。而现在，他被称为“先知”。从西方到东方，从学者到艺术家，从教授到大学生，人们阅读他、谈论他，从中汲取冒险流亡的思想、勇气和力量。美国著名女哲学家苏珊·桑塔格曾哀叹到“自由知识分子是一个灭绝的物种”，而称本雅明则是“欧洲最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美国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将其称为“20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
他的“流亡”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学术权力机构，思想流派的领地，社会制度、现实生活秩序，甚至亲友圈子，似乎都无法完全容纳他，迫使他在大大小小的领域边缘徘徊、游荡。或许，在心灵深处，在无意识中，他也根本不愿意因臣服而被收编、熔化、整合，因而失去思想锋芒，失去智慧的冲撞力。
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先后向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等申请教职，均以失败而告终。其求职论文《德国悲苦剧的起源》，教授们评语：“一片泥沼，不知所云……”。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此书又被学术界称为20世纪文学批评的伟大经典。他试图进入法兰克福研究所，提交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研究资本主义危机的论文《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阿多诺在回信中却认为，本雅明根本没有达到自己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境界，在本雅明的文中“看不到全部社会进程的中介……只是肤浅的把一种揭示力量赋予一堆资料”。他的天才性的论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也被认为是认同了大众文化，而遭到迎头批评。同样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这部论著成为当代电影理论的经典。无论是他对波德莱尔的研究，还是对电影的研究，现在都公认是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时代背景的变化，思想潮流的发展，无论是洛文塔尔，还是马尔库塞，甚至阿多诺，这些大众文化最坚定的批判者，都或多或少地修正了自己的理论，向本雅明几十年前就提出的思想靠拢，并且承认他的思想是更有智慧的。
他憎恨迫害犹太人的纳粹政权，比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更早就逃离德国，试图在法国、丹麦、西班牙、意大利、美国、瑞士寻找避难所。可是他又是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的不妥协的批评者，是资本主义文化坚定的批判者，他的思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时期，西方文明似乎正在走向衰落，而当时的苏联似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于是，1926年他前往莫斯科，希望能找到光明，甚至准备定居苏联，为苏联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可是，到了苏联后，却大失所望，这里也不是他的理想家园，苏联梦破灭了，不到一年就返回了巴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发现苏联知识分子已经被纳入了政治权力的体系中，已经失去了自由思想的勇气和力量，这是他绝对无法赞同的。他对犹太教的哲学思想深感兴趣，他的挚友犹太教神学家格雄·舒勒姆（1897－1982），他的妻子朵拉，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中坚，他也曾向往去巴勒斯坦。可是他最终没有成行，连舒勒姆为他争取到的在耶路撒冷的研究席位，他也一年一年地延宕，最后不了了之。或许，他认为以色列建国后的制度也不会好到哪里，也不一定能成为他的家园。
他有几个好朋友：法兰克福学派的旗手阿多诺，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神学家舒勒姆，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等等。他努力维护与他们的友谊，在这些强悍、盛气凌人的朋友面前，他甚至显得唯唯诺诺，即使被误解也不辩解。一旦朋友有困难，他立刻“拔刀相助”。例如，当布莱希特的《三毛钱的小说》发表后，遭到评论界的围剿，本雅明就挺身而出，称赞这部作品表现出了极高的思想水准和罕见的讽刺力量，作者的反讽水平可以与尼采相提并论。而更有意思的是，他的这些朋友之间，则要么是死对头，终身不解，要么从不来往。当本雅明与布莱希特交往，阿多诺奉劝本雅明要“悬崖勒马”。他认为布莱希特是一个不入流的“粗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舒勒姆甚至不客气地扬言，本雅明再与布莱希特来往，不惜要割席断交。上世纪50年代，阿多诺夫妇编选出版了《本雅明文选》，以及“书信集”。应该指出，正是因为这些书的出版，本雅明才真正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而布洛赫读后却哀叹“我的朋友又死了一次”。同为本雅明挚友的著名女哲学家、女权主义运动的旗手汉娜·阿伦特则义愤填膺地斥责阿多诺诸人为“恶人帮”。本雅明默默忍受，从容不迫地来往于这些朋友之间，用自己的智慧、思想帮助他们、启发他们、丰富他们，同时又从这些朋友那里汲取力量与智慧。时光流逝，这些朋友们都痛感到本雅明的可贵。无论是布莱希特，还是阿多诺，当他们认真研读了本雅明遗留下来的手稿，都认真反思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观点，并且都加以了修正。
本雅明与异性之间似乎也在不停地流亡。他的初恋情人是他的一位高中同学的妹妹，叫尤拉，而且两人还有了婚约。可是，1913年秋，本雅明在柏林一个研讨会上，与朵拉相遇，朵拉是一名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极富知识修养的犹太后裔。聪明漂亮的朵拉凭借着优雅的风度和得体的谈吐一下子就深深吸引住了本雅明，朵拉对本雅明这位青年才俊也是一见倾心，两人各自解除了之前的婚约，于1917年在柏林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感情就出现危机。而且，当本雅明又与尤拉相遇时，情感复燃，甚至，两人一直保持情人关系直到1925年尤拉结婚。后来，本雅明将《论〈亲和力〉》一文作为礼物献给了尤拉。而与此同时，他的妻子朵拉也与本雅明的高中好友谢恩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情人关系。两人各自的不忠为这段婚姻的破灭埋下了伏笔。1924年春天，本雅明来到意大利风景如画的卡普里岛度假时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来自苏联的女导演阿西亚·拉西斯。拉西斯年轻漂亮，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对于本雅明来说,拉西斯这样一个自信、独立的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女性对他有着一种特殊的吸引力，犹如一道彩虹照亮了他枯燥乏味的人生。在给朋友朔勒姆的信中，本雅明写道：“我结识一位俄国革命者，她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人。”在本雅明《单行道》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这条路/叫阿西娅·拉西斯街/她作为工程师/使得整条街道穿过了作者。”或许，本雅明的1926年的莫斯科之行，和他对拉西斯的着迷有点关系。可是苏联的现实使得本雅明大失所望，不久，本雅明郁郁寡欢地返回了巴黎。1928年，戏剧性的，拉西斯又被派遣到柏林的苏联办事处负责电影方面的工作，昔日情人的突然出现，使得本雅明冷却的热情再次迸发出来，他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坚持与拉西斯住在一起，并且帮拉西斯获得德国的永久居留权。1930年，为了和拉西斯结婚，本雅明提请诉讼离婚，在向妻子朵拉支付了一笔不菲的费用之后，这段苦涩的婚姻走到了终点，也使得本雅明陷入了经济上的窘境。而拉西斯则仅在德国待了一年多，最终还是因为性格与思想等方面的原因与本雅明分手，返回了苏联，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本雅明与朵拉离婚后，曾一度断绝了关系，后来双方却逐渐恢复了联系，不过没有再结合。
本雅明将一生奉献于写作、思想，可是，他无法纳入任何学术体系或者话语体系。正如理查德·沃林所描绘的：“他既是诗人神学家，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学家，又是献身政治的游荡者，……在纳粹德国，他是一个犹太人；在莫斯科，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在欢乐的巴黎，他是一个冷静的德国人。他永远没有家园，没有祖国，甚至没有职业——作为一个文人，学术界不承认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所写的一切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东西”。汉娜·阿伦特则说：“他学识渊博，但他不是学者；他研究的主题包括文本及其阐释，但他不是语文学家；他曾对神学及神学的阐释类型深深着迷，但他不是神学家……他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人。”正因为他无法归类，才能够或不得不永远“流亡”。对于他，纳入体制或者体系，就意味着生命力的萎缩，创造力的衰退。他是一个天才，他的天才融合了形而上学家的洞见，批评家的解释力和学者的渊博。他的论著，大多数都不具有完整性，似乎都是一些碎片。其实，它们是一种自律的存在体，是一些因为其独特性而不能被复制的样本，其秘密永远不能通过模仿被领悟，而只能通过读者全神贯注的努力获得，因此，要把握理解它是沉重的、严肃的、艰苦的工作。
布莱希特曾写诗悼念本雅明：
噩耗传来，抢在屠夫之前
你自己下手结束自己
八年流亡，眼睁睁凶恶的人崛起
最终面对不可通过的边界
人们说你通过了一个可通过的边界
……
未来隐没于黑暗正义与力量
软弱无力你洞若观火
于是把饱受痛苦的肉体毁灭
（《惊闻流亡者W.B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