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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有些神秘的职业。在恢宏的交响乐队面前，有一块一米见方的地方，这是普通人所能看到的指挥的唯一的舞台。而能长期在世界古典音乐的优秀乐团工作，在古典音乐的发源地做一名职业指挥家是非常艰难的，这不仅仅需要顶级的专业水准，更需要对文学、历史、哲学、西方文化等的综合修养。中国指挥家中，在国外留过学、得过大奖的指挥都不乏其人，但跟主流乐团长期合作的屈指可数。作为旅欧20多年的中国指挥家，邵恩走过了曲折而成功的音乐道路。
非常幸运的，记者采访到了这位每年大概只有两三个月能停留在国内的指挥家，作为中国交响乐的代表人物之一，邵恩先生的经历以及对于中国交响乐的执着与希望，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两次差点与音乐擦肩而过
邵恩出生于天津，因为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她非常希望邵恩今后能成为职业的音乐家。回忆起童年的两次中断音乐学习的经历，邵恩说就像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第二乐章。8岁那年在母亲的坚持下邵恩顺利考入了天津音乐附小，但是在那里的学习却不顺利，不久之后，校方的一封信函寄到了他家里，信中说：邵恩资质愚笨，缺少音乐细胞，不适合学习音乐，学校希望邵恩退学。无奈之下，他只得去读普通学校。但是邵恩的母亲依然不死心，不仅让他学习了小提琴，还专门请了当时在天津屈指可数的几位A级老师之一的王进德老师作为邵恩的私人教师。当时每个星期10元钱的学费对一个家庭来说其实是相当多的，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那段时间邵恩不仅在音乐学习上有了进步，而且还和王老师建立了比较深刻的友谊。“这位老师和音乐附小的老师不太一样，在教授的过程中更多的是鼓励，非常爱护我。当时他弹了几首程度一样的曲子让我选择，说喜欢哪首就练习哪首。而当我选择自己喜欢的曲子开始练习的时候，如果出错没弹好，他都很耐心很细致地为我纠正，他给我的感觉不是一位严厉的老师，而更多的是一位朋友甚至是亲人。”邵恩回忆说。而也正是这位老师，在他今后的人生中给了邵恩很大的助力。
而第二次中断对音乐学习的原因来自于那十年的“浩劫”。当时音乐的发展也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尤其是交响乐，那个时期古典音乐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而被废除。又因为母亲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文革”一开始就被贴了大字报。家里被洗劫一空，一条被子成为四口之家躲避严寒的唯一工具。而就在这样的危难之中，父亲和母亲还是给了孩子最温暖的庇护，而邵恩也目睹了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情感，少年邵恩便懂得了什么是爱，这份心情也影响着邵恩对音乐的理解以及他今后的人生。
1971年到1972年，邵恩全家随着“上山下乡”的潮流来到了农村，为了脱离当时的环境，邵恩又想到了音乐，“我就到学校去练钢琴伴唱《红灯记》，然后在农村文艺汇演的时候去表演。可以说那段时间是我最享受音乐的时候，那段时间音乐带给我很多快乐和成就感，是我一生当中音乐最让我高兴的时期。”
为了从农村跳出来找工作，邵恩决定去考天津歌舞团，而这个时候曾经教过他的王进德老师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因为他知道我在农村就想办法在天津歌舞团给我安排了一个舞蹈伴奏的职位。因为那时候天津歌舞团可以招学员班，跟工厂的学徒工待遇一样，每个月17元钱，当时我们的学员班一共招了30多个学员，其中有双管，有大管等很多比较昂贵的乐器学习。那时的学员很多都是从头学起，现在好几个都是天津歌舞团或者天津交响乐团的首席了。”就这样，邵恩找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当时他18岁。
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与指挥结缘
邵恩说在他学习音乐的道路上有两位贵人，一位就是之前的王进德老师，而另一位则是在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之后，带他走上指挥专业之路的韩中杰老师。
1978年恢复高考。已经在天津和歌舞团工作了5年的邵恩，决定放弃天津的一切，报名考取中央音乐学院，当时的这个选择其实是孤注一掷的决定，因为如果失败，邵恩也将不能再回到天津歌舞团。当时邵恩没有退却，能够凭自己的实力考入中国音乐最高学府，是他自己的希望，而他的父母对他当时的决定也非常的支持。经过了专业文化的一系列考核，邵恩顺利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考入梦想大学的邵恩并没有在作曲的道路上前进，因为当时同学中有叶小钢、谭盾、郭文景、瞿小松这“四大才子”。“我写不出更新的、比他们水平高的东西来。”邵恩产生了转系的想法，并最终选了指挥系。而当时指挥系的老师却全体不看好这位“弟子”，这时作为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客座教授的韩中杰老师却说：“既然这位学生想学习指挥，就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这样吧，我来教他。”就这样，邵恩成了韩中杰的弟子，从此走上了指挥的道路。
虽然韩老师只教了邵恩两年，但是对他的影响确是一生的。“和韩老师学习的时候总是说我对作品理解不够深入，我当时不能理解，因为我都能将总谱默写下来，而他说能默写下来并不代表你对作品的理解，当时我不懂，之后我发觉他说的是对的。对一个作品的理解，不仅仅是总谱。还要对作品的背景，对它的美学观点，对作曲家的历史，对那时候整个欧洲的历史，甚至包括音乐作品与当时绘画文学的关联等等都要了解。而当时的我认为能把总谱背下来就是最高境界了。”韩老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到了老年时候都不怎么上台指挥了，却依然天天在家看总谱。因为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他看这些不是为了上台指挥，而是为了能对音乐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这个理解并不是拿来用或者拿来换取名誉和金钱，而是他本身对于音乐作品的热爱和渴望，哪怕已经年事已高再也没有机会上台指挥，但是这是一种满足，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影响着邵恩，成为他学习的榜样。
虽然上学时候对于老师的一些教授不能完全理解，但是邵恩还是认认真真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5年的学习让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再加上之前5年在天津歌舞团的经历，让他对乐队、乐器、配器法、管弦乐法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我不是靠两架钢琴培养出来的纸上谈兵的指挥，一毕业其实已经可以独立指挥一个交响乐团了。”就这样邵恩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广播乐团工作，在那里他度过了近5年的时光。5年间，邵恩在指挥上的才华已经显露，他可以辨别所有稀奇古怪的音高。 英国学旅，指挥事业腾飞
1988年邵恩获得罗德勋爵奖学金，前往英国北方音乐学院学习。同年又获得爱德华·范·贝努姆基金会奖学金。当时已经34岁的他其实生活比较舒适，而出国学习其实意味着要重新当回学生，但是他依然选择出去。当时还是在差几个月就超龄的情况下抓住了机会。
说起当时的想法，邵恩说，最早期能接触外国乐队机会不多，后来改革开放慢慢就有外国乐队来巡演，当时在上音乐学院的时候他和几个同学就在红塔礼堂门口排一夜队去买一张波士顿交响乐团的票，那时候从晚上6点一直排到第二天早上9点，同学几个当时就每个人那一块干面包坐在礼堂门口等票。欣赏国外交响乐团的演出就觉得自己学习的那点东西是不够用的，国内对于交响乐这个艺术门类的理解和演奏水准都还有不小的差距，当时就想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出去学。
能够到英国求学，邵恩说最要感谢的是罗兹勋爵。那是一次在曼彻斯特的演出之后，91岁的爵士来到后台找到了邵恩，并询问愿不愿意来英国读书。回国之后，邵恩按照名片地址写了一封企盼出国深造的信，半年之后的回信中写明所有的事宜已经办好，并且提供了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用。遗憾的是，在邵恩启程之前，爵士已经在英国去世，未能当面感谢，邵恩倍感遗憾。
1989年，邵恩在匈牙利电视台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指挥家比赛中获奖。之后，与匈牙利国家交响乐团合作举行了一系列的音乐会。1990年，成为BBC爱乐乐团助理指挥。1992年至1995年，担任北爱尔兰管弦乐团首席指挥和艺术指导，他与该乐团一起于1995年8月在漫步音乐会上首次亮相。2002年他出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直属的澳门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2006年起正式担任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
邵恩目前担任西班牙尤斯卡迪管弦乐团首席客座指挥和英国吉尔福德爱乐乐团音乐总监、中国上海歌剧院的首席指挥。作为长期旅英的华人指挥家，邵恩还成功地指挥了英国伦敦交响乐团、皇家爱乐乐团、BBC苏格兰交响乐团、BBC威尔士交响乐团等。此外，还与丹麦蒂佛利交响乐团、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合作。邵恩还经常访问美国、加拿大、与科罗拉多、多伦多、温哥华的乐团合作，并曾多次访问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多年来，邵恩始终与祖国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应邀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等主要乐团合作演出，电视台为他拍摄了个人专题片。
希望中国交响乐走向世界
担任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邵恩说繁荣中国的交响乐作品的创作是每一个音乐人的责任。“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办团方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这实际是由关峡团长首先提出来的，我跟他的观点非常一致，所以在他提出这样一个理念以后，我是他的一个积极的支持者和响应者。其实每一个乐团对外还是要以代表国家和民族为己任，要有达到民族文化诠释的最高水准这样一种理想。”
对中国交响乐的发展，邵恩也有自己的想法。“我对中国作品热衷的程度是比较高的，我愿意在弘扬我们中国作品的演奏上更多地做一些努力和工作。”
在中国民族音乐的现代化方面很多人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目前来说还没有真正系统的总结出来，像西方音乐一样有一个成熟的体系。中国交响乐的体现一种方式是通过西方的乐器和表演方式来传达，是西方的音乐手法民族化。还有一种就是中国民乐的更新和现代化。比如把中国民乐单旋律的传统音乐作品在尊重原作韵味的基础上形成多声部，让乐团的规模扩大，借鉴西方交响乐这样一种模式和思维方式去搞中国的民族音乐，让简单的几件乐器演奏变成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合作乐团，促进了民族音乐的更新进步，朝着更丰富的方向发展。
“而我在这方面作为指挥的位置，比如在指挥民乐的时候，我不会把它简单的用和声体系和功能体系来解释，因为这种方式是洋的语言，我更倾向用辅调思维和中国不同的民族调式思维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的民乐在不脱离传统韵味的情况下交响化。其实交响化不是说人越多规模越大就叫交响化，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包括对奏鸣曲等西方曲式的理解。要用中国自己的语言而不能用西方的语言去做，否则和中国的旋律特点、调式甚至美学会有一些冲突。”所以在排练中邵恩会对作品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和做法，比如《红旗颂》耳熟能详的作品，怎么去把这个作品当中去掉一些程式化的说教的成分，而演绎得更为人情味。“因为我个人理解上首先认可这是一部很棒的作品，这个作品当中体现的精神一个是对于红旗的歌颂，这个歌颂不是把一些理念强加给观众，而是要通过这个作品去缅怀那些为了理想为了事业去奋斗而牺牲的人。能把这份内涵剥离出来。我们姑且不管是否赞成这种信念，音乐是要诠释人类共同的真善美，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有义务通过作品去告诉我的听众人类应该互相爱，应该尊重那些为了理想为了尊严而奋斗牺牲的人们。”
交响乐在中国现在还只是被少数人欣赏，因为交响乐是舶来品，想在中国百姓的心目中扎根，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还需要中国交响乐的这些守望者和参与者更多的努力。“我们需要有一大批像《梁祝》《春天的序曲》这样的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一下子接受，能够耳熟能详。”
邵恩说中国交响乐要有更好的发展，还需要参与者提高对中国美学的认识，其实这种美学是根植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的。“中国人在音乐这方面表现比书法绘画要少得多，虽然音乐也有独特的表现手法，但是很多都还没有被启发出来。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指挥，在诠释音乐的作品时能走出音符，去体现中国的东方美学，如果包括指挥，演奏者甚至独唱合唱，独奏合奏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那么那些老的作品就会获得新的生命，这时候中国交响乐才能真正站住脚，才能够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责任编辑 李菡丹
非常幸运的，记者采访到了这位每年大概只有两三个月能停留在国内的指挥家，作为中国交响乐的代表人物之一，邵恩先生的经历以及对于中国交响乐的执着与希望，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两次差点与音乐擦肩而过
邵恩出生于天津，因为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她非常希望邵恩今后能成为职业的音乐家。回忆起童年的两次中断音乐学习的经历，邵恩说就像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第二乐章。8岁那年在母亲的坚持下邵恩顺利考入了天津音乐附小，但是在那里的学习却不顺利，不久之后，校方的一封信函寄到了他家里，信中说：邵恩资质愚笨，缺少音乐细胞，不适合学习音乐，学校希望邵恩退学。无奈之下，他只得去读普通学校。但是邵恩的母亲依然不死心，不仅让他学习了小提琴，还专门请了当时在天津屈指可数的几位A级老师之一的王进德老师作为邵恩的私人教师。当时每个星期10元钱的学费对一个家庭来说其实是相当多的，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那段时间邵恩不仅在音乐学习上有了进步，而且还和王老师建立了比较深刻的友谊。“这位老师和音乐附小的老师不太一样，在教授的过程中更多的是鼓励，非常爱护我。当时他弹了几首程度一样的曲子让我选择，说喜欢哪首就练习哪首。而当我选择自己喜欢的曲子开始练习的时候，如果出错没弹好，他都很耐心很细致地为我纠正，他给我的感觉不是一位严厉的老师，而更多的是一位朋友甚至是亲人。”邵恩回忆说。而也正是这位老师，在他今后的人生中给了邵恩很大的助力。
而第二次中断对音乐学习的原因来自于那十年的“浩劫”。当时音乐的发展也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尤其是交响乐，那个时期古典音乐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而被废除。又因为母亲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文革”一开始就被贴了大字报。家里被洗劫一空，一条被子成为四口之家躲避严寒的唯一工具。而就在这样的危难之中，父亲和母亲还是给了孩子最温暖的庇护，而邵恩也目睹了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情感，少年邵恩便懂得了什么是爱，这份心情也影响着邵恩对音乐的理解以及他今后的人生。
1971年到1972年，邵恩全家随着“上山下乡”的潮流来到了农村，为了脱离当时的环境，邵恩又想到了音乐，“我就到学校去练钢琴伴唱《红灯记》，然后在农村文艺汇演的时候去表演。可以说那段时间是我最享受音乐的时候，那段时间音乐带给我很多快乐和成就感，是我一生当中音乐最让我高兴的时期。”
为了从农村跳出来找工作，邵恩决定去考天津歌舞团，而这个时候曾经教过他的王进德老师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因为他知道我在农村就想办法在天津歌舞团给我安排了一个舞蹈伴奏的职位。因为那时候天津歌舞团可以招学员班，跟工厂的学徒工待遇一样，每个月17元钱，当时我们的学员班一共招了30多个学员，其中有双管，有大管等很多比较昂贵的乐器学习。那时的学员很多都是从头学起，现在好几个都是天津歌舞团或者天津交响乐团的首席了。”就这样，邵恩找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当时他18岁。
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与指挥结缘
邵恩说在他学习音乐的道路上有两位贵人，一位就是之前的王进德老师，而另一位则是在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之后，带他走上指挥专业之路的韩中杰老师。
1978年恢复高考。已经在天津和歌舞团工作了5年的邵恩，决定放弃天津的一切，报名考取中央音乐学院，当时的这个选择其实是孤注一掷的决定，因为如果失败，邵恩也将不能再回到天津歌舞团。当时邵恩没有退却，能够凭自己的实力考入中国音乐最高学府，是他自己的希望，而他的父母对他当时的决定也非常的支持。经过了专业文化的一系列考核，邵恩顺利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考入梦想大学的邵恩并没有在作曲的道路上前进，因为当时同学中有叶小钢、谭盾、郭文景、瞿小松这“四大才子”。“我写不出更新的、比他们水平高的东西来。”邵恩产生了转系的想法，并最终选了指挥系。而当时指挥系的老师却全体不看好这位“弟子”，这时作为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客座教授的韩中杰老师却说：“既然这位学生想学习指挥，就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这样吧，我来教他。”就这样，邵恩成了韩中杰的弟子，从此走上了指挥的道路。
虽然韩老师只教了邵恩两年，但是对他的影响确是一生的。“和韩老师学习的时候总是说我对作品理解不够深入，我当时不能理解，因为我都能将总谱默写下来，而他说能默写下来并不代表你对作品的理解，当时我不懂，之后我发觉他说的是对的。对一个作品的理解，不仅仅是总谱。还要对作品的背景，对它的美学观点，对作曲家的历史，对那时候整个欧洲的历史，甚至包括音乐作品与当时绘画文学的关联等等都要了解。而当时的我认为能把总谱背下来就是最高境界了。”韩老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到了老年时候都不怎么上台指挥了，却依然天天在家看总谱。因为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他看这些不是为了上台指挥，而是为了能对音乐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这个理解并不是拿来用或者拿来换取名誉和金钱，而是他本身对于音乐作品的热爱和渴望，哪怕已经年事已高再也没有机会上台指挥，但是这是一种满足，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影响着邵恩，成为他学习的榜样。
虽然上学时候对于老师的一些教授不能完全理解，但是邵恩还是认认真真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5年的学习让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再加上之前5年在天津歌舞团的经历，让他对乐队、乐器、配器法、管弦乐法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我不是靠两架钢琴培养出来的纸上谈兵的指挥，一毕业其实已经可以独立指挥一个交响乐团了。”就这样邵恩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广播乐团工作，在那里他度过了近5年的时光。5年间，邵恩在指挥上的才华已经显露，他可以辨别所有稀奇古怪的音高。 英国学旅，指挥事业腾飞
1988年邵恩获得罗德勋爵奖学金，前往英国北方音乐学院学习。同年又获得爱德华·范·贝努姆基金会奖学金。当时已经34岁的他其实生活比较舒适，而出国学习其实意味着要重新当回学生，但是他依然选择出去。当时还是在差几个月就超龄的情况下抓住了机会。
说起当时的想法，邵恩说，最早期能接触外国乐队机会不多，后来改革开放慢慢就有外国乐队来巡演，当时在上音乐学院的时候他和几个同学就在红塔礼堂门口排一夜队去买一张波士顿交响乐团的票，那时候从晚上6点一直排到第二天早上9点，同学几个当时就每个人那一块干面包坐在礼堂门口等票。欣赏国外交响乐团的演出就觉得自己学习的那点东西是不够用的，国内对于交响乐这个艺术门类的理解和演奏水准都还有不小的差距，当时就想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出去学。
能够到英国求学，邵恩说最要感谢的是罗兹勋爵。那是一次在曼彻斯特的演出之后，91岁的爵士来到后台找到了邵恩，并询问愿不愿意来英国读书。回国之后，邵恩按照名片地址写了一封企盼出国深造的信，半年之后的回信中写明所有的事宜已经办好，并且提供了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用。遗憾的是，在邵恩启程之前，爵士已经在英国去世，未能当面感谢，邵恩倍感遗憾。
1989年，邵恩在匈牙利电视台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指挥家比赛中获奖。之后，与匈牙利国家交响乐团合作举行了一系列的音乐会。1990年，成为BBC爱乐乐团助理指挥。1992年至1995年，担任北爱尔兰管弦乐团首席指挥和艺术指导，他与该乐团一起于1995年8月在漫步音乐会上首次亮相。2002年他出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直属的澳门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2006年起正式担任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
邵恩目前担任西班牙尤斯卡迪管弦乐团首席客座指挥和英国吉尔福德爱乐乐团音乐总监、中国上海歌剧院的首席指挥。作为长期旅英的华人指挥家，邵恩还成功地指挥了英国伦敦交响乐团、皇家爱乐乐团、BBC苏格兰交响乐团、BBC威尔士交响乐团等。此外，还与丹麦蒂佛利交响乐团、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合作。邵恩还经常访问美国、加拿大、与科罗拉多、多伦多、温哥华的乐团合作，并曾多次访问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多年来，邵恩始终与祖国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应邀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等主要乐团合作演出，电视台为他拍摄了个人专题片。
希望中国交响乐走向世界
担任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邵恩说繁荣中国的交响乐作品的创作是每一个音乐人的责任。“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办团方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这实际是由关峡团长首先提出来的，我跟他的观点非常一致，所以在他提出这样一个理念以后，我是他的一个积极的支持者和响应者。其实每一个乐团对外还是要以代表国家和民族为己任，要有达到民族文化诠释的最高水准这样一种理想。”
对中国交响乐的发展，邵恩也有自己的想法。“我对中国作品热衷的程度是比较高的，我愿意在弘扬我们中国作品的演奏上更多地做一些努力和工作。”
在中国民族音乐的现代化方面很多人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目前来说还没有真正系统的总结出来，像西方音乐一样有一个成熟的体系。中国交响乐的体现一种方式是通过西方的乐器和表演方式来传达，是西方的音乐手法民族化。还有一种就是中国民乐的更新和现代化。比如把中国民乐单旋律的传统音乐作品在尊重原作韵味的基础上形成多声部，让乐团的规模扩大，借鉴西方交响乐这样一种模式和思维方式去搞中国的民族音乐，让简单的几件乐器演奏变成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合作乐团，促进了民族音乐的更新进步，朝着更丰富的方向发展。
“而我在这方面作为指挥的位置，比如在指挥民乐的时候，我不会把它简单的用和声体系和功能体系来解释，因为这种方式是洋的语言，我更倾向用辅调思维和中国不同的民族调式思维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的民乐在不脱离传统韵味的情况下交响化。其实交响化不是说人越多规模越大就叫交响化，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包括对奏鸣曲等西方曲式的理解。要用中国自己的语言而不能用西方的语言去做，否则和中国的旋律特点、调式甚至美学会有一些冲突。”所以在排练中邵恩会对作品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和做法，比如《红旗颂》耳熟能详的作品，怎么去把这个作品当中去掉一些程式化的说教的成分，而演绎得更为人情味。“因为我个人理解上首先认可这是一部很棒的作品，这个作品当中体现的精神一个是对于红旗的歌颂，这个歌颂不是把一些理念强加给观众，而是要通过这个作品去缅怀那些为了理想为了事业去奋斗而牺牲的人。能把这份内涵剥离出来。我们姑且不管是否赞成这种信念，音乐是要诠释人类共同的真善美，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有义务通过作品去告诉我的听众人类应该互相爱，应该尊重那些为了理想为了尊严而奋斗牺牲的人们。”
交响乐在中国现在还只是被少数人欣赏，因为交响乐是舶来品，想在中国百姓的心目中扎根，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还需要中国交响乐的这些守望者和参与者更多的努力。“我们需要有一大批像《梁祝》《春天的序曲》这样的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一下子接受，能够耳熟能详。”
邵恩说中国交响乐要有更好的发展，还需要参与者提高对中国美学的认识，其实这种美学是根植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的。“中国人在音乐这方面表现比书法绘画要少得多，虽然音乐也有独特的表现手法，但是很多都还没有被启发出来。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指挥，在诠释音乐的作品时能走出音符，去体现中国的东方美学，如果包括指挥，演奏者甚至独唱合唱，独奏合奏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那么那些老的作品就会获得新的生命，这时候中国交响乐才能真正站住脚，才能够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