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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再次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带入公共视野，有分析家认为，未来世界会更加印证其理论，东西方几大文明间的对峙和冲突会愈发明显，并最终将世界重新拖回战场。尽管目前的态势不足以让所有人信服此情况的发生，但文明和文化间的隔阂和不了解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和非洲在不断加强双边关系的同时，也有着越来越多的因为误解和不尊重而产生的冲突和摩擦，正如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林松添所说，我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了解还是不充分的，而且这种不充分来自于双方。在这种不理解的基础上，媒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由于资金、能力和历史因素的限制，非洲方面无法进行主动的媒介交流，所以在加强双边互信上，我国的对非传播政策和渠道就显得尤为重要。
2015年12月中非峰会将中非关系带入新高度，中非合作再次全面升级，除了传统经贸合作和投资往来之外，其他各领域对话交流机制也都得到充分重视。双边媒体合作和交流，以及中国媒体进一步走入非洲进行有效传播，也成为了未来中国媒体对外发展的政策重点。非洲国家和人民在经历了殖民时期后，对自身发展权力和平等对话机制极其敏感和看重，所以我国媒体在落地传播时，需要在不利于自身传播的国际舆论背景下，注意交流和传播中平等机制和形式的建立。
对非传播受到多重因素制约
近年来，我国在国际传播领域投资巨大，达到了与国际主流媒体相媲美的全球覆盖率。然而，中国媒体的有效传播力、国际公信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却并不与之相匹配，并未有显著提升，属明显的“走出去”却未“走进去”的状态。中国媒体在非投入巨大，然而其影响力也较为有限。非洲本地媒体和受众在中国相关问题上，更习惯和愿意接受西方媒体传播的信息，尽管他们本身对于这些媒体所传播的非洲相关信息也感到不满。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投入被无端扩大和歪曲，在国际媒体和非洲受众中都产生了较为负面的影响。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非关系研究学者黛博拉在《外交政策》上的一篇专栏中说到，西方媒体习惯性地将中国在非洲的投入描述成带有危险性的行为，其中，有五大事实被长期歪曲报道，在读者中形成了与现实不符的想象行为。其中包括“中国垂涎非洲土地”，“中国对非援助只为矿产和石油”，“中国公司在非洲主要雇佣中国人”，“中国在非投入远超其他西方国家”，以及“中国是唯一在非洲获取自然资源的参与者”。
这些被夸大和歪曲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西方和部分非洲民众认知双边关系的基调。在此，本文不再赘述形成此种局面的外因和内因，只希望未来能通过理念和手段的改变，促进双边交流和理解。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非洲受众有着非常强烈的意愿改变目前的传媒格局，也希望通过新的传播渠道传播自我、了解世界。不论是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的建立，还是《中国日报》（非洲版）在非洲的发行，都吸引了众多国际和当地媒体的关注。
实现思想本土化的初步尝试
笔者在内罗毕驻站期间，曾与当地读者进行过深度访谈，也在不同非洲国家进行品牌推广时与目标读者群进行过深层次交流，了解当地读者所期望看到的稿件模式和内容。从多次交流和读者不断的内容反馈来看，非洲受众对于中国媒体发布信息的作者和内容有着非常明显的诉求，对报纸的内容要求也非常高，因为只有高质量的内容才能打消他们对中国媒体的疑虑。
平等在非洲近现代史上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关键词，从独立浪潮到工业化进程，非洲国家和人民一直在各种不同的境况中争取自身与外部世界同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其民族主义的一大核心观念，尤其是在经历了殖民和种族隔离之后。所以这种对平等和尊严的渴望是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媒体也必然是其重要的宣泄口之一。
然而，许多非洲媒体人在当地媒体上寻求平等的过程里，往往会落入过度民族主义的陷阱之中，对于目标的达成只是停留在喊口号或者抱怨现状阶段，而非认真思考，提出建设性内容。正如尼日利亚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查尔斯所说，长期以来，中非关系的报道和研究中一直缺失非洲的本土视角。在非洲，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实际上是西方和中国的视角争锋，而没有真正代表非洲需求的声音参与，这对非洲来说是不应该出现的局面。所以不论信息来自西方媒体还是中方媒体，非洲读者都找不到真正有效、信服的视角。
所以，为拉近读者与报纸的距离，同时培养非洲本土视角，《中国日报》在文章作者选择上尽量用不同方式实现本地化，让思想真正“走进”非洲。过去的传播中，很多文章作者多为西方作者或者中国记者。对此，非洲读者反馈认为，此类作品并不具备足够吸引力，因为其作品表现的内容，或是讲述故事的方式，可能会给非洲带来距离感。一方面会有政治制度方面的顾虑，另一方面又对偏见和居高临下的态度过于敏感。但是如果看到文章的作者为非洲名字，他们愿意主动往下阅读，看源自于自己群体的声音如何解读不同事件，而当地作者也更知道读者的逻辑及其阅读习惯，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讲故事才能让人理解和信服。
为此，《中国日报》除了内容本地化之外，也正通过多种渠道在有关非洲和中非关系的内容中实现作者思想本土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非洲记者站聘用当地员工，通过寻求当地高水平、有影响力且愿意加盟中国媒体的媒体人，并让他们与中方记者进行合作或者独立采写新闻实现内容本土化。由于《中国日报》进入非洲时间较短（2012年），且其在海外记者站人事方面的预算无法支持大规模招聘，所以通过此渠道加入《中国日报》平台的记者并不多。
在此背景下，通过建立自由撰稿人网络的模式，对于《中国日报》在非洲进行本土化就显得尤为重要。非洲有54个国家，每个国家所涉及的新闻重点和安全形势都不可能允许任何媒体在所有国家都建立记者站或者代表处，所以需要在重点国家里寻找有影响力和职业水平较高的自由撰稿人，通过布置选题、自找选题和撰写重点突发事件评论等形式展开合作，扩充与非洲相关的选题和内容，并使其更具深度和广度，以便在全非范围内吸引不同国家的读者。
然而，此类记者在了解中国和中非关系的报道上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还是不了解中国真实的发展情况，无法设身处地地体会某些话题的重要性和平衡性。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双向对等传播的重要性，也开始在对非传播中尝试邀请非洲媒体人士到中国进行短期或者长期的体验，也有越来越多的非洲媒体从业者和官员选择到中国大学学习媒体相关学科。在此背景下，这些在中国生活、学习甚至是在中国有过从业经历的非洲媒体人和官员就成为了重要的作者资源。他们的报道和思考，不仅有着原汁原味的本土气息，更重要的是能将自身中国经验通过当地受众能理解和感受的方式表述出来，推进双方的理解。这些人员在《中国日报》的撰稿人联系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所写的新闻和评论往往能够有更加平衡的思考，也能得到更多当地读者的认可。
在寻找和建立当地撰稿人库的时候，也应当注意到有一些同行的资质并不过硬，撰稿水平较差，在我报审稿期间甚至出现抄袭现象，这给本来就不多的选择又增加了许多难度。
文化差异在国际传播中并不可怕，它可以通过多种有效的途径建立一个双向对等的对话平台，进行有内容、有价值、有意义的对话。非洲和中国有着许多共同的历史经历，也同样有着在未来国际格局中进一步改变现状的意愿，所以中非媒体合作和中国对非传播如果能寻求到更好的模式，甚至可以开启当前国际传播格局的新型对话模式，改变国际传播格局。我们应该利用好手中拥有的资源优势，将已建立的平台与非洲同行分享，通过沟通渠道和平台的革新，促进双方理解。正如笔者在很多场合对非洲读者介绍的那样，《中国日报》或者其他中国媒体在非洲创刊发行，不是政治宣传，也非与西方对峙，而是作为一个能与当地受众互相尊重的平台，介绍中国和世界，给受众多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选项去了解世界，避免永远受制于西方媒体的垄断。
2015年12月中非峰会将中非关系带入新高度，中非合作再次全面升级，除了传统经贸合作和投资往来之外，其他各领域对话交流机制也都得到充分重视。双边媒体合作和交流，以及中国媒体进一步走入非洲进行有效传播，也成为了未来中国媒体对外发展的政策重点。非洲国家和人民在经历了殖民时期后，对自身发展权力和平等对话机制极其敏感和看重，所以我国媒体在落地传播时，需要在不利于自身传播的国际舆论背景下，注意交流和传播中平等机制和形式的建立。
对非传播受到多重因素制约
近年来，我国在国际传播领域投资巨大，达到了与国际主流媒体相媲美的全球覆盖率。然而，中国媒体的有效传播力、国际公信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却并不与之相匹配，并未有显著提升，属明显的“走出去”却未“走进去”的状态。中国媒体在非投入巨大，然而其影响力也较为有限。非洲本地媒体和受众在中国相关问题上，更习惯和愿意接受西方媒体传播的信息，尽管他们本身对于这些媒体所传播的非洲相关信息也感到不满。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投入被无端扩大和歪曲，在国际媒体和非洲受众中都产生了较为负面的影响。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非关系研究学者黛博拉在《外交政策》上的一篇专栏中说到，西方媒体习惯性地将中国在非洲的投入描述成带有危险性的行为，其中，有五大事实被长期歪曲报道，在读者中形成了与现实不符的想象行为。其中包括“中国垂涎非洲土地”，“中国对非援助只为矿产和石油”，“中国公司在非洲主要雇佣中国人”，“中国在非投入远超其他西方国家”，以及“中国是唯一在非洲获取自然资源的参与者”。
这些被夸大和歪曲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西方和部分非洲民众认知双边关系的基调。在此，本文不再赘述形成此种局面的外因和内因，只希望未来能通过理念和手段的改变，促进双边交流和理解。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非洲受众有着非常强烈的意愿改变目前的传媒格局，也希望通过新的传播渠道传播自我、了解世界。不论是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的建立，还是《中国日报》（非洲版）在非洲的发行，都吸引了众多国际和当地媒体的关注。
实现思想本土化的初步尝试
笔者在内罗毕驻站期间，曾与当地读者进行过深度访谈，也在不同非洲国家进行品牌推广时与目标读者群进行过深层次交流，了解当地读者所期望看到的稿件模式和内容。从多次交流和读者不断的内容反馈来看，非洲受众对于中国媒体发布信息的作者和内容有着非常明显的诉求，对报纸的内容要求也非常高，因为只有高质量的内容才能打消他们对中国媒体的疑虑。
平等在非洲近现代史上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关键词，从独立浪潮到工业化进程，非洲国家和人民一直在各种不同的境况中争取自身与外部世界同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其民族主义的一大核心观念，尤其是在经历了殖民和种族隔离之后。所以这种对平等和尊严的渴望是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媒体也必然是其重要的宣泄口之一。
然而，许多非洲媒体人在当地媒体上寻求平等的过程里，往往会落入过度民族主义的陷阱之中，对于目标的达成只是停留在喊口号或者抱怨现状阶段，而非认真思考，提出建设性内容。正如尼日利亚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查尔斯所说，长期以来，中非关系的报道和研究中一直缺失非洲的本土视角。在非洲，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实际上是西方和中国的视角争锋，而没有真正代表非洲需求的声音参与，这对非洲来说是不应该出现的局面。所以不论信息来自西方媒体还是中方媒体，非洲读者都找不到真正有效、信服的视角。
所以，为拉近读者与报纸的距离，同时培养非洲本土视角，《中国日报》在文章作者选择上尽量用不同方式实现本地化，让思想真正“走进”非洲。过去的传播中，很多文章作者多为西方作者或者中国记者。对此，非洲读者反馈认为，此类作品并不具备足够吸引力，因为其作品表现的内容，或是讲述故事的方式，可能会给非洲带来距离感。一方面会有政治制度方面的顾虑，另一方面又对偏见和居高临下的态度过于敏感。但是如果看到文章的作者为非洲名字，他们愿意主动往下阅读，看源自于自己群体的声音如何解读不同事件，而当地作者也更知道读者的逻辑及其阅读习惯，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讲故事才能让人理解和信服。
为此，《中国日报》除了内容本地化之外，也正通过多种渠道在有关非洲和中非关系的内容中实现作者思想本土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非洲记者站聘用当地员工，通过寻求当地高水平、有影响力且愿意加盟中国媒体的媒体人，并让他们与中方记者进行合作或者独立采写新闻实现内容本土化。由于《中国日报》进入非洲时间较短（2012年），且其在海外记者站人事方面的预算无法支持大规模招聘，所以通过此渠道加入《中国日报》平台的记者并不多。
在此背景下，通过建立自由撰稿人网络的模式，对于《中国日报》在非洲进行本土化就显得尤为重要。非洲有54个国家，每个国家所涉及的新闻重点和安全形势都不可能允许任何媒体在所有国家都建立记者站或者代表处，所以需要在重点国家里寻找有影响力和职业水平较高的自由撰稿人，通过布置选题、自找选题和撰写重点突发事件评论等形式展开合作，扩充与非洲相关的选题和内容，并使其更具深度和广度，以便在全非范围内吸引不同国家的读者。
然而，此类记者在了解中国和中非关系的报道上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还是不了解中国真实的发展情况，无法设身处地地体会某些话题的重要性和平衡性。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双向对等传播的重要性，也开始在对非传播中尝试邀请非洲媒体人士到中国进行短期或者长期的体验，也有越来越多的非洲媒体从业者和官员选择到中国大学学习媒体相关学科。在此背景下，这些在中国生活、学习甚至是在中国有过从业经历的非洲媒体人和官员就成为了重要的作者资源。他们的报道和思考，不仅有着原汁原味的本土气息，更重要的是能将自身中国经验通过当地受众能理解和感受的方式表述出来，推进双方的理解。这些人员在《中国日报》的撰稿人联系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所写的新闻和评论往往能够有更加平衡的思考，也能得到更多当地读者的认可。
在寻找和建立当地撰稿人库的时候，也应当注意到有一些同行的资质并不过硬，撰稿水平较差，在我报审稿期间甚至出现抄袭现象，这给本来就不多的选择又增加了许多难度。
文化差异在国际传播中并不可怕，它可以通过多种有效的途径建立一个双向对等的对话平台，进行有内容、有价值、有意义的对话。非洲和中国有着许多共同的历史经历，也同样有着在未来国际格局中进一步改变现状的意愿，所以中非媒体合作和中国对非传播如果能寻求到更好的模式，甚至可以开启当前国际传播格局的新型对话模式，改变国际传播格局。我们应该利用好手中拥有的资源优势，将已建立的平台与非洲同行分享，通过沟通渠道和平台的革新，促进双方理解。正如笔者在很多场合对非洲读者介绍的那样，《中国日报》或者其他中国媒体在非洲创刊发行，不是政治宣传，也非与西方对峙，而是作为一个能与当地受众互相尊重的平台，介绍中国和世界，给受众多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选项去了解世界，避免永远受制于西方媒体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