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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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裕生、聂敏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展开批评,他们的逻辑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从根本上看以“知识”或“理性”为基础,因此错失了更为根本性的“意志”或“自由意志”,其结果是无法“落实责任主体”或无法克服“普遍的责任危机”。故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确立人类的伦理规范上“未曾有与儒家伦理学以及犹太-基督教相比拟的贡献”。本文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其实践哲学中阐明了远超出“理-欲”二元结构的丰富且复杂的灵魂结构与行动机制,其中在行为者实践生活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相似于康德后来称之为“决意”与“意志”的“情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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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裕生、聂敏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展开批评,他们的逻辑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从根本上看以“知识”或“理性”为基础,因此错失了更为根本性的“意志”或“自由意志”,其结果是无法“落实责任主体”或无法克服“普遍的责任危机”。故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确立人类的伦理规范上“未曾有与儒家伦理学以及犹太-基督教相比拟的贡献”。本文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其实践哲学中阐明了远超出“理-欲”二元结构的丰富且复杂的灵魂结构与行动机制,其中在行为者实践生活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相似于康德后来称之为“决意”与“意志”的“情愿”与“明智希求”。实际上,康德与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大致是同心通理的。因而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不能“厚今薄古”或“厚古薄今”,而应采取对所有大思想家的思想都友好而同情的“人类文明主义”态度。
其他文献
戈兰·瑟伯恩(G ran Therborn)教授是剑桥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曾任剑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瑞典高等研究院(Swedish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y)社会科学学部副部长、瑞典哥德堡大学社会学教授以及荷兰奈梅根天主教大学政治学教授。作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至深的全球知名学者之一,瑟伯恩教授因长于大视野、多角度、框架性地建构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政治学与社会学主题而闻名。他曾在《新左派评论》等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著作被翻译成至少二十四种语言出版,新作《城市与权力》也即将发行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中有许多可以挖掘的丰富内容。“真”包括认识论意蕴的真和本体论意蕴的真,后者更为根本。“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是社会自我批判的两个环节。前者在于,社会主体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批判,在对社会现象否定意义的反思中达到与人文精神的时代特征相联系的彻底性,以形成认识论意蕴的真。后者在于,社会主体通过意志的中介,使体现为理想蓝图的社会价值观念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以部分社会基本制度变革为成果的客观实在,以形成本体论意蕴的真。这两个环节既是因果关
问:您是怎样走上哲学专业研究道路的?请勾勒一下您迄今大体的学术经历?答:我的哲学因缘可追溯到初中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偶尔读到了翻印的毛泽东在1937年写下的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为该著及其理论思维的魅力所深深浸染,激起了自己极大的哲学兴趣。未曾想到,这竟预示了自己的终生事业和追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资产阶级眼界”的概念,意指驻留在商品交换视界中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认知结构。该认知结构不仅主导了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的资本主义观,也制约了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本主义批判,将资本主义批判狭隘地局限在商品同质化和社会合理化的界限内。对此,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双重视界,即商品交换视界和生产方式视界。通过劳动力的商品化,马克思不仅从商品交换视界深入到生产方式视界,而且还立足生产方式视界透视商品交换视界的历史前提。因此,马克思《资本论》的认识论意蕴在于:资产阶级认知结构的瓦解必须批判该认知
与当今宗教学通行的四种对话模式(“置换模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接受模式”)对照,王阳明对待佛教与道教的态度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模式--“王阳明模式”。它既承认每一种文明都有其本己的宗教,同时又汲取了“置换模式”下对本己宗教的强烈认同与归属感,而相较于“成全模式”与“互益模式”,“王阳明模式”更注重自我的开放性与自我的成全,而不是以本己宗教去“成全”异己宗教。“王阳明模式”的重点在于向宗教的“他者”保持开放性,而其始终如一的“人道”取向可以把宗教向度贞定在人性的肯定与实现这一面向,避免宗教信仰走向迷狂、
君子小人之辨在明末臻至顶峰。身为明末遗老,王夫之要求君子不用权术、避免与小人进入对立,即君子秉持正道以容纳、接触和控制小人,不能以权术对待之。一旦君子不能控制小人或局势,王夫之则斥之为“识暗而力柔”,但是王夫之没有认识到,他欣赏的“识胜”而“力定”本身就是一种权术。王夫之及其同辈在小人面前的束手无策提醒我们,“喻于义”“喻于利”的动机鉴别并不适合于政治和社会管理,儒家的礼义教化和包容也不能有效制止小人的肆意妄为。反倒是制度的建立、法令的约束是超越君子小人之辨、约束小人妄为的良策。因此,应将道德修身与政治管
先天学与河洛、太极共同被视作图书易学的三大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往往被视为邵雍所开创。本文认为,无论是结合“加一倍法”而将《系辞》中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解释为先天八卦之次序,还是将《说卦》中的“天地定位”一节解释为先天八卦方位,《先天图》之画定和先天学之创发都应该归功于朱子而非邵雍。而以逆推《易》源为目的的先天学与源出《易传》的后天学在学理上有明显冲突,由此带来了经学阐发和哲学体系创造上的矛盾,但先天学正由此既改变了易学研究的形态,也为经典诠释提供了一种可以尝试的新方法。
本文将康德根本恶理论的核心概念“趋恶倾向”解释为一种向恶潜能。这一潜能属于人类种族,并可在个体意念中现实化。基于这种解释,可以建立对根本恶理论的核心命题———人本性上是恶的———的准-先验论证。该论证将经验中违背道德的行为追溯到它们在人类本性中的先验根据。康德的人类自由概念,也将由个体在善恶间选择的自由,扩展到种族向善、向恶两种潜能,这两种潜能为个体现实的善恶选择提供了先天的可能性条件。
司各脱的无限性概念指示了晚期中世纪哲学如何突破亚里士多德传统,并为早期现代世界图景的来临作出准备。在中世纪哲学中,无限性是人关于上帝所能构想的最完满概念,同时也是上帝存在证明的理论核心。然而司各脱将上帝无限性确立于量度之上,抽离了所有进一步的具体含义,使得无限性不受其他规定性的控制,并反过来规定着上帝的首要性及所有属性。通过无限性而衍生出的不可理解性,更是切断了人类正面理解神圣本质的可能性,从而使无限性也不足以刻画上帝自身。这一不受人类理智控制的无限性,是一种失控的、绝对超越的无限性,因而成为对亚里士多德
胡塞尔在提出先验现象学的基本纲领之后,为了对科学的基础问题作进一步研究,首先分析了作为自然主义根源的一般理论态度。原因在于,首先,理论态度是从原初体验到理论建构中都贯穿着的基本意向方式;其次,这项研究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是理解自然与精神科学基础的切入点。胡塞尔通过分析理论态度与非理论态度的关系,区分理论态度内部的不同层次,为现象学解决具体的知识论问题和现实知识的危机提供了最初的条件。对理论态度的解析是批判自然主义局限性的前提,也是理解一般精神生活何以能够被理论化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