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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学文,回想起来和三位语文老师的影响有关。
第一位,孙贻芬老师
他是我的堂兄,我叫他二哥。记不清是1947年还是1948年了,我上初小,他从县城回村教了我们半年语文。他可能并不爱语文,因为他后来当了一辈子会计。他也可能不会上课,一堂课总是不到下课时间就上完了。空了堂怎么办?他就给学生讲《西游记》。这下可把我们乐坏了,迷住了,大家都盼着他来上课。
我这位二哥不知是教育观念新呢还是歪打正着,反正对我的影响不小。一是在当时诱发了我读小说的兴趣,把家里仅有的1本《宝马神枪》、1部《水浒传》和35本《雍正剑侠图》接连读完了。二是对我后来的教学思想产生了影响。当然不只他,我在“省中”(河北省立沧县中学,今沧州市一中)读高中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位杨荫南老师。他是教导处副主任,教我们几何。他也爱在课堂上讲故事,而且是一上课就讲,讲得学生兴奋异常时,他才转入正题。我们都爱听他的课。像我这样一个已经偏向文科的学生,几何却学得非常好。所以,后来我从事教育工作时,从不反对教师在课堂上适度地讲闲话,只要学生喜欢听,能调控课堂气氛。
我二哥讲《西游记》本身也是可取的。在80年代,上海育才中学校长、教育家段力佩先生,就曾经让学生丢弃语文课本,只读几本小说,学生有兴趣,语文照样学得很好。
第二位,苑向群老师
他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原来在“县中”(沧县初级中学,今沧县中学)任教,在我们升初三年级的时候,随我们一起调到了“省中”。
苑老师知道我喜欢语文,在学习上对我有许多关照。他把自己订的《河北日报》看完了就拿给我看。但是给我鼓励最大的还是一次破天荒给我的作文打了个5分。
当时学习苏联,评价学习成绩采用5级分制。2分以下不及格,3分及格,4分良好,要得5分,不但回答正确,而且得有创造性。所以平时我们得到的多是3分、4分。可能老师觉得区分度太小了,又常常在3和4的后面加上个加号或减号。这样就把两等变成了六等。其他作业还是有5分的,惟独作文,老师从没打过5分。大概老师觉得作文很难十全十美并有创造性。可是这次却给我打了一个5分,让我在全年级出了名。
这次作文写的是抗美援朝动员大会。会是在乡里召开的,我们全校师生都参加了。会上现场报名参加志愿军。我当时年龄小,性格内向,好多事都听父母的,可这时候没有办法和父母商量。我又想到,我当解放军的哥哥已经开赴朝鲜前线了,家里只剩下年老的父母了。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不过,我最终还是当着几百人的面站起来,跑到台上,在报名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种现场报名可不是做样子,而是真的。后来得知“省中”就有40多名同学参加了志愿军。我们“县中”没有人被批准,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小了,“县中”只有初一年级。
当我写这篇作文的时候,心情仍然非常激动,拿笔的手一直在不停地颤抖,字写得比每次都难看,我还担心会挨老师批评呢,想不到老师用红笔批了一个大大的“5”字,并且用激情的评语大加赞赏。
我一直忘不了苑老师对我的鼓励。30多年以后,我在沧州市教育局教研室老师们的帮助下,去苑老师的家乡看望他。苑老师已经得了癌症,晚期。头脑还清楚,但是他对我的教诲却记不清了。我回京不久,便得到他去世的噩耗。
第三位,张曦夫老师
1954年,我在“省中”升入高中三班,直到1957年毕业。这三年,教我们班语文的是张曦夫老师。
张老师的语文修养很深。当时正值《汉语》《文学》分科,而且文学按文学史的顺序编排,有相当的难度。张老师《汉语》《文学》都教,驾轻就熟。他的板书,每一个字都可以当作书法艺术来欣赏。
他的课教得非常好。可惜我并没有认真听。因为我觉得《诗经》《楚辞》之类,和我的写作距离太远了。但是,我主编学校的《前进报》,我做《沧州报》通讯员,都是由张老师推荐并得到了张老师的具体指导。
张老师给我鼓励最大的有两件事,印象深刻。
一是表扬、推荐我的一篇作文。这篇作文写的是日伪军一次去我们村“扫荡”的罪行,是我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而笔法完全是模仿叶圣陶先生的《夜》。对这篇作文,张老师先是在讲评课上热情点评,后来又张贴到“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展览会上展出。这一展出,全校师生,甚至校外的人都看到了。
二是让我在全年级作了两次读书报告。当时的语文教学大纲后面附有课外阅读书目,要求学生阅读。其中有许多大部头的外国名著,如果戈理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等等。大部分同学没有读过这些书,也没有时间再去读完这些书。张老师给我的任务是,给同学们介绍这些书的故事梗概、作者、写作背景和社会评价。因为这两次读书报告,张老师给我外加了两个“5”分,毕业时,我的语文成绩才名列前茅。不然,因为我平时听课不认真,成绩就很难说了。
上大学以后,我听说张曦夫老师被劳改了。他有历史问题。据说解放前,他曾经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长,并代理过省主席。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为清查别人的问题,我奉命去首都图书馆查阅敌伪时期的报刊,无意中看到了张老师发表的一些诗文。因为我觉得说不上“反动”,所以没有影印。他恢复工作后,听说主动要求去了大西北。几年后,客死新疆。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老师的影像还有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人的一生功过自有社会评价,但是作为学生,对于老师的教诲,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第一位,孙贻芬老师
他是我的堂兄,我叫他二哥。记不清是1947年还是1948年了,我上初小,他从县城回村教了我们半年语文。他可能并不爱语文,因为他后来当了一辈子会计。他也可能不会上课,一堂课总是不到下课时间就上完了。空了堂怎么办?他就给学生讲《西游记》。这下可把我们乐坏了,迷住了,大家都盼着他来上课。
我这位二哥不知是教育观念新呢还是歪打正着,反正对我的影响不小。一是在当时诱发了我读小说的兴趣,把家里仅有的1本《宝马神枪》、1部《水浒传》和35本《雍正剑侠图》接连读完了。二是对我后来的教学思想产生了影响。当然不只他,我在“省中”(河北省立沧县中学,今沧州市一中)读高中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位杨荫南老师。他是教导处副主任,教我们几何。他也爱在课堂上讲故事,而且是一上课就讲,讲得学生兴奋异常时,他才转入正题。我们都爱听他的课。像我这样一个已经偏向文科的学生,几何却学得非常好。所以,后来我从事教育工作时,从不反对教师在课堂上适度地讲闲话,只要学生喜欢听,能调控课堂气氛。
我二哥讲《西游记》本身也是可取的。在80年代,上海育才中学校长、教育家段力佩先生,就曾经让学生丢弃语文课本,只读几本小说,学生有兴趣,语文照样学得很好。
第二位,苑向群老师
他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原来在“县中”(沧县初级中学,今沧县中学)任教,在我们升初三年级的时候,随我们一起调到了“省中”。
苑老师知道我喜欢语文,在学习上对我有许多关照。他把自己订的《河北日报》看完了就拿给我看。但是给我鼓励最大的还是一次破天荒给我的作文打了个5分。
当时学习苏联,评价学习成绩采用5级分制。2分以下不及格,3分及格,4分良好,要得5分,不但回答正确,而且得有创造性。所以平时我们得到的多是3分、4分。可能老师觉得区分度太小了,又常常在3和4的后面加上个加号或减号。这样就把两等变成了六等。其他作业还是有5分的,惟独作文,老师从没打过5分。大概老师觉得作文很难十全十美并有创造性。可是这次却给我打了一个5分,让我在全年级出了名。
这次作文写的是抗美援朝动员大会。会是在乡里召开的,我们全校师生都参加了。会上现场报名参加志愿军。我当时年龄小,性格内向,好多事都听父母的,可这时候没有办法和父母商量。我又想到,我当解放军的哥哥已经开赴朝鲜前线了,家里只剩下年老的父母了。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不过,我最终还是当着几百人的面站起来,跑到台上,在报名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种现场报名可不是做样子,而是真的。后来得知“省中”就有40多名同学参加了志愿军。我们“县中”没有人被批准,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小了,“县中”只有初一年级。
当我写这篇作文的时候,心情仍然非常激动,拿笔的手一直在不停地颤抖,字写得比每次都难看,我还担心会挨老师批评呢,想不到老师用红笔批了一个大大的“5”字,并且用激情的评语大加赞赏。
我一直忘不了苑老师对我的鼓励。30多年以后,我在沧州市教育局教研室老师们的帮助下,去苑老师的家乡看望他。苑老师已经得了癌症,晚期。头脑还清楚,但是他对我的教诲却记不清了。我回京不久,便得到他去世的噩耗。
第三位,张曦夫老师
1954年,我在“省中”升入高中三班,直到1957年毕业。这三年,教我们班语文的是张曦夫老师。
张老师的语文修养很深。当时正值《汉语》《文学》分科,而且文学按文学史的顺序编排,有相当的难度。张老师《汉语》《文学》都教,驾轻就熟。他的板书,每一个字都可以当作书法艺术来欣赏。
他的课教得非常好。可惜我并没有认真听。因为我觉得《诗经》《楚辞》之类,和我的写作距离太远了。但是,我主编学校的《前进报》,我做《沧州报》通讯员,都是由张老师推荐并得到了张老师的具体指导。
张老师给我鼓励最大的有两件事,印象深刻。
一是表扬、推荐我的一篇作文。这篇作文写的是日伪军一次去我们村“扫荡”的罪行,是我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而笔法完全是模仿叶圣陶先生的《夜》。对这篇作文,张老师先是在讲评课上热情点评,后来又张贴到“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展览会上展出。这一展出,全校师生,甚至校外的人都看到了。
二是让我在全年级作了两次读书报告。当时的语文教学大纲后面附有课外阅读书目,要求学生阅读。其中有许多大部头的外国名著,如果戈理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等等。大部分同学没有读过这些书,也没有时间再去读完这些书。张老师给我的任务是,给同学们介绍这些书的故事梗概、作者、写作背景和社会评价。因为这两次读书报告,张老师给我外加了两个“5”分,毕业时,我的语文成绩才名列前茅。不然,因为我平时听课不认真,成绩就很难说了。
上大学以后,我听说张曦夫老师被劳改了。他有历史问题。据说解放前,他曾经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长,并代理过省主席。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为清查别人的问题,我奉命去首都图书馆查阅敌伪时期的报刊,无意中看到了张老师发表的一些诗文。因为我觉得说不上“反动”,所以没有影印。他恢复工作后,听说主动要求去了大西北。几年后,客死新疆。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老师的影像还有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人的一生功过自有社会评价,但是作为学生,对于老师的教诲,我将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