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24日凌晨5时左右，江西永新县城一幢民房里突然响起几声凄厉的枪声，一个高大的身躯倒在了血泊中……就在这时，一个人在枪声不远处慌忙骑马向城外禾水河的浮桥疾驰，岂料浮桥已被拆断，当马踏上浮桥只听“啊”的一声，连人带马一下子栽进了幽深的漩涡中……
　　这两名死者就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袁文才、王佐!
　　袁文才、王佐之死是井冈山斗争史上一场令人扼腕叹惜的悲剧，而导演这场悲剧的人，就是时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朱昌偕，他对袁、王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朱昌偕：从裁缝工人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
　　
　　朱昌偕是井冈山斗争中一位重要历史人物，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多次提到他。
　　朱昌偕，1907年8月生于江西永新县县城，幼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靠体弱的母亲织布和给爆竹店做小工养家糊口。14岁时拜师学裁缝，3年满师后即在县城给人缝衣。
　　1926年9月，大革命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席卷永新，朱昌偕勇敢地投身到大革命运动洪流中去，他组织和率领县城的学徒和青工们冲进县衙门，砸碎了县衙门“明镜高悬”的牌子。不久，县工会成立，朱昌偕被推选为县工会下属的学徒、青工联合会主席。1927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随县委撤至永新、宁冈边境的九陇山区坚持斗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湘赣边界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朱昌偕先后担任永新县工人赤卫中队队长、永新县赤卫大队党代表，率永新地方武装配合红军参加了龙源口战争和永新困敌等战斗。他革命坚决，斗争性强，工作肯于吃苦，受到人们称赞。1928年7月，他被任命为中共永新县委常委，并担任县总工会委员长。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第二次代表会上，朱昌偕当选为特委委员。同年12月担任了特委常委，同时兼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他精力充沛，工作有魄力，能打开局面，永新的工作多次受到特委、前委表彰。
　　朱昌偕真正得到边界军民的赞誉、拥戴，并成为边界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是在井冈山失守后。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彭德怀率红五军先后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后，敌军攻占了井冈山，后又以重兵进攻九陇山。这时边界特委机关及各县委机关已被打散，各县党组织和赤卫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就在这外部面临强敌进攻、内部缺乏统一组织和指挥的危急时刻，朱昌偕以边界特委常委身份，挺身而出，召开各县党组织和赤卫大队负责人联席会议，成立湘赣边界临时特委，朱昌偕被推选为书记。在临时特委的领导和指挥下，边界军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使边界斗争形势转危为安。
　　5月，原特委书记邓乾元回到边界，朱昌偕即回永新，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同年8月，邓乾元离开边界，朱昌偕重新担任边界特委书记，担负起湘赣边界特委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朱昌偕积极领导边界各县整顿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恢复和建立红色政权，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使湘赣边界出现了新的斗争局面。
　　朱昌偕在其威信日益提高的同时，也渐渐显露出工作和性格上的一些缺陷：他工作雷厉风行，处理问题坚决果断，但有时却存在考虑不周和失之偏颇；他性格急躁而固执，情绪易冲动，听不进反面意见，气量有些褊狭。正是由于自身这些缺点，而导致了他以后在处理宛希先和袁文才、王佐问题上的重大失误，造成了井冈山斗争史上的悲剧。
　　
　　朱昌偕与袁、王间矛盾之由来
　　


　　在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之前，朱昌偕及特委副书记王怀、常委刘天干等负责人与袁文才、王佐在工作上并没有太密切的联系，他们之间也无什么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在朱德、毛泽东率部离开井冈山、朱昌偕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以后产生并日益加深的。
　　袁文才、王佐在湘赣边界是大名鼎鼎、妇孺皆知的人物。袁文才是宁冈县茅坪马源坑村人，生于1898年10月。袁文才少年时进过中学，终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后因带头抗租闹粮，与当地豪绅结下冤仇。1924年他组织绿林马刀队，占山为王，公开打起了劫富济贫的旗帜。王佐，1898年5月生于江西省遂川县下庄村，家境贫苦，没有读过书，后学裁缝谋生，因不堪豪绅压迫，也拉起了一支几十人的队伍，在井冈山一带过着绿林生涯。1926年9月，在当地党组织工作下，袁、王率部下山，队伍被编为农民自卫军，参加了大革命。1927年10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袁、王对工农革命军给予了大力支持，并接受了前委及毛泽东领导，袁、王部队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5月以后为红四军红二团)，袁、王分别任正、副团长，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袁、王率部参加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屡建战功。朱、毛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时，袁、王部队奉命留下来坚持边界斗争，两人都担任了边界特委常委。
　　按理说，袁、王二人早已脱离绿林生涯，参加了革命，并在特委领导下进行活动，为什么会与朱昌偕等产生不小的矛盾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袁、王虽已参加革命，所部也改编为正规红军，但绿林习气毕竟一时难以彻底消除。他们对毛泽东较崇拜，甘愿服从，但对其他人的话就不太听得进去。在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他们认为朱昌偕、王怀及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只会纸上谈兵，耍嘴皮子，真刀真枪不行，因此自己的部队行动常不请示报告，独断独行，引起了特委、宁冈县委的不满，因而双方产生了隔阂和矛盾。而更主要的是，党的“六大”通过的有关决议中，对参加武装起义的土匪部队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严厉镇压他们”的“左”的政策对边界党的影响深重，这一政策使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人始终未把袁、王当成自己人，对他们戒备多于信任。袁、王也心知朱昌偕为首的特委一班人对自己另眼相看，不信任，便生出不满和怨气。这样一来，双方的矛盾也就与日俱增了。
　　
　　朱昌偕与袁、王之间的矛盾因宛希先被杀而加深
　　
　　朱昌偕等与袁文才、王佐间虽然已存在不小的矛盾，但在恢复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双方尚能以大局为重，共同对敌，矛盾未公开化。直到这年的11月，因边界特委常委宛希先被特委错杀，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几次动武后，他们之间的矛盾才公开化，也越来越深了。
　　宛希先在井冈山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他是毛泽东十分器重的领导骨干和得力助手。宛希先，湖北人，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大革命时期入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第五连任连长，1927年9月参加了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一营党代表。1928年5月，红四军成立时，宛希先任军委委员、第十师党代表，并先后任中共湘赣边界第一、二届特委委员、常委。1929年1月，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时，前委决定他留下来参与领导边界的斗争，兼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宛希先却于这年的11月被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所诛杀。处决宛希先的命令是朱昌偕下的。朱昌偕为什么要杀宛希先?事情还得从1928年8月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被错杀说起。
　　出身地主家庭的龙家衡，是一位勇于向旧世道宣战的叛逆者。1926年夏，她与刘真、王怀等共产党员从外地回到永新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春，她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的刘真结为夫妻。同年6月，她担任了永新县委妇女部长。
　　1928年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正在永新县九陇山区开展工作的龙家衡，突然得到丈夫刘真的父亲病逝的噩耗，来不及向县委、特委请示，只向身边的同志交代了几句便化装成村里小媳妇模样，连夜赶到位于白区的刘真家中，安排料理公公的后事。但是她的行踪被敌靖卫团探知。当龙家衡返回根据地时，敌靖卫团尾随其后，企图偷袭区委机关和红军医院。说来也巧，正好宛希先率二连红军到了九陇山区，击退了靖卫团的进攻。靖卫团这次偷袭虽未成功，但在九陇山区“有人通敌”的议论却闹得沸沸扬扬。宛希先早就知道龙家衡出身富绅家庭，原本就对刘真娶她做老婆有看法，现在又发生了龙家衡前脚到、敌人后脚跟来的事情，不免对龙家衡产生了怀疑，于是宣布对龙家衡进行审查。在审查中，宛希先的部下竟掏枪威逼她招供。谁知鬼使神差，无意中枪走火，致使龙家衡倒在了血泊之中。
　　刘真是朱昌偕的入党介绍人，龙家衡又是朱昌偕一道出生入死的战友。龙家衡的死引起了朱昌偕、王怀等永新县委不少人对宛希先的强烈不满，甚至怨恨，一直没有消除。
　　1929年11月间，边界特委决定边界各县地方武装统一行动，攻打仍被敌军占据的永新县城。宛希先在茶陵县作了布置，只等按指定日期出征。然而茶陵工农武装要去参加攻打永新县城的消息，被驻扎在茶陵县的国民党军队获悉。敌人在茶陵通往永新的要道上布下重兵，专候茶陵工农武装自投罗网，面对此种情况，宛希先思量再三，最后作出决定：为保存革命力量，茶陵工农武装不参加攻打永新县城的行动。
　　攻打永新县城的战斗虽然没有茶陵的武装参加，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然而，朱昌偕却为宛希先不服从特委命令而大为恼火，他决定在九陇山下的大湾村召开专门会议，要宛希先说清原因。在会上，无论宛希先怎样解释，朱昌偕都置若罔闻，严厉指责宛希先，其他与会人员矛头也指向宛希先。与宛希先关系尚好的袁文才、王佐因休整部队未到会，宛希先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会议最后把不执行特委决议、破坏对敌斗争的罪名加在了宛希先头上，解除其职务，并关押审查。
　　宛希先被关在一间茅屋里，感到事态严重，决定赶快离开这里去向上级汇报。深夜，他趁看守疏忽，撬开窗子逃了出来。因大湾村一带四面尽是高山峻岭，加上夜色漆黑，看不清山路，只好暂躲在山里，计划天亮后再走。但朱昌偕等很快得到宛希先逃跑的消息，断定他是畏罪潜逃，连夜动员千余人打着火把搜寻。在一个小山洞里，宛希先被赤卫队员搜出。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几位特委主要负责人本来就对宛希先有积怨，盛怒之下，由朱昌偕亲自下命令，将宛希先杀害了。
　　宛希先被轻率地处决也引起特委内部的不同意见，特别是袁文才、王佐对朱昌偕最为不满。他们感到这是朱昌偕“杀鸡给猴子看”，给他俩的警告：倘若胆敢违抗特委的意旨，宛希先的结局便是实证!但袁、王二人生性桀骜不驯，服软不服硬，倒真要铁锤碰铁砧，向朱昌偕等人要个说法，为宛希先讨个公道。
　　袁文才、王佐率一拨人马到了大湾村，在屋里见着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一见面没说上几句话，王佐火爆脾气就发作了：“宛麻子究竟犯了哪条王法?他身为特委常委，你们竟擅作主张，说杀就杀，说剐就剐，今天倒要你们说个清楚!”
　　朱昌偕见袁、王大有兴师问罪之意，怫然作色，说：“宛希先违抗特委决议，是罪有应得!谁违抗特委决议，就是这个下场!”朱昌偕话中明显带着警告和威吓。
　　袁文才强压住胸中怒气：“老朱，你莫抓着鸡毛当令箭，动辄拿特委来压人!老宛被杀明明是有人打击报复，公报私仇嘛!”
　　王佐可不吃朱昌偕这一套，大声嚷道：“姓朱的，你们莫不是想把反对你们的人斩尽杀绝?老子天不怕、地不怕，还怕你们这几个鼠肚鸡肠的人?有本事就试试看!”说着，拔出手枪往桌上重重一拍。
　　顿时，屋内沉寂下来，空气窒息得让人透不过气。好一会儿，朱昌偕才缓过神来，喝道：“王佐，你太放肆了，你莫不是想威胁特委?”
　　众人也都齐声斥责起王佐来。
　　袁文才也觉得王佐的举动有点过份，忙叫他把枪收起来。又对众人说：“王佐是个粗人，哪个不晓得?今天再扯也没什么意思，以后到前委去理论。”说完，扯着王佐衣袖就走，王佐口中还兀自嚷道：“革命，革命，革我个鸡巴毛，这样子革命有咋个意思吗!”
　　
　　朱昌偕计诛袁文才、王佐
　　
　　朱昌偕自袁文才、王佐来特委大吵之后，对袁、王二人既恼恨又怵惕，认为此二人桀骜不驯，目无特委，今后一定会危害革命，难怪党的“六大”作出决议，要严厉镇压这些人，心里自此萌发了铲除袁、王二人的念头。
　　1930年1月间，中央派了特派员彭清泉来到永新县了解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情况，朱昌偕向彭汇报了袁、王的情况，特别是提到了自己对袁、王的担心。彭清泉当然早就知道党的“六大”的决议，也认为袁、王是革命队伍中的隐患，袁、王问题应该早日解决。1月18日，由彭清泉主持，在江西遂川县雩田村召开了中央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史称雩田会议)，会议决议中的第5条就是“必须坚决解决袁、王问题”。
　　朱昌偕回永新后，与王怀、龙超清等人商议如何解决袁、王。龙超清认为，袁、王虽目无特委、独断独行，难以指挥，但至今尚无反对革命、投靠敌人的行为，现在解决袁、王难以服众，弄不好会给革命造成不良后果，还是从长计议为好。王怀也是这个意见。朱昌偕思量再三，也认为目前解决袁、王为时尚早，就同意了龙超清、王怀的意见。
　　然而，时间未过一个月，朱昌偕又召集边界特委有关人员开秘密会议，作出了立即解决袁、王的决定，其导火线便是“罗克绍事件”。
　　罗克绍是湘赣边界赫赫有名的反动人物，身任茶陵、酃县、宁冈、永新、莲花5县联防团团总，是红军的死对头。他有个40多人的兵工厂，能生产步枪、子弹、手榴弹。袁文才、王佐一直想把这个兵工厂缴获过来，为自己所用。1930年2月21日，罗克绍带着随身警卫30余人到茶陵县猎狗垅姘妇家过夜。袁文才、王佐获悉这一消息，率部连夜急行45余里，攻打猎狗垅，活捉了罗克绍。袁、王为了让罗克绍缴出兵工厂，并让罗长期供给钢材、洋硝等原料，未拘押罗克绍，而是摆了酒席招待他，还给他安排了住处。罗克绍原想此次被捉必死无疑，想不到竟受到礼遇，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待袁、王提出要他缴出兵工厂并供给原料，他一口答应并信誓旦旦，决不食言。第二日，袁文才、王佐便将罗克绍释放回茶陵了。
　　袁文才、王佐所做的一切，事关重大，却没有向中共宁冈县委、湘赣边界特委请示报告，宁冈县委、湘赣边界特委对此事全然不知。但是“袁、王勾结罗克绍要反水”的谣言却不胫而走，朱昌偕得知后虽半信半疑，却甚为担心。他连夜召集边界特委负责人及永新、宁冈县委领导人开会研究对策。朱昌偕认为，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袁、王勾结罗克绍反水是真是假，但袁、王不请示特委擅自释放罗克绍却是不争的事实。再说，倘若袁、王反水是真的，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为了革命不致遭到损失，应该果断地先下手为强，除掉袁、王。对朱昌偕的这个意见，与会者均表赞同，最后通过了立即解决袁、王的决定。
　　但是要诛杀袁、王，并不是件容易事。袁、王队伍有700多人，队员强悍，打起仗来勇猛不怕死，硬对硬难以对付，只能智取。朱昌偕提议，以特委的名义给袁、王去一信，声称上级决定，边界各县红军警卫营、连拟编入红六军，袁、王部为六军三纵队，袁为司令，王为副司令，即日开赴永新县城集合，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待袁、王到永新后，将他们与部队分开安排住宿，晚上即可行事。大家都同意朱昌偕所定计策，但王怀仍担心袁、王部队反抗，难对付，又提出，红五军现正驻扎在安福县，最好以特委名义去求助红五军，要求其开到永新城来配合行动，方能万无一失。众人都认为这样稳妥。红五军信以为真，答应了特委的请求，出兵予以配合。
　　几十年以后，《彭德怀自述》一书(1981年版)披露了当时的情形：“某晚深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他们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袁文才和王佐接到特委来信后，不知是计，两人不敢怠慢，遵照命令，除留少数人在宁冈外，率大部于2月22日傍晚抵达永新县城。朱昌偕、王怀事先已派人安排好了袁、王及其部队的住宿地点，部队分住在一处祠堂和几个店铺，与袁、王住处有一段距离。袁、王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特委要诛杀他们，对特委的安排并未在意，更无防备之心。
　　2月23日，特委请袁文才、王佐看戏，吃饭，甚为热情。席间，朱昌偕、王怀轮番向袁、王敬酒，又说了一番革命同志要摒弃前嫌、团结对敌的话。袁、王都是直肠子不拐弯的人，哪会怀疑朱、王等人是虚情假意?当晚深夜，红五军第四纵队从安福县洲湖镇出发，24日拂晓前赶到了永新县城，包围了袁、王住所及所部。凌晨5时左右，朱昌偕率十几个警卫人员到了袁文才的住所，朱声称有要事相告，敲开了袁文才的房门，随即向尚未起床的袁文才开枪，袁文才来不及哼一声，便被打死在床上。副官李筱甫也被打死。住在不远处的王佐—向警醒听到枪声，知情不妙，急忙起床，在随从簇拥下，直奔马厩，牵出坐骑，翻身上马，慌忙往东门疾驰，奔上禾水河上的浮桥。岂料河中浮桥已被拆断，王佐连人带马栽入河中。王佐不识水性，被湍急的漩涡卷入幽深的东瓜潭中淹死……
　　杀害袁、王无疑是错误的，在这一事件中，主谋者朱昌偕作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朱昌偕策划杀害袁文才、王佐，虽然是出于种种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受“左”倾思想影响，因此，从根本上讲，井冈山斗争史上“袁、王被错杀”这一悲剧是“左”倾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