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清代的洗冤检验文本是在宋《洗冤集录》基础上发展而来.但是,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在相关毒物知识大幅增长的同时,清代与蛊相关的知识增加却与司法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案例附入,且增补的蛊毒知识主要来源于医书、游记、笔记等,时间集中在宋代之前.这种现象也可以通过检索成案进一步得到证实.结合律例的修订可以发现,清代有关蛊毒的法律更多具有宣示性价值.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是蛊毒相关病因观念史自然变迁的结果,又是宋代以来司法逐渐理性化的产物.同时,清王朝高度集权司法体制对地方专杀权的控制,也对提高相关案件审理中的理性化
【机 构】
：
华东政法大学 科学研究院,上海 20162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代的洗冤检验文本是在宋《洗冤集录》基础上发展而来.但是,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在相关毒物知识大幅增长的同时,清代与蛊相关的知识增加却与司法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案例附入,且增补的蛊毒知识主要来源于医书、游记、笔记等,时间集中在宋代之前.这种现象也可以通过检索成案进一步得到证实.结合律例的修订可以发现,清代有关蛊毒的法律更多具有宣示性价值.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是蛊毒相关病因观念史自然变迁的结果,又是宋代以来司法逐渐理性化的产物.同时,清王朝高度集权司法体制对地方专杀权的控制,也对提高相关案件审理中的理性化有所帮助.
其他文献
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着力提升课程建设质量和教育教学成效,直接关系到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了顺应教学改革发展趋势、强化政治性、使学生终身受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着力提升理论品位.当前,由于一些思政教师底蕴不足,以及过度重视花样翻新、过于侧重案例讲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出现了理论弱化的现象.对此,需要通过强化教师理论武装、恰当选用案例活化理论、在互动教学中锻炼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等途径,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思想性和理论性,打造学生认可的富有生命力的课堂教学.
近年来,我国活跃的刑事立法中呈现出法定最高刑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含拘役)的微罪类型,这在我国刑罚结构明显趋重的刑法体系中显得尤为特殊.我国刑罚附随后果的严重性和广泛性,使微罪在司法适用中受到了质疑,其中最为明显的当属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微罪的正当性建立在法益保护原则以及比例原则的基础上.在立法设计方面,微罪入刑应当严守“非实害犯”的界定,并以故意这一主观要件对刑事可罚性予以限制;同时应配置轻缓化的处遇措施,注重与行政处罚的衔接.在司法适用方面,微罪一律起诉、一律判刑的思维不可取.为实现个案公正,应当充分
近十年来,危险驾驶罪逐步成为我国刑法体系中发案数位列第一的罪名.但是,每年将30万左右的人贴上罪犯标签并使之承担过重的犯罪附随后果,甚至沦为社会的对立面,这无论对于国家、社会还是危险驾驶者个人来说,都是巨大损失,属于司法和个人的“两败俱伤”.基于刑事一体化的理念,有必要对危险驾驶罪进行体系化治理.实务中直接适用“但书”规定得出无罪结论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做法,存在说理不足、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的“硬伤”.“但书”规定只能在行为缺乏刑事不法,以及虽具备刑事不法但存在免责事由,从而缺乏处罚必要性等事实得以确认之后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是行政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的主要特色是诉前程序.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不只是提出检察建议,还应包括诉前磋商、听证和调查等内容.诉前程序应当具有刚性,刚性来源于检察权、其他国家公权力和政策、法律的明确规定.实践中,检察机关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在诉前程序中主要面临以下难题: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与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区分,磋商案件、时机的选择和内容的确定,听证性质和效力的把握,调查核实的强制性保障.为增强诉前程序刚性,基层检察机关可以有所作为,如推动地方人大出台规范性文件,规范办案程序、提升
在互联网时代,大规模个人信息侵权案件在社会中层出不穷.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由直接利害关系当事人通过个别诉讼方式解决虽然符合诉讼基本原理,但鉴于受害人人数众多且较为分散,加之诉讼成本高、诉讼周期长等问题,很难调动受害人提起私益诉讼的积极性,遂寻求公益诉讼救济,由检察机关集中行使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对直接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益和诉讼权利予以充分保障基础之上,赋予检察机关确认损害赔偿存在的前置性诉讼实施权和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补充性诉讼实施权,对侵权人继续持有的不法收益予以收缴,并将收缴的不法收益存入专门的基金账
虽然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工作已然铺开,但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并未为其提供充足的规范基础,既有的行政组织结构及其相应规则也没有为镇街有效承接执法权做好充分准备.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依然承受着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双重考问.以《行政处罚法》为框架的分析思路,并不能为消弭质疑提供有力支撑.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带来了镇街行政法身份、规模与组织形式、与区县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属于执法权配置的结构性变迁,因而只能在组织法框架下探寻其解决之道.具体而言,应当通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针对同一仲裁标的,纠纷当事人均享有积极仲裁实施权与消极仲裁实施权,但一方行使积极仲裁实施权的,对方只能且必须行使消极仲裁实施权.撤回仲裁请求是申请人处分积极仲裁实施权的自由,但申请人处分其积极仲裁实施权涉嫌损害被申请人合法权益的,被申请人可以无缝衔接地行使相应的积极仲裁实施权,以捍卫其通过本次仲裁程序彻底解决纠纷的利益.被申请人不同意申请人撤回仲裁请求的,仲裁庭应当允许或将其视为被申请人提出了相应的反请求,并由被申请人负责垫付确保仲裁程序继续进行的案件处理费.
明洪武三年处州府小黄册的发现,不仅提供了明初浙东地区珍贵的人口、田土统计原始资料,更为研究该地区土地结构类型和科则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文章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明确了明初处州府民田大致有民田、民地、寺观田和义塾田四类,且民田之数远多于官田,民田科则也低于史籍所载,并在不同都、里之间有所差异,同时呈现出倍数于最低科则的趋势.
王符《潜夫论·遏利篇》针对东汉中晚期社会上“释廉甘利”的社会现实,提出人们应当以“德义”为终极的追求,“富贵”寓于“德义”之中,反对“无德而富贵”“不义富贵”,过分地追求物质享受.他还从财富观念和教育理念两个方面,对儒家的义利观作出新的阐释.在君子的价值追求方面,他主张也当“重义轻利”,以社会责任为先,物质享受为次;在家庭教育方面,给子孙后代教以德义,引导其走上正途,比留下丰厚的家资更重要,故而适时地将钱财利禄施予需要帮助的人,防止盛极而衰,才是长久地保有富贵利禄之道.
太建北伐是南朝政权最后一次大规模征讨北朝的战事,文章关注的即是太建五年陈与北齐在淮南的军事表现.陈军多线并进、各部互相策应,展现出严密的战略部署,最终占领寿春、攻取淮南.北齐的军事指挥混乱、地方军与中央援军合作不协是其丧师失地的主要原因.寿春失守后,北齐掌权者韩长鸾的“他家物,从他去”一语道出了其不认同淮南的态度,也是北齐主体人群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对淮南疏离感的体现.不过,陈朝却对淮南颇为重视,将收复淮南视作要务.这说明,陈与北齐虽然长时间划江而治,但双方在心理上的分界线仍是淮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