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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秋天，英格兰辽阔的旷野上，一个叫西德尼·莫尔斯的男人带着一台“格拉福风”留声机坐在北上的火车车厢里。
莫尔斯有多重身份，在伦敦的时候，他是一名律师。又因为朋友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家庭教师，他和皇室的关系密切，他偶尔能出席每年夏天在巴尔莫勒尔堡女王私家庄园里举办的消夏晚会。在此以外，他也是英格兰橄榄球队的一员，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个身份显赫的象征，即便他的橄榄球打得并不好。
在车厢里，莫尔斯正在打算，用什么样的方法说服女王，能对着他手头的这台留声机说点什么。女王一直很低调，她讨厌那些四处索要签名的人，也对纪念品收藏家没有好感，更麻烦的是，她总对自己的身高不满意，因为不足5英尺（1.52米），她甚至抱怨过：“每个人都在长个子，就我不长。”
发明
10年以前（1877年），爱迪生在他那位于西泽西州的工厂罗门公园里改进了最早的留声机。在此之前，曾经有一个叫做斯科特的法国人制造过一台叫做“声波振动器”的东西，能够把声音记录下来，但只能写在一种被油脂浸泡过的纸张上，可是无法转换成音效。这些纸有幸保存到1个世纪以后，被几位致力于“最初声音工程”项目的科学家成功还原成声音。那是一段来自1860年5月的声音，一个男人正在唱歌曲《在月光下》：那年，契诃夫刚刚出生；而在东方，圆明园还未曾毁灭。
曾经有人说斯科特在南北战争的时候造访白宫，并得到了林肯的声音记录。不过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是真是假了。
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不久，它就声名远扬了。第二年爱迪生急急忙忙地为它申请了专利，那时，全世界的时髦人士都用它制作录音。可以说，它就是那个年代的iPad或者iPhone。轰动效应一直持续到20世纪，包括维多利亚时期的代表诗人罗伯特·勃朗宁、19世纪和20世纪初饱负盛名的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护士南丁格尔在内的名人，以及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等君主都争先恐后地留下了自己的声音。
不过，爱迪生在申请专利后并没有乘胜追击地继续这项名利双收的事业。因为他发现了问题：留声机采用的录音介质是一种又薄又脆的锡箔纸，录在上面的信息极易磨损。爱迪生随机应变，他缓了缓神，转头奔向了电灯泡的研发项目中去。
其实，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的初衷是为了配合当时另一个发明的出现，这个新玩意就是电话。留声机的英文名完整地表达了爱迪生的本意：“Phonograph（留声机）”由“phone（电话）”和“graph（曲线图）”组成，可见爱迪生的确受过从那位在纸上记录声音的法国人的启发。的确，电话的发明者贝尔也发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也抓紧了研究的速度。这两位发明大亨一直都在竞争中，1879年8月30日爱迪生和贝尔在萨拉托加的市政厅曾各自演示了电话装置，结果爱迪生的电话比贝尔的发音更清晰，这让发明电话的贝尔颜面尽失。所以他无论如何都想扳回一城。贝尔发明的留声机被命名为“格拉福风”，采用石蜡作为录音介质，这项微小的改变令留声机从玩具升格为了严格意义上的科技产品。
爱迪生得知这一结果后，立即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迅速调转了船头，重新投身到了声音的研究领域，研制出比“格拉福风”的声筒更耐久的蜡质声筒。两位大亨之间的商战一触即发。
对手
爱迪生在1887年把留声机在美国的专利权卖给了匹兹堡的一位富豪。那个年代，欧洲的市场比美国更加重要，所以对于欧洲的专利权，爱迪生权衡再三，卖给了乔治·高洛德上校。这是一位在1839年就来到了美国的法国人，他曾在南北战争期间效力于北方军队，立下了赫赫战功，也因此而家资雄厚。高洛德得到了专利权以后，立即跨大西洋去了英国，去努力拓宽欧洲市场了。
与此同时，贝尔也没闲着。虽然在录音材质上与爱迪生出品的相比要逊色了一点，但“格拉福风”留声机所呈现的声音依然远比爱迪生的留声机清晰，这大概是因为贝尔曾在电话研究领域败给爱迪生后痛定思痛而产生的结果。此外，“格拉福风”不需要花太多精力调试，更方便使用。同样，贝尔的目光也聚焦在了大洋彼岸的欧洲。
这时，爱迪生的欧洲代理商高洛德正在伦敦城南装修一座命名为“电器之家”的房子。高洛德是一位精明的商人，目光敏锐，对宣传有着独到的见解。可以说，这个电器之家兑现了那个年代的人对电器设备的所有想象：在这个使用电灯照明的门店里，服务员用电打理靴子，清洁工用电刷洗地毯，甚至就连高德洛出门时，乘坐的三轮车也装上了电动马甲——这无疑是最好的移动广告。
他还把目光瞄准了泰晤士南岸的水晶宫：那是一座钢筋和玻璃建起的游乐场（也是世界上的第一座游乐场），不仅如此，它还是博物馆、会展中心和体育场。财大气粗的高洛德上校说服了人们前来录下声音传给后人，上校当然懂得“走上层路线”的重要性，例如，他的顾客中，就有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在名人效应下，随后全世界都开始刮起了“录音风”，爱迪生就像后来的乔布斯不断推出苹果产品一样，也趁热打铁，发布了经过改进的留声机。
而贝尔的英国代理商似乎要低调一点，他是英国约克郡的工程师亨利·埃德蒙兹，尽管人们都认为，他的宣传手段与高洛德不相伯仲。这个赫赫有名的机械师，手里有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就是他的律师莫尔斯。
录音
法国人路易·达盖尔很有耐性，在那个摄影刚刚起步的年代，为了能拍到巴黎圣殿大道上一个不知名的擦鞋匠和他的主顾，他径直站了10分钟。人类才有了第一次进入照相机的机会：那是在1883年。对于19世纪这个渐行渐远的年代，与残缺的摄影作品相比，录音的确更能提供与逝者的直接联系，更能缩小普通人与名人之间在时间和地位上的距离。
5年以后，在1888年秋天的火车上，前往皇家庄园的莫尔斯是埃德蒙兹的律师，也是贝尔在英国的格拉福风公司的早期投资人。埃德蒙兹在半个世纪以后写过系列文章《先驱回忆录》，按照回忆录里的说法，身居宫中的维多利亚女王也已经耳闻许多名人在这台“格拉福风”留声机上录过音，因此年迈的她也表示希望观看展示。在埃德蒙兹和莫尔斯的心里，此行的目的，如能获得女王的声音，这将为贝尔的“格拉福风”留声机带来绝佳的广告效应。
在庄园里，女王陛下显得格外高兴，甚至丢掉了往常的矜持，于是莫尔斯斗胆请求女王讲了几句话。这个帝国的女王在众人的簇拥和注视下，将身体稍稍前倾，由于“格拉福风”的留声机不是电动的，受宠若惊的莫尔斯刚好亲自脚踩踏板，记录下了她的第一句话：“全体英国同胞们，你们好。”
回到伦敦以后，兴高采烈的莫尔斯立即把他的劳动成果拿给埃德蒙兹展示：这个黑色小圆筒上有几道黑色螺旋线，记录着大名鼎鼎的女王的声音。但女王有令，不允许将自己的声音披露出去。这固然背离了“广告宣传”的初衷，可莫尔斯依然认为记录下的女王之声将会作为最珍贵的宝贝传给后人。
不过与埃德蒙兹的记录不一样的是，在官方的记载中，女王仅有的另一次录音是在10年后的1898年，那是英国外交部安排的一次活动，以传达给埃塞俄比亚皇帝。不过，女王坚决要求在旨意传达给埃塞俄比亚皇帝后，务必尽快销毁记录了声音的圆筒。除此之外，女王曾多次拒绝了爱迪生留声机公司的邀请，他们希望女王为他们的庆典说几句什么。
寻找
时间一过50年，人们彻底遗忘了女王的声音。但精力过人的埃德蒙兹当年的一个举动，不经意让20世纪70年代末的人们对他兴趣重燃。这件事和汽车工业有关。
1904年，汽车工业开始步入兴盛。有一天，埃德蒙兹为一位喜欢玩车的贵族公子查尔斯·劳斯介绍了一位出身贫寒的电气工程师亨利·莱斯，尽管贵公子和工程师两人的出身、爱好、性格完全不同，但出于对汽车事业的执着和向往，他们成为了一对出色的搭档，并立志生产“世界上最好的汽车”。贵族公子劳斯则负责卖车，工程师莱斯负责造车。75年后，他们创立的公司劳斯·莱斯筹备周年庆典，公司内刊编辑委托记者保罗·特里顿书写埃德蒙兹传略。
这时，莫尔斯和“格拉福风”留声机的轶事已经为人所知了，特里顿在书写埃德蒙兹传略的同时，也一心想找到失踪的圆筒。在翻阅了一份埃德蒙兹遗嘱后，他感到失望，因为遗嘱中完全没有提到留声机和圆筒的事，埃德蒙兹的后人对此事也完全没有印象。
但莫尔斯的孙女玛丽却回忆过小时候玩的一个旧的圆筒。玛丽的记忆很模糊，印象中那只是一个小孩的玩具，而孙子大卫·莫尔斯对上面记录的语音还有点印象：开头是持续嘈杂的刮擦声，然后是一个苍老的女声说了一个简短的句子。
为了那个传说中的圆筒，特里顿也花了不少心思。因为知道圆筒1929年末还在，他设法联系上了一位曾经为莫尔斯工作的退休职员。在攀谈以后，他才发现了圆筒可能的下落。
因为这位职员记得，莫尔斯的留声机曾经要捐给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不过，特里顿在调查后却发现，该博物馆保留的一份信函档案记载，捐赠物品被转交给了隔壁的科学博物馆。
不过，这条新线索对特里顿的搜寻行动似乎没有任何帮助。科学博物馆档案中的一封书信显示，一个名叫布拉莫的博物馆早期录音技术专家曾经拒绝接受这台留声机，因为它缺少几个重要零件。他只收下了一个旧的纸质圆筒和一些配件。而另一封写于1929年6月10日的信件则明确显示，布拉莫拒绝了“录有维多利亚女王讲话的蜡质圆筒”。
就在所有线索都没了头绪的时候，特里顿突然在信件中发现了一处异常：布拉莫拒绝的是录有女王声音的“蜡质圆筒”，但当年莫尔斯录音时用的是贝尔制造的“格拉福风”留声机，这种留声机使用的是“涂有蜡层的纸质圆筒”。
特里顿狂喜地意识到，布拉莫拒绝了一个蜡质圆筒，却收下了莫尔斯家那个唯一的留声机圆筒。当年布拉莫认为这个圆筒理应被收下，因为这是蜡质录音的祖先，博物馆里还没有收录过。
特里顿立即给科学馆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他，他们依然保留着莫尔斯的留声机配件：在高倍显微镜下，脆弱蜡层上刻有3道细细的凹槽。这说明有人曾经在圆筒上进行过3次录音。
特里顿还在等待，等到现代录音技术能将旧圆筒上的信息转为可播放的数码录音时，时间已经走到了1991年6月。莫尔斯的圆筒终于得以首次播放。这段音频中的一些话语可以分辨，开头是“英国同胞们……”，结尾是“我从未忘记”。但据技术人员所说，在录音中大约有40个单词或音节难以辨认，而且没法确定听到的声音究竟是否来自女王。
据说每个人在听这段录音时，都会先入为主地听到那一句“全体英国同胞们，你们好。”为此，特里顿把希望寄予于听力异常敏锐的人，或者盲人，他期望会有更大的发现。
莫尔斯有多重身份，在伦敦的时候，他是一名律师。又因为朋友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家庭教师，他和皇室的关系密切，他偶尔能出席每年夏天在巴尔莫勒尔堡女王私家庄园里举办的消夏晚会。在此以外，他也是英格兰橄榄球队的一员，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个身份显赫的象征，即便他的橄榄球打得并不好。
在车厢里，莫尔斯正在打算，用什么样的方法说服女王，能对着他手头的这台留声机说点什么。女王一直很低调，她讨厌那些四处索要签名的人，也对纪念品收藏家没有好感，更麻烦的是，她总对自己的身高不满意，因为不足5英尺（1.52米），她甚至抱怨过：“每个人都在长个子，就我不长。”
发明
10年以前（1877年），爱迪生在他那位于西泽西州的工厂罗门公园里改进了最早的留声机。在此之前，曾经有一个叫做斯科特的法国人制造过一台叫做“声波振动器”的东西，能够把声音记录下来，但只能写在一种被油脂浸泡过的纸张上，可是无法转换成音效。这些纸有幸保存到1个世纪以后，被几位致力于“最初声音工程”项目的科学家成功还原成声音。那是一段来自1860年5月的声音，一个男人正在唱歌曲《在月光下》：那年，契诃夫刚刚出生；而在东方，圆明园还未曾毁灭。
曾经有人说斯科特在南北战争的时候造访白宫，并得到了林肯的声音记录。不过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是真是假了。
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不久，它就声名远扬了。第二年爱迪生急急忙忙地为它申请了专利，那时，全世界的时髦人士都用它制作录音。可以说，它就是那个年代的iPad或者iPhone。轰动效应一直持续到20世纪，包括维多利亚时期的代表诗人罗伯特·勃朗宁、19世纪和20世纪初饱负盛名的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护士南丁格尔在内的名人，以及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等君主都争先恐后地留下了自己的声音。
不过，爱迪生在申请专利后并没有乘胜追击地继续这项名利双收的事业。因为他发现了问题：留声机采用的录音介质是一种又薄又脆的锡箔纸，录在上面的信息极易磨损。爱迪生随机应变，他缓了缓神，转头奔向了电灯泡的研发项目中去。
其实，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的初衷是为了配合当时另一个发明的出现，这个新玩意就是电话。留声机的英文名完整地表达了爱迪生的本意：“Phonograph（留声机）”由“phone（电话）”和“graph（曲线图）”组成，可见爱迪生的确受过从那位在纸上记录声音的法国人的启发。的确，电话的发明者贝尔也发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也抓紧了研究的速度。这两位发明大亨一直都在竞争中，1879年8月30日爱迪生和贝尔在萨拉托加的市政厅曾各自演示了电话装置，结果爱迪生的电话比贝尔的发音更清晰，这让发明电话的贝尔颜面尽失。所以他无论如何都想扳回一城。贝尔发明的留声机被命名为“格拉福风”，采用石蜡作为录音介质，这项微小的改变令留声机从玩具升格为了严格意义上的科技产品。
爱迪生得知这一结果后，立即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迅速调转了船头，重新投身到了声音的研究领域，研制出比“格拉福风”的声筒更耐久的蜡质声筒。两位大亨之间的商战一触即发。
对手
爱迪生在1887年把留声机在美国的专利权卖给了匹兹堡的一位富豪。那个年代，欧洲的市场比美国更加重要，所以对于欧洲的专利权，爱迪生权衡再三，卖给了乔治·高洛德上校。这是一位在1839年就来到了美国的法国人，他曾在南北战争期间效力于北方军队，立下了赫赫战功，也因此而家资雄厚。高洛德得到了专利权以后，立即跨大西洋去了英国，去努力拓宽欧洲市场了。
与此同时，贝尔也没闲着。虽然在录音材质上与爱迪生出品的相比要逊色了一点，但“格拉福风”留声机所呈现的声音依然远比爱迪生的留声机清晰，这大概是因为贝尔曾在电话研究领域败给爱迪生后痛定思痛而产生的结果。此外，“格拉福风”不需要花太多精力调试，更方便使用。同样，贝尔的目光也聚焦在了大洋彼岸的欧洲。
这时，爱迪生的欧洲代理商高洛德正在伦敦城南装修一座命名为“电器之家”的房子。高洛德是一位精明的商人，目光敏锐，对宣传有着独到的见解。可以说，这个电器之家兑现了那个年代的人对电器设备的所有想象：在这个使用电灯照明的门店里，服务员用电打理靴子，清洁工用电刷洗地毯，甚至就连高德洛出门时，乘坐的三轮车也装上了电动马甲——这无疑是最好的移动广告。
他还把目光瞄准了泰晤士南岸的水晶宫：那是一座钢筋和玻璃建起的游乐场（也是世界上的第一座游乐场），不仅如此，它还是博物馆、会展中心和体育场。财大气粗的高洛德上校说服了人们前来录下声音传给后人，上校当然懂得“走上层路线”的重要性，例如，他的顾客中，就有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在名人效应下，随后全世界都开始刮起了“录音风”，爱迪生就像后来的乔布斯不断推出苹果产品一样，也趁热打铁，发布了经过改进的留声机。
而贝尔的英国代理商似乎要低调一点，他是英国约克郡的工程师亨利·埃德蒙兹，尽管人们都认为，他的宣传手段与高洛德不相伯仲。这个赫赫有名的机械师，手里有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就是他的律师莫尔斯。
录音
法国人路易·达盖尔很有耐性，在那个摄影刚刚起步的年代，为了能拍到巴黎圣殿大道上一个不知名的擦鞋匠和他的主顾，他径直站了10分钟。人类才有了第一次进入照相机的机会：那是在1883年。对于19世纪这个渐行渐远的年代，与残缺的摄影作品相比，录音的确更能提供与逝者的直接联系，更能缩小普通人与名人之间在时间和地位上的距离。
5年以后，在1888年秋天的火车上，前往皇家庄园的莫尔斯是埃德蒙兹的律师，也是贝尔在英国的格拉福风公司的早期投资人。埃德蒙兹在半个世纪以后写过系列文章《先驱回忆录》，按照回忆录里的说法，身居宫中的维多利亚女王也已经耳闻许多名人在这台“格拉福风”留声机上录过音，因此年迈的她也表示希望观看展示。在埃德蒙兹和莫尔斯的心里，此行的目的，如能获得女王的声音，这将为贝尔的“格拉福风”留声机带来绝佳的广告效应。
在庄园里，女王陛下显得格外高兴，甚至丢掉了往常的矜持，于是莫尔斯斗胆请求女王讲了几句话。这个帝国的女王在众人的簇拥和注视下，将身体稍稍前倾，由于“格拉福风”的留声机不是电动的，受宠若惊的莫尔斯刚好亲自脚踩踏板，记录下了她的第一句话：“全体英国同胞们，你们好。”
回到伦敦以后，兴高采烈的莫尔斯立即把他的劳动成果拿给埃德蒙兹展示：这个黑色小圆筒上有几道黑色螺旋线，记录着大名鼎鼎的女王的声音。但女王有令，不允许将自己的声音披露出去。这固然背离了“广告宣传”的初衷，可莫尔斯依然认为记录下的女王之声将会作为最珍贵的宝贝传给后人。
不过与埃德蒙兹的记录不一样的是，在官方的记载中，女王仅有的另一次录音是在10年后的1898年，那是英国外交部安排的一次活动，以传达给埃塞俄比亚皇帝。不过，女王坚决要求在旨意传达给埃塞俄比亚皇帝后，务必尽快销毁记录了声音的圆筒。除此之外，女王曾多次拒绝了爱迪生留声机公司的邀请，他们希望女王为他们的庆典说几句什么。
寻找
时间一过50年，人们彻底遗忘了女王的声音。但精力过人的埃德蒙兹当年的一个举动，不经意让20世纪70年代末的人们对他兴趣重燃。这件事和汽车工业有关。
1904年，汽车工业开始步入兴盛。有一天，埃德蒙兹为一位喜欢玩车的贵族公子查尔斯·劳斯介绍了一位出身贫寒的电气工程师亨利·莱斯，尽管贵公子和工程师两人的出身、爱好、性格完全不同，但出于对汽车事业的执着和向往，他们成为了一对出色的搭档，并立志生产“世界上最好的汽车”。贵族公子劳斯则负责卖车，工程师莱斯负责造车。75年后，他们创立的公司劳斯·莱斯筹备周年庆典，公司内刊编辑委托记者保罗·特里顿书写埃德蒙兹传略。
这时，莫尔斯和“格拉福风”留声机的轶事已经为人所知了，特里顿在书写埃德蒙兹传略的同时，也一心想找到失踪的圆筒。在翻阅了一份埃德蒙兹遗嘱后，他感到失望，因为遗嘱中完全没有提到留声机和圆筒的事，埃德蒙兹的后人对此事也完全没有印象。
但莫尔斯的孙女玛丽却回忆过小时候玩的一个旧的圆筒。玛丽的记忆很模糊，印象中那只是一个小孩的玩具，而孙子大卫·莫尔斯对上面记录的语音还有点印象：开头是持续嘈杂的刮擦声，然后是一个苍老的女声说了一个简短的句子。
为了那个传说中的圆筒，特里顿也花了不少心思。因为知道圆筒1929年末还在，他设法联系上了一位曾经为莫尔斯工作的退休职员。在攀谈以后，他才发现了圆筒可能的下落。
因为这位职员记得，莫尔斯的留声机曾经要捐给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不过，特里顿在调查后却发现，该博物馆保留的一份信函档案记载，捐赠物品被转交给了隔壁的科学博物馆。
不过，这条新线索对特里顿的搜寻行动似乎没有任何帮助。科学博物馆档案中的一封书信显示，一个名叫布拉莫的博物馆早期录音技术专家曾经拒绝接受这台留声机，因为它缺少几个重要零件。他只收下了一个旧的纸质圆筒和一些配件。而另一封写于1929年6月10日的信件则明确显示，布拉莫拒绝了“录有维多利亚女王讲话的蜡质圆筒”。
就在所有线索都没了头绪的时候，特里顿突然在信件中发现了一处异常：布拉莫拒绝的是录有女王声音的“蜡质圆筒”，但当年莫尔斯录音时用的是贝尔制造的“格拉福风”留声机，这种留声机使用的是“涂有蜡层的纸质圆筒”。
特里顿狂喜地意识到，布拉莫拒绝了一个蜡质圆筒，却收下了莫尔斯家那个唯一的留声机圆筒。当年布拉莫认为这个圆筒理应被收下，因为这是蜡质录音的祖先，博物馆里还没有收录过。
特里顿立即给科学馆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他，他们依然保留着莫尔斯的留声机配件：在高倍显微镜下，脆弱蜡层上刻有3道细细的凹槽。这说明有人曾经在圆筒上进行过3次录音。
特里顿还在等待，等到现代录音技术能将旧圆筒上的信息转为可播放的数码录音时，时间已经走到了1991年6月。莫尔斯的圆筒终于得以首次播放。这段音频中的一些话语可以分辨，开头是“英国同胞们……”，结尾是“我从未忘记”。但据技术人员所说，在录音中大约有40个单词或音节难以辨认，而且没法确定听到的声音究竟是否来自女王。
据说每个人在听这段录音时，都会先入为主地听到那一句“全体英国同胞们，你们好。”为此，特里顿把希望寄予于听力异常敏锐的人，或者盲人，他期望会有更大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