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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传统的商帮慢慢褪色之后，一种由商界大佬们汇聚而成的，突破地域和行业藩篱的，以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兴趣和商业谋略为纽带的商业结社形式——商圈——正在迅速崛起，而这个圈子就是一个江湖，充满了义与利的纠葛……
马云爱看武侠片，所以结识了张纪中，随后通过张见到王中军，最终成为华谊兄弟影视产业的大股东之一；当年史玉柱深陷人生发展低谷之时，中关村元老段永基现身帮他弄了个“脑白金”，助他重塑金身；李开复决定单飞后，三天就募集到8亿元重新上路，巨资来自柳传志、郭台铭……这些商业大事件的幕后犹如一出出大戏，引人入胜，或出人意外，或发人深思。
由这些顶级商业大佬们汇聚而成的新商圈突破了传统地域、行业的藩篱，在人文、价值观、情感、商业谋略的指引下越发壮大，利益共享、有难同当。对他们而言，往往几个人、几个决定组合起来就是一条强大的产业链条，链条上的每个企业、每个企业家个体都占据了所在行业的绝对影响力，最终爆发突破市场之外的能量。
虽然企业家们颇具江湖色彩的义举和越来越频繁的公益动作，到底有多少出于济世情怀，又有多少源于商业谋略暂不可考，但这个新的江湖圈子无疑是深埋孤独的商业巨子们的心灵归宿之一。
新商圈结网
关于新商圈的雏形，一些被访者不约而同提到了发生在20多年前的“中关村信通走私案”。
改革开放初期，在研发生高科技产品的过程中，大量中关村企业因拿不到批文和外汇额度，只能被追选择以在黑市高价换取外汇的方式，从国外进口科研过程中所必需的计算机及配件。虽然中关村公司正是用这样的办法推出高科技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有效打破了洋货对我国市场的垄断，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但在当年却被定义为“走私”。
一切都是由于制度的建设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对于中关村的先驱者们而言，前车之鉴，没有；制度引导，同样没有。科研人员选择的只能是同行间交流。于是，在这次风波之后，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等团体陆续成立。“一家交学费，各家都学到。”同时，企业带头人也开始抱团。
当年中关村的很多科技公司，把故障电脑中好的元件拿出来单卖，而缴税计算利润时，则包括了卖出去的电脑和单卖的元件的总和，成本却按照卖出去多少台来计算。这种统计法往往计算出奇高的利润，缴纳的税费自然就多。当今的经营者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但下海之初的中关村创业者们被太多这样的难题困扰。不懂经营，摸着石头过河，促使他们选择相互提醒和学习。
于是，在中关村，有4个年轻人相约每周六晚上聚到某一人的公司办公室喝茶谈天，各自聊聊公司和经营上的事，探讨经营之道。这样不成文的聚会进行了两年多。这4个人开始变得忙起来，即使聚会改成一个月一次，也总有人打电话来说：我这边又临时有事了。
对干中关村人来说，忙显然是好事。尽管4个年轻人忙得时常不能准时参会，但随着北京一批科技企业成长起来，更多企业的领军人物逐渐加入进来，七八人、十几人、几十人……小办公室容不下了，改成会议室，再变成大会议厅，直至引来社会各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
这个组织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泰山会的前身，而最初的4个年轻人分别是：段永基，四通集团董事长，王洪德，京海集团董事长；陈春先，中国硅谷第一人；陈庆振，1983年成立科海公司。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第一批下海企业家的实力壮大，商会、行业协会、同乡会、同学会等各种商圈迅速扩大。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成果之一，无疑是中国出现了一个企业家群体。这是一个自主意识极强的群体，他们本能地创造价值，走着各自不同的路，经历丰富，感悟深刻；他们都具有滔滔不绝表达自己的能力与强烈要求发展自己的愿望。这样一个客观现实，便是新商圈崛起的基础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种类似组织陆续成立。但队伍壮大了。问题也跟着来了。由于加盟的企业家越来越多，往往在一个大会场里人声嘈杂、乱成一团，联谊的作用是起到了，但削弱了交流的效果。
更大的困惑是，以高科技产业为例，到了2000年前后，在20世纪80年代最早发展起来的民营科技企业开始将上市或海外并购提上日程，而更多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起步的中小企业还在忙于发展之初各种经营、管理问题的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家们开始分层。
于是，一些更小、更高效的“顶级圈子”成为需要。各行业间最大型、最前沿的企业高层开始汇聚，不再举行大型论坛和峰会之类的大型活动，交往更加私人化。组织管理上，这些团体对理事的条件设置十分苛刻，以确保每个成员都是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比如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华夏同学会、泰山会等，在大量热点商业事件背后，经常能够找寻到这些组织的身影。
到了近几年，这种新商圈更是突破行业、社会身份的藩篱，更加自由地把一些社会精英组合到一起。比如，现在广为人知的是，马云的浙江老乡樊馨蔓作为央视导演，曾将马云在北京推荐“中国黄页”的经历拍摄成了专题片。之后，经樊引见，马云结识了她的丈夫张纪中。马云爱武侠，也十分敬重张纪中，并乐于为张纪中的项目提供赞助，逐渐又结识了大导演冯小刚，再通过冯把触角逐渐延伸到华谊兄弟，最后成为除王家两兄弟之外持股最多的股东。马云、张纪中、王中军……这些在十年前风马牛不相及的名字，如今出现在同一幅商业版图上。这些组织多为自发形成，甚至很多隐形的圈子连名分都没有，但企业家们在这里抱团作战，得到自身价值被认可的满足感，并利用大家的力量提升社会影响力。往往他们看似随意的接触，就可以谈成一桩令新闻界爆炒的营销案例；他们的实力让人无法轻视，组织活动时各方人士纷纷到场；他们有学识更有钱；他们也会发起一些环保和慈善活动，树立企业公民形象。
共鸣的情感、含谋的商业，织成一张形式全新的商业人际巨网，网中各种迷雾重重的关系和现象，无疑是中国传统圈子文化在当下市场经济中的映射。
老江湖们的义与利
道农研究院、道农茶室……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于2006年)的机构和活动喜欢以“道农”二字为名，这令很多人猜不透个中玄机。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轮值理事长、建业地产董事局主席胡葆森这样为记者释义：“道’是规律，‘农’是由农民引申出来的势作者。‘道农’源自‘道浓’，取意君子之交不但要淡如水，必要时还要浓于血。”虽然被去掉了三点水，“道农”两字却也浑然天成，好像冥冥之中这个概念早就在那里，等着 一群合适的人，带着一个合适的内涵与之约会。这似乎可以诠释出新商圈的一些特质。
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曾对公众这样介绍自己钟爱的泰山会：“我们是一帮老男 人，私人组织。”
由于这些顶级企业家组成的团体有能力屏蔽掉官员和媒体的围追堵截。因此在这些组织里少有故作深沉，企业家们很敢说话。史玉柱曾在泰山会的聚会中“雷语”不断：“我粗略算过，要搞死一个民营企业，至少有13种方法!”因为最大程度保有了参与、批判、平等精神，老总们玩得不亦乐乎。
潘石屹每年都参加亚布力论坛，而他有荧参加论坛经历的博文笔触往往是最愉快的。包一节火车车厢，不用客套，抛掉礼节，王石客串大茶房。而到了目的地更是身心放松的开始，安静的小城、滑雪场——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企业家不自觉放松起来，三五好友找个农家院，盘腿上炕，边吃边唱。
这种来自不同产业的企业家，由纯洁的共同爱好志趣延展成友谊，再深入成私交，最后往往又回归到商场，爆发出仅凭商业公关所达不到的巨大能量。
“拯救史玉柱”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1997年，史玉柱陷入财务危机，麾下的巨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彼时，他所加入的泰山会的兄弟们焦急地想着如何拉他一把。形势危急之时，是段永基支持史玉柱从“脑白金”重获新生。2004年，段掌舵的四通控股更斥资12亿元收购“脑白金”，大方地给予史玉柱近30％的股权。
当然，与段永基同在1993年加入泰山会的史玉柱也不忘回报。他承诺，出任四通首席执行官，年薪只要1元钱。
2008年8月，三聚氰胺事件导致蒙牛股价狂跌，甚至面临被外资并购的危险。紧要关头，牛根生向商场老友寻求支援。之后，俞敏洪、柳传志火速提供了5000万元到2亿元不等的应急资金，使蒙牛摆脱了被外资并购的噩梦。
2009年7月，蒙牛又迎来了中粮集团和厚朴基金61亿港元的巨额投资。虽然这次并购有“大食品概念”和“全产业链粮油食品”等做底子，但宁高宁与牛根生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默契和“一拍即合”，还是被分析人士指出，与两人之间的私人感情不无关系。
媒体更是捕捉到了两人交好的外在细节：2010年6月30日，中粮集团与可口可乐合资的一家瓶装厂在呼和浩特市和林县盛乐经济园区奠基。正式落户后，这家企业与蒙牛仅一街之隔。据报道，奠基仪式上，负责接送任务的车辆中至少有4辆大客通勤车是蒙牛派来的，而中粮可口可乐公司之所以入住此园区，也是得益于牛根生的牵线搭桥和极力邀请。
马云在2005年的某次演讲中说，自己最大的财富是朋友。他说：“如果要离开现在的公司，我跨出这个门之后拿起电话，1000万美元就会在三天内到账。”
2009年，李开复为马云的这句名言做了论据。当年9月，他宣布脱离谷歌，仅在三天后就带着募集到的8亿元人民币重新上路。投资来自于柳传志、郭台铭、陈士骏等李开复多年老友的钱，而且多是在一个电话、一次下午茶之后就打来了。
“这些家伙中，可能只有柳传志认真看了我的创业计划。”李开复猜想。
人脉背后的毁誉
中国被公认为是一个人脉通天的国度。人脉是身份的象征，更是从商业活动成功到愉悦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所以小品王赵本山在被问及为什么要跑到长江商学院去进修时，毫不掩饰地回答：“为的就是多认识点大企业的头头!”
人脉固然可以给商业大佬们带来大量商机，但是除此之外的动因是什么?如果说，商帮的出现是由于历史各朝代政治经济变幻无常而促使商人建立组织抱团取暖，那么，当今时代背景下，王中军、马云们的动机又来自何处?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新商圈的出现仍根源于中国企业家的不安全感。“除了人所共知的原罪恐慌，还因为企业掌门人永远走在商业模式、相关政策的最前方，自若的外表下其实心里的底气都不是那么足。”
但在袁岳看来，新商圈的出现仍为时代所需要，特别是马云、柳传志这种段位的企业家，抛开商业诉求抱成团之后，他们的商业价值观、人生理念、社会责任感等也许将得到更好地传递。
每年4月下旬，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都会举办“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中外各界相关人士济济一堂，时论商业文明和人类的共同价值。2009年的中国绿色公司年会还收到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的贺信，俱乐部的能量由此可见一斑。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内部员工承认，通过这个公益项目，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于2004年6月5日，是由王石等内地近百名知名企业家出资成立的环境保护组织，SEE的宗旨是以阿拉善地区为起点，通过社区综合发展的方式解决荒漠化问题，同时推动中国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推动企业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建设。王石曾在活动中说：“自然环境是人类的依托，如果自然环境被我们彻底地破坏了，我们的一切梦想和追求都将失去了依托。”这不仅透露了企业家在时代中的思考，也被很多壮志踌躇的中小企业主奉为楷模。
“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完全真心的，因为这些人都早已经过了世俗化成功的人生阶段，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想做但又不能靠一己力量达成的愿望。”袁岳表示。
当然，对于这个时代背景下的顶级商圈，来自社会很多方面的负面声音也不绝于耳。企业家之间由于“哥们儿”义气带来的过于随意的市场活动，一度被认为涉嫌背离市场法则。网上的大量论坛中流行着牛根生的一封亲笔信，那是他在2008年蒙牛危机事件后写给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众多理事的。在信里，他为自己所获得的“超常规的信任和帮助”向大家致谢，其中包括一位大型国有企业老总。这引来民间的不少质疑：“一个国企老总，仅因为跟牛根生私交好，就能拍板借出去几个亿?”
如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支踺康的重要商业力量，而不是引发社会仇富心态的导火索，或异化为灰色利益集团及新的权贵阶层，大佬和他们的圈子仍需继续修炼。
马云爱看武侠片，所以结识了张纪中，随后通过张见到王中军，最终成为华谊兄弟影视产业的大股东之一；当年史玉柱深陷人生发展低谷之时，中关村元老段永基现身帮他弄了个“脑白金”，助他重塑金身；李开复决定单飞后，三天就募集到8亿元重新上路，巨资来自柳传志、郭台铭……这些商业大事件的幕后犹如一出出大戏，引人入胜，或出人意外，或发人深思。
由这些顶级商业大佬们汇聚而成的新商圈突破了传统地域、行业的藩篱，在人文、价值观、情感、商业谋略的指引下越发壮大，利益共享、有难同当。对他们而言，往往几个人、几个决定组合起来就是一条强大的产业链条，链条上的每个企业、每个企业家个体都占据了所在行业的绝对影响力，最终爆发突破市场之外的能量。
虽然企业家们颇具江湖色彩的义举和越来越频繁的公益动作，到底有多少出于济世情怀，又有多少源于商业谋略暂不可考，但这个新的江湖圈子无疑是深埋孤独的商业巨子们的心灵归宿之一。
新商圈结网
关于新商圈的雏形，一些被访者不约而同提到了发生在20多年前的“中关村信通走私案”。
改革开放初期，在研发生高科技产品的过程中，大量中关村企业因拿不到批文和外汇额度，只能被追选择以在黑市高价换取外汇的方式，从国外进口科研过程中所必需的计算机及配件。虽然中关村公司正是用这样的办法推出高科技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有效打破了洋货对我国市场的垄断，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但在当年却被定义为“走私”。
一切都是由于制度的建设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对于中关村的先驱者们而言，前车之鉴，没有；制度引导，同样没有。科研人员选择的只能是同行间交流。于是，在这次风波之后，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等团体陆续成立。“一家交学费，各家都学到。”同时，企业带头人也开始抱团。
当年中关村的很多科技公司，把故障电脑中好的元件拿出来单卖，而缴税计算利润时，则包括了卖出去的电脑和单卖的元件的总和，成本却按照卖出去多少台来计算。这种统计法往往计算出奇高的利润，缴纳的税费自然就多。当今的经营者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但下海之初的中关村创业者们被太多这样的难题困扰。不懂经营，摸着石头过河，促使他们选择相互提醒和学习。
于是，在中关村，有4个年轻人相约每周六晚上聚到某一人的公司办公室喝茶谈天，各自聊聊公司和经营上的事，探讨经营之道。这样不成文的聚会进行了两年多。这4个人开始变得忙起来，即使聚会改成一个月一次，也总有人打电话来说：我这边又临时有事了。
对干中关村人来说，忙显然是好事。尽管4个年轻人忙得时常不能准时参会，但随着北京一批科技企业成长起来，更多企业的领军人物逐渐加入进来，七八人、十几人、几十人……小办公室容不下了，改成会议室，再变成大会议厅，直至引来社会各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
这个组织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泰山会的前身，而最初的4个年轻人分别是：段永基，四通集团董事长，王洪德，京海集团董事长；陈春先，中国硅谷第一人；陈庆振，1983年成立科海公司。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第一批下海企业家的实力壮大，商会、行业协会、同乡会、同学会等各种商圈迅速扩大。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成果之一，无疑是中国出现了一个企业家群体。这是一个自主意识极强的群体，他们本能地创造价值，走着各自不同的路，经历丰富，感悟深刻；他们都具有滔滔不绝表达自己的能力与强烈要求发展自己的愿望。这样一个客观现实，便是新商圈崛起的基础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种类似组织陆续成立。但队伍壮大了。问题也跟着来了。由于加盟的企业家越来越多，往往在一个大会场里人声嘈杂、乱成一团，联谊的作用是起到了，但削弱了交流的效果。
更大的困惑是，以高科技产业为例，到了2000年前后，在20世纪80年代最早发展起来的民营科技企业开始将上市或海外并购提上日程，而更多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起步的中小企业还在忙于发展之初各种经营、管理问题的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家们开始分层。
于是，一些更小、更高效的“顶级圈子”成为需要。各行业间最大型、最前沿的企业高层开始汇聚，不再举行大型论坛和峰会之类的大型活动，交往更加私人化。组织管理上，这些团体对理事的条件设置十分苛刻，以确保每个成员都是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比如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华夏同学会、泰山会等，在大量热点商业事件背后，经常能够找寻到这些组织的身影。
到了近几年，这种新商圈更是突破行业、社会身份的藩篱，更加自由地把一些社会精英组合到一起。比如，现在广为人知的是，马云的浙江老乡樊馨蔓作为央视导演，曾将马云在北京推荐“中国黄页”的经历拍摄成了专题片。之后，经樊引见，马云结识了她的丈夫张纪中。马云爱武侠，也十分敬重张纪中，并乐于为张纪中的项目提供赞助，逐渐又结识了大导演冯小刚，再通过冯把触角逐渐延伸到华谊兄弟，最后成为除王家两兄弟之外持股最多的股东。马云、张纪中、王中军……这些在十年前风马牛不相及的名字，如今出现在同一幅商业版图上。这些组织多为自发形成，甚至很多隐形的圈子连名分都没有，但企业家们在这里抱团作战，得到自身价值被认可的满足感，并利用大家的力量提升社会影响力。往往他们看似随意的接触，就可以谈成一桩令新闻界爆炒的营销案例；他们的实力让人无法轻视，组织活动时各方人士纷纷到场；他们有学识更有钱；他们也会发起一些环保和慈善活动，树立企业公民形象。
共鸣的情感、含谋的商业，织成一张形式全新的商业人际巨网，网中各种迷雾重重的关系和现象，无疑是中国传统圈子文化在当下市场经济中的映射。
老江湖们的义与利
道农研究院、道农茶室……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于2006年)的机构和活动喜欢以“道农”二字为名，这令很多人猜不透个中玄机。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轮值理事长、建业地产董事局主席胡葆森这样为记者释义：“道’是规律，‘农’是由农民引申出来的势作者。‘道农’源自‘道浓’，取意君子之交不但要淡如水，必要时还要浓于血。”虽然被去掉了三点水，“道农”两字却也浑然天成，好像冥冥之中这个概念早就在那里，等着 一群合适的人，带着一个合适的内涵与之约会。这似乎可以诠释出新商圈的一些特质。
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曾对公众这样介绍自己钟爱的泰山会：“我们是一帮老男 人，私人组织。”
由于这些顶级企业家组成的团体有能力屏蔽掉官员和媒体的围追堵截。因此在这些组织里少有故作深沉，企业家们很敢说话。史玉柱曾在泰山会的聚会中“雷语”不断：“我粗略算过，要搞死一个民营企业，至少有13种方法!”因为最大程度保有了参与、批判、平等精神，老总们玩得不亦乐乎。
潘石屹每年都参加亚布力论坛，而他有荧参加论坛经历的博文笔触往往是最愉快的。包一节火车车厢，不用客套，抛掉礼节，王石客串大茶房。而到了目的地更是身心放松的开始，安静的小城、滑雪场——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企业家不自觉放松起来，三五好友找个农家院，盘腿上炕，边吃边唱。
这种来自不同产业的企业家，由纯洁的共同爱好志趣延展成友谊，再深入成私交，最后往往又回归到商场，爆发出仅凭商业公关所达不到的巨大能量。
“拯救史玉柱”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1997年，史玉柱陷入财务危机，麾下的巨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彼时，他所加入的泰山会的兄弟们焦急地想着如何拉他一把。形势危急之时，是段永基支持史玉柱从“脑白金”重获新生。2004年，段掌舵的四通控股更斥资12亿元收购“脑白金”，大方地给予史玉柱近30％的股权。
当然，与段永基同在1993年加入泰山会的史玉柱也不忘回报。他承诺，出任四通首席执行官，年薪只要1元钱。
2008年8月，三聚氰胺事件导致蒙牛股价狂跌，甚至面临被外资并购的危险。紧要关头，牛根生向商场老友寻求支援。之后，俞敏洪、柳传志火速提供了5000万元到2亿元不等的应急资金，使蒙牛摆脱了被外资并购的噩梦。
2009年7月，蒙牛又迎来了中粮集团和厚朴基金61亿港元的巨额投资。虽然这次并购有“大食品概念”和“全产业链粮油食品”等做底子，但宁高宁与牛根生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默契和“一拍即合”，还是被分析人士指出，与两人之间的私人感情不无关系。
媒体更是捕捉到了两人交好的外在细节：2010年6月30日，中粮集团与可口可乐合资的一家瓶装厂在呼和浩特市和林县盛乐经济园区奠基。正式落户后，这家企业与蒙牛仅一街之隔。据报道，奠基仪式上，负责接送任务的车辆中至少有4辆大客通勤车是蒙牛派来的，而中粮可口可乐公司之所以入住此园区，也是得益于牛根生的牵线搭桥和极力邀请。
马云在2005年的某次演讲中说，自己最大的财富是朋友。他说：“如果要离开现在的公司，我跨出这个门之后拿起电话，1000万美元就会在三天内到账。”
2009年，李开复为马云的这句名言做了论据。当年9月，他宣布脱离谷歌，仅在三天后就带着募集到的8亿元人民币重新上路。投资来自于柳传志、郭台铭、陈士骏等李开复多年老友的钱，而且多是在一个电话、一次下午茶之后就打来了。
“这些家伙中，可能只有柳传志认真看了我的创业计划。”李开复猜想。
人脉背后的毁誉
中国被公认为是一个人脉通天的国度。人脉是身份的象征，更是从商业活动成功到愉悦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所以小品王赵本山在被问及为什么要跑到长江商学院去进修时，毫不掩饰地回答：“为的就是多认识点大企业的头头!”
人脉固然可以给商业大佬们带来大量商机，但是除此之外的动因是什么?如果说，商帮的出现是由于历史各朝代政治经济变幻无常而促使商人建立组织抱团取暖，那么，当今时代背景下，王中军、马云们的动机又来自何处?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新商圈的出现仍根源于中国企业家的不安全感。“除了人所共知的原罪恐慌，还因为企业掌门人永远走在商业模式、相关政策的最前方，自若的外表下其实心里的底气都不是那么足。”
但在袁岳看来，新商圈的出现仍为时代所需要，特别是马云、柳传志这种段位的企业家，抛开商业诉求抱成团之后，他们的商业价值观、人生理念、社会责任感等也许将得到更好地传递。
每年4月下旬，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都会举办“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中外各界相关人士济济一堂，时论商业文明和人类的共同价值。2009年的中国绿色公司年会还收到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的贺信，俱乐部的能量由此可见一斑。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内部员工承认，通过这个公益项目，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于2004年6月5日，是由王石等内地近百名知名企业家出资成立的环境保护组织，SEE的宗旨是以阿拉善地区为起点，通过社区综合发展的方式解决荒漠化问题，同时推动中国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推动企业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建设。王石曾在活动中说：“自然环境是人类的依托，如果自然环境被我们彻底地破坏了，我们的一切梦想和追求都将失去了依托。”这不仅透露了企业家在时代中的思考，也被很多壮志踌躇的中小企业主奉为楷模。
“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完全真心的，因为这些人都早已经过了世俗化成功的人生阶段，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想做但又不能靠一己力量达成的愿望。”袁岳表示。
当然，对于这个时代背景下的顶级商圈，来自社会很多方面的负面声音也不绝于耳。企业家之间由于“哥们儿”义气带来的过于随意的市场活动，一度被认为涉嫌背离市场法则。网上的大量论坛中流行着牛根生的一封亲笔信，那是他在2008年蒙牛危机事件后写给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众多理事的。在信里，他为自己所获得的“超常规的信任和帮助”向大家致谢，其中包括一位大型国有企业老总。这引来民间的不少质疑：“一个国企老总，仅因为跟牛根生私交好，就能拍板借出去几个亿?”
如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支踺康的重要商业力量，而不是引发社会仇富心态的导火索，或异化为灰色利益集团及新的权贵阶层，大佬和他们的圈子仍需继续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