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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申熙，（原名蔡升熙）湖南省醴陵县人，1906年2月12日生。1924年春，考入讲武学堂，1924年5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讲武学堂奉命合并，蔡申熙亦随之编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第六队，同年秋，在黄埔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11月底，蔡申熙毕业后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教导团担任下级军官，翌年7月，该团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蔡申熙到第一师任营长，随部队参加北伐。1927年6月，蔡申熙到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第二师任团长。其间参加了南昌起义，不久又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蔡申熙来到上海，找到了党中央，被分配在周恩来主持的党的军事委员会工作。他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在河口镇地区作战中，他身负重伤后躺在担架上仍指挥战斗，直至坚持到胜利，充分表现了一个杰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责任感和无畏精神。
组建红十五军成为首任军长
1930年6月，中央军委在武汉成立长江办事处，正在中共江西省委任军委书记的蔡申熙被调往武汉军委办事处和党的长江局军委工作。那时，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之间军阀混战犹酣，为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扩大革命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蔡申熙受命将长江局的军事工作移交给周以栗，自己赶到鄂东南，指挥阳新、大冶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武装斗争。
阳新、大治是湘鄂赣区的组成部分。原先在大冶兵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红八军，1930年夏，军长何长工率主力参加攻打长沙的战斗后未归。留下的部队在鄂东特委的领导下，组成红八军第四、五纵队，在陈奇、黄刚率领下，开赴蕲、黄、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蔡申熙来到阳新，要求组建新军，可是，因当时只剩有当地小游击队，鄂东特委经过研究，决定将阳新县沿江游击大队划归蔡申熙指挥，随后，又请示党中央，决定将红八军四、五纵队也划归蔡申熙指挥，组建新军。并派柯庆施前往蕲、黄、广，向陈奇、黄刚传达中央关于成立红十五军的决定。接着，蔡申熙率部队200余人过长江与四、五纵队汇合。
蔡申熙和陈奇、黄刚统一指挥这支汇合后的部队，从9月26日起，20天内，打宿松、攻六村、战广济、下漕河、取英山，连战皆捷。10月有6日在黄梅县考田山冲吴祥村，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正式成立，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下辖第一、二两个团，有战斗员2000余人。
红十五军组建起来以后，在考田山冲进行了短期整训，蔡申熙和陈奇一道，迅速建立和健全了各级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教育，并宣布废除肉刑，禁止打骂战士，使红十五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较大提高。经过整训后的红十五军，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
11月初，形势急剧变化。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集团的胜利而结束，国民党开始准备对苏区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围剿”。黄（梅）、广（济）地处长江中游战略要地，红十五军在这里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被列为首先“拔除”的重点，并利用水陆交通之便，迅速向蕲黄广地区增兵。蔡申熙、陈奇等分析面临的形势，认为在战略上要继续坚持原地区以扼长江中游已很困难，加之红军战士十分艰苦，隆冬将至，尚无御寒衣物。便决定率队离开蕲黄广地区，北进与红一军会合，一则可得到一些物资补充，二则可以协同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当红十五军向西北方向转战寻找红一军时，而红一军正按鄂豫皖特委计划向蕲黄广发展，跟红十五军会师。当时通讯条件差，两军行动路线错过，会合计划未能实现。红十五军到了豫皖边地区，决定打皖西重镇金家寨。由于请报失准，封锁消息不严，遭敌伏击，部队受到损失，战士们产生消极情绪，部队转移到南溪，传达了中央关于红十五军与红一军合编为红四军的决定，集中力量，粉碎敌人的“围剿”并将蕲黄广地区划归鄂豫皖苏区。大家听了，战斗情绪又高涨起来。会后，部队向黄麻地区西进。
这时，蒋介石调集九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正从东西南北四面向鄂豫皖根据地猛扑，开始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12月初，敌军攻至鄂豫边中心区。许继慎、徐向前指挥的红一军，在皖西作战未归。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在刚到职不久的书记曾中生主持下，决定以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对付优势敌人，一面把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组织起来，在敌侧后展开袭击、骚扰敌军的战斗，使敌不敢冒进和分散“清剿”，迟滞敌人的步伐；一面调蔡申熙的红十五军袭击分散薄弱之敌。红十五军离开蕲、黄、广家乡，长途转战，来到黄麻地区时，人困马乏，仅有千多人枪，弹药十分缺少，平均每人子弹3发，时已寒冬，许多指战员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就在这种情况下，蔡申熙率领全军，以机动灵活的战术，紧密配合地方武装，避敌锋芒，攻其虚弱，打了不少胜仗、予敌军以重大杀伤。
12月16日，红十五军一举攻入黄安城西之河口镇，因地方武装配合失时，未能全歼守敌。12月下旬，敌人大举攻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黄安七里坪，红十五军在十倍于己的敌军面前，经过两昼夜的激烈阻击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掩护了鄂豫皖特委机关向东转移。这时，情况是十分困难的：敌人重兵进至根据地中心区，而红一军主力在皖西；敌人烧杀抢掠，使红十五军粮食供应发生困难。于是，有的人主张将全军分散到各县打游击，以口就粮，有的人主张部队不分散，打到别的根据地去。曾中生、蔡申熙、陈奇等经过研究，否定了这两种意见，决定跳出包围圈，按党中央计划，与红一军会师。接着，加紧突围前动员，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统一认识，组织突围。
1931年2月上旬，红十五军到了鄂东北的福田河，与红一军会师，两军在商城南豁的长竹园合编为红四军，军长邝继勋，参谋长徐向前，下辖第十、十一两师，蔡申熙任第十師师长，许继慎任第十一师师长。临时特委对红四军的作战任务作了明确指示，决定以主力寻机包围根据地外围敌人的薄弱部分，调动增援之敌于运动中消灭它，另一部配合地方武装，拔除敌人设在根据地内部的孤立据点，以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 1月下旬，红四军根据特委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以红十师围攻麻城磨角楼据点，歼敌夏斗寅部一个营，缴枪数百支，从而调动了敌第十三师四个团的兵力前来救援；红十一师予以迎头痛击，敌死伤惨重，狼狈逃窜。接着，蔡申熙又率领红十师围攻光山县南部敌之重要据点新集，用坑道作业，爆破攻城。2月10日炸开围墙。指战员乘着弥漫的硝烟冲入寨内，全歼守敌千余名。新集攻克，打通了鄂豫边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不久，新集便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2月间，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正式成立，蔡申熙任特委委员，军委副主席。
鉴于敌人的“围剿”尚未彻底打破，特委决定向敌人发动新的攻势，命红十一师向平汉线信阳至广水段出击，先后袭占李家寨和柳林车站。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急调花园、小河溪一带的守敌岳维峻第三十四师向我反扑。3月上旬，岳维峻率部趾高气扬地进至孝感县的双桥镇。红十师、红十一师乘敌立足未稳，分别从五十里外奔袭双桥，先歼敌一个团，占领了外围阵地。岳维峻被红军的突然打击弄得晕头转向，摸不清红军的虚实，急调两个团与我争夺外围阵地。战斗从拂晓打到中午，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待到敌人呈现疲乏态势，红四军前线指挥所立即命令预备队两个团从双桥镇的北面、东面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镇内敌人的指挥机关，打瘫了敌人的指挥系统，并趁势发起总攻，穿插分割，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纷纷向南逃跑。战士们一鼓作气，勇猛地冲上去捕捉俘虏。狡猾的岳维峻使用“金蝉脱壳”计，叫士兵抬着空轿子欺骗红军，而本人则混在溃兵中逃跑。但没能骗过红军战士的眼睛，终于在双桥镇南面的罗家城被活捉了。
此役，蔡申熙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被敌人机枪打中右臂，左腿也负了伤。但他咬牙忍痛。一面让人包扎，一面继续指挥，坚持到战斗胜利。后因伤势严重，医疗条件差，致使右臂残废。
身残志坚为党工作不言苦和累
蔡申熙负伤后，离开红十师治疗。4月间，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从上海到达鄂豫皖苏区。5月，根据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组成中央分局，蔡申熙是中央指定的分局委员之一，并担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这时，他的伤势基本好转，要求工作，说：“我虽然手不能拿枪，脚还能走，口还能讲，可以给我一点适当的工作！”组织上调他到刚改建的彭（湃）杨（殷）军政学校担任校长。
6月2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成立了党的监察委员会，蔡申熙任主席。7月至9月，蔡申熙代理鄂豫皖分局军事委员会主席。
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曾一度得到蔡申熙的尊重和信任。但是，随着张国焘所谓“整肃”排斥、打击许多好同志逐步暴露野心家的面目时，蔡申熙对他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了抵制。
1931年6月底，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借“彻底把过去一切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揭露出来”，以反军阀土豪倾向和富农倾向及立三路线残余为由，企图打倒曾中生、许继慎、邝继勋 余笃兰等鄂豫皖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对此，蔡申熙鲜明地表示，如果说过去工作有错误或不能及早纠正的话，“他自己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指出这些领导同志是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好同志，是披荆斩棘开拓鄂豫皖根据地的功臣，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在他的坚持下，张国焘只得暂时收敛排斥异己的企图，继续让这些同志担任要职。
7月上旬，鄂豫皖分局军委在商城西南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的具体行动部署，不料张国焘推翻原来大多数人同意南下作战的决定，强行要红四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胁南京。显而易见，这是孤军远离根据地，深入白区攻打大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曾中山、徐向前、许继镇等红四军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在指挥部队的行动中没有执行张国焘的决定，而是率领红四军攻下英山后挥戈南下，横击浠水，回扫罗田、广济，威逼黄梅、武穴，与江南红军遥相呼应。这一行动消灭了大量敌人，缴获甚多，既解决了部队的物资补给问题，又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可是，张国焘竟借口违抗中央分局决定，强令红四军北返，更公然诬蔑曾中生、许继慎等领导人是对6月分局扩大会议的“揭露错误倾向”不服，企图率军南下“渡过长江”脱离鄂豫皖苏区。张国焘这种“莫须有”的横加罪名，一度蒙蔽了在后方工作的许多同志，蔡申熙也一时认为有必要纠正红四军的“错误”行为。但当张国焘、陈昌浩提出派他去接替曾中生的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时，一贯服从组织调遣的蔡申熙却以体力不逮而摧辞，表明对张国焘采取惩办主义的作法是不赞成的。
张国焘的到来，给鄂豫皖苏区罩上了“左”倾的阴霾，由于蔡申熙、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陈定侯、徐朋人等一大批党和军队的优秀干部的坚决抵制，才使得鄂豫皖根据地仍能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到1931年11月7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兵力达到三万余人。彭杨军政干部学校直属方面军总部，蔡申熙仍留校主持工作。
蔡申熙作为鄂豫皖苏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制定根据地大政方针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主张纠正红军中的军阀游击习气，改善领导方法，提高正规化程度，这些建议促进了鄂豫皖红军的建设。由于他德才兼备，深孚众望，连骄横自负、不可一世的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战略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
1932年春，蒋介石重新稳定了政局，积极准备向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反革命“围剿”。
4月间，我军已觉察将有更大规模的战争，便加紧扩充和部署红军的力量。那时，在皖西金家寨、苏家埠一带活动的红二十五军发展较快。为了提高该军的战斗力和素质，曾决定蔡申熙去兼任政治委员。因彭杨军政学校工作需要，未能即时成行。7月，红二十五军遭到敌军徐庭瑶部的进攻，来电告急。中央分局急促蔡申熙赶皖西前線指挥，蔡申熙昼夜兼程赶到前线，以解红二十五军之危，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当他赶到霍丘时，红二十五军的守城部队一千多人在与敌血战五昼夜后，几乎全部损失，仅军长邝继勋及少数人脱险。邝继勋因此被撤职，蔡申熙接替红二十五军军长职务。 蔡申熙受任于危难之际，重整队伍，迅速投入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和皖西地方武装在他的指挥下，南起英山，北迄麻埠，与各路进犯敌军不断展开激战，阻击了敌人的进攻，予敌以重大杀伤，坚持到与红四军会合。
在紧张战斗的日子里，红军的一个严重困难就是粮食极缺乏，常以野菜充饥。蔡申熙因负过重伤，加之连续指挥行军作战，极度疲劳，身体越发显得虚弱。一天，军部特务班的同志设法煮了一碗稀饭，端去给他吃。他拒绝说：“快拿回去，下次再不要这样做。大家都吃野菜，我也应该吃野菜，干吗要特殊对待呢？”
送饭的战士解释说，是为了照顾他有病的身体。他说：“我的身体很好，谁说我有病？要是为了照顾伤病员，那就把这碗稀饭送去给他们吃！”
战士说不服他，只好把稀饭端走了。
为了帮助部队渡过粮食难关，他还亲自上山寻找野菜，把经过自己尝试能吃的野菜向全军推荐。
那时，部队一面行军赶路，一面打仗阻敌，经常日夜得不到休息，有些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一跤跌在地上也摔不醒，伤病员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蔡申熙瘦成个皮包骨，可那一双眼睛仍炯炯有神。行军途中，他经常不骑马，有说有笑地在队伍中。战士们见军长总是那样的乐观，与自己同甘共苦，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一天，部队正在赶路，一个病号忽然倒在路旁，蔡申熙得知，立即赶来看望，忙叫警卫员牵来自己的战马，卸下驮的东西，亲自扶病号上马。
那个病号先是迷迷糊糊的，可是一定神，发现是军长，就喃喃地推辞：“不行……不行，这是你的马……”
“不，这是革命的马，谁需要，谁就可以骑！”
“可是……你是首长，我是什么呀？”
“你是英雄！为革命流血流汗的英雄！”
“军长，我……我可以走。你的手脚都负过重伤的啊！”
“别说了、我命令你上马！”
他立刻叫警卫员抱病号上马，自己扛起背包，跛着脚和战士们一块走去。
“我的好军长啊，我这一辈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决不能给你丢脸！就请你放心吧！”病号伏在马上感动得眼泪滚滚下落。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余万兵力，另配4个航空队，开始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敌军重兵压境，只要战略指挥得当，完全有可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可是，在反“围剿”开始时，张国焘散布蒋介石已是“偏师”，不堪一击，盲目轻敌，主张“坚决进攻的战略”，命令部队出击平汉线，“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和准备夺取武汉，完成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徐向前、蔡申熙坚决反对这一错误的行动方针，建议停止进攻作战，主力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以逸待劳。但张国焘仍坚持要“不停顿的进攻”，又错误地作出“围攻麻城，威逼武汉”的决定，继续要红军围攻敌占城市。红军以四个师的主力屯兵敌人坚固设防的麻城城下，久攻不克，与敌相持一个多月。结果是，一方面使得敌人完成收缩包围圈；另一方面使敌陈继承、卫立煌两个纵队，向我中心区域七里坪、黄安猛扑。这时，张国焘才被迫下令撤麻城之围，可是他又采取拚命堵击的方针，命令红军回师黄安，与敌死打硬拚，恶战于黄安城西的冯寿二和城北的七里坪。虽打垮敌人两个师，终未能扭转战局。9月1日，胡山寨战斗打响，红军经5天激战，歼敌2000，但仍不能退敌。9月9日，敌人占领新集。至此，张国焘倾全力堵击敌人的方针，宣告彻底破产。
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向皖西转移，抵金家寨后，与红二十五军会合。两军会合后，旋又遭到“进剿”皖西之敌徐庭瑶纵队和尾追而来的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的东西夹击。四方面军决定南下英山，寻机歼敌。走到燕子河，分局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会上争论激烈。一部分同志主张红军南下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继而恢复根据地；敌如继续重兵压迫，则将红军主力暂时拉到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再打回根据地。另一部分同志则积极主张内线作战，将部队拉回黄麻地区。在红四方面军何去何从的事关大局问题上，蔡申熙慎重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红军内线作战，现时已无多少回旋余地，没有胜利指望，剩下的路只能是外线出击。他说：东出潜、太不如西出平汉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那一带有党和红三军的活动基础，南靠桐柏山，地形条件也比较好。待将敌人引向白区寻机歼灭后，再返回苏区，收复失地。蔡申熙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9月底，四方面军由燕子河出发，计划下英山，过黄麻地区，越平汉路向西转移。为了保证军队、政府机关人员和随行农民群众的安全，蔡申熙率红二十五军在后面掩护。
10月8日，红军主力抵达黄安县河口镇地区，与胡宗南的第二师、俞济时的八十八师遭遇，敌军在死伤2000人后退到河口固守。9日下午，敌人又加派整编后的第二师，从东面配合夹击，战斗激烈展开。蔡申熙率领红二十五军在河口至冯寿二一带阻敵，指挥所设在仙人洞，与敌激战两昼夜，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坚守了阵地。
10日上午，部队三面被围，情况十分危急。蔡申熙在阵地上指挥部队与敌人打了整整半天，相持到中午。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战士们乘枪声停止的间隙，强拉苦劝地把他拉进工事，让他吃饭。刚端起饭碗，枪声又响了。他扔下饭碗就往指挥岗位上跑，命令主力向新阵地转移，自己则率领小分队阻击敌人。警卫员见敌人快扑到跟前，几次要求他退下火线。他坚定地说：“队伍还没全部撤到安全地带，我不能走！”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了他的小肚。他咬着牙齿，捂住伤口，坚持指挥战斗，最后昏倒在地。警卫员将他抢救下来。他苏醒后，躺在担架上，仍不忘指挥战斗。
妻子曾广澜得到军政委的通知赶到他身边，蔡申熙已经昏迷过去了。等他渐渐清醒过来，看到爱人泪流不止，便劝慰她说：“广澜！别难过，你……要永远跟党走，……坚持下去！”
一阵剧痛，又使他昏迷过去。曾广澜心如刀搅，泪水刷刷地淌落在他的脸上。他再次醒了过来，艰难地伸出未受伤的左手，搂着爱人的头挨近自己，像有许多话要说，但又痛昏过去。不久，徐向前来看望他，亲切地安慰他。曾中生来了，王树声来了。……他疼得不能说话，用深情而坚定的目光望望这些并肩战斗的战友，然后闭上了眼睛，时年不满27岁。
组建红十五军成为首任军长
1930年6月，中央军委在武汉成立长江办事处，正在中共江西省委任军委书记的蔡申熙被调往武汉军委办事处和党的长江局军委工作。那时，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之间军阀混战犹酣，为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扩大革命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蔡申熙受命将长江局的军事工作移交给周以栗，自己赶到鄂东南，指挥阳新、大冶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武装斗争。
阳新、大治是湘鄂赣区的组成部分。原先在大冶兵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红八军，1930年夏，军长何长工率主力参加攻打长沙的战斗后未归。留下的部队在鄂东特委的领导下，组成红八军第四、五纵队，在陈奇、黄刚率领下，开赴蕲、黄、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蔡申熙来到阳新，要求组建新军，可是，因当时只剩有当地小游击队，鄂东特委经过研究，决定将阳新县沿江游击大队划归蔡申熙指挥，随后，又请示党中央，决定将红八军四、五纵队也划归蔡申熙指挥，组建新军。并派柯庆施前往蕲、黄、广，向陈奇、黄刚传达中央关于成立红十五军的决定。接着，蔡申熙率部队200余人过长江与四、五纵队汇合。
蔡申熙和陈奇、黄刚统一指挥这支汇合后的部队，从9月26日起，20天内，打宿松、攻六村、战广济、下漕河、取英山，连战皆捷。10月有6日在黄梅县考田山冲吴祥村，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正式成立，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下辖第一、二两个团，有战斗员2000余人。
红十五军组建起来以后，在考田山冲进行了短期整训，蔡申熙和陈奇一道，迅速建立和健全了各级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教育，并宣布废除肉刑，禁止打骂战士，使红十五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较大提高。经过整训后的红十五军，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
11月初，形势急剧变化。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集团的胜利而结束，国民党开始准备对苏区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围剿”。黄（梅）、广（济）地处长江中游战略要地，红十五军在这里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被列为首先“拔除”的重点，并利用水陆交通之便，迅速向蕲黄广地区增兵。蔡申熙、陈奇等分析面临的形势，认为在战略上要继续坚持原地区以扼长江中游已很困难，加之红军战士十分艰苦，隆冬将至，尚无御寒衣物。便决定率队离开蕲黄广地区，北进与红一军会合，一则可得到一些物资补充，二则可以协同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当红十五军向西北方向转战寻找红一军时，而红一军正按鄂豫皖特委计划向蕲黄广发展，跟红十五军会师。当时通讯条件差，两军行动路线错过，会合计划未能实现。红十五军到了豫皖边地区，决定打皖西重镇金家寨。由于请报失准，封锁消息不严，遭敌伏击，部队受到损失，战士们产生消极情绪，部队转移到南溪，传达了中央关于红十五军与红一军合编为红四军的决定，集中力量，粉碎敌人的“围剿”并将蕲黄广地区划归鄂豫皖苏区。大家听了，战斗情绪又高涨起来。会后，部队向黄麻地区西进。
这时，蒋介石调集九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正从东西南北四面向鄂豫皖根据地猛扑，开始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12月初，敌军攻至鄂豫边中心区。许继慎、徐向前指挥的红一军，在皖西作战未归。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在刚到职不久的书记曾中生主持下，决定以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对付优势敌人，一面把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组织起来，在敌侧后展开袭击、骚扰敌军的战斗，使敌不敢冒进和分散“清剿”，迟滞敌人的步伐；一面调蔡申熙的红十五军袭击分散薄弱之敌。红十五军离开蕲、黄、广家乡，长途转战，来到黄麻地区时，人困马乏，仅有千多人枪，弹药十分缺少，平均每人子弹3发，时已寒冬，许多指战员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就在这种情况下，蔡申熙率领全军，以机动灵活的战术，紧密配合地方武装，避敌锋芒，攻其虚弱，打了不少胜仗、予敌军以重大杀伤。
12月16日，红十五军一举攻入黄安城西之河口镇，因地方武装配合失时，未能全歼守敌。12月下旬，敌人大举攻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黄安七里坪，红十五军在十倍于己的敌军面前，经过两昼夜的激烈阻击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掩护了鄂豫皖特委机关向东转移。这时，情况是十分困难的：敌人重兵进至根据地中心区，而红一军主力在皖西；敌人烧杀抢掠，使红十五军粮食供应发生困难。于是，有的人主张将全军分散到各县打游击，以口就粮，有的人主张部队不分散，打到别的根据地去。曾中生、蔡申熙、陈奇等经过研究，否定了这两种意见，决定跳出包围圈，按党中央计划，与红一军会师。接着，加紧突围前动员，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统一认识，组织突围。
1931年2月上旬，红十五军到了鄂东北的福田河，与红一军会师，两军在商城南豁的长竹园合编为红四军，军长邝继勋，参谋长徐向前，下辖第十、十一两师，蔡申熙任第十師师长，许继慎任第十一师师长。临时特委对红四军的作战任务作了明确指示，决定以主力寻机包围根据地外围敌人的薄弱部分，调动增援之敌于运动中消灭它，另一部配合地方武装，拔除敌人设在根据地内部的孤立据点，以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 1月下旬，红四军根据特委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以红十师围攻麻城磨角楼据点，歼敌夏斗寅部一个营，缴枪数百支，从而调动了敌第十三师四个团的兵力前来救援；红十一师予以迎头痛击，敌死伤惨重，狼狈逃窜。接着，蔡申熙又率领红十师围攻光山县南部敌之重要据点新集，用坑道作业，爆破攻城。2月10日炸开围墙。指战员乘着弥漫的硝烟冲入寨内，全歼守敌千余名。新集攻克，打通了鄂豫边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不久，新集便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2月间，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正式成立，蔡申熙任特委委员，军委副主席。
鉴于敌人的“围剿”尚未彻底打破，特委决定向敌人发动新的攻势，命红十一师向平汉线信阳至广水段出击，先后袭占李家寨和柳林车站。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急调花园、小河溪一带的守敌岳维峻第三十四师向我反扑。3月上旬，岳维峻率部趾高气扬地进至孝感县的双桥镇。红十师、红十一师乘敌立足未稳，分别从五十里外奔袭双桥，先歼敌一个团，占领了外围阵地。岳维峻被红军的突然打击弄得晕头转向，摸不清红军的虚实，急调两个团与我争夺外围阵地。战斗从拂晓打到中午，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待到敌人呈现疲乏态势，红四军前线指挥所立即命令预备队两个团从双桥镇的北面、东面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镇内敌人的指挥机关，打瘫了敌人的指挥系统，并趁势发起总攻，穿插分割，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纷纷向南逃跑。战士们一鼓作气，勇猛地冲上去捕捉俘虏。狡猾的岳维峻使用“金蝉脱壳”计，叫士兵抬着空轿子欺骗红军，而本人则混在溃兵中逃跑。但没能骗过红军战士的眼睛，终于在双桥镇南面的罗家城被活捉了。
此役，蔡申熙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被敌人机枪打中右臂，左腿也负了伤。但他咬牙忍痛。一面让人包扎，一面继续指挥，坚持到战斗胜利。后因伤势严重，医疗条件差，致使右臂残废。
身残志坚为党工作不言苦和累
蔡申熙负伤后，离开红十师治疗。4月间，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从上海到达鄂豫皖苏区。5月，根据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组成中央分局，蔡申熙是中央指定的分局委员之一，并担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这时，他的伤势基本好转，要求工作，说：“我虽然手不能拿枪，脚还能走，口还能讲，可以给我一点适当的工作！”组织上调他到刚改建的彭（湃）杨（殷）军政学校担任校长。
6月2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成立了党的监察委员会，蔡申熙任主席。7月至9月，蔡申熙代理鄂豫皖分局军事委员会主席。
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曾一度得到蔡申熙的尊重和信任。但是，随着张国焘所谓“整肃”排斥、打击许多好同志逐步暴露野心家的面目时，蔡申熙对他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了抵制。
1931年6月底，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借“彻底把过去一切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揭露出来”，以反军阀土豪倾向和富农倾向及立三路线残余为由，企图打倒曾中生、许继慎、邝继勋 余笃兰等鄂豫皖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对此，蔡申熙鲜明地表示，如果说过去工作有错误或不能及早纠正的话，“他自己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指出这些领导同志是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好同志，是披荆斩棘开拓鄂豫皖根据地的功臣，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在他的坚持下，张国焘只得暂时收敛排斥异己的企图，继续让这些同志担任要职。
7月上旬，鄂豫皖分局军委在商城西南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的具体行动部署，不料张国焘推翻原来大多数人同意南下作战的决定，强行要红四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胁南京。显而易见，这是孤军远离根据地，深入白区攻打大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曾中山、徐向前、许继镇等红四军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在指挥部队的行动中没有执行张国焘的决定，而是率领红四军攻下英山后挥戈南下，横击浠水，回扫罗田、广济，威逼黄梅、武穴，与江南红军遥相呼应。这一行动消灭了大量敌人，缴获甚多，既解决了部队的物资补给问题，又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可是，张国焘竟借口违抗中央分局决定，强令红四军北返，更公然诬蔑曾中生、许继慎等领导人是对6月分局扩大会议的“揭露错误倾向”不服，企图率军南下“渡过长江”脱离鄂豫皖苏区。张国焘这种“莫须有”的横加罪名，一度蒙蔽了在后方工作的许多同志，蔡申熙也一时认为有必要纠正红四军的“错误”行为。但当张国焘、陈昌浩提出派他去接替曾中生的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时，一贯服从组织调遣的蔡申熙却以体力不逮而摧辞，表明对张国焘采取惩办主义的作法是不赞成的。
张国焘的到来，给鄂豫皖苏区罩上了“左”倾的阴霾，由于蔡申熙、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陈定侯、徐朋人等一大批党和军队的优秀干部的坚决抵制，才使得鄂豫皖根据地仍能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到1931年11月7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兵力达到三万余人。彭杨军政干部学校直属方面军总部，蔡申熙仍留校主持工作。
蔡申熙作为鄂豫皖苏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制定根据地大政方针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主张纠正红军中的军阀游击习气，改善领导方法，提高正规化程度，这些建议促进了鄂豫皖红军的建设。由于他德才兼备，深孚众望，连骄横自负、不可一世的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战略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
1932年春，蒋介石重新稳定了政局，积极准备向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反革命“围剿”。
4月间，我军已觉察将有更大规模的战争，便加紧扩充和部署红军的力量。那时，在皖西金家寨、苏家埠一带活动的红二十五军发展较快。为了提高该军的战斗力和素质，曾决定蔡申熙去兼任政治委员。因彭杨军政学校工作需要，未能即时成行。7月，红二十五军遭到敌军徐庭瑶部的进攻，来电告急。中央分局急促蔡申熙赶皖西前線指挥，蔡申熙昼夜兼程赶到前线，以解红二十五军之危，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当他赶到霍丘时，红二十五军的守城部队一千多人在与敌血战五昼夜后，几乎全部损失，仅军长邝继勋及少数人脱险。邝继勋因此被撤职，蔡申熙接替红二十五军军长职务。 蔡申熙受任于危难之际，重整队伍，迅速投入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和皖西地方武装在他的指挥下，南起英山，北迄麻埠，与各路进犯敌军不断展开激战，阻击了敌人的进攻，予敌以重大杀伤，坚持到与红四军会合。
在紧张战斗的日子里，红军的一个严重困难就是粮食极缺乏，常以野菜充饥。蔡申熙因负过重伤，加之连续指挥行军作战，极度疲劳，身体越发显得虚弱。一天，军部特务班的同志设法煮了一碗稀饭，端去给他吃。他拒绝说：“快拿回去，下次再不要这样做。大家都吃野菜，我也应该吃野菜，干吗要特殊对待呢？”
送饭的战士解释说，是为了照顾他有病的身体。他说：“我的身体很好，谁说我有病？要是为了照顾伤病员，那就把这碗稀饭送去给他们吃！”
战士说不服他，只好把稀饭端走了。
为了帮助部队渡过粮食难关，他还亲自上山寻找野菜，把经过自己尝试能吃的野菜向全军推荐。
那时，部队一面行军赶路，一面打仗阻敌，经常日夜得不到休息，有些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一跤跌在地上也摔不醒，伤病员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蔡申熙瘦成个皮包骨，可那一双眼睛仍炯炯有神。行军途中，他经常不骑马，有说有笑地在队伍中。战士们见军长总是那样的乐观，与自己同甘共苦，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一天，部队正在赶路，一个病号忽然倒在路旁，蔡申熙得知，立即赶来看望，忙叫警卫员牵来自己的战马，卸下驮的东西，亲自扶病号上马。
那个病号先是迷迷糊糊的，可是一定神，发现是军长，就喃喃地推辞：“不行……不行，这是你的马……”
“不，这是革命的马，谁需要，谁就可以骑！”
“可是……你是首长，我是什么呀？”
“你是英雄！为革命流血流汗的英雄！”
“军长，我……我可以走。你的手脚都负过重伤的啊！”
“别说了、我命令你上马！”
他立刻叫警卫员抱病号上马，自己扛起背包，跛着脚和战士们一块走去。
“我的好军长啊，我这一辈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决不能给你丢脸！就请你放心吧！”病号伏在马上感动得眼泪滚滚下落。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余万兵力，另配4个航空队，开始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敌军重兵压境，只要战略指挥得当，完全有可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可是，在反“围剿”开始时，张国焘散布蒋介石已是“偏师”，不堪一击，盲目轻敌，主张“坚决进攻的战略”，命令部队出击平汉线，“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和准备夺取武汉，完成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徐向前、蔡申熙坚决反对这一错误的行动方针，建议停止进攻作战，主力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以逸待劳。但张国焘仍坚持要“不停顿的进攻”，又错误地作出“围攻麻城，威逼武汉”的决定，继续要红军围攻敌占城市。红军以四个师的主力屯兵敌人坚固设防的麻城城下，久攻不克，与敌相持一个多月。结果是，一方面使得敌人完成收缩包围圈；另一方面使敌陈继承、卫立煌两个纵队，向我中心区域七里坪、黄安猛扑。这时，张国焘才被迫下令撤麻城之围，可是他又采取拚命堵击的方针，命令红军回师黄安，与敌死打硬拚，恶战于黄安城西的冯寿二和城北的七里坪。虽打垮敌人两个师，终未能扭转战局。9月1日，胡山寨战斗打响，红军经5天激战，歼敌2000，但仍不能退敌。9月9日，敌人占领新集。至此，张国焘倾全力堵击敌人的方针，宣告彻底破产。
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向皖西转移，抵金家寨后，与红二十五军会合。两军会合后，旋又遭到“进剿”皖西之敌徐庭瑶纵队和尾追而来的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的东西夹击。四方面军决定南下英山，寻机歼敌。走到燕子河，分局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会上争论激烈。一部分同志主张红军南下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继而恢复根据地；敌如继续重兵压迫，则将红军主力暂时拉到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再打回根据地。另一部分同志则积极主张内线作战，将部队拉回黄麻地区。在红四方面军何去何从的事关大局问题上，蔡申熙慎重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红军内线作战，现时已无多少回旋余地，没有胜利指望，剩下的路只能是外线出击。他说：东出潜、太不如西出平汉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那一带有党和红三军的活动基础，南靠桐柏山，地形条件也比较好。待将敌人引向白区寻机歼灭后，再返回苏区，收复失地。蔡申熙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9月底，四方面军由燕子河出发，计划下英山，过黄麻地区，越平汉路向西转移。为了保证军队、政府机关人员和随行农民群众的安全，蔡申熙率红二十五军在后面掩护。
10月8日，红军主力抵达黄安县河口镇地区，与胡宗南的第二师、俞济时的八十八师遭遇，敌军在死伤2000人后退到河口固守。9日下午，敌人又加派整编后的第二师，从东面配合夹击，战斗激烈展开。蔡申熙率领红二十五军在河口至冯寿二一带阻敵，指挥所设在仙人洞，与敌激战两昼夜，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坚守了阵地。
10日上午，部队三面被围，情况十分危急。蔡申熙在阵地上指挥部队与敌人打了整整半天，相持到中午。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战士们乘枪声停止的间隙，强拉苦劝地把他拉进工事，让他吃饭。刚端起饭碗，枪声又响了。他扔下饭碗就往指挥岗位上跑，命令主力向新阵地转移，自己则率领小分队阻击敌人。警卫员见敌人快扑到跟前，几次要求他退下火线。他坚定地说：“队伍还没全部撤到安全地带，我不能走！”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了他的小肚。他咬着牙齿，捂住伤口，坚持指挥战斗，最后昏倒在地。警卫员将他抢救下来。他苏醒后，躺在担架上，仍不忘指挥战斗。
妻子曾广澜得到军政委的通知赶到他身边，蔡申熙已经昏迷过去了。等他渐渐清醒过来，看到爱人泪流不止，便劝慰她说：“广澜！别难过，你……要永远跟党走，……坚持下去！”
一阵剧痛，又使他昏迷过去。曾广澜心如刀搅，泪水刷刷地淌落在他的脸上。他再次醒了过来，艰难地伸出未受伤的左手，搂着爱人的头挨近自己，像有许多话要说，但又痛昏过去。不久，徐向前来看望他，亲切地安慰他。曾中生来了，王树声来了。……他疼得不能说话，用深情而坚定的目光望望这些并肩战斗的战友，然后闭上了眼睛，时年不满2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