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不是无药可救，雾霾不是不能驱散，经济发展也不是一定要牺牲环境，但治污除了要依靠政府短期的行政命令手段和铁腕决心，更应建立重污染企业退出的长效机制。
　　“兰州蓝”已经成为一个新名词。这个名词的背后，是兰州终于摘掉了扣在头上多年的全国十大重污染城市的帽子，不仅成为环保部力推的“兰州经验”，还在去年的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获得了“今日变革进步奖”，成为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城市。
　　在眼下的中国，蓝天似乎已成为最好的城市名片。过去重污染的兰州，其实是国内许多城市的缩影，它们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布局了大量以兰化、兰炼为代表的重化工业，产业结构偏重；地理地貌上，“两山夹一河”的带状盆地特征，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脆弱的生态和急速增多的机动车数量，则更加剧了这座城市的污染。
　　为了治污，兰州绞尽脑汁。1995年，兰州甚至提出要将市区东部的大青山削平，引风来吹散雾霾，最终并未成行。
　　但2012年以后，兰州却突然变了。这一年，全国十大重污染城市的名单中不再有兰州的名字；2013年冬，兰州市呼吸道疾病就诊率下降27.3%；2015年，兰州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252天。它终于不再是那座灰蒙蒙的城市和那座“从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在名扬全国的兰州拉面和知名的兰州大学之外，这座城市又有了一张新名片——兰州蓝。
　　很多人都很奇怪，兰州是怎么做到的？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说，“兰州治污是用决心、行动和效果说话，而决心源于民意，行动胜于纲领，力量来自群众。”
　　兰州是有决心的，这个决心就是“铁腕治污”。2013年以来，150名干部因为治污不力被问责；新《环保法》实施以来，152家违法企业被行政处罚；2015年，包括央企、省企在内的54家环境违法企业被公开曝光、处罚。
　　兰州市委书记虞海燕就说，“从来没有污染的产业，只有污染的企业。只有让那些污染的企业退出市场，才能给好的企业留出发展的空间。”
　　近几年来，无论是招商引资、对外开放、项目建设，还是承接产业转移，兰州都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在政府“腾笼换鸟”、“出城入园”的策略下，以兰州石化为代表的重化工企业也都纷纷搬迁到了新区。
　　从2012年开始，兰州举全省之力，对治污进行顶层设计，科学治污，制定了“1+5”的综合治理规划：一个总体实施意见，以及工业、燃煤、机动车尾气、二次扬尘和生态增容减污等5个专项治理方案。同时采取了减排、压煤、除尘、控车、增容、立法、严管、问效等8大措施，实施了916个重点治污项目，还将市区划分为1482个网格，通过网格化管理，将大气污染防治落实到“最后一公里”，最终换来了今天的“兰州蓝”。
　　重要的是，蓝天回来了，经济还有了快速增长。2015年，兰州市经济总量2082亿元，比2009年翻了一番多；GDP增长8.5%，分别高于甘肃省和全国平均增速0.5和1.5个百分点。
　　事实上，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也早就行不通了。《新常态下环境保护对经济的影响分析报告》披露，“大气十条”实施以来，淘汰落后产能累计造成的GDP损失只占同期的0.03%，环保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短期和小范围内，并不构成主要影响因素。
　　在我国，治污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推动力，但有时候阻力也恰恰来源于此。把污染企业当做税收来源，不愿让企业搬迁，甚至对污染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往成为地方政府在治污道路上的自我阻碍。大气污染固然有污染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地方政府也难辞其咎。
　　兰州的治污经验证明，没有治理不了的污染，只有下不了的决心。政府既要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科学手段，还要有贯彻执行的铁腕决心和问责机制。
　　同样在山东临沂，这两年也刮起了一阵“环保风暴”。作为新《环保法》实施后第一批被约谈的城市，临沂采取了与兰州几乎相同的铁腕政策，对数十家污染企业进行停产整顿，对治污不力的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负责人进行行政问责。换来的是，2015年临沂的空气综合质量由原来山东省的第15位升至第7位，改善幅度全省第一，“沂蒙蓝”也回来了。
　　污染不是无药可救，雾霾不是不能驱散，经济发展也不是一定要牺牲环境，但治污除了要依靠政府短期的行政命令手段和铁腕决心，更应建立重污染企业退出的长效机制。
　　如此，天才会蓝，蓝天才会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