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副厅干部到普通教师：决定一生的选择

　　33岁这年，已是副厅级干部的钟扬“罢官”了。
　　钟扬的人生，原本可以不这么“折腾”。15岁时，他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二十几岁，成为当时国内植物学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事迹被央视《新闻联播》专题播报;33岁，他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辞职到复旦大学当教师时，已是副厅级干部。
　　钟扬的成就，更是常人难及。当时，钟扬已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一种新的交互分类数据模型和检测系统树差异的新测度，并据此建立了一个基于生物学分类本体论思想的交互分类信息系统。
　　有人说，钟扬是个“怪人”，因为凭他做出的这个成绩，已经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指导着手下一批人干活了。然而，他偏偏愿意从头再来。
　　这个选择，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成就了他短暂而又璀璨的一生。
　　2000年初，湖北武汉，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
　　“有为，恭喜啊！”刚过下班的点，人们从各自办公室里鱼贯而出，时任副所长的钟扬走进王有为的办公室。武汉植物研究所四年一度的换届工作刚刚结束，所里决定把王有为从植物研究所下属的君安医药研究所调回来，让他担任所长助理兼资源研究室主任。钟扬闻知喜讯，第一时间前来道贺。
　　“你少拿我开涮，你还不知道我嘛，在下面闲云野鹤惯了，回所里反而有些不适应。话说你这次连任了，有什么打算？”这次换届工作会还决定，钟扬在副所长的位置上连任一届。
　　“有为，我不拿你当外人，我这边确实有一个事儿。”

　　“我知道，你可能要到别处去了。”
　　“那倒不是，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个机会。先不说这个了，咱们去我家里喝一杯！给你庆祝一下！”
　　王有为没有再追问。
　　其实当时王有为已经猜到，钟扬所说的“机会”，可能是复旦大学。因为他知道，钟扬的一位忘年交陈家宽刚被调到复旦大学。
　　据王有为了解，陈家宽是应复旦大学的邀请，准备“拯救”已经濒临解散的复旦大学生态学科。为了这件事，陈家宽正在四处寻觅“救火队员”。在陈家宽眼里，钟扬人品好、学术能力强，同时心胸开阔、有格局，完全有可能成为卓越的学术带头人。他希望钟扬能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作用。
　　“钟扬，大致的情况我也跟你说了，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上海现在的发展急需生态学科的科技支撑，复旦大学作为重点大学，理应承担起这份责任。你愿不愿意加入我的团队？”
　　在开口前，陈家宽的心里其实是打鼓的。一是钟扬在武汉植物研究所可谓一路顺风顺水，从一个负责技术的工作人员成长为副所长;二是钟扬到复旦大学以后，为了生态学的需要，可能要再次面临学科的转换，从植物学转为生态学，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从头再来”;三是当时我国的高等教育还处在低谷期，教师待遇普遍低，科研经费少，所以人才流失严重。
　　如果是一般人，陈家宽的邀请很可能会以尴尬收场。可钟扬却一口答应下来：“等我这边办完手续，我就去找你。”
　　钟扬的干脆利落让陈家宽一下子愣住了，也让他觉得有点于心不忍：“钟扬，要不你再考虑考虑？你在武汉是副厅级干部，父母又在武汉工作，你下决心跟我了吗？”
　　钟扬又是干脆利落的一句话：“我绝不后悔。”
　　几个月后，在妻子张晓艳调动工作的手续办好，自己也和复旦大学谈妥后，钟扬便写了一份辞职报告，“挥一挥衣袖”，把副厅级的职务和可期的大好前程都抛在了身后。
　　当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领导见到钟扬第一面就说：“你从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的位置调到我们这里来当个普通教授，有点屈才啦！”
　　钟扬爽朗一笑：“到哪里都一样干革命。”
　　“我天生就是要做老师的。”钟扬这么跟别人解释，自己出生于教师家庭， 呱呱坠地前一小时母亲还在讲台上授课。
　　此刻，钟扬终于圆了他的“老师梦”。
　　很多人不理解这位副厅级领导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陈浩明理解他：“他一生所眷恋的就是做一名普通老师，潜心学术，教书育人，他的眼里根本没有名利的位置。”
　　陈家宽在钟扬去世以后回忆说，钟扬之所以选择来到复旦大学，一是因为他希望从科学家转型成为既搞科研又搞教学的大学教授。“第二个原因，是复旦的人文精神、文化底蕴，特别是对人才的信任和包容，强烈地吸引了他。”
　　事实证明，辞官任教的决定影响了钟扬的一生。带着教师这个最钟爱的头衔，钟扬离开了武汉，来到上海，而后又走到了青藏高原。
　　一走，就是一生。

从武汉到上海

　　2000年，钟扬辞掉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的工作，来到复旦大学，他面對的其实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环境资源系的烂摊子。
　　当时，环境资源系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下降严重，老师们纷纷离职，学生也不愿意报考。平时，学生们私下里喜欢对各个系评点一番，并且按照学业压力、就业前景等标准把不同的院系划分为“苦系”“闲系”，而环境资源系连复旦大学的“闲系”都算不上，被学生们归到了“垃圾系" 里面。
　　就在这个时候，陈家宽临危受命，来到复旦大学，四处招募人才，钟扬就是在这时和卢宝荣、李博两位学者一起踏进了复旦大学的大门。来到复旦大学的第一天，钟扬和张晓艳提着一堆行李到环境资源系报到，却被告知，由于最近来的人比较多，教职工宿舍暂时没有空出来的房间。
　　钟扬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能有个睡的地方就行。”工作人员商量了一下，只好让钟扬夫妇先住进一个没有床铺的临时宿舍。然后将会议室里的两条长凳搬进宿舍用作支撑，再在长凳中间摆了一张双人床的床板，在上面垫了一些棉絮，床铺就做成了。 　　宿舍的工作人员有些不好意思：“钟老师，实在抱歉，条件简陋了些，您先将就几个晚上，我们尽快给您调配出一间来。”
　　张晓艳心里有点郁闷：钟扬是来帮你们“救火”的，你们反倒把他当成一个打工的。刚想说两句，钟扬抢先接话了：“有住的地方就行。”然后对张晓艳说：“屋子你打扫一下吧，我还要跟学生讨论文章。”
　　说着，钟扬扔下行李，就带着几个学生一头扎进了实验室，留下张晓艳一个人，愣愣地看着杂乱不堪的临时宿舍。
　　这就是钟扬到复旦大学的第一个晚上。
　　钟扬正式和生命科学学院领导、老师见面的这天，见到了任文伟。
　　任文伟和钟扬是在1999年认识的。当时，陈家宽正在策划一个“973计划”项目，钟扬被请到复旦大学来策划该项目的建议书，任文伟正好负责这个项目的资料整理和会议记录工作。
　　几个人闲聊之间，任文伟觉得这位30多岁的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言谈风趣，似乎与想象的青年才俊对不上号。在之后的项目策划过程中，钟扬妙语连珠、思维敏捷，颇有帅才之风，其老成之处的确和他的年龄不符——这样一个青年才俊，很难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2000年，任文伟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正好和钟扬同一批到院里报到。

　　白天参加了一天的新职工培训，晚上两人相约到复旦大学东门一个叫“老巷”的小饭馆吃火锅，还叫上几个实验室的学生一起去。
　　吃了一轮以后，钟扬打开话匣子，故事不断、段子不绝，和刚刚认识的学生们打成一片，气氛火热。
　　席间，有学生问钟扬：“钟老师，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科研呢？”
　　钟扬谈兴正浓，哈哈一笑说：“我给大家打一个谜语，你们猜猜看。我认为，做科研要具备四种动物的品质，你们觉得是哪四种动物？”
　　大家七嘴八舌，猪狗牛马……猜什么的都有。最后，钟扬见吊足了他们的胃口，就给大家公布他的“标准答案”：“我觉得啊，搞科研其实是一条很艰辛的道路。首先要对自己研究的东西感兴趣，否则会非常痛苦。但如果想在科研上取得成功，至少要具备四种动物的品质：一是要有狗的嗅觉。必须知道哪些是科学前沿的问题，哪些是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二是要有兔子的敏捷。想到了好的问题，就要马上动手去做。因为一个好的科学问题，可能全球有上百个实验室在研究它。如果慢了的话，就是有再好的想法，也会被淘汰，如同‘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是没有竞争力的。三是要有牛的勤奋。很多科学实验需要大量数据反复验证，需要不断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要像老黄牛一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如果能做到这几点，那么成功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
　　他停了停，又说：“这第四点很重要。光有前面三种动物的品质还不够，最后还要有猪的心态。因为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失败会一直伴随着科学家。如果没有超脱的心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的话，那科学家都会郁闷死的。”
　　大家听完，笑成一团。任文伟当时就觉得，钟扬风趣而健谈，能把自己对一件事情的理解，用风趣的语言阐述出来，让人想忘都忘不了。
　　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钟扬说的这种集“狗、兔、牛、猪”四种动物精神于一体的科研精神，被他的同事和学生们称为“新四不像”精神，这也很好地诠释了钟扬攻关科研、勤奋攀登的一生。
　　这自然是后话。
　　当时，陈家宽和钟扬、卢宝荣、李博三名学者一起，共同担负起重建复旦大学生态学学科的重任。四名学者，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陈家宽做生物多样性研究，李博做种群生态研究，钟扬做进化理论研究，卢宝荣做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研究。四人齐心合力，把复旦大学生态学科从濒临解散的边缘一点一点重建起来。
　　在此过程中，钟扬又完成了一次转型：他发现生态学对于上海、对于国家而言更急需，就毅然从研究植物学转向了研究生态学。与此同时，为了让复旦大学在生物信息学学科建设中抢先一步，钟扬提出要编写一本关于生物信息学的教材。当时，这门学科在全球刚刚起步，在国内的教学研究基础更是薄弱。钟扬说，自己正好利用在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的研究方法和成绩来助力学科建设。
　　为了学科建设工作，钟扬往往要在实验室里忙到后半夜，可是实验楼的门禁不等人，一到时间，楼门口的铁链锁一锁，看门大爷就可以回去休息了。钟扬为了不给看门大爷添麻烦，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实验室忙完之后，如果门已经锁起来了，他就使劲撑开铁链锁，扒开一条门缝，使劲吸一口气，收紧肚子，然后把身体一点一点从门缝里挤出去。一同加班的同事看见这滑稽的一幕忍不住开他玩笑：“你就叫‘钟胖胖’得了。”钟扬也是一副乐天派的样子，每每从门缝里钻出去以后，还不忘给同事比一个胜利的手势。
　　钟扬和同事夜以继日地努力，逐渐收获了果实——
　　2000年6月，由復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创立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获准建设，实验室主任由北京师范大学张大勇担任，钟扬担任副主任。
　　2001年12月，钟扬、张亮、赵琼主编的教材《简明生物信息学》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概述了生物信息学的基本概念、必备的计算机基础和主要的信息学资源，介绍DNA序列分析、系统发育分析、基因组分析以及蛋白质组分析等分析方法、关键技术和常用软件。这本教材不仅是全国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用的生物信息学首批中文教材之一，还因为其权威性、专业性而一直沿用至今。

青藏高原有一个“藏宝库”

　　2001年8月，钟扬第一次踏上了青藏高原的土地。
　　下了飞机，钟扬的第一感觉是强烈的不适感。脚下的土地，是海拔3600米的拉萨，此时的钟扬感到心跳加速、头昏脑涨。但他却乐观地给同行的专家们打气：“我不晕，因为我体积大，身体里储藏的氧气比你们的多。” 　　此时的钟扬没有想到，在此后的16年时间里，他会和脚下这座种质资源的宝库产生千丝万缕的关联，而他坚毅的性格、乐观的品质，也让他默默承受着随之而来的伤痛与艰辛……
　　来到西藏以后，钟扬目之所见，全都是如宝藏一般的存在。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植物王国。这里的高等植物有5000多种，科、属、种数分别占了全国植物的32.9%、38%和18%。由于地势、水系环境、气候的巨大落差，这里生长着维管束植物中几乎所有的门类：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双子叶被子植物、单子叶被子植物……
　　拥有这么多植物资源的宝地，自己作为一个植物学家，为何姗姗来迟？钟扬不禁叹了一口气：“西藏，我来晚了！”
　　坐上回程的飞机，钟扬的思绪无法平静。他知道西藏是植物学家的一块研究宝地，然而很多植物学家卻待在北京、上海这些生物多样性很低的地区做研究。
　　他想起植物学家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但是青藏高原有6000多种植物资源、1000多种特有植物，却从来没有人彻底盘点过。作为一名植物学家，钟扬此刻觉得，青藏高原才是植物学家最应该去的地方！
　　这个念头在钟扬心里扎下了根。
　　回到上海之后，钟扬一直寻找再去西藏的机会。
　　2002年，上海市一个农业投资项目“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正式启动，中心主任罗利军想尽快把这个基因库完善起来，急于寻找各种植物基因。他从一本《晶珠本草》的藏药书中找到了灵感，西藏的药用植物被罗利军视为完成项目的关键。于是，他想到了一直想去西藏进行植物学研究的钟扬。
　　钟扬收到邀请，一口答应，马上踏上了前往青藏高原的征程。在他的心里，这次征程不仅仅是为了帮罗利军完成项目，还是去实现他心里的一个梦想。

　　致力于种质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研究多年的钟扬很清楚，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会导致一些植物的灭绝，而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整个人类的未来。青藏高原拥有我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但由于高寒艰险、环境恶劣，植物学家甚少涉足。钟扬觉得时间紧迫，要即刻上路，盘点清楚世界屋脊的植物“家底”，为国家、为人类储存下绵延后世的丰富“基因”宝藏。
　　盘点“家底”，这是钟扬的“种子梦”。
　　这个梦一追就是16年。

“快点插回去……”

　　“吸氧，快给他吸氧！”
　　2010年，一次野外考察结束，由于累了一天，大家都回到帐篷休息，谁知过了一会儿，有人发现钟扬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面色乌青，嘴唇发紫，喘着粗气。
　　这时，学生朱彬因为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正吸着氧休息。他一看钟老师状态不好，挣扎着拔掉自己的氧气管，想要给钟老师插上。
　　谁知钟扬一把抓住朱彬的手：“别动，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快点插回去……”
　　那一夜，没有人知道钟扬是怎么熬过去的。等到第二天朝阳升起，钟扬又强撑着和学生们踏上了盘点“家底”的征程。
　　从外表看，钟扬是个魁梧的大汉，穿上藏袍还有点像康巴汉子，但是他很少跟人说起，他承受的是怎样的高原反应。他不像别的援藏干部，只做对口的援藏工作，他同时还承担着很多任务和职责：大到国家“863”项目、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学任务;小到指导学生修改论文、上海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图文介绍……钟扬一样都不落下，每一样都做得很好。
　　然而，做好每一项工作谈何容易？钟扬经常在半夜往返于上海和拉萨，而两地之间4000米的海拔高度差，让钟扬在缺氧与醉氧状态之间不停切换。
　　可当严重的高原反应向钟扬袭来时，钟扬是怎么做的呢？
　　人们找到了一张他在越野车后备厢睡觉的照片——他身穿一件深蓝色POLO衫，一只胳膊捂着半边脸，脸色很差，嘴唇微张，神情非常疲惫，但睡得很沉。
　　在青藏高原做野外采集，长途跋涉是常有的事情。为了保证行车安全，钟扬一般坐在前排，跟司机聊天，以免司机打瞌睡。
　　钟扬的学生徐翌钦记得，尽管钟老师的高原反应已经很严重了，但他仍然强撑着一直跟司机聊天，好让学生们在后座安心睡觉。
　　有时候实在困得不行了，钟扬才让学生换到前面，他睡到后备厢里——他在后备厢的一堆行李上放了两个垫子，他往垫子上一倒，便呼呼大睡。
　　有一次，两个跟着钟扬一起去野外的女生在越野车上颠簸得实在受不了，看着钟扬在后备厢里睡得很香，吵着说她们也要去那儿睡。结果两人跟钟扬换了位置，才睡了15分钟，两个人都吐了。
　　“这哪是人睡的地方啊！”
　　可这就是钟扬休息的地方。钟扬说，他块头大，不想影响学生们休息，于是就睡到了后备厢里。
　　在很多人的眼里，钟扬不像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导师，更不像高校里前呼后拥的“老板”。在青藏高原的无数次野外采集中，钟扬不仅跟学生们一起收集种子，为了给大家加油鼓劲，他还坚持走在前面、采在前面。
　　西藏大学理学院副教授德吉忘不了钟扬气喘吁吁的样子——
　　在海拔5300米的卡若拉冰川，钟扬带着学生们采集夏季雪线以上的植物标本，到了最后1000米的时候，好几个小伙子都累垮了，瘫倒在地，此时的钟扬也因为高原反应一步一喘，但他还是不停地给大家鼓劲。
　　“其实钟老师不用这么亲力亲为的。很多危险的采种地方钟老师不用亲自上，他完全可以指挥学生们自己去采，但老师每次都坚持和同学们一起工作。”
　　钟扬长期患有痛风，走路常常是一瘸一拐的。徐翌钦说，自己以前一直不知道痛风究竟有多痛，后来有一次钟老师对学生们说，痛风痛风，就是痛起来让你发疯！ 　　有一次，在野外采样时钟扬犯病了，腿痛得难以走路。可他一点都不担心自己，他担心的是学生们上山不安全。吃了些随身携带的药物，钟扬捡起路边的一根粗树枝，就这样拄着树枝步履蹒跚地带大家上山。每次他总是走在最前面，确认安全了再让学生们过去。
　　也许，正像他在自己的工作随笔《藏北的窗》里写的那样：比起高原反应带给他的痛苦，他享受的是采集过程的乐在其中——
　　那年8月，我们的考察队沿着泥泞小道穿越羌塘草原，在某天的掌灯时分，一班人马跌跌撞撞来到了班戈、尼玛间一个海拔近5000米的小镇。高原寒夜和连日的奔波使人无暇他顾，我们匆忙间找到了一个家庭旅馆就住下了。半夜，一阵胸闷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急忙唤醒同屋的博士生老王，说“开点窗吧”。他应声起床。黑暗中，只听到哐当一声巨响，一股寒风扑面而来——糟糕，老王把整面窗户从二楼推了下去……
　　窗户掉下去的第二天清晨，队伍重新启程，车开了回头看，熟悉的土墙，挂满经幡的玛尼旗杆，旅馆老板一家子挥舞告别的手臂……那后面，一缕晨光正巧投进洞开的窗口，心头顿时涌起暖意。

“死面饼子”最好吃

　　2017年5月，西藏墨脱。
　　凌晨1点半，跟着钟扬来墨脱采样的边珍在路边一家馒头店的木板房里睡下了。
　　青藏高原的野外采集往往历时数天，星夜兼程是家常便饭，在墨脱尤其如此。墨脱县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这里的公路被称为“最难修的仙境公路”，一路坐过去颠簸不断，日程也非常紧张：凌晨1点半睡，4点半起，6点半吃完饭去采样，一采就是一整天。
　　这天夜里，边珍已经困得不行，却听见钟扬所在的隔壁屋还有动静。
　　这么晚了，钟老师在做什么呢？
　　边珍仔细听了听，原来是打字的声音——钟老师还在制订采样计划，修改学生的课题。
　　边珍心里有点难受，但是她来不及细想，无边无际的困意已经袭来。
　　不知过了多久，边珍隱隐约约又听到隔壁的声音，她一看时间，还不到4点半，转了个身又睡了过去，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快5点。
　　“赶紧起来吃饭了！”是钟扬的声音。
　　边珍一下子坐了起来。她都没来得及帮钟老师做早饭！心里不禁一阵愧疚。边珍赶紧洗漱完毕，到了木板房外面，发现大家都已经起来。除了榨菜、酥油茶和馒头，钟老师还给大家做了一道蒜薹炒肉。
　　边珍心里浮起一个问题：钟老师到底睡了几个小时？1点半了，他还在电脑前忙碌，不到4点半，钟老师已经起来给大家准备早饭了。
　　清晨6点半，从馒头店出发，一行人又踏上了采样的征途。
　　钟扬虽然只睡了不到3个小时，但他走在前面，始终都是一副充满活力的样子。为了调动整个团队的积极性，钟扬一直讲段子、讲故事，一阵又一阵的笑声在墨脱群峰之间回荡。
　　走着走着，钟扬的话不那么多了，边珍知道，他是真的累了。
　　“钟老师，您昨天晚上都没怎么休息吧？您太累了，要不您在车里休息一会儿，我们自己去采就行了。”
　　“没事，一起。”钟扬喘着气，青着脸，短短四个字，语气坚定。
　　后来的结果是，钟扬始终没有退下阵来，倒是一直等在车里的司机师傅被钟扬的精神感动了：“钟老师年纪这么大了，还亲自采种子，我们也来搭把手吧！”
　　钟扬一看司机师傅也加入进来，更来了劲，一边采样一边认真地向司机师傅介绍各种植物的特性，手把手地教他怎么采种子。
　　“钟老师很纯粹，他表现出的是一种对采集种子、对科研的热爱。哪怕是身体那么累，他还是愿意自己一颗一颗地去采，他完全是靠他的这种热爱、这种意志力在撑着。”边珍每每回忆起采种子的经历，她就一次又一次地被钟老师的精神所震撼着、感动着。钟扬常年背一个黑色背包，里面装着笔记本电脑、大摞的资料、翻译稿和学生的论文，有时候还装着一袋又一袋的种子。
　　钟扬常年穿着一条洗得很旧的牛仔裤，据说是他在拉萨地摊上花29块钱买来的。牛仔裤的臀部位置已经破了两个巴掌大的洞，可钟扬舍不得扔掉，自己找了一块蓝布把洞补上了，后来补丁也磨破了，却还一直穿着。
　　外出采样，往往没有条件做饭，中饭甚至晚饭都只能自备干粮。钟扬最常带的一种干粮是“死面饼子”，是一种慢火烘烤出来的干饼，因为它不好消化所以顶饿。钟扬还打趣说，干饼没有滋味，但人饿了，它就相当美味，因为“饥饿就是最好的味精”。

“我开始感受到身体内密密流淌的鲜血……”

　　2015年5月2日晚，一向精神百倍的钟扬倒下了。
　　这一天正好是钟扬的51岁生日。上午，钟扬胡乱吃了一点饼干，赶到复旦大学1号楼，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面试。面试结束时，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大家吃了盒饭就散了。
　　中午12点的时候，一种从未有过的疲倦感向他袭来。钟扬心里想，真的该好好休息一下了。可下午的时候，钟扬又赶到小儿子钟云实的学校看望他，小儿子当时正在上海的西藏中学读书，也是全校唯一的汉族学生。
　　下午3点多回到家中以后，钟扬又拿出复旦大学与西藏大学合作协议的草案，一字一句地校对。
　　傍晚，他接受朋友一家人的邀请，去参加他们为自己举办的小聚餐。
　　傍晚的浦东开始下起雨来，微风吹拂之下，雨丝轻轻浅浅地滴落下来，一切是如此惬意。7点整，电视里正好开始播放采访钟扬的节目，一桌人顿时活跃起来，对这天的主角钟扬又是调侃又是祝贺。
　　突然，钟扬的身体发生了异常，钟扬想拿起筷子夹菜，可不知是手滑还是什么缘故，一根筷子掉在了地上。服务员给钟扬拿来一副新筷子，钟扬接过这副筷子，却发现再也握不紧了……
　　接下来，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钟扬发现自己的右腿已经麻木，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手机嗡嗡作响，很多朋友发来生日祝福，钟扬想拿起手机来回复，但是右手已经完全不听使唤，手机没拿稳，掉在了地上，左手握着的筷子再次掉在了地上。 　　在座的一位医生朋友发现了异样，怀疑是脑出血症状，赶紧驾车把钟扬送往上海长海医院。
　　时钟很快转到了晚上9点，在长海医院的急诊室里，钟扬躺在墙角的一张床上。在意识模糊的瞬间，世界在周身无止境地旋转，钟扬似乎感受到体内密密流淌的鲜血……他知道自己早该休息了，却不知道会以如此吊诡而危险的方式。
　　这一夜，是钟扬内心极度狂乱的一夜，他没有做好任何思想准备，工作上留下的报告如何继续？会议报告如何撰写？出发前要跟学生谈些什么？这一切还没来得及做好交代。
　　钟扬就像一条在海中畅游却不知疲倦的鱼儿，一下子被抛到了沙滩上。这天夜里，钟扬的收缩压在200mmHg左右，护士也没有办法帮助他，只能希望出血点能止住，不要再扩大。钟扬右边的手脚已经不听使唤了，他费力地跟身边的人说着一些话，可人们却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
　　大儿子钟云杉来了，躺在病床上的钟扬突然发现，他已经长成一个阳光、健壮的大小伙子了。眼前的情况把钟云杉吓坏了，他默默地守着父亲不肯离开。钟扬为了安慰他，用还有知觉的左手摸着钟云杉的头顶……
　　小儿子钟云实给父亲打了一夜的电话，却没有人接听。他无法想象，5个小时前刚刚见过的父亲，现在却躺在医院，完全是一副他从没见过的病人的样子。
　　此时此刻，钟扬像陀螺一样不停旋转的工作节奏，终于在一瞬间骤停。
　　钟扬的时间和别人的时间不一样，他有时跟别人开玩笑说，自己过的是 “并联生活”，有无数条线上的工作在同时进行。
　　在西藏大学，钟扬除了帮助学科建设、坚持赴野外采集种子之外，还想方设法调动教师们的科研积极性，只要是西藏大学的老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无论成功与否，他都自掏腰包每人补助2000 元。为了让老师们的项目申报成功，他亲自帮他们修改完善表格内容，提出想法建议。
　　在复旦大学，钟扬除了担负着生命科学学院的授课任务之外，自2012年起他还担负着研究生院的管理工作。研究生院办公室的老师说：“用‘车水马龙’形容钟扬的办公室一点不为过，从早到晚不停地有老师和学生找他，我们只好规定每人限时15分钟，就连他的两个孩子有时候都是来办公室才能见着他。这还不算上研究生院大量的管理工作。”
　　人们发现，钟扬是个“狂人”，他喜欢利用“零碎时间”，把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都“吃干榨净”。
　　钟扬出差时所带的背包里往往装着很多材料——翻译的材料、科普的材料，还有需要修改的学生的材料。一上飞机，钟扬就把材料拿出来，抓紧时间修改。
　　在长期和时间争分夺秒的比赛中，钟扬还学会了一套“断点续传”的技能：“我写个一百字的东西，如果写到五十字必须去干另一件事，我就停到这里，干完回来马上从第五十一个字接着写。这和生物信息学一样。基因组太长，不是没法整个儿一下子测出来吗？就用‘鸟枪法’打断，一段段测，再用信息学方法拼接。这个原理在上传大文件时也会用到，就叫‘断点续传’。”
　　在高原，钟扬往往一夜睡不到4个小时。
　　要知道，即便是西藏当地人，由于高原缺氧，睡得不熟，也往往要睡够八九个小时才有精神起来工作，可钟扬却说：“我在上海睡两个小时，在这里睡四个小时，已经很奢侈了……”
　　与此同时，钟扬的身体正在发出一次又一次预警。

凌晨3点钟的闹钟

　　2015年5月2日夜，上海长海医院给出的诊断结果是脑出血。
　　一阵手机铃声，惊醒了当天在陪夜的学生徐翌钦。
　　此时是凌晨3点钟。
　　“谁这个时候打电话？”
　　找到钟扬的手机，才发现原来是闹钟。
　　第二天，徐翌钦好奇地问钟扬：“钟老师，您为什么给自己在凌晨3点钟设置了一个闹钟？昨天夜里还吓了我一跳……”
　　钟扬的回答让徐翌钦愣住了：“这是用来提醒我睡觉的闹钟啊。”
　　徐翌钦好像突然明白了，钟扬肩上的担子，有着他想象不到的重量。他多少年如一日坚持每天工作20个小时，在这20个小时内他为了节省时间，用5分钟解决一盒盒饭，抓紧开会间隙打个盹，他用自己的“负重前行”换来了无数個“第一”：他指导西藏大学申请到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第一个生物学硕士点、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帮助西藏大学培养出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名单，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历史空白，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钟扬的坚守，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苦得多。
　　抢救后的第三天，钟扬还没有度过危险期，仍旧在重症监护室观察，可他满脑子全是工作的事儿。
　　正好此时赵佳媛来看他，他就让她打开电脑，自己口述了一封交给党组织的信。
　　在信里，钟扬写道：“西藏是我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屏障，要建设一个长效机制来筑建生态安全屏障，关键是人才队伍。”钟扬建议开展“天路计划”，专门从事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
　　回顾自己十几年如一日的高原经历，钟扬不禁感叹，也许自己的身体再也不允许自己上雪域高原了。他在信中写道：“14年的援藏生涯对我而言，既有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的艰辛，也有人才育成、一举实现零的突破的欢欣;既有组织上给予的责任和荣誉为伴，也有窦性心律过缓和高血压等疾病相随。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住在重症监护室里，钟扬不敢看书工作，担心医生会批评他。他总是趁学生来看望他的时候，悄悄布置工作，有时候还要学生拿出电脑记下来。有一次赵佳媛来看他，刚刚拿出电脑，就被护士看到了：“这是重症监护病房，旁边那么多仪器，你拿个笔记本过来看一个患重病的病人，你觉得这样合适吗？”赵佳媛被训得差点哭出来，看着躺在床上的“罪魁祸首”，半天说不出话来。她多么希望自己的老师能够安心休养，不要再操心工作的事情。可是她知道，老师就是一个闲不下来的“工作狂”啊…… 　　2015年5月15日下午，钟扬出院，重新投入工作，而此时半身不遂的他甚至连午餐盒都无法打开。他的身体也已极度虚弱：长期的高原生活、过高的工作强度、严重不足的睡眠，使钟扬出现心脏肥大、血管脆弱等症状，每分钟心跳已经到了临界值，只有40多下。
　　医生对他下了三个禁令：不喝酒、不坐飞机、不去西藏。
　　没想到，才过一年，他不顾医生告诫，再次走上高原路……

“我戒得了酒，就是戒不了西藏啊”

　　听说钟扬突发脑出血，身在武汉的好友王有为很着急。本来他想立刻去上海探望，但手头工作使他一时脱不开身，等到他到了上海，钟扬已经出院了。
　　王有为本以为钟扬会好好地待在床上静养，谁知道他身体还没大好，整个人就已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状态：给学生指导论文、参加复旦大学和研究生院的重要会议……
　　“你怎么一点儿也没消停啊？”钟扬看上去比以前憔悴多了，王有为看到他又恢复到这种随时随地争分夺秒的状态，不禁为他的身体担心。
　　“让我在床上躺着我难受啊，好多事情都耽搁不了。”
　　“你怎么就算不过来账呢？你这次脑出血，就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王有为知道，钟扬患有多种高原病，平时进藏又没有什么防范，他一直担心钟扬在青藏高原上身体出状况。
　　“你看我这不是没事了吗？”
　　“医生怎么说的？”
　　“医生就说不让喝酒，不让坐飞机，也不让进藏了。”
　　“那就好，你这次吸取教训了吧？”
　　“是啊，我把酒都戒了。”
　　“戒酒是应该的，西藏你以后也别去了。”
　　“嗯，我知道，短期内肯定不会去了。”
　　“短期内？意思是你以后还要去？”王有为的声音顿时提高了八度，他难以置信，一个刚刚和死神搏斗过的人，怎么还想着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以后再说以后嘛。”钟扬说得有点心虚。
　　“以后再说以后？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脑血管会破裂？就是因为你的心脏搏出来的血压力太大了。你年轻的时候身体可能还能承受下来，但你年纪越来越大，血管越来越脆弱，它受不了那个压力，就会破裂。这次你算是有惊无险，你还想有下一次？我跟你说，你再也不许进藏了，进藏就有生命之忧，特别是西藏的医疗条件，你即使是个健康的人，可野外采集去的都是些荒无人烟的地方，离医院太远，心血管系统、脑血管系统的毛病也没办法治，你知不知道？”
　　“哎呀，有为，你别激动嘛……”钟扬见王有为情绪激动，赶紧安抚他。
　　“不是我激动，是你要搞清楚自己现在的状况啊！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真的想把小命交待在那儿吗？”
　　“有为，你说的道理我都懂，但是我戒得了酒，就是戒不了西藏啊，我不去心里就痒痒，不去就觉得好像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儿啊……”
　　王有为愣住了。他知道钟扬去西藏不单单是为了做科研，他有一种情怀在里面，但他不知道钟扬对青藏高原的感情已经深到这种地步，仿佛那种情怀能够让钟扬承受身体所不能承受的极限，忍受身体所不能忍受的病痛。
　　王有为只得转了话题：“好吧，进藏的事情我们先不说了，医生给你开药了吧？我看看是什么药。”王有为是研究药学出身的，对老朋友吃什么药自然上心。
　　“哎呀，真不好意思，我今天出门急，把药给落在家里了。”
　　“你把药落在家里？那降压药你也没按时吃？”
　　钟扬被说得有点不好意思：“哎呀，你好不容易过来一趟，怎么感觉好像兴师问罪来了？”
　　“我不知道你吃的什么药，但是你血压已经高了，你还不吃药，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你其他的脏器都会受损伤。”
　　钟扬只好一一答应下来，然后赶紧转换话题，聊点工作上的进展。
　　王有为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他知道钟扬没坚持吃药，一来是因为他记不住，他总是对自己的事情不大上心。二来钟扬曾经说过，这种事情是双刃剑，如果自己老靠吃药来撑着，就永远适应不了高原上的那种环境。他为了让自己的心脏锻炼得能适应高原的环境，所以才没有按时吃药。
　　王有為知道钟扬的想法有点太不切合实际了，一来不吃药本身就会有风险，二来钟扬是一个中年男人，对高原适应能力的可塑性已经很小了，他却还是要坚持去适应。他只好又嘱咐了几句按时吃药、注意身体的话，心里却觉得这样下去真的不是办法。
　　钟扬的出差频率又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2015年11月，钟扬在成都参加国家教学平台的会议时，碰到了同在西藏大学援藏的刘星。
　　刘星是2015年到西藏大学的，在西藏大学理学院对口援藏，为期一年。但在2015年11月时，中组部第八批援藏工作开始启动，西藏大学希望刘星能够继续留下来，为藏大生物学硕士点、生态学博士点以及一流学科建设贡献力量。
　　当天晚上，刘星到钟扬房间找到他，想征询一下钟扬的意见。
　　“钟老师，有个事情想来请教你，现在中组部开始启动第八批援藏的工作了，藏大这边的意见是希望我能留下来，继续推进生物学和生态学的学科建设，你觉得呢？”
　　“刘老师，这是好事儿啊。我在这边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也建起了一些团队，你在这边研究的不也是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进化吗？我这边有一些独特的资源，都可以帮到你。”
　　刘星一听，一股暖流淌到心头，他感到钟扬身上有一种奉献精神在鼓舞着自己，并且期待着自己跟他并肩作战。

　　正想着，钟扬那边来了电话。
　　是钟扬的母亲。
　　刘星隐约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扬子，你身体不好，别又上（西藏）去了。” 　　钟扬连声答应：“放心，放心……”
　　钟扬跟母亲絮叨完，挂了电话，叹了口气，但转头就跟刘星说：“刘老师，其实我自己已经想好了，我还要留下来，当第八批援藏干部。”
　　刘星闻言愣住了。他知道钟扬5月份突发脑出血，这才刚好没多久，又要上去？
　　“鐘老师，你不是刚好吗？你把身体养好了，可以上西藏。但若申请成为第八批援藏干部意味着你要像以前一样两地跑，哪头都不能耽误，这么连轴转，我怕你的身体……”
　　“刘老师，我已经想好了。还有，西藏大学的博士点要评估，需要多一些懂专业的人一起推动，我还是希望你能留下来。”
　　刘星被钟扬的精神感动了，钟扬的话让刘星下定了决心，留下来为西藏大学一直干下去。
　　几个月后，钟扬把第八批援藏申请书放在了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的面前。金力负责这项工作的审批。
　　金力一看申请书，眉头马上一皱。他和钟扬是多年的好友，他也深知高原反应对一个人的伤害，何况钟扬脑出血才刚刚好，医生还给他下了“不去西藏”的禁令。
　　钟扬说：“我体检都做过了，没有问题，可以进藏！”
　　金力问：“你是真的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之度外了？”
　　钟扬笑了笑说：“没那么夸张，你赶紧签字吧。”
　　金力原本并不愿意签这个字，可禁不住钟扬软磨硬泡，最后只得让钟扬心满意足地拿着申请书走出了办公室。
　　钟扬申请成为中组部选派的第八批援藏干部的消息传到了王有为那里。王有为一听，觉得自己必须阻止他再进藏，因为一旦发生危险，后果难以意料。但是如果他直接劝说钟扬，以钟扬的性格必定不会奏效。
　　王有为想到了一个办法。复旦大学本来是西藏大学的对口援藏单位，如果他把复旦大学从对口援藏的单位名单中拿出来，这样钟扬应该就能少去几趟西藏，到时候再劝劝他，说不准还能打消他继续援藏的念头。
　　王有为随即通过武汉大学向教育部递交申请表，在申请表中罗列诸多理由，申请让武汉大学把复旦大学从对口援助西藏大学的名单中替换下来。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教育部确定援藏名单后，王有为发现西藏大学的两个对口援藏单位已经改为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不在名单上了。
　　王有为松了一口气。
　　结果过了几天，钟扬跑到武汉大学找到王有为。
　　一见到王有为，钟扬就说：“有为，你不对！你怎么能把我们复旦大学给搞掉了呢？听说就是你建议的。”
　　王有为义正词严：“是，我就是不想让你再去送命！”
　　没想到钟扬接着说：“我搞了这么多年，不能让你把复旦大学搞没了！不过现在都好了，我又去教育部，把复旦大学加上去了。”
　　王有为大吃一惊，一时没回过味来。钟扬走后，他跟教育部联系后才知道，钟扬专门跑到北京，去找教育部的相关领导提出要求，说复旦大学对口援助西藏大学多年，做出了很多贡献，不能把复旦大学从名单里替换下来，坚决要求教育部把复旦大学加入名单。最后，就连教育部的相关领导也拗不过他，又把复旦大学加了进去。
　　王有为不禁抚额长叹。按照他的计划，复旦大学退出来之后，钟扬相应地能够降低进藏频率，这样王有为就可以和钟扬做一个接力，由他进藏待一段时间。他都已经想好，可以去西藏大学教一门课，让这个援藏的岗位有人替补上，但没想到钟扬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变本加厉的“科学狂人”

　　2016年6月的一天，晚上8点，成都双流机场。
　　钟扬的手机突然响了。
　　“扬子，你干吗呢？吃饭了吗？”是父亲钟美鸣。
　　钟扬顿了一顿，只好说：“在外面呢。”
　　正是机场客运高峰，广播声、喊叫声、行李在地上拖动的声音……无数种声音汇集在一处，传到手机的另一端。
　　“你在哪儿？”钟扬那边嘈杂的背景声引起了老父亲的怀疑。
　　钟扬略微迟疑，还是说：“我在成都。”
　　“你怎么跑到成都了？”
　　“……”
　　“你说话啊扬子，你是不是又要去西藏？”
　　“哎呀不是，爸，你就别问了……”
　　“你可别瞒着你爸妈。你知道你妈身体不好，经不起折腾了，你要是想让她舒舒服服地在家里好好歇着，你就别去西藏了！”
　　“哎呀，知道了。爸，我这里还有事儿，先不说了哈。”
　　钟扬没等父亲回音，就挂了电话。
　　他的手上拿着的，不是机票又是什么？
　　钟美鸣的直觉没有错。就是在这一天，钟扬又从上海经成都，转飞西藏。
　　从此直到生命的尽头，钟扬密密麻麻的日程，又和青藏高原上的山水草木、西藏大学的学科建设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拉琼眼前站着的，是一个虚弱的人，在烈日暴晒下，眉头紧锁、吃力喘息，身上穿的还是29块钱买的那条牛仔裤。
　　拉琼本来要问他：“钟老师，你不要命了？”可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看着拉琼欲言又止的神情，钟扬反而笑着宽慰他：“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戒得了酒，就是戒不了西藏啊！”
　　连酒都戒了，就是戒不了西藏？
　　拉琼突然觉得，眼前站着的这个人是一名战士，与雪域高原的恶劣环境、与自己的余生战斗的战士！
　　这一次来，钟扬还是为了西藏大学生态学学科建设的事情。“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些事情还得继续推动。”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南蓬了解他：“他脑出血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病，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是后来，他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加快了。他说他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他10年，让他把西藏的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卢宝荣知道，钟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对于援藏、对于科研，他的执着让常人难以想象。他是一个冲在前方的战士，同时又是一个收拾战场的人。西藏大学学科建设的新局面和他密不可分，如果他撤下来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钟扬曾说：“高原反应的危害要5到10年后才显现，我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时间，让我把高原种子和西藏的工作继续做下去。”
　　钟扬在西藏大学有一个外号，叫“钟大胆”，是因为很多西藏本地人都不敢做、做不好的事情，他都能付出更大的艰辛去把它做好。
　　“他哪里是‘大胆’，他是在拿命换科研啊！”拉琼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钟老师一年的奔波，超过一般人10年甚至20年走过的路。他就是这样一位先锋者，科研、教学、管理、科普……他涉足的每一项工作，都做出了卓越业绩。”
　　在钟扬心里，他早已把勇当“先锋者”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钟扬说，“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
　　由于多次患病和常年奔波造成的疲惫，钟扬的心跳每分钟只有40多下，这已是人体生理的极限。
　　但在他灵魂中跳动的那颗赤子之心，没有极限。

心中有大我

　　1992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继明，杂志到了！”
　　敲开同学周继明的门，钟扬把一份《密友》杂志递给他，他手上还有一大摞。
　　“你来送啊？”周继明与钟扬同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人都加入了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联谊会办了一份杂志，叫《密友》。
　　“哈哈，服务到家嘛。”
　　“这一期又是你主编的？”
　　“是啊，这一期还有我的文章，多多支持啊！”
　　“你每期都写啊？”
　　“是啊，别看我是个理科生，其实我从小就爱写东西，上中学的时候我还编过我们学校的校报呢。你赶紧看看，有什么问题随时反馈哈。”
　　钟扬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做的是访问学者，和约翰·比曼教授一起完成“等级分类学数据库设计”的项目。
　　研究工作进展很顺利。在出国前，钟扬已经主持完成了“计算机在植物学中的应用”“湖北及邻近地区珍稀濒危植物数据库”“数量分析方法在进化植物学研究中的应用”等多项开拓性科研项目，为他和比曼教授一起完成的这一项目奠定了基础。
　　在进行研究之余，参与编撰《密友》成了钟扬的一大乐事。《密友》每个月发行一期，主要刊载中国国内消息和中国师生们的学习工作情况，在联谊会被广为传阅。钟扬一来，就自告奋勇担任杂志主编，从选题、组稿、撰稿到印刷、发行，乃至将杂志送上门，他都亲力亲为。
　　周继明就是杂志的忠实粉丝之一，当时的他深深被钟扬忘我的工作热情和能量所感染，感到钟扬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后来钟扬的妻子张晓艳也被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派到密歇根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她禁不住钟扬眉飞色舞的劝说，也加入到挨家挨户给同学送杂志的行列。
　　有一次，钟扬听说给住户送报纸每个月可以有二三十美元的收入，他又打起了送报纸的主意。
　　钟扬回到住所，立马跟妻子分享刚刚听说的新闻。
　　“你怎么又想起给人送报纸了？你平时又搞科研又办杂志，你有时间吗？”
　　“不用特意去送啊。你想啊，我不是每个月给同学送杂志吗？我送杂志的同时顺便给附近的住户送送报纸，不是每个月又多出二三十美元的收入了吗？”
　　“你要拿这些钱干吗？你计划过吗？”
　　“我当然想过了。我只要坚持送上几个月，说不定就能挣出一台复印机的钱。咱们所里的复印机实在是太老旧了，经常卡纸，能多买台复印机回去，不是很好？”原来，钟扬是想多挣点钱，回去给武汉植物研究所添置办公设备。
　　“你还真是什么事情都想着所里。”张晓艳打趣他。
　　“所里给我这个出国留学的机会，我当然要想着了，回去的时候咱们不仅要买复印机，如果手头还富余钱，再给所里配一台电脑。”
　　张晓艳摇了摇头，不再说话。的确，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的计算机设备很陈旧，当时用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配备的IBM5150，随时都可能死机。放在国外，这种机器都应该报废了。钟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所里的办公条件改善一些。
　　钟扬见张晓艳没有说话，又憨笑着劝她：“晓艳，你别不高兴嘛，这样好不好？你陪我一起送报纸，这样咱们就能赚双份的钱，还能共享同一份劳动果实呢。”
　　钟扬的话，让张晓艳哭笑不得：“你还把这当成一件好玩的事儿？再说了，谁要跟你共享劳动果实了？我自己有工要打，谁去跟你送报纸？”的确，当时张晓艳所持的是J2签证，有合法的工作许可。
　　可最后，张晓艳还是拗不过钟扬，跟他一起送起了报纸。
　　一年多过后，钟扬的研究取得了突破。
　　钟扬和比曼教授创新地设计出一系列可用于分类信息系统的数据模型、询问系统和算法，建立了一種新型植物学分类信息数据库。
　　两人把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发表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最权威的杂志《TSYON》上。
　　论文一经发出，随即获得广泛关注。在美国全国卫生基金会的演示会上，钟扬和比曼的这套系统得到一致好评。得益于权威机构的肯定，很快这一数据库就在互联网上运行起来。
　　到回国的时候了。
　　“继明，我准备和晓艳回国了。”一天，钟扬跟周继明闲聊的时候，说出了回国的打算。
　　“你们要回国了？”周继明一听，实在有些震惊。要知道，当时的国内科研和生活环境都比国外差了好几个档次。 　　“你想好了？”周继明问他。
　　“想好什么？”钟扬有点不解。
　　“想好回不回国啊！”
　　“哦，这个啊？这有什么好想的？我从出国的时候就想着要回国啊，从来没想过留在国外。”
　　周继明嘴张得老大：“那学校这边也没有留你吗？你这么优秀，学校怎么舍得放你走？”
　　“学校这边倒是希望我能够留下来继续做科研，而且会给我申请奖学金。但我觉得还是回国更好。”
　　“那……晓艳也跟你一起回去？”
　　“是啊，她的研究也差不多做完了，我俩一起回去。”
　　钟扬和张晓艳也讨论过回国的问题，他跟张晓艳说：“美国吧，你可以这样想象，可能是你的一个比较有钱的亲戚，或者一个朋友。我们来学一点东西、串一串门、做一做客都可以，但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热情、我们的整个事业还是在中国。”
　　出国前半年，钟扬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里写道：“我是一个在红旗下长大、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青年科技人员。在学生时代，我就向往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天，我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坚信不移，愿为党工作，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张晓艳理解他，她知道钟扬做任何事情，考虑的都是国家、集体和别人，唯独没有考虑过自己。
　　刚回国的时候，钟扬的举动更是让周继明大吃一惊。
　　当时国内的生活水平不高，家电用品更是稀缺资源，很多人从欧美、日本回国，都要买几个大件儿，冰箱、彩电、洗衣机都是少不了的。因为在国内买进口家电很贵，很多人选择在国外攒好钱，然后回国凭相关单位的证明到特别设立的仓库提货，既方便又经济，显得洋气。然而，钟扬带回国的却是别的东西。
　　临别时，周继明到钟扬家里帮他们收拾行李，可看到钟扬房间里新购置的电脑、复印机等，一下子惊呆了。
　　“钟扬，这是啥？”
　　“你没见过啊？这是复印机啊。”
　　“我知道这是复印机，我问你买这个干吗？你要带回国？”
　　“对啊，不带回国，难道留给你啊？”
　　“你带回国干吗？难不成要开打印店？”
　　“你想哪儿去了？把这个拿到单位，大家一起用啊。单位的复印机太旧了，每次打不了两页就卡纸，早该报废了。把这个拿过去用，既节省时间又节约纸张，能方便大家，不挺好？”
　　“那传真机也是？”周继明已经猜到了答案，但仍然要证实一下。
　　“是啊，传真机也是给单位的，单位的这些办公器材都太老旧了，要想搞好研究，首先硬件得跟上啊。对了继明，你明天有空不？陪我去趟电脑城，我想再买台电脑，你给我参谋参谋啊！”
　　“还要买电脑？”周继明觉得钟扬太不可思议了。
　　“是啊，单位的电脑早就跟不上科技发展的步伐了。我们要发展科技，首先要更新我们的电脑！”钟扬说得振振有词。
　　“不对啊，你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么多大件儿？你送报纸赚的钱有这么多吗？”周继明回过味来，狐疑地看着钟扬。
　　“嘿嘿，这都被你发现啦？我的钱当然不够了，不过这不是有晓艳吗？我叫她把钱也贡献出来啦。”
　　周继明一听，心里有点替张晓艳打抱不平：“钟扬，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自己赚的钱，你爱买啥买啥，谁也管不了你，但人家张晓艳在外面辛辛苦苦打工赚钱，人家容易吗？你把人家的钱也抢过来，你有意思吗？”
　　“哎呀，继明，你怎么还生气了呢？这哪儿叫抢呢？这叫夫妻一体！”
　　周继明看着一旁忙里忙外的张晓艳，跟她说：“晓艳，你就这么让钟扬薅你的体己钱啊？”
　　張晓艳只说一句“由他去”，瞪了钟扬一眼，接着干活去了。
　　钟扬用省吃俭用攒下的生活费给公家买大件儿的事在中国留学生圈子里传开了。有人偷偷给钟扬取了一个外号——“傻猫”，因为钟扬干的都是别人理解不了的事情：放着好好的科研条件和奖学金不要，非要回国;省吃俭用攒下的生活费不买家电，不存起来，却买了办公设备，捐给了单位。
　　可钟扬却不以为意。在他看来，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单位的科研硬件水平上一个台阶，让大家的办公效率提升一个档次，让大家的时间真正花在有价值的地方，他花的这些钱，值了。
　　钟扬的这些大件儿走的是海运。等货物运回国内，却被通知货物在上海海关给扣下来了。
　　“同志，我们运回来的东西有什么问题吗？”钟扬眼看着自己千里迢迢运回来的办公设备没法清关，十分着急。
　　“你们运回这些是做什么用的？”海关的工作人员怀疑钟扬是想私自开一家复印店。
　　“同志，我们是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的，我们是想把这些先进的设备运回来捐给单位，用作办公。”钟扬给工作人员看自己单位开的证明。
　　“你们自己花钱捐给单位？”海关的工作人员上下打量着衣着朴素的钟扬夫妇，摇了摇头。从国外带彩电、冰箱回来的他见多了，就是没见过个人出国带电脑、打印机和复印机回来的，更不用说，是自己花钱把东西买回来捐给单位了。
　　海关的工作人员还是把物品扣下了，给的理由很简单：有逃税嫌疑，暂不予清关。
　　结果钟扬又费了好大一番周折，在上海停留了好几天，海关最后才同意放行。
　　这几个大件儿运到武汉植物研究所后马上派上了用场。武汉植物研究所由此建立了一个“计算生物青年实验室”，钟扬作为实验室的主任，用这些设备提升了实验室的科研条件，大大提高了研究效率，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

“发错了，发错了！”

　　2017年9月24日夜，平时倒头即鼾的钟美鸣，一夜失眠。
　　24日，钟美鸣像往常一样，通过微信和儿子交流，他发给儿子一张自己和老伴的近照，儿子马上回复点赞，跟二老问安。
　　25日早上7点，钟美鸣心里莫名感到不安，他又给钟扬发了十几张照片。一整天，钟美鸣都没有收到儿子的回复。他转念一想，儿子太忙，晚点回复是常事。 　　在父母眼里，儿子忙起来，是典型的“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类型。当初钟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植物研究所，二老很高兴，因为武汉植物研究所离家不远，钟扬随时能回家看看，一起吃个饭。没想到儿子工作后不仅蜗居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而且经常加班，有时一周都难见上一次面。
　　后来钟扬被调到复旦大学，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回家一趟，往往是放下东西就走，话都说不了几句。有时钟扬到武汉出差，忙得连回一趟家的工夫都匀不出来，只能拜托学生或者同事给父母送点东西。
　　2016年的一天，钟扬的母亲王彩燕因为儿子经常不回她的微信，心里憋着千言万语想要跟他说，无奈之下只好写了这样一封长信：
　　“……扬子，身体是自己的，也是家人的。自己有病只有自己最清楚。要自己保养，自己下决心去治疗。身体第一，钱、名、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个好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扬子，你现在对酒是不沾了，这一点我们放心了。但你现在仍然太忙，工作第一，对身体重视不够。想到你的身体，我就急。不能去上海，不能为你做点什么，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写着写着，头昏眼花了，只好停笔。太啰嗦了，耐心一点看完……”
　　这次，王彩燕又安慰钟美鸣：“扬子应该是在路上，坐飞机，倒时差呢，他明天看见就回复你了。”
　　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钟家在湖南和广东的亲戚已经聚在楼下，把钟美鸣家的网线偷偷拔掉了。
　　这天，武汉的几位好友聚在一起，敲开了钟美鸣家的门，可坐下闲聊了一会儿，只是说看看他们二老，又找个借口走了。
　　钟美鸣心里默默嘀咕：“今天这是怎么了？”钟美鸣顺手拿起手机，点开微信，还是没有钟扬的回复。
　　正在这时，手机“叮”的一声响了起来，一条短信就这么冒了出来：
　　“噩耗传来，万分震惊，拜请二老节哀！”
　　钟美鸣看见这条没头没尾的短信，吃了一惊。什么噩耗？谁去世了？这是不是发错的信息？
　　钟美鸣马上打电话给老友，老友一听他们尚不知情，话到嘴边，又变成：“发错了，发错了！”王彩燕已经明白几分，可她怎么也不肯相信，马上给钟扬发微信：“扬子，你在哪里？马上回复。”
　　微信显示：您有一条消息发送失败。
　　钟美鸣心里难受得厉害，马上拿起手机，把电话打给了张晓艳的父母。
　　2017年9月25日这天早上，和其他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张晓艳从双人床上醒了过来，望了空空的枕边一眼，然后起床，做饭，盯着钟云杉吃完早餐，自己又匆匆吃了一口，准备出门上班。
　　“钟扬是今天回来吧？”母亲问她。
　　“嗯，他昨天在內蒙古讲课，应该是今天就回来了。”
　　“好不容易回趟家，晚上叫他回来吃饭吧。”
　　“嗯，我跟他说一声。先走了妈。”
　　张晓艳默默叹了口气，她也不知道钟扬晚上能不能回来吃饭。
　　正想着，突然有电话进来了，是南蓬。
　　“张老师，我是南蓬，你在哪儿呢？”
　　“正准备出门，怎么了，南老师？”张晓艳隐隐觉得南蓬的语气有点不对劲。
　　“哦，没什么事儿，就是钟老师今早上不是去机场赶飞机嘛，他可能在路上出了点小车祸，我们也在了解情况，你先在家里等一会儿，别着急，我们这就过去找你。”
　　张晓艳大脑里“嗡”的一声炸了，随即出现了一系列她想象的画面：青藏高原上的山体塌方，一块巨石整个落在钟扬野外采集的必经之路上;山上遍地的砾石十分松动，一脚踩下去没踩稳就可能摔下山去;痛风发作的时候，每走一步都疼得冒汗，可钟扬还要坚持走在前面……
　　“他出这样的事情，概率还是很高的。”张晓艳只喃喃地说了这一句话，就挂了电话。她心里很乱，不知道这次又有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等待着这个家。
　　南蓬和赵佳媛到了楼下，约上张晓艳到学校旁边的咖啡店喝咖啡。
　　三个人沉闷地喝了一会儿，南蓬慢慢跟张晓艳解释：“钟老师坐的车撞到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大铲车，钟老师已经被送往医院，现在正在紧急抢救。”
　　张晓艳不再说话，她满脑子里想的都是钟扬宽慰她的话：“我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完，老天爷不会就这样把我收走的……”
　　三个人焦急地等待着进一步的消息。时间过得特别慢，一分一秒都是煎熬。
　　终于，复旦大学那边传来了令人悲痛的消息……
　　“我没有时间悲伤。”张晓艳一边跟复旦大学联系善后的事宜，一边跟公婆家那边的亲戚们商量先瞒着二老。她跟亲戚们商量好，25日晚要先让二老睡个好觉，能瞒多久瞒多久。同时她赶紧联系钟扬在武汉的亲戚，让他们赶到二老楼下照应着。
　　可武汉的亲戚发现，消息根本瞒不住，媒体上全都在铺天盖地地转发。他们知道，二老平时是看微信的，一看朋友圈估计就能看到。
　　“那就把网线拔了吧。”张晓艳跟亲戚商量。
　　“插头可以拔掉，可拔了以后，他们如果发现没有网的话，可能自己会再插上。我们干脆直接打电话到电信公司，把家里的网关掉。”
　　事情终归瞒不住。25日下午，一位老同志得知消息后，给钟美鸣发了信息，二老心里疑惑，把电话打了过去。
　　“怎么回事？哪位去世了？”对方一听，钟美鸣和王彩燕还不知道情况，心里暗想坏事了，嘴里赶紧说：“发错了，发错了！”就挂了电话。
　　钟美鸣前思后想还是觉得不对，“拜请二老节哀”明显是发给他们的啊。
　　钟美鸣再一次把电话打了过去，对方还是一口咬定“发错了”。
　　钟美鸣心里越来越焦躁不安，王彩燕已经忍不住哭了出来。钟美鸣一边安慰老伴，一边赶紧给张晓艳的父母去电话，可张家二老也是支支吾吾：“听说是出了一点事儿，晓艳已经带着大毛去机场了……”
　　张晓艳的手机马上就显示出钟美鸣的来电。张晓艳强作镇定，等着电话铃声响完，赶紧打电话给聚在钟家楼下的亲戚：“赶紧，你们赶紧上去！……上去了吗？” 　　“我们上来了，在按门铃了！”
　　张晓艳这才把电话回给钟美鸣：“爸，您千万别着急……钟扬出车祸了，没抢救过来……”
　　钟美鸣沉默半晌。
　　而后，电话那边爆发出二老撕心裂肺的哭声。
　　直到这个时候，张晓艳的眼泪才随着电话那头的眼泪一起流了下来。
　　她脑子里紧紧绷着的那根弦，终于有了一瞬间的放松……

“钟扬再也不能为你们做事了……”

　　2017年9月29日，最后送别的日子到了。
　　复旦大学生物楼东侧挂满了千纸鹤，倾诉着百千份哀思;银川的遗体告别会会场摆了700多个花圈。
　　钟扬生前的同事和合作伙伴赶来了，数十所高校的老师赶来了，还有很多中小学生和家长也赶来了，其中很多人只是听过他的一场报告。人们送的花圈实在太多，灵堂摆不下，只好摆在了广场上。
　　路过的群众看到了，都在问：“这是哪位大领导？怎么有这么多花圈？”
　　和钟扬只有一面之缘的西藏大学财经学院副书记旺宗，在听到钟扬离去的消息后号啕大哭：“怎么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这么走了？”
　　一位從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离休的老先生，腿脚不便几乎不能行走，他流着泪说：“我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钟院长对我来说，和革命当中的牺牲者是完全一样的！”
　　钟美鸣赶来了。
　　9月26日一早，钟美鸣从武汉奔赴银川。在路上，钟美鸣还存有一丝希望，他多么希望这一切只是一个梦，多么希望自己到了银川，钟扬到机场来迎接他，告诉他，这只是大家跟二老开的一个玩笑！
　　直到下了飞机，走到遗体告别会的广场，看到如花海一般的花圈，钟美鸣才终于强迫自己面对这个事实：钟扬，他那个一直都非常优秀的扬子，真的已经走了！
　　这天，银川的天气特别好，钟美鸣第一次发现，北方秋天的阳光居然也这么刺眼。他一步一挪地走到钟扬遗体存放的地方，看了一眼，便不忍心再看。
　　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们聚了上来，安慰的话到了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反倒是钟美鸣看着大家欲言又止的样子，出言安慰说：“其实我和他妈妈是反对他再上西藏的，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他做完手术之后，医生跟他建议不适合上西藏。但是钟扬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那边还需要我，我希望我还能够再做10年……’”
　　钟美鸣停了停，说：“真是可惜啊，钟扬再也不能为你们做事了！”
　　所有在场的人，泪流满面！
　　千里之外，王彩燕静静地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拼命抑制住心里无边无际的思绪。连续很多天，母子相会于梦中，儿子的音容笑貌一次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每次回家，肩膀上背着又大又沉的黑色背包，满眼血丝却精神饱满的钟扬。
　　将任何待办事项都记在小纸条上，各项日程分清轻重缓急、有条不紊的钟扬。
　　每次临走时，叮嘱高原缺氧、劳逸结合后总应一声“妈我知道了”的钟扬。
　　……
　　她知道，钟扬对这个家总是心怀愧疚。他曾对人说：“我15岁就离开家在外求学，这么多年一直在忙碌着，和父母见面的机会不多。今年，我父亲得了重病住院，我放心不下，这才每个月回家去看看他们。还是那句老话：忠孝不能两全！”
　　忠孝不能两全！
　　可如今，父母等到的，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怆。
　　王彩燕本是老病号，身患冠心病等五种病。可是儿子离开后，她买菜洗衣、做饭待客、迎来送往、收发邮件、照料丈夫……一切如常，异常冷静。
　　可这一切如常的背后，没有人知道她心头背负的，是如何剧烈的疼痛！这如山如海的疼痛，在不断有人前来看望时，终于让她止不住痛哭：“让他去，他为国家做事，就让他去忙，守着我们两个老人，那样的人没有出息……我们总是这么想，让他去……”

“12年前的全家福”

　　钟扬在上海的家，是单元楼里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除了他们一家四口，张晓艳的父母也住在这里。
　　屋子里有一面照片墙，记录着一家人的点滴生活和两个孩子的成长瞬间。可钟扬的身影却鲜少出现在这面照片墙上。
　　张晓艳说：“钟扬最近一次和家人的合影，是12年前的一张全家福。照片里，两个孩子坐在游乐园的设施上，一旁的大人笑得灿烂。”
　　每次张晓艳看着照片墙，总觉得少些什么，催着钟扬什么时候能补照一张全家福。有好几次，钟扬本来已经答应好，陪家里人出去走走，顺便补照一张，可往往是答应了又临时有紧急工作，每一次都遗憾缺席。
　　“爸爸不靠谱！”这是两个孩子从小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钟扬答应他们的事情，有一两件事情能够兑现，已属难得。
　　钟扬实在太忙，带孩子基本上全靠张晓艳。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教育的问题出现了，需要夫妇两人一起商讨。
　　虽然两个孩子继承了钟扬和张晓艳的优秀基因，但这种优秀的基因在一开始并未体现在学习成绩上。
　　钟扬有时会和同事杨亚军聊聊自己的孩子。杨亚军记得，钟扬的两个孩子读小学的时候，是班里有名的“差生”，一个考倒数第一，另一个考倒数第三，回到家里，两个孩子常常就“谁才是最差的”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吵得不亦乐乎。钟扬开玩笑说，为了帮助他们找到答案，自己就把两个孩子转到了一个班，结果是：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二。
　　“你怎么能笑着谈这样的事情？换作一般家长都要崩溃了。”杨亚军不解。
　　“崩溃的不是我，我去开家长会，被他们的班主任臭骂了一顿。班主任说因为班上有这俩活宝，他月月没奖金啊。”钟扬继续笑着跟他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