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城市化高度依赖人口与资源的空间集聚，全球经济活力中心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及其周边，突出表现为人口与经济资源在空间上的极化。人口集中在大城市带来一系列都市病，但这并不能阻止人口继续向大城市聚集。各国出台了各类大城市人口调控方案，甚至用严苛的财税经济手段来疏散大都市人口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但这些努力都不甚成功。
　　城市化具有显著抑制生育率的内在机制，因而城市生育率低于乡村。城市化与低生育率不仅导致人口负增长，同时促使人口空间极化，并进一步压低生育率，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促使产业转型升级，现代社会第二、三产业对从业者素质要求更高，这必然驱使家庭由对孩子的数量追求向质量追求转变，衍生出城市长期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
　　尽管未来中国会维持庞大的人口规模，但少子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中国无法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外来移民改善人口结构，而大城市会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成为低生育陷阱的重灾区。“十四五”后，中国大概率将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这或将形成叠加效应，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风险。
　　人口数量与结构变化具有惯性，在它的作用下，少子老龄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人口趋势。如何在城市化无法逆转的前提下提升生育水平，让城市成为生育友好型社会，从而避免系统性崩塌，必将是一场艰苦的探索。人口发展新战略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
　　第一，要转变人口发展理念。年轻人口是一国生存与发展的战略资源，面对新形势，要加快人口发展理念的转变。
　　第二，調整生育政策是人口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条件。尽快取消限制性生育政策，并转而实施鼓励性生育政策，促使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附近，是当下中国的不二选择。
　　第三，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在现代社会，生育具有外部性。宏观上的国家与微观上的家庭是生育的主要获益者，因而生育与养育的责任应由家庭与国家共同承担。国家责任长期缺失，而通过公权力将生育与养育责任转嫁给家庭与用人单位，这样做存在严重问题。因此，要尽快建立完善生育与养育成本的社会补偿机制，适度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加快建立生育成本的社会补偿机制。国家应给生育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托幼服务、女性就业便利等政策措施。具体包括直接或间接对新生儿家庭进行经济奖励或补贴，完善育儿休假制度，充实和完善社会保育设施等。
　　第四，应尽快变革社会保障制度，比如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伴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退休年龄也应相应地提高。一来增加养老保险收入，减少养老保险支出，增强社保基金的持续支付能力;二来缓解劳动力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保障过度与不足在中国长期并存。碎片化与差异巨大是中国社保制度的突出问题。缓慢增加甚至冻结保障过度者的社保水平，适度提高保障不足者的社保水平，逐步缩小不同群体间社会保障水平差异，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