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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今年APEC的东道主，第9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第13届双部长会将于10月在上海举行，有关方面对此寄予厚望。为此，本刊记者特地采访了曾长期担任中国APEC高官的王山禺生大使。 双向的需要 《南风窗》：我国为什么要加入APEC？它对我国有何重要性？ 王山禺生：
APEC对我国的重要性可从4个方面看。 第一，从几个简单数字看。APEC人口接近世界人口的一半(25亿左右)；生产总值和贸易额分别为世界总额的55％和46％；我国近80％的对外贸易和93％的外资(1991年)来自这一地区。 第二，从地缘政治上看，我国东南周边国家几乎都是APEC成员，现在又加上了北部的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和南边的越南。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以及新兴经济体东盟均是APEC的创始成员。我国可充分利用APEC的活动，在政治上为我国进一步搞好睦邻关系以及改善和发展中美、中日关系服务，同时进行必要的斗争，趋利避害。 第三，从经贸合作方面看，APEC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以及经济技术合作，有利于建立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对我国加深和加快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建设都有好处。1999年，我国与APEC其他20个成员的贸易额高达2709亿美元，占我国当年贸易总额的75％。在我国10大贸易伙伴中，除欧盟外其它都是APEC成员。在吸引外资方面，1999年，我国新签合同外资金额412亿美元，实际利用404亿美元，其中来自APEC成员的投资分别达309亿美元和312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新签合同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75％和77％。 第四，从政治地位上看，我国在APEC是平等的成员，重要的伙伴，处境比在世贸组织更佳。根据“平等伙伴关系”和“协商一致”原则，任何成员如欲推行某一动议，都必须寻求──或者说都少不了我国的合作，都必须考虑体现权利和义务以及利益的平衡。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在重大问题上，可以发挥我们的优势，或施加我们独特的影响。 总之，APEC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APEC。 APEC与工商界 《南风窗》：APEC同工商界的关系如何？请介绍一下我国工商界参与APEC活动的情况。 王山禺生：
为鼓励工商界参与，1995年11月APEC大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决定将原“太平洋工商论坛(PBF，成立于1993年)更名为“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简称ABAC)，并成为APEC的常设机构。 ABAC的主要任务是就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以及创造有利的工商环境提出设想和建议，并向领导人提交咨询报告。至今ABAC已提交名为《建设区域繁荣》、《ABAC呼吁行动》、《重塑经济增长的信心》和关于全球化问题等多份报告。每个成员委派3名工商界人士参加理事会。我国现在的3名代表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裁秦晓、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王丽丽、中益集团总裁张力军。 除ABAC外，APEC成员每年还举办一些工商界参与的活动，自1997年起，每年还招开一两次工商界领导人峰会(CEO
SUMMIT)。 在1998年的第6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宣布中国将成立“中国APEC企业联席会议”，并宣布出资1000万美元建立“中国APEC科技产业合作基金”。我国于1999年初成立“APEC中国企业联席会议”后，开展了不少活动，如与APEC部分成员驻华使馆探讨经贸商机，组团访问拉美国家，举办
“APEC2000论坛”等。据了解，秘鲁、俄罗斯和美国也成立了类似组织。从发展趋势看，今后APEC各经济体有可能成立类似协会。果真如此，势将有利于加强横向联系，有利于工商界更好更多地参与APEC活动。 企盼“上海精神” 《南风窗》:你曾长期担任中国APEC高官，离任后仍一直关心APEC进程，请你谈一谈对今年10月APEC上海会议的展望。 王山禺生：
回顾APEC过去12年的历史进程，我个人对上海会议有以下一些期待。 1.
要争取初步界定和完善“APEC方式”的内涵，并强调──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大家庭”是美国当时总统克林顿的“宠儿”(BABY)，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APEC成员的赞同──虽然程度不同，甚至还有点勉强；“APEC方式”是江泽民主席在新形势下发展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创举，也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APEC成员的赞同──虽然程度也有所不同，甚至也有点勉强。1996年《苏比克宣言》第一次将二者有机联结起来，提出“要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这是得到一致同意的。江主席提出的“APEC方式”主要内涵，如承认多样性，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强调开放性，遵循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以及集体决定战略目标，各成员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制定达标计划等，都可见之于APEC历次声明和宣言，都是各成员早已有过的共识。现在要争取的是，进一步磋商和完善，使之有机联结起来，界定清楚，正式写进《上海宣言》，体现一种“上海精神”。 2.
要选择一两个可以实现利益平衡或有利益汇合点的大项目。在APEC，一般来说，发达经济体更多关心的是“市场前景”，发展中经济体更多关心的是“发展前景”。这两者并非绝对对立，实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比如，前者要求后者尽快全面开放服务业，后者也并非全然不愿，实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如在电子商务问题上情况就是这样。现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主动提出要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加强能力建设”，其中就蕴含着双方的利益汇合点，我国作为东道主，正好接过来建议落实，如建立APEC金融培训中心和旅游服务与发展培训中心等。 3.
从APEC的实际需要和发展连续性考虑，需要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上增加推动力度。因此，上海会议很可能——也应该建议要求各成员强化单边行动计划，分别按两个不同的时间表，适当加快达标速度，同时推动
WTO尽快开始新一轮谈判。 4.
经济技术合作领域也需要推动“首次投入”(DOWN
PAYMENT)。 为了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1995年大阪会议在制定行动议程的同时，曾要求各成员提交“首次投入”，效果很好。次年马尼拉会议前，我国高官曾提出，在制定《经济技术合作框架宣言》的同时，要求各成员也在来年提交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首次投入”。东道主菲律宾认为是“好主意”，并表示将以东道主名义写信呼吁各成员同意。很多发展中成员都表示赞同，有的发达成员也愿意，但由于少数几个发达成员强烈反对，菲律宾迫于压力而打消原意，我们也只好暂时放弃，等待新的机会。 现在已事隔多年，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反思，APEC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虽难完全趋同，但利益的汇合点还是增加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觉得似乎可以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探讨。现在一些发达成员急于推动电子商务，打开亚太市场，发展中成员也极愿提高在这方面的能力，加快发展。如果它们能在这方面提出“首次投入”，帮助建立APEC电子商务培训中心，既有利于它们的市场前景，也符合发展中成员的愿望和需求，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我本人热切企盼APEC“上海精神”的诞生。希望在APEC未来的合作与发展中，少看到一点霸气──没有更好，多看到一点“APEC方式”和“大家庭精神”。果真如此，那将是APEC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