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产生了无数的英雄人物，IT业更是英雄辈出。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在哲学上向来都是充满了争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并不否定英雄豪杰的个人作用。列宁就说过: “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
　　从人的问题上来说，IT业这30年来，在商业范畴始终存在着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矛盾的表现形式简而言之就是服与不服、炒与被炒。中国虽然早就存在着职业经理人的文化，但并不成熟。在春秋战国时期，辩士们奔波于各国之间，求得实现自身抱负的机会。而枭雄霸主们，虽然乐于养士，却十分短视。公孙鞅虽然权倾一时，创造了秦国的繁荣，最终却难逃车裂; 伍子胥用一人之力使吴国崛起，最终却也为国君所灭。范蠡在勾践复国之后写给大臣文种的信中，异常清醒地预判了中国最早的职业经理人的命运: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直到清代，晋商的成功才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成功。而遗憾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
　　中国IT业的市场化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虽然始于大批知识分子创业，但市场却是草莽气十足。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企业依然受困于一个一开始就存在的问题，即创始人成败决定企业成败。在一个不成熟的企业中，企业创始人的个人智慧往往就是企业发展的极限。
　　柳传志打造了中国式管理的第一个基石，就是内部培养的接班人制度。老联想具有职业经理人的文化，却带着浓郁的家族式风格。真正的职业经理人文化的冲击，是从1999年李汉生从中国惠普跳槽北大方正开始的。从结果上看，那并不是一次成功的选择，但前后的种种讲述，却成功地把现代职业经理人制度和文化带给了中国IT业，包括两个问题: 职业经理人应该被赋予什么样的权力？中国企业是否要注定走上由职业经理人操盘的路径？
　　周伟在IBM中国前台长时间的操盘，令人们可以在漫长的历史时光中去审视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外企要在中国成功，并非有先进的技术、高贵的品牌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要与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深入互动。在过去30年，要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操盘手”。
　　周伟同时还颠覆了很多人对职业经理人“今天王家，明天李家”和“只看数字”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李汉生到周伟，前者完成的是职业经理人文化的一次碰撞与普及，而后者，则为中国公司树立了一个成功样板。
　　而唐骏和孙振耀的出现，则预示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未来的价值，这与其他市场化程度更深的领域十分相似。在现代足球发展历史上，存在着无数成功的“救火队员”，也有始终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神奇教练。他们不仅帮助一个球队实现了短期业绩，更能帮助它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唐骏和孙振耀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值钱，这是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