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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英格兰生物实验室首席科学官、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罗伯茨，向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发出倡议，力挺转基因作物，要求绿色和平等组织停止“反转”，特别是对黄金大米的反对。仅仅一天之后，就有另外107位诺奖得主在这封公开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从传播角度，一直以来，关于转基因的科普、宣传都试图通过对技术的科普性解释打消公众疑虑，遗憾的是，基于科学本身可证伪的特性，这恰好是科学最不擅长的部分。而此次公开信，最大的好处在于给转基因科普与传播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形象的同时又非常有效的逻辑起点。
在转基因这个问题上，普通人所能做的唯一正确事，是：停止“专业性”思考。很多人会说，我不懂生物专业，对基因的了解不会超过生孩子需要基因、DNA几个字母，我怎么能进行专业思考呢？实际上，对转基因的反对，正是出于普通人用常识进行“专业思考”。比如，以下这样的论述：“生孩子需要基因，而转基因改变了基因，人吃了转基因，就很可能被改变基因，影响生育。”简单的三层逻辑推导，实际上就是一个最朴素的“专业思考”过程。这种类似的思考很多，天看起来是圆的，远处的地是直的，所以，天一定像一个大碗；核桃像大脑，所以，吃核桃就能补脑。在人类最初蒙昧时代，可以说，正是这样的思考与联想，推开了科学的大门。
但是，这样的“专业思路”是打上引号的。今天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已经非常复杂，远非这种朴素的“专业思考”所能胜任。用“专业思考”替代复杂的科学理论与实验，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其实，在这类问题上，公众无法自行思考问题本身，唯一能思考的是，选择相信谁，谁更值得信赖。
国内的反转基因，不过是拾人牙慧，其源头是绿色和平组织。这也是为什么公开信针对的是绿色和平组织。所以，经过此次公开信之后，是否信任转基因食品，就变为了一个简单而形象的选择题：一百多位诺奖获得者与绿色和平组织之间，该选择相信谁？
在专业性的比较上，一百多位诺奖得主所代表的科学家共同体，肯定是远胜绿色和平组织的。从公信力与道德角度，此次发起呼吁的罗伯茨，是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此前，在美国政府实验室连续曝光炭疽杆菌、天花病毒和H5N1禽流感病毒事故后，他曾与多位科学家联名发表声明，呼吁限制在实验室制造高致病性流感病毒等危险病原体。
所以，质疑诺奖得主群体的唯一可行的逻辑，就是假设存在一种势力、一种利益，把108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诺奖得主聚在一起，让他们签署同一份声明。这个假设显然是荒谬的，而且，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绿色和平组织同样也存在自己的利益，更经不起推敲。
客观地说，绿色和平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贡献很大。比如，揭露污染、破坏空气或大气层的重大事件；反对乱砍滥伐森林；禁止输出有毒物质到发展中国家；禁止向海洋倾倒放射性物质；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等等。这一点，绿色和平组织的反对者也承认，该组织的一些活动对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组织，都会发生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任何组织的目标都可能会变异。虽然绿色和平组织是一个非盈利组织，但非盈利组织从来都不是纯洁、理性如天使与哲人。著名的红会就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即使撇开红会，中国民间的各种非盈利组织，也会有各种阴暗面。生存、延续下去，是组织的一个必然动机。绿色和平组织不接受政府与公司的捐款或帮助，主要接受普通人的捐款，目前，向其捐款的人数已经累积到280万。虽然这种方式保证了其纯洁性，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民粹化，迎合普通人的想法，迎合普通人的“专业思考”，哪怕这种思考并不科学。这种趋势必然导致绿色和平组织走向极端化、反智化。现在的绿色和平组织反对一切核事物，无论是核武器还是核能源，与此同时，还反对“地球化学化”，反对转基因。
在此次诺奖得主的公开信之后，绿色和平组织中国区的相关人士就表示：“不尊重民众的选择而盲目推广一个饱受争议的技术，是不负责任和危险的举措。”民众的选择，是绿色和平组织的道德性来源，同时也是其资金来源，而民众的观点与选择，实际上又源自绿色和平组织及其在国内的代言人，这就像一条吞下自己尾巴的蛇，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科学的逻辑起点，而是一个民粹、反智的循环。
我们当下的生活都是建立在科学与工业技术的基础上的，反科学、反智、民粹，必然最终会侵害普通民众的利益，所以，绿色和平组织的极端化，不但导致了舆论对绿色和平组织的诸多批评，也导致了绿色和平组织创始人之一帕特里克·摩尔的退出。
1971年绿色和平组织的首次行动中，帕特里克·摩尔坐着老旧渔船去破坏阿留申群岛上美军的核基地，如今，他却退出了绿色和平组织，并猛烈地批评绿色和平组织不科学，“煽动人们的恐慌”。他曾表示：“环保主义者反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反对基因工程的运动，很显然已使他们的智能和道德破产。由于对一项能给人类和环境带来如此多的益处的技术采取丝毫不能容忍的政策，他们实现了 Schwartz的预言（即环保运动将走向反科学、反技术、反人类）。”
2010年，帕特里克·摩尔就德国立法取消核电问题，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清洁能源发展之前，使用核能是人类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的最好办法。2014年，他对美国议员发表演讲，称现在并没有科学证据可以证明人类的活动与全球变暖有关。帕特里克·摩尔还支持转基因食品，在他出版的书里说：支持核电和转基因食品，是为了保护这个星球。“考虑到有60亿人需要吃饭，我们不能对自然‘顺其自然’，我们别无他法。”
长久以来，由于绿色和平组织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悲观预期，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一直是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形象在慢慢发生变化。随着这个形象的变化，关于转基因该相信谁的这道选择题，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相信科学家群体，而不是绿色和平组织，及其代言人。（李威荐）
从传播角度，一直以来，关于转基因的科普、宣传都试图通过对技术的科普性解释打消公众疑虑，遗憾的是，基于科学本身可证伪的特性，这恰好是科学最不擅长的部分。而此次公开信，最大的好处在于给转基因科普与传播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形象的同时又非常有效的逻辑起点。
在转基因这个问题上，普通人所能做的唯一正确事，是：停止“专业性”思考。很多人会说，我不懂生物专业，对基因的了解不会超过生孩子需要基因、DNA几个字母，我怎么能进行专业思考呢？实际上，对转基因的反对，正是出于普通人用常识进行“专业思考”。比如，以下这样的论述：“生孩子需要基因，而转基因改变了基因，人吃了转基因，就很可能被改变基因，影响生育。”简单的三层逻辑推导，实际上就是一个最朴素的“专业思考”过程。这种类似的思考很多，天看起来是圆的，远处的地是直的，所以，天一定像一个大碗；核桃像大脑，所以，吃核桃就能补脑。在人类最初蒙昧时代，可以说，正是这样的思考与联想，推开了科学的大门。
但是，这样的“专业思路”是打上引号的。今天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已经非常复杂，远非这种朴素的“专业思考”所能胜任。用“专业思考”替代复杂的科学理论与实验，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其实，在这类问题上，公众无法自行思考问题本身，唯一能思考的是，选择相信谁，谁更值得信赖。
国内的反转基因，不过是拾人牙慧，其源头是绿色和平组织。这也是为什么公开信针对的是绿色和平组织。所以，经过此次公开信之后，是否信任转基因食品，就变为了一个简单而形象的选择题：一百多位诺奖获得者与绿色和平组织之间，该选择相信谁？
在专业性的比较上，一百多位诺奖得主所代表的科学家共同体，肯定是远胜绿色和平组织的。从公信力与道德角度，此次发起呼吁的罗伯茨，是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此前，在美国政府实验室连续曝光炭疽杆菌、天花病毒和H5N1禽流感病毒事故后，他曾与多位科学家联名发表声明，呼吁限制在实验室制造高致病性流感病毒等危险病原体。
所以，质疑诺奖得主群体的唯一可行的逻辑，就是假设存在一种势力、一种利益，把108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诺奖得主聚在一起，让他们签署同一份声明。这个假设显然是荒谬的，而且，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绿色和平组织同样也存在自己的利益，更经不起推敲。
客观地说，绿色和平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贡献很大。比如，揭露污染、破坏空气或大气层的重大事件；反对乱砍滥伐森林；禁止输出有毒物质到发展中国家；禁止向海洋倾倒放射性物质；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等等。这一点，绿色和平组织的反对者也承认，该组织的一些活动对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组织，都会发生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任何组织的目标都可能会变异。虽然绿色和平组织是一个非盈利组织，但非盈利组织从来都不是纯洁、理性如天使与哲人。著名的红会就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即使撇开红会，中国民间的各种非盈利组织，也会有各种阴暗面。生存、延续下去，是组织的一个必然动机。绿色和平组织不接受政府与公司的捐款或帮助，主要接受普通人的捐款，目前，向其捐款的人数已经累积到280万。虽然这种方式保证了其纯洁性，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民粹化，迎合普通人的想法，迎合普通人的“专业思考”，哪怕这种思考并不科学。这种趋势必然导致绿色和平组织走向极端化、反智化。现在的绿色和平组织反对一切核事物，无论是核武器还是核能源，与此同时，还反对“地球化学化”，反对转基因。
在此次诺奖得主的公开信之后，绿色和平组织中国区的相关人士就表示：“不尊重民众的选择而盲目推广一个饱受争议的技术，是不负责任和危险的举措。”民众的选择，是绿色和平组织的道德性来源，同时也是其资金来源，而民众的观点与选择，实际上又源自绿色和平组织及其在国内的代言人，这就像一条吞下自己尾巴的蛇，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科学的逻辑起点，而是一个民粹、反智的循环。
我们当下的生活都是建立在科学与工业技术的基础上的，反科学、反智、民粹，必然最终会侵害普通民众的利益，所以，绿色和平组织的极端化，不但导致了舆论对绿色和平组织的诸多批评，也导致了绿色和平组织创始人之一帕特里克·摩尔的退出。
1971年绿色和平组织的首次行动中，帕特里克·摩尔坐着老旧渔船去破坏阿留申群岛上美军的核基地，如今，他却退出了绿色和平组织，并猛烈地批评绿色和平组织不科学，“煽动人们的恐慌”。他曾表示：“环保主义者反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反对基因工程的运动，很显然已使他们的智能和道德破产。由于对一项能给人类和环境带来如此多的益处的技术采取丝毫不能容忍的政策，他们实现了 Schwartz的预言（即环保运动将走向反科学、反技术、反人类）。”
2010年，帕特里克·摩尔就德国立法取消核电问题，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清洁能源发展之前，使用核能是人类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的最好办法。2014年，他对美国议员发表演讲，称现在并没有科学证据可以证明人类的活动与全球变暖有关。帕特里克·摩尔还支持转基因食品，在他出版的书里说：支持核电和转基因食品，是为了保护这个星球。“考虑到有60亿人需要吃饭，我们不能对自然‘顺其自然’，我们别无他法。”
长久以来，由于绿色和平组织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悲观预期，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一直是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形象在慢慢发生变化。随着这个形象的变化，关于转基因该相信谁的这道选择题，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相信科学家群体，而不是绿色和平组织，及其代言人。（李威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