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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男性通过征服世界并以此征服了女人，从此，在男女两性的竞争中，男性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并把女性作为按自己秩序要求安排的客体。就这样，“美狄亚（古希腊女神）的悲剧，宣告了女性世界范围内的彻底失败”（马克思语）。
然而，男性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女性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女性意识”的绝对消逝和男性秩序安排的绝对稳固。在绝大多数女性服从男性秩序安排的同时，个别女性和女性群体则用“肉弹”和“妖媚”从男性秩序安排的薄弱环节打开缺口，通过用女性身体诉诸男性的原始欲望和“另类”生活方式，用别样的“坏招”，获取了循规蹈矩的女人无以企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以至天下人慨叹“恨不生为女儿身”和“不重生男重生女”。对男人来说，秩序是重要的，使自己获益并快乐的等级秩序简直是不可或缺，但秩序不是人生和人性的原动力，情欲才是——弗洛伊德名之为力比多（Libitio）。聪明的女性在自己激起男性眼睛的情潮里发现了这一点，而平庸的女性则从男性在自己的肉体上释放的快乐中感受了这一点，并在自己得到的男性馈赠和自己以身体铺平成功路的先例中得到启发：“坏女孩”的作派与其说是一种异类的生存状态，还不如说是一种高明的经营方式。前几年，著名的德国女性主义者乌特·艾尔哈特出版的《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很快就成了中国千千万万个年轻女孩的床头书。她们揣着这本小册子理直气壮地恣意妄为，于是“好女孩”与“坏女孩”的概念风也似的在中国流行。
光看书名就别有意味，不说好女人（woman）、坏女人，而说好女孩（girl）、坏女孩，将人老珠黄、风情不再的女性撇开，多少就有了身体卖弄和青春张扬的味道。这就是说，与好女孩永驻的天堂相对应的，不再是男性秩序和男性思维确立的“地狱”，而是自由广阔的“四方”。在这里，女人不再按男性社会为女性设定的身份生存，不再自视不输于男性，而是用另外一种作态欲与男人分一杯羹。
就传统则言，好女人是男性霸权世界利益分配机制和原动力的产物，淑女、贞女、烈女便是好女人的具体表现形式。总之女性满足男性群体理念和共同志趣，得到的回报却是男性秩序安排给予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荣誉。例如，过去是诰命夫人，现在则是获得全国××奖，最好是高层领导颁奖。看看中国传统的好女人们：花木兰、杨门女将、孝庄皇太后以及下层社会的贞节牌坊阴影下的女人，无不是以女性自我戕伐开始，以男性自以为得计的沾沾自喜为终。花木兰消除女性特征到男人世界打拼，某女人忘我工作，某女干部“男人婆”似的颐指气使，结果都占据了男性秩序安排的高位。如今很流行的政府机关定名额安置女性副职的结局是，一方面男人为女性设计了“陷阱”和“圈套”，另一方面，女人们要拼命地扮贤淑，做贞洁，心甘情愿地往“陷阱”和“圈套”里跳。除此之外，她们实在没有比之更好地获取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门径了，因为女人可以性自矜或自持，但不能没有财富的支撑和滋养。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做传统的好女人，实在是成本太高，成功的机遇太少，过程太长，这跟女性天生红颜易老相矛盾。例如，唐时的鱼玄机，天赋甚高，却身为下贱，因此“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不得已做了道士。聪明的女人倒看透了这一点，于是舍弃装腔作势、扭捏作态那一套，离弃对男性群体的依榜和男性安排的秩序，直取具体男人，直接引爆男人对女人肉体的急切占有，从而挑战两性世界既定的利益分配体制，颠覆现实的价值观，以坏女人的形象吸引男人眼球，进而在另一个利益分配流程上大快朵颐，大获全胜。她们利用自己的肉体作为自身权力和生存权利的伸张方式，挑衅世俗，暴露自我，强烈地表现两性差异，就像一个著名女艺术家的口号一样：“你的身体就是战场。”〔1〕
有人把“坏女孩”的产生归于市场化的结果〔2〕，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在没有市场之前，当好女人在男性秩序安排框架上蜘蛛似的缀网劳作时，“坏女人”也同时在开辟着另一个战场。如果史传不虚的话，宋代的李师师当是中国历史上以“坏女人”品牌大获成功的典范。她不是公主贵妃，没有做成淑女、命妇，却用自己的身体诱惑男人并从男人那儿获得艳丽衣食和十足的捧场，最后把皮肉生意做到皇帝那儿。凭女人的身体和灵慧，她在使皇帝老儿迷倒在自己石榴裙下的同时，也让男人在自己的丰乳肥臀下轰然倾倒。李师师挟天子自重，当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用血换来的成箱成筐的金银珠宝求其牵线引见皇帝时，她竟“正眼都不瞧一下”。可见“坏女人”做到这个份上，真的可让女孩儿们不思变好欲变坏了〔3〕。
然而，这传统时代的“坏女人”们，还缺少女性意识的自觉，她们的坏心思和行为表现是相当有限的——不过是通过用美貌和性魅力俘虏男性霸权秩序上层的某个特权人物，然后借助男性制定的分配机制和特权以自肥。而“坏女人”经济的真正的泛滥，则是现代的产物。体现波伏娃存在主义女权理论的《第二性》就为全世界的女性找到了“坏下去”的理由，同时也为“坏女人”经济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坏女人们主要是用健硕的乳房和娇鲜性感的肉身，开始从对单个具体男人的煽情转到向男性群体的调逗，那么美国的麦当娜是个范例。她用袒露的肢体、张扬暴露的性动作、迷魂的眼波狂轰滥炸似的进行了坏女人的颠覆活动，并坏名鹊起，声震环球，捞得钵盈盆满，让当时的女人们愤愤不平，且带出了一溜烟更坏的女人。港台一脱成名的女星，以及大陆到处招摇的“裸舞”的女娃们，可以说都是麦大姐的弟子。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坏女人”走向了绝路，从里到外都“坏透了”，她们从行为和观念上都全面体现出消解神圣、颠覆标准的先锋姿态。“坏女人”们开始了她们对男人精神领域的扫荡，用“自我性虐待”和“自我性毁灭”来挑衅男人的性霸权，使他们在性占有、性无能或性无聊中感到空虚与绝望，并以此使男性们大伤胃口，在惊惶失措中感到钱的无用，进而大把地把钱甩给让他们“觉醒”的“坏女人”们。
艾敏也许至今还是千千万万个“坏女人”中的“圣者”。她用自己的行为艺术，完成了一部坏女孩的心灵史。艾敏的床曾有过两次轰动性展览。一次是前几年展出的《1963至1995年与我睡过觉的人》，一顶帐篷上绣着与她有过性关系的一百零二个男人的名字，那些有着幸福婚姻又与她一夜偷欢的男人。第二次她展出的作品《床》是一张真正的床。在那里是懒得整理的被子、依稀可见的体液渍印、枕头上模糊的口水痕迹以及裹在被子里乱七八糟的浴巾和丝袜。床边则是用过的避孕套、酒瓶、药盒、脏内裤、卫生巾。艾敏的这张床，让坏女人们体会到了“生活的真谛”，也让男人们感到惊慌失措。少女青涩的记忆、暴露狂的心态，这一切都以床为单元呈现出来，让淑女不快，让好女人们义愤填膺。当然，艾敏也实现了她经济上的收益。况且此前艾敏连送床单到洗衣店的钱都没有。但自她的《床》被视为具有深刻意义的“杰作”，并继而一举获得美国艺术界最具权威的大奖之后，艾敏便一跃成为世界名人，身价百倍。
不知下一站坏女人走向何方？“艾敏的床已卖到十万英镑之后……在她的床单价格一路飞升，在她穿上昂贵的礼服出入艺术场合之后，她还能体会到女人的疼痛吗？她的下一步又怎样呢？她会继续坏下去？还是改邪归正，最终向当初排斥她、伤害她的男性安排的秩序妥协并进入其中呢？智者们的发问〔4〕或许多余，艾敏的经济愿望达到了。不管她是否愿意坏下去，但她经济上的成功，恐会鼓励更多的女人坏下去，这才是令人挥之不去的疑虑。
注释：
〔1〕翟永恫：《自许坏女孩，能否走四方》，《读书》2003年第4期。
〔2〕冯家：《性贿赂为什么不算贿赂》，《读书》2001年第11期。
〔3〕冯克诚、田晓娜：《中国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4〕《F4的背后》，《潇湘晨报》2003年12月5日。
然而，男性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女性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女性意识”的绝对消逝和男性秩序安排的绝对稳固。在绝大多数女性服从男性秩序安排的同时，个别女性和女性群体则用“肉弹”和“妖媚”从男性秩序安排的薄弱环节打开缺口，通过用女性身体诉诸男性的原始欲望和“另类”生活方式，用别样的“坏招”，获取了循规蹈矩的女人无以企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以至天下人慨叹“恨不生为女儿身”和“不重生男重生女”。对男人来说，秩序是重要的，使自己获益并快乐的等级秩序简直是不可或缺，但秩序不是人生和人性的原动力，情欲才是——弗洛伊德名之为力比多（Libitio）。聪明的女性在自己激起男性眼睛的情潮里发现了这一点，而平庸的女性则从男性在自己的肉体上释放的快乐中感受了这一点，并在自己得到的男性馈赠和自己以身体铺平成功路的先例中得到启发：“坏女孩”的作派与其说是一种异类的生存状态，还不如说是一种高明的经营方式。前几年，著名的德国女性主义者乌特·艾尔哈特出版的《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很快就成了中国千千万万个年轻女孩的床头书。她们揣着这本小册子理直气壮地恣意妄为，于是“好女孩”与“坏女孩”的概念风也似的在中国流行。
光看书名就别有意味，不说好女人（woman）、坏女人，而说好女孩（girl）、坏女孩，将人老珠黄、风情不再的女性撇开，多少就有了身体卖弄和青春张扬的味道。这就是说，与好女孩永驻的天堂相对应的，不再是男性秩序和男性思维确立的“地狱”，而是自由广阔的“四方”。在这里，女人不再按男性社会为女性设定的身份生存，不再自视不输于男性，而是用另外一种作态欲与男人分一杯羹。
就传统则言，好女人是男性霸权世界利益分配机制和原动力的产物，淑女、贞女、烈女便是好女人的具体表现形式。总之女性满足男性群体理念和共同志趣，得到的回报却是男性秩序安排给予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荣誉。例如，过去是诰命夫人，现在则是获得全国××奖，最好是高层领导颁奖。看看中国传统的好女人们：花木兰、杨门女将、孝庄皇太后以及下层社会的贞节牌坊阴影下的女人，无不是以女性自我戕伐开始，以男性自以为得计的沾沾自喜为终。花木兰消除女性特征到男人世界打拼，某女人忘我工作，某女干部“男人婆”似的颐指气使，结果都占据了男性秩序安排的高位。如今很流行的政府机关定名额安置女性副职的结局是，一方面男人为女性设计了“陷阱”和“圈套”，另一方面，女人们要拼命地扮贤淑，做贞洁，心甘情愿地往“陷阱”和“圈套”里跳。除此之外，她们实在没有比之更好地获取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门径了，因为女人可以性自矜或自持，但不能没有财富的支撑和滋养。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做传统的好女人，实在是成本太高，成功的机遇太少，过程太长，这跟女性天生红颜易老相矛盾。例如，唐时的鱼玄机，天赋甚高，却身为下贱，因此“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不得已做了道士。聪明的女人倒看透了这一点，于是舍弃装腔作势、扭捏作态那一套，离弃对男性群体的依榜和男性安排的秩序，直取具体男人，直接引爆男人对女人肉体的急切占有，从而挑战两性世界既定的利益分配体制，颠覆现实的价值观，以坏女人的形象吸引男人眼球，进而在另一个利益分配流程上大快朵颐，大获全胜。她们利用自己的肉体作为自身权力和生存权利的伸张方式，挑衅世俗，暴露自我，强烈地表现两性差异，就像一个著名女艺术家的口号一样：“你的身体就是战场。”〔1〕
有人把“坏女孩”的产生归于市场化的结果〔2〕，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在没有市场之前，当好女人在男性秩序安排框架上蜘蛛似的缀网劳作时，“坏女人”也同时在开辟着另一个战场。如果史传不虚的话，宋代的李师师当是中国历史上以“坏女人”品牌大获成功的典范。她不是公主贵妃，没有做成淑女、命妇，却用自己的身体诱惑男人并从男人那儿获得艳丽衣食和十足的捧场，最后把皮肉生意做到皇帝那儿。凭女人的身体和灵慧，她在使皇帝老儿迷倒在自己石榴裙下的同时，也让男人在自己的丰乳肥臀下轰然倾倒。李师师挟天子自重，当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用血换来的成箱成筐的金银珠宝求其牵线引见皇帝时，她竟“正眼都不瞧一下”。可见“坏女人”做到这个份上，真的可让女孩儿们不思变好欲变坏了〔3〕。
然而，这传统时代的“坏女人”们，还缺少女性意识的自觉，她们的坏心思和行为表现是相当有限的——不过是通过用美貌和性魅力俘虏男性霸权秩序上层的某个特权人物，然后借助男性制定的分配机制和特权以自肥。而“坏女人”经济的真正的泛滥，则是现代的产物。体现波伏娃存在主义女权理论的《第二性》就为全世界的女性找到了“坏下去”的理由，同时也为“坏女人”经济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坏女人们主要是用健硕的乳房和娇鲜性感的肉身，开始从对单个具体男人的煽情转到向男性群体的调逗，那么美国的麦当娜是个范例。她用袒露的肢体、张扬暴露的性动作、迷魂的眼波狂轰滥炸似的进行了坏女人的颠覆活动，并坏名鹊起，声震环球，捞得钵盈盆满，让当时的女人们愤愤不平，且带出了一溜烟更坏的女人。港台一脱成名的女星，以及大陆到处招摇的“裸舞”的女娃们，可以说都是麦大姐的弟子。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坏女人”走向了绝路，从里到外都“坏透了”，她们从行为和观念上都全面体现出消解神圣、颠覆标准的先锋姿态。“坏女人”们开始了她们对男人精神领域的扫荡，用“自我性虐待”和“自我性毁灭”来挑衅男人的性霸权，使他们在性占有、性无能或性无聊中感到空虚与绝望，并以此使男性们大伤胃口，在惊惶失措中感到钱的无用，进而大把地把钱甩给让他们“觉醒”的“坏女人”们。
艾敏也许至今还是千千万万个“坏女人”中的“圣者”。她用自己的行为艺术，完成了一部坏女孩的心灵史。艾敏的床曾有过两次轰动性展览。一次是前几年展出的《1963至1995年与我睡过觉的人》，一顶帐篷上绣着与她有过性关系的一百零二个男人的名字，那些有着幸福婚姻又与她一夜偷欢的男人。第二次她展出的作品《床》是一张真正的床。在那里是懒得整理的被子、依稀可见的体液渍印、枕头上模糊的口水痕迹以及裹在被子里乱七八糟的浴巾和丝袜。床边则是用过的避孕套、酒瓶、药盒、脏内裤、卫生巾。艾敏的这张床，让坏女人们体会到了“生活的真谛”，也让男人们感到惊慌失措。少女青涩的记忆、暴露狂的心态，这一切都以床为单元呈现出来，让淑女不快，让好女人们义愤填膺。当然，艾敏也实现了她经济上的收益。况且此前艾敏连送床单到洗衣店的钱都没有。但自她的《床》被视为具有深刻意义的“杰作”，并继而一举获得美国艺术界最具权威的大奖之后，艾敏便一跃成为世界名人，身价百倍。
不知下一站坏女人走向何方？“艾敏的床已卖到十万英镑之后……在她的床单价格一路飞升，在她穿上昂贵的礼服出入艺术场合之后，她还能体会到女人的疼痛吗？她的下一步又怎样呢？她会继续坏下去？还是改邪归正，最终向当初排斥她、伤害她的男性安排的秩序妥协并进入其中呢？智者们的发问〔4〕或许多余，艾敏的经济愿望达到了。不管她是否愿意坏下去，但她经济上的成功，恐会鼓励更多的女人坏下去，这才是令人挥之不去的疑虑。
注释：
〔1〕翟永恫：《自许坏女孩，能否走四方》，《读书》2003年第4期。
〔2〕冯家：《性贿赂为什么不算贿赂》，《读书》2001年第11期。
〔3〕冯克诚、田晓娜：《中国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4〕《F4的背后》，《潇湘晨报》2003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