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曾和3位法师结缘。他们算是我最初的佛门师父。
　　大学二年级时，因为大哥到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缘故，我开始关注佛教，并且很快就对佛学产生兴趣。那时，中国人刚从“十年文革”的噩梦中醒来，佛教仍被视作“封建迷信”。只有任继愈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还有人在研究佛教。
　　大哥的朋友传印法师知道我这个青年学子愿意学佛很高兴，就送我吕征的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佛教源流略讲》，另一本是《印度佛教源流略讲》。扉页上写着：“送给魏承彦的弟弟。”后来的几年里，我几乎把书翻烂了，至今仍珍藏着。虽然当时没有机会和传印见面，但他可以说是我初入佛门的第一位师父。
　　传印法师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是当今硕果仅存的学问僧之一。法师俗姓吕，1927年生，辽宁庄河县人。幼年受家庭影响而信佛。20岁那年皈依当地普化寺崇仁法师，剃度出家。1954年往江西云居山，依一代高僧虚云老和尚受戒。从此亲侍虚老左右，笔录其开示，成为沩仰宗法脉的第九代传人，去年当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大学二年级暑假，我去浙江的两处佛寺——天台山国清寺和普陀山普济寺参访。当时全国大部分的寺院还是一片废墟。这两座寺院最早修复，国清寺是因接待日本贵宾的需要，普陀山则靠着在南洋华侨中的影响。
　　我在国清寺住了一个星期，剃了光头，混在和尚们中间一起做早晚功课，白天翻阅借来的几本佛经却看不懂，经书上的许多名相把我难倒了。离开天台山，我去了普陀山，在那里结识了住持妙善老和尚。
　　妙善法师，俗家姓吴，江苏如皋人，23岁在丹阳地藏寺出家为僧。次年到扬州高旻寺参学，因戒行精严，参学精进，深受近代高僧来果禅师青睐，传为临济宗,47代传人。1941年，出任高旻寺方丈。到1944年因病辞位，渡海到普陀山韬光隐修，前后8年闭关，专研天台教观。1960年，普陀山全山107位出家人被赶出寺庙，集体还俗。妙善随众下放到浙江余姚芦山农场垦荒种桃，就这样生活了近20年。1979年，饱经风霜的妙善法师重返普陀山，被公推为全山住持，肩负起修复普陀山的重任。
　　到普济寺的时候，可谓满目疮痍。佛殿破败不堪，全山一万余尊佛像和数万件佛器被损毁，只剩一尊佛像头。实在没有像样的客寮，妙善让我住进方丈室的楼上，我有了和他朝夕相处的机会。
　　他白天忙于浩大繁复的寺院修复、佛像重塑，晚上，我们就在方丈室前的空地上纳凉聊天。我在下乡时学了一口苏北方言，让妙善对乡音倍感亲切。他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讲解佛理，给我上了10天的佛学启蒙课。
　　后来我们还长期保持通信联系。他曾托我转请赵朴初为修复后的普济寺“大圆通殿”题字，我也曾向他借阅《普陀山志》。
　　有一次，他把信寄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信封上写着“ 魏承思大居士收”。信奉唯物主义的机构里居然出了个“大居士”，还好纪委没有来找我的麻烦，只是成为同事们的笑柄。
　　出国后就和妙善师失去了联系。听说他活到92岁，在担任普陀山住持的十多年里修复了三大寺、二十余座庵院茅蓬，还创办许多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妙善老和尚学识渊博，戒行高洁，堪称一代宗师。
　　真禅法师，俗家姓王，江苏省东台县安丰镇人，6岁时就因家贫被送入当地净土庵当小和尚。16岁到南京附近的宝华山受戒，以后就开始在各地参访高僧，如应慈、震华、常惺、慈舟、圆瑛等法师。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走的是禅教兼弘的“华严禅”一路。1951年秋到玉佛寺任执事。“文革”开始，僧侣被驱离寺院，真禅法师以糊纸盒度日。动乱过后的1979年，他被推举为玉佛寺和静安寺住持、上海佛协会长和中国佛协副会长。
　　我是真禅法师的皈依弟子，但并不熟悉，见了两次面而已。第一次见面是1988年春，三叔从海外回来探亲，他笃信佛教，想去玉佛寺礼佛。大哥写了一纸信函要我联系真禅师。事先我让办公室同事打电话到玉佛寺，说要去拜访方丈。
　　到了那里，山门洞开，真禅师在那里亲迎，我急步上前。他问：“你们魏处长到了没有？”我答：“我就是。”他有点愕然，以为市委机关的处长应该是个老干部，没想到我这么年轻。这也实在难怪，在那个年代，三十出头就在市委机关当上处长的确少见。这是一次尴尬的会面。
　　另一次是随苏渊雷教授在玉佛寺办“禅学沙龙”。午间寺方以素斋招待，真禅师过来问候苏先生，顺便和我寒暄几句，不过已经忘了我就是那个令他尴尬的魏处长。
　　后来我远走天涯，为了免掉昂贵的外国学生学费，想申请美国绿卡。有人出主意说可以申请宗教移民，但需要证明文件。我就写信给师妹沈诗醒，托她找真禅师想办法。不久，她给我寄来了“皈依证”，证明我皈依了真禅法师，法名“慧思”。虽然宗教移民没办成，但我就此成为他的俗家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