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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扣钟北里，早晨8点。一阵金属叮当声过后，有人大声吆喝：“磨剪子嘞，锵菜刀！”磨刀匠来了！小区居民们一刻也不耽误：厨师、家庭妇女、老年人纷纷拿出不好使的钝刀来到街上。磨刀匠已经在人行道上摆好了砂轮和磨石，用不了5分钟，刀又锋利如初，价钱5元。
“我只在这儿呆一个钟头，过后我就转到别的小区去。”36岁的苗军和笔者聊起来，长期的户外工作让他脸色黝黑。他每天骑着自行车转悠好几公里，每个地方一星期只去一次。只要他一来了，街道便热闹起来。“我的主顾大多数是餐馆厨师。我晓得他们需要我，我们这个行当没人能替代，所以我不缺活儿干。”这位磨刀匠每月挣1500元左右，顾客有固定的，也有偶然遇到的。“我这是第一次遇到他，我听说这儿有个磨刀匠，正好有把菜刀想让他给磨磨。”一位居民说。在这里磨刀不用预约也不必排队等候，立等可取。
对中国人来说这种场面司空见惯，但西方人却对此感到惊讶。27岁的法国留学生阿努克认为：“这些街头职业让中国城市充满生机，至少这里的街道比法国热闹得多。”45岁的托马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比利时人，觉得流动商贩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时候，卖冰激凌的、磨刀匠、杂货商开着小卡车到村子里去做生意。“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友好而发自内心的，顾客们彼此熟悉，还可以不慌不忙地和卖东西的人聊天。我还记得卖冰激凌的小卡车上播放的音乐，附近的小孩子们都跑过来。今天，村子里再也看不到这样的场面了。”
工作不稳定
这些流动的手艺人在商业中心和摩天大楼下再现了乡村生活场景，但他们的工作缺乏稳定性。理发匠、磨刀匠、修鞋匠、弹棉花的以及其它传统流動职业的从业人员大多是农民工。他们来自农村，放弃田地，以求在城市找一份报酬高点儿的工作。40岁的王金兰就是这种情况，她从安徽来到北京，干起了修鞋行当。过去她在老家种水稻，在生了第一个孩子后，手头拮据。“有个朋友建议我干修鞋这行，她教我手艺，我用了差不多6个月时间练习。现在我凭着手艺每月可赚一两千元，这比我以前在村里赚的要多。”现在她在扣钟北里大街上已经摆了几年鞋摊了。每天晚上回家时，她就把工具箱锁上留在那里。这可以让她保住自己的地盘。“我不怕被偷，就怕丢了地盘。如果几天不去，这里就被别人占了，就得另找地方，还得重新招揽顾客。”
每星期工作6天，王金兰承认工作非常辛苦，胳膊酸痛，双手肿胀，还有伤。但她不想停下来，她希望多攒些钱好让老家的两个孩子上学。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她掌鞋缝鞋都只要3到5元。干得时间长了，她有了一些固定的顾客。一位住在附近的女士这样评价她：“我认识她好几年了，经常找她修鞋，她手艺挺好的。”
工作独立
陈显能也是个修鞋的。他的工作会受到天气影响，当雨下得太大时，他停止了接活儿。虽然已是57岁的年纪了，但他不愿闲呆在家里。“幸好北京不常下雨，”他笑着说，“我想找点儿事儿做还能挣点儿钱，所以就选了这个自由自在的活儿干干。如果为别人打工，月末能不能领到工资，我可没有把握。”我们访问过的这些个体从业人员，没有老板，不用付租金，也没有合法手续。他们当中有些是农民工，有些是城市居民——热爱这一行的手艺人。流动理发师赵书章就属于后者。为了能够自由自在地工作，他离开了舒适的理发店。这位69岁的老师傅认为，“理发店没有这里自在，因为没工夫与顾客聊天。现在我自己说了算，我在外面行动更自由。很多朋友来看我，找我理发。”这些街头工作者甚至得到了周围店铺里的同行们的尊重。一个小理发店店主说：“我们的顾客群不一样，我的顾客对服务质量更挑剔，而他们的顾客穷一些，这些街头职业应该继续存在下去，因为他们为穷人提供了就近服务。”
当地政府允许这些小生意的存在。上海市政府曾经想把这些流动职业从浦东繁华商业区赶走，但后来考虑到它们的社会实用性和游客的兴趣，改变了主意。一位长期居住在上海的德国人认为：“对外国人来说，街头职业是他们体会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
街头职业在中国顽强地经受住了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但没人知道它还能坚持多久。这些行当后继乏人，就像北京的一位居民所说的那样，“街头手艺人越来越少了，年轻人看不起这些工作，我觉得很可惜。”她拿着刀匆匆走向还没走远的磨刀匠。
一位精力充沛的理发师
“剪短些！”顾客要求着。剃刀和剪子动了几下，几分钟事情就搞定了，头发剪得很齐整，一丝不乱。匆忙的顾客从兜里掏出2元钱，满意地走了。流动理发匠赵书章的服务又好又便宜，所以名声很好。69岁时，他曾一度放下剪子，“我生过病，为了恢复身体，我需要在户外做些运动，所以我决定重操旧业。”赵书章是北京人，很活跃。没有顾客时，他通过跳绳或踢毽子锻炼身体。“理发店里很无聊，大家都忙，但我在这儿有时间和顾客聊聊天。”
每天有30到40人光顾这个槐树下的剃头摊儿。他在这棵树下干活已经好几年了，它成了他的标志，顾客知道在这里可以找到他。他们中的很多人和他成了朋友，一位顾客说：“与美发厅相比我更喜欢来这儿理发，价钱不贵，他的理发技术也不错。”
赵书章是跟一位在北京知名理发店工作的叔叔学的手艺，然后从建筑工人变成一位理发师。开始时他在一家理发店工作，由于不满意薪水，他决定自己干。“在理发店时我每月只赚1000元，现在我赚两倍多，生活够用了。”
与其他街头手艺人不同的是，赵书章过着舒适的生活。他的儿子有一幢二层楼房，在经济上能养活他。他工作只是一种乐趣。年轻人对他工作的冷漠并不影响他的情绪。“我希望能干到80岁。”在他看来，工作就是健康。
现代化浪潮还没有将剃头匠、修鞋匠、磨刀匠赶走，这些手艺人仍旧游走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比起舒适的店铺，他们更喜欢呆在喧闹的街头。他们在西方已消失了几十年，但在中国却生存了下来，成为另一个时代的写照。
“我只在这儿呆一个钟头，过后我就转到别的小区去。”36岁的苗军和笔者聊起来，长期的户外工作让他脸色黝黑。他每天骑着自行车转悠好几公里，每个地方一星期只去一次。只要他一来了，街道便热闹起来。“我的主顾大多数是餐馆厨师。我晓得他们需要我，我们这个行当没人能替代，所以我不缺活儿干。”这位磨刀匠每月挣1500元左右，顾客有固定的，也有偶然遇到的。“我这是第一次遇到他，我听说这儿有个磨刀匠，正好有把菜刀想让他给磨磨。”一位居民说。在这里磨刀不用预约也不必排队等候，立等可取。
对中国人来说这种场面司空见惯，但西方人却对此感到惊讶。27岁的法国留学生阿努克认为：“这些街头职业让中国城市充满生机，至少这里的街道比法国热闹得多。”45岁的托马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比利时人，觉得流动商贩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时候，卖冰激凌的、磨刀匠、杂货商开着小卡车到村子里去做生意。“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友好而发自内心的，顾客们彼此熟悉，还可以不慌不忙地和卖东西的人聊天。我还记得卖冰激凌的小卡车上播放的音乐，附近的小孩子们都跑过来。今天，村子里再也看不到这样的场面了。”
工作不稳定
这些流动的手艺人在商业中心和摩天大楼下再现了乡村生活场景，但他们的工作缺乏稳定性。理发匠、磨刀匠、修鞋匠、弹棉花的以及其它传统流動职业的从业人员大多是农民工。他们来自农村，放弃田地，以求在城市找一份报酬高点儿的工作。40岁的王金兰就是这种情况，她从安徽来到北京，干起了修鞋行当。过去她在老家种水稻，在生了第一个孩子后，手头拮据。“有个朋友建议我干修鞋这行，她教我手艺，我用了差不多6个月时间练习。现在我凭着手艺每月可赚一两千元，这比我以前在村里赚的要多。”现在她在扣钟北里大街上已经摆了几年鞋摊了。每天晚上回家时，她就把工具箱锁上留在那里。这可以让她保住自己的地盘。“我不怕被偷，就怕丢了地盘。如果几天不去，这里就被别人占了，就得另找地方，还得重新招揽顾客。”
每星期工作6天，王金兰承认工作非常辛苦，胳膊酸痛，双手肿胀，还有伤。但她不想停下来，她希望多攒些钱好让老家的两个孩子上学。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她掌鞋缝鞋都只要3到5元。干得时间长了，她有了一些固定的顾客。一位住在附近的女士这样评价她：“我认识她好几年了，经常找她修鞋，她手艺挺好的。”
工作独立
陈显能也是个修鞋的。他的工作会受到天气影响，当雨下得太大时，他停止了接活儿。虽然已是57岁的年纪了，但他不愿闲呆在家里。“幸好北京不常下雨，”他笑着说，“我想找点儿事儿做还能挣点儿钱，所以就选了这个自由自在的活儿干干。如果为别人打工，月末能不能领到工资，我可没有把握。”我们访问过的这些个体从业人员，没有老板，不用付租金，也没有合法手续。他们当中有些是农民工，有些是城市居民——热爱这一行的手艺人。流动理发师赵书章就属于后者。为了能够自由自在地工作，他离开了舒适的理发店。这位69岁的老师傅认为，“理发店没有这里自在，因为没工夫与顾客聊天。现在我自己说了算，我在外面行动更自由。很多朋友来看我，找我理发。”这些街头工作者甚至得到了周围店铺里的同行们的尊重。一个小理发店店主说：“我们的顾客群不一样，我的顾客对服务质量更挑剔，而他们的顾客穷一些，这些街头职业应该继续存在下去，因为他们为穷人提供了就近服务。”
当地政府允许这些小生意的存在。上海市政府曾经想把这些流动职业从浦东繁华商业区赶走，但后来考虑到它们的社会实用性和游客的兴趣，改变了主意。一位长期居住在上海的德国人认为：“对外国人来说，街头职业是他们体会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
街头职业在中国顽强地经受住了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但没人知道它还能坚持多久。这些行当后继乏人，就像北京的一位居民所说的那样，“街头手艺人越来越少了，年轻人看不起这些工作，我觉得很可惜。”她拿着刀匆匆走向还没走远的磨刀匠。
一位精力充沛的理发师
“剪短些！”顾客要求着。剃刀和剪子动了几下，几分钟事情就搞定了，头发剪得很齐整，一丝不乱。匆忙的顾客从兜里掏出2元钱，满意地走了。流动理发匠赵书章的服务又好又便宜，所以名声很好。69岁时，他曾一度放下剪子，“我生过病，为了恢复身体，我需要在户外做些运动，所以我决定重操旧业。”赵书章是北京人，很活跃。没有顾客时，他通过跳绳或踢毽子锻炼身体。“理发店里很无聊，大家都忙，但我在这儿有时间和顾客聊聊天。”
每天有30到40人光顾这个槐树下的剃头摊儿。他在这棵树下干活已经好几年了，它成了他的标志，顾客知道在这里可以找到他。他们中的很多人和他成了朋友，一位顾客说：“与美发厅相比我更喜欢来这儿理发，价钱不贵，他的理发技术也不错。”
赵书章是跟一位在北京知名理发店工作的叔叔学的手艺，然后从建筑工人变成一位理发师。开始时他在一家理发店工作，由于不满意薪水，他决定自己干。“在理发店时我每月只赚1000元，现在我赚两倍多，生活够用了。”
与其他街头手艺人不同的是，赵书章过着舒适的生活。他的儿子有一幢二层楼房，在经济上能养活他。他工作只是一种乐趣。年轻人对他工作的冷漠并不影响他的情绪。“我希望能干到80岁。”在他看来，工作就是健康。
现代化浪潮还没有将剃头匠、修鞋匠、磨刀匠赶走，这些手艺人仍旧游走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比起舒适的店铺，他们更喜欢呆在喧闹的街头。他们在西方已消失了几十年，但在中国却生存了下来，成为另一个时代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