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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技政策理念的变与不变：变的是总统，是政党，是世界格局，而不变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思考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制定符合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的科技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启示。
2021年1月15日，在宣誓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前夕，候任美国总统拜登任命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教授、生物医学家兰德（Eric S. Lander）出任新一届总统科学顾问兼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宣布当天，拜登专门给兰德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五个议题，希望兰德及其团队围绕这五个议题，在总体策略、具体行动和新的组织架构方面为美国联邦政府提供咨询。
这五个议题包括：从这次瘟疫中，美国能够学到或者应该学到什么，以应对公共卫生方面最广泛需求;应对气候变化，应如何利用科技创新来创造新的、有效的解决方案，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变革，刺激经济增长，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增加就业岗位，特别在那些落后的社区;在关系到经济繁荣与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产业领域，美国应如何确保在未来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如何才能保证美国国家以及所有美国人民都能充分共享科学与技术的成果;如何才能确保美国科学技术的长期健康发展。
这封信，具有如此清晰的历史脉络。在信的开头，拜登便提及，1944年11月17日，在二战即将结束前夕，罗斯福总统给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去信，就战后如何最大限度利用科学与技术来造福民众健康、经济繁荣以及国家安全等问题，希望布什团队在如下四个议题能够提供政策建议。罗斯福总统的四个议题包括：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如何将战时在科技方面所做的贡献尽快公之于世，以刺激新企业、提供新就业、改善国民福利;如何利用科学消除疾病，促进公共健康;政府应该如何资助研发事业的进步;为确保美国科技的未来，如何发现和培养美国青年的科学才能。
1945年7月5日，当布什团队奉命完成罗斯福总统交托之际，罗斯福总统已辞世，杜鲁门总统接任。故，布什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最终报告，这便是被誉为美国科技政策“圣经”的《科学——无尽的疆域》（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这份报告，详细论述了科学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意义，强调了政府与社会支持和资助科学事业的长远价值所在，并探讨了政府与科学的相互关系，可谓是奠定了75年来美国科技政策核心理念的根基。正如同布什报告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国家中的开创精神仍然是朝气蓬勃的。开创者有完成他的任务的工具，科学则为他提供了广阔的尚未开发疆域。这种探索给予整个民族和个人的回报是巨大的。科学的进步，是确保我们国家安全、公共健康、更多就业机会、更高生活水准和文化进步的关键所在。”可以说，75年来，美国历届政府尽管在科技事务的具体行动方案上有所侧重、有所变化，但美国科技政策的核心理念与价值认同均未偏离布什报告的主轴。拜登的信，也不例外。
相较来看，罗斯福与拜登给各自科技顾问的信，均是出自美国政府面临当下时局的思考，以及对于科技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的关注。对于罗斯福来说，需要思考的紧迫问题是，如何将科学的伟大力量延续到战后和平时期，进而继续确保和促进美国民众与国家利益的可能性。这些利益即“确保国家安全，促进国民健康与公共卫生，发展新企业以提供新就业，提升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标准”。罗斯福相信，继续以联邦政府的努力来发展科学，将是趋近乃至达成这一愿景所必须依赖的途径。“我们正面临需要聪明才智的新领域，如果我们以进行这场战争所用的同样的眼光、勇气和干劲，来开创科学上的未知，我们就能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新世界。”
比起75年前罗斯福对科学力量的确信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拜登显然有更深层的危机感。显而易见的是，2020年，新冠病毒几乎致使美国公共卫生系统和社会生活瘫痪式地崩塌，与此同时，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国内方面，美国社会呈现出南北战争以来少有的族群割裂，围绕着疫情防控、管控措施、疫情起源、社会治理等问题，美国社会被严重撕裂，对立的两个群体几乎无法共享任何事实判断。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宣布减少科技预算，并迟迟不任命总统科学顾问，这使得特朗普与科学界持续处于紧张关系。而疫情暴发后，政府对于专业团队建议的政治化操纵，进一步伤害了政府以及科学专业机构在公众中的公信力，更极大地扭曲了政府与科学共同体的关系，特朗普与美国科学界的关系因此进一步恶化。科学共同体对特朗普反感情緒的里程碑式表现，即是2020年10月14日《自然》杂志发表文章，公开宣称在年底美国总统大选中支持拜登，这是极为罕见的举动。国际方面，在国际竞争中美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欧盟、日韩等国家或地区都制定了中长期的科学发展战略与规划，并各自在众多领域对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部分产业甚至已经对美国形成赶超态势。特朗普政府将5G技术视为美国必须弥补的短板，正是这一国际态势在美国决策者中引起的本能反应。
这便是拜登即将上任之际的艰难时局。拜登给兰德的信，表明新政府迫切与特朗普做切割，重新塑造“基于科学、事实和真相”的形象和理念的愿望。换言之，共和与民主两党都看到了美国科技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但各自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客观来说，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持续在加强对于科技重点领域的投入，并在人工智能、网络建设与量子科技相关规划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在新冠疫情中，特朗普将科学事务政治化、阴谋化的这一作为，极大地破坏了政治与科学的关系，被社会舆论指责为反科学、反常识的“狂人”，给拜登留下了一个混乱、迷茫的烂摊子。可以预见的是，拜登任职后，基于民主党基本的政策倾向，面对气候变化、改善劳工权益、继续推进全球化等议题，将着力修复与科学界的关系，在政策执行和政治支持方面努力寻求科学共同体的帮助。并不意外，包括延揽兰德进入内阁，拜登将更多地邀约职业科学家进入政府，在科学咨询方面更多地尊重科学事务自身的内在逻辑，为科学研究特别是疾病防治和公共卫生提供更多经费，促进科学事务中的“政治正确”，支持科学国际合作，助力更多女性进入科学界及政界。
与75年前的罗斯福相比，拜登在科技事务上的举措似乎更为“与时俱进”，但究其政策核心理念，仍是万变不离其宗：科学为了国家利益。在给兰德的信中，拜登说，“这些年来，人类历史上一些最重大的科学进步是在美国的引领下完成的。但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生活面貌已经发生改变。技术和工业有起有落，数字化领域的出现重新定义了我们创新、交流和体验世界的方式。而且，发现本身的性质也在急遽改变，高远至外层太空，复杂至微观世界，这些在不久前还是无法想象的。鉴于此，我们应当革新并重振我国的科学技术战略，为下一个75年铺就坚实的道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更健康、更安全、更公平、更和平、更繁荣的世界。这需要学术界、医疗界、工业界和政府部门中最杰出的人才汇聚起来，打破那些过于局限我们视野、阻碍我们进步的樊篱，并将美国人民的需求、利益、忧虑和渴望放在首位。我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促成未来几年内我们国家在新的道路上起航——一条兼顾尊严与被尊重、兼顾繁荣与安全、兼顾发展与共同目标的道路。诚然，这些问题很大，但美国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大。我期待收到你的建议，并与你、与你的团队、与广大的科学界共同合作，找出解决方案，减轻美国人民的日常负担，带来新工作、新机遇，并恢复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
从罗斯福总统给布什的信，到拜登总统给兰德的信，我们在感慨75年历史的“惊人相似”的同时，应该深刻意识到，美国科技政策理念的变与不变。变的是总统，是政党，是世界格局，而不变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思考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制定符合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的科技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启示。
（韩亦笑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王骏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
2021年1月15日，在宣誓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前夕，候任美国总统拜登任命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教授、生物医学家兰德（Eric S. Lander）出任新一届总统科学顾问兼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宣布当天，拜登专门给兰德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五个议题，希望兰德及其团队围绕这五个议题，在总体策略、具体行动和新的组织架构方面为美国联邦政府提供咨询。
这五个议题包括：从这次瘟疫中，美国能够学到或者应该学到什么，以应对公共卫生方面最广泛需求;应对气候变化，应如何利用科技创新来创造新的、有效的解决方案，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变革，刺激经济增长，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增加就业岗位，特别在那些落后的社区;在关系到经济繁荣与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产业领域，美国应如何确保在未来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如何才能保证美国国家以及所有美国人民都能充分共享科学与技术的成果;如何才能确保美国科学技术的长期健康发展。
这封信，具有如此清晰的历史脉络。在信的开头，拜登便提及，1944年11月17日，在二战即将结束前夕，罗斯福总统给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去信，就战后如何最大限度利用科学与技术来造福民众健康、经济繁荣以及国家安全等问题，希望布什团队在如下四个议题能够提供政策建议。罗斯福总统的四个议题包括：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如何将战时在科技方面所做的贡献尽快公之于世，以刺激新企业、提供新就业、改善国民福利;如何利用科学消除疾病，促进公共健康;政府应该如何资助研发事业的进步;为确保美国科技的未来，如何发现和培养美国青年的科学才能。
1945年7月5日，当布什团队奉命完成罗斯福总统交托之际，罗斯福总统已辞世，杜鲁门总统接任。故，布什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最终报告，这便是被誉为美国科技政策“圣经”的《科学——无尽的疆域》（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这份报告，详细论述了科学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意义，强调了政府与社会支持和资助科学事业的长远价值所在，并探讨了政府与科学的相互关系，可谓是奠定了75年来美国科技政策核心理念的根基。正如同布什报告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国家中的开创精神仍然是朝气蓬勃的。开创者有完成他的任务的工具，科学则为他提供了广阔的尚未开发疆域。这种探索给予整个民族和个人的回报是巨大的。科学的进步，是确保我们国家安全、公共健康、更多就业机会、更高生活水准和文化进步的关键所在。”可以说，75年来，美国历届政府尽管在科技事务的具体行动方案上有所侧重、有所变化，但美国科技政策的核心理念与价值认同均未偏离布什报告的主轴。拜登的信，也不例外。
相较来看，罗斯福与拜登给各自科技顾问的信，均是出自美国政府面临当下时局的思考，以及对于科技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的关注。对于罗斯福来说，需要思考的紧迫问题是，如何将科学的伟大力量延续到战后和平时期，进而继续确保和促进美国民众与国家利益的可能性。这些利益即“确保国家安全，促进国民健康与公共卫生，发展新企业以提供新就业，提升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标准”。罗斯福相信，继续以联邦政府的努力来发展科学，将是趋近乃至达成这一愿景所必须依赖的途径。“我们正面临需要聪明才智的新领域，如果我们以进行这场战争所用的同样的眼光、勇气和干劲，来开创科学上的未知，我们就能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新世界。”
比起75年前罗斯福对科学力量的确信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拜登显然有更深层的危机感。显而易见的是，2020年，新冠病毒几乎致使美国公共卫生系统和社会生活瘫痪式地崩塌，与此同时，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国内方面，美国社会呈现出南北战争以来少有的族群割裂，围绕着疫情防控、管控措施、疫情起源、社会治理等问题，美国社会被严重撕裂，对立的两个群体几乎无法共享任何事实判断。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宣布减少科技预算，并迟迟不任命总统科学顾问，这使得特朗普与科学界持续处于紧张关系。而疫情暴发后，政府对于专业团队建议的政治化操纵，进一步伤害了政府以及科学专业机构在公众中的公信力，更极大地扭曲了政府与科学共同体的关系，特朗普与美国科学界的关系因此进一步恶化。科学共同体对特朗普反感情緒的里程碑式表现，即是2020年10月14日《自然》杂志发表文章，公开宣称在年底美国总统大选中支持拜登，这是极为罕见的举动。国际方面，在国际竞争中美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欧盟、日韩等国家或地区都制定了中长期的科学发展战略与规划，并各自在众多领域对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部分产业甚至已经对美国形成赶超态势。特朗普政府将5G技术视为美国必须弥补的短板，正是这一国际态势在美国决策者中引起的本能反应。
这便是拜登即将上任之际的艰难时局。拜登给兰德的信，表明新政府迫切与特朗普做切割，重新塑造“基于科学、事实和真相”的形象和理念的愿望。换言之，共和与民主两党都看到了美国科技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但各自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客观来说，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持续在加强对于科技重点领域的投入，并在人工智能、网络建设与量子科技相关规划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在新冠疫情中，特朗普将科学事务政治化、阴谋化的这一作为，极大地破坏了政治与科学的关系，被社会舆论指责为反科学、反常识的“狂人”，给拜登留下了一个混乱、迷茫的烂摊子。可以预见的是，拜登任职后，基于民主党基本的政策倾向，面对气候变化、改善劳工权益、继续推进全球化等议题，将着力修复与科学界的关系，在政策执行和政治支持方面努力寻求科学共同体的帮助。并不意外，包括延揽兰德进入内阁，拜登将更多地邀约职业科学家进入政府，在科学咨询方面更多地尊重科学事务自身的内在逻辑，为科学研究特别是疾病防治和公共卫生提供更多经费，促进科学事务中的“政治正确”，支持科学国际合作，助力更多女性进入科学界及政界。
与75年前的罗斯福相比，拜登在科技事务上的举措似乎更为“与时俱进”，但究其政策核心理念，仍是万变不离其宗：科学为了国家利益。在给兰德的信中，拜登说，“这些年来，人类历史上一些最重大的科学进步是在美国的引领下完成的。但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生活面貌已经发生改变。技术和工业有起有落，数字化领域的出现重新定义了我们创新、交流和体验世界的方式。而且，发现本身的性质也在急遽改变，高远至外层太空，复杂至微观世界，这些在不久前还是无法想象的。鉴于此，我们应当革新并重振我国的科学技术战略，为下一个75年铺就坚实的道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更健康、更安全、更公平、更和平、更繁荣的世界。这需要学术界、医疗界、工业界和政府部门中最杰出的人才汇聚起来，打破那些过于局限我们视野、阻碍我们进步的樊篱，并将美国人民的需求、利益、忧虑和渴望放在首位。我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促成未来几年内我们国家在新的道路上起航——一条兼顾尊严与被尊重、兼顾繁荣与安全、兼顾发展与共同目标的道路。诚然，这些问题很大，但美国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大。我期待收到你的建议，并与你、与你的团队、与广大的科学界共同合作，找出解决方案，减轻美国人民的日常负担，带来新工作、新机遇，并恢复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
从罗斯福总统给布什的信，到拜登总统给兰德的信，我们在感慨75年历史的“惊人相似”的同时，应该深刻意识到，美国科技政策理念的变与不变。变的是总统，是政党，是世界格局，而不变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思考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制定符合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的科技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启示。
（韩亦笑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王骏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