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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芬兰交换学习期间,我结识了好友雷默,他在首都赫尔辛基市政府供职。有一天,我刚好有事去市政厅找他,他对我说:“今天是公务员考试的日子,能否等我2个小时?”我爽快地答应了,坐在走廊上的长椅上看书,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雷默出来后,我问他考试的情况。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雷默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他写完后对比试卷背后附的答案,估算出自己这次的成绩,结果很不错。
“什么?答案就在试卷上?”我觉得莫名其妙,“那你们一定都能考100分了!”“不会的。没有人去抄试卷背后的答案。”听他这么一说,我不假思索地反问:“答案为什么要附在試卷背后,不就是让你们抄的吗?”雷默立即解释说:“不,不!我们严格按照考试的规定,在前2个小时里只做题,之后的10分钟对照答案。无论对错,都不能涂改答案。”
雷默告诉我,芬兰的公务员考试,有时会在考卷背后附上答案,以便考生评估自己的分数,如果发现考砸了,就要自觉补习、补考,直到合格。
我恍然大悟,芬兰之所以能以廉洁自律闻名于世,与这样的“考试”应该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诚实、守信、恪守规矩成为一种自觉行为、一种习惯后,那么营造出的肯定是和谐、温馨、美好的社会。
在芬兰做公务员,虽然工资高、福利待遇好,但自我约束非常严格。收礼和吃请绝对是天大的事,一不小心就把前途和事业搭了进去。雷默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体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或受请吃饭的上限是什么。他曾向有经验的公务员请教,老公务员告诉他:可以喝一杯啤酒,或者吃一个三明治,但如果不小心喝了别人的葡萄酒,那么以后每1分钟你都可能出问题。
芬兰的法律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价值较高的礼品,而他们对价值较高还有细化的定义:根据物价指数调整,一般在20欧元左右。而如果是公务接待,也就是出于公务应酬,需要公款请客,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科员,在一起吃饭的有些什么人,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都要巨细无遗地在网上开列清单。人人可以看到,件件能够查清,一切放在阳光下。公众发现不妥可以举报,甚至起诉。
出差也是一样。公务员如果出差少于1天,就要按小时来发放补助——连这种抠门的事都干得出来。想要趁出差之机逛旅游景点?自己掏钱吧。政府的补助可没有多给一分钱。
我不禁好奇地问雷默,这么严格的规定下,有人贪污腐败吗?雷默仔细想了想,告诉我,最近的一起,还是发生在4年以前——那时的中央银行行长,在公务接待中一不小心上了一道鹅肝酱,被传媒上网查阅菜单后曝了光,行长便为了这道鹅肝酱而下台!这种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道德传统和社会氛围,对芬兰官员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
2012年初,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芬兰。回国后,经过重重考验,我进入了中芬交流协会,因为,我要把芬兰人这种廉洁、自律的精神传递给每一个中国人……
“什么?答案就在试卷上?”我觉得莫名其妙,“那你们一定都能考100分了!”“不会的。没有人去抄试卷背后的答案。”听他这么一说,我不假思索地反问:“答案为什么要附在試卷背后,不就是让你们抄的吗?”雷默立即解释说:“不,不!我们严格按照考试的规定,在前2个小时里只做题,之后的10分钟对照答案。无论对错,都不能涂改答案。”
雷默告诉我,芬兰的公务员考试,有时会在考卷背后附上答案,以便考生评估自己的分数,如果发现考砸了,就要自觉补习、补考,直到合格。
我恍然大悟,芬兰之所以能以廉洁自律闻名于世,与这样的“考试”应该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诚实、守信、恪守规矩成为一种自觉行为、一种习惯后,那么营造出的肯定是和谐、温馨、美好的社会。
在芬兰做公务员,虽然工资高、福利待遇好,但自我约束非常严格。收礼和吃请绝对是天大的事,一不小心就把前途和事业搭了进去。雷默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体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或受请吃饭的上限是什么。他曾向有经验的公务员请教,老公务员告诉他:可以喝一杯啤酒,或者吃一个三明治,但如果不小心喝了别人的葡萄酒,那么以后每1分钟你都可能出问题。
芬兰的法律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价值较高的礼品,而他们对价值较高还有细化的定义:根据物价指数调整,一般在20欧元左右。而如果是公务接待,也就是出于公务应酬,需要公款请客,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科员,在一起吃饭的有些什么人,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都要巨细无遗地在网上开列清单。人人可以看到,件件能够查清,一切放在阳光下。公众发现不妥可以举报,甚至起诉。
出差也是一样。公务员如果出差少于1天,就要按小时来发放补助——连这种抠门的事都干得出来。想要趁出差之机逛旅游景点?自己掏钱吧。政府的补助可没有多给一分钱。
我不禁好奇地问雷默,这么严格的规定下,有人贪污腐败吗?雷默仔细想了想,告诉我,最近的一起,还是发生在4年以前——那时的中央银行行长,在公务接待中一不小心上了一道鹅肝酱,被传媒上网查阅菜单后曝了光,行长便为了这道鹅肝酱而下台!这种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道德传统和社会氛围,对芬兰官员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
2012年初,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芬兰。回国后,经过重重考验,我进入了中芬交流协会,因为,我要把芬兰人这种廉洁、自律的精神传递给每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