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是上海生油大王陈家的女儿，姐妹里排行十四，大家都亲昵地叫她咪咪。陈家的小姐自然是不用下厨房的，然而除了英文、法文、钢琴、芭蕾、插花和家政课，天主教开办的女校里居然还有营养学，所以外婆是颇懂饮食的。我小时候缺钙，外婆便买了奶粉过来，还换着花样给做各种小食养身体：点了鸡汤提味的蛋羹，滑嫩嫩的炒肝尖，还有颤巍巍汪着股鲜汤的牡蛎鸡蛋饼，时时告诫我们“药补不如食补”。
　　外公在解放前便投身革命，外婆也夫唱妇随地跟着一起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住在天安门大钟下的聂儿胡同。至今我还保留着母亲的出生证，岁月带走了拆迁的四合院，却带不走那些至今鲜活的记忆。
　　外公和外婆对爱情是忠贞的，对吃则是执着的。在物质生活困难的年月，仍因陋就简地保持着喝下午茶的习惯。用铁丝绾成再简单不过的箅子，架在蜂窝煤炉上烤馒头片，就着热水泡的最廉价的大叶茶。从北京“下放”到石市后，一大家子的口粮非常紧张。还不到桌子高的母亲，三不五时地就跟着外婆去典当家里的银制餐具，沉甸甸的一大把银勺子，只换薄薄的几张粮票、肉票。后来连外公送外婆的那辆飞鸽自行车，也拿去跟老乡换了大米。尽管如此，家里从来没断过咖啡和黄油。
　　如今，我对外婆家的记忆仍然是：铁质的“上海咖啡”罐子，里面静静躺着的乌沉沉的咖啡豆；盖子上镶着一颗水晶球、壶体已然熏黑到看不出本来面目的咖啡壶；炉火上煮着的咖啡发出轻微咝咝声，香气氤氲；微微泛黄的象牙柄西餐刀，握在手里是细腻的触感；黄油藏身在半透明的包装纸里，油润出一方小小的美好。
　　外婆有八分之一的英国血统，她的奶妈也是英国人。外婆和母亲的皮肤都是白得发亮、薄得像瓷那种，遇到暴晒会红得像个虾子，然而很快就会退白回来。少女时期的外婆在鼻翼两侧还长着几颗极具“洋味”的小雀斑。英国老奶妈一直在我们上海的家里活到九十多岁。那时候全靠她顶着一副洋面孔，到友谊商店里去买咖啡豆，还有一个美国牌子的花生酱。老奶妈晚年仍爱吃甜食，比如凯司令的栗子蛋糕、红宝石奶油小方，或者入口即化的蝴蝶酥。
　　上小学的母亲放暑假回上海，经常加入偷吃点心的“大军”。疼爱我们的姨妈曾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要怎样扒开点心包的纸缝，怎样用两根手指将整块蝴蝶酥取出来。技艺高超的她曾经将全部点心掏空，但能维持纸包形状不变。等到老奶妈去拿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外婆的兄弟姐妹多在解放前移居海外，六姨婆、十三姨婆则留在了上海。上世纪80年代曾有机会调回上海的外公外婆，还是选择留在生活了二十余年的石市直至终老。
　　作为南方人，虽然在北方活了大半辈子，但一口乡音和对南味的眷恋却未曾改过。口袋里只剩十块钱的时候，老人家都会带我去街尾那家南方人开的店面，买半片味道最正宗的盐水鸭子。要说想吃炒菜心，嫩嫩的小油菜买上三把，戴上老花镜认认真真择菜，去除七七八八只留中间的嫩心，三把出一把这样来炒。厨房的砂锅里总是炖着喷香的鸡汤，汤上汪着黄黄的一层油，做“腌笃鲜”鲜得要掉眉毛，也可以炖金银蹄鸡，用香菇片铺在上面，似花绽放。我的整个童年，离不开糖醋小排骨，咖喱牛肉，白斩鸡，米糟蟹……。外婆总是说：“肚子不吃亏，才是真正的不吃亏。”
　　外婆的厨房，是我童年生活关于食物全部记忆和情感的来源。也许对人们来说，记忆深刻的美食从来都是家里的饭菜，一代代传承的家之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