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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被誉为“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鲍照,是南朝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他在南朝文坛的颓靡风气中,“颇自振拔”。 其诗得力于汉魏乐府和吴声西曲,复归浑朴。他的诗歌创作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反映社会现实,抒写真情实感,不同于同时代一般贵族诗人的故弄玄言或沉溺山水,而且在表现形式方面也汲取了民歌营养,和谢灵运、颜延之等以雕琢华辞、堆砌故实为雅的道路完全不同,展现出脱去前代旧体的窠臼而显示出变创的一面。
关键词:鲍照;诗歌;创作手法;六朝文学;过渡;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3-00067-02
鲍照初登文坛之时,正值谢灵运、谢惠连等人辞世之际,晋宋文学适逢转关。身处这一时代,鲍照的作品很明显地流露出过渡性特征,考察他的全部作品,不管是诗歌创作题材、还是创作手法,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又有对诗歌新的开拓与探索,特别是创作手法方面,这一特征更为突出。
鲍照出身寒微,为了能够在诗坛获得认可,他必须努力模仿时下流行的创作手法,即模拟旧题乐府。另一方面,在门阀制度有所松动,刘宋皇族把握政权的情况下,心怀建功立业之志的鲍照又必须迎合皇族成员的诗歌审美趣味,所以他又创作了大量新声乐府诗歌。虽然模拟旧题乐府诗歌与新声乐府诗歌这两类作品在当时主流文坛的地位可谓云泥之别,但鲍照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却又奇妙地将二者统一起来。
一、模拟旧题乐府
文人模拟乐府最早追溯到建安时期,然而三曹、七子的多数作品并不完全局限于汉乐府的传统范式。他们根据乐府旧题创作新词,将叙事性较强的汉代民间乐府改编成具有浓厚抒情韵味的文人乐府,作品性质已发生了本质改变。西晋时期陆机继承了这种做法,并大力发扬,他倡导“欲丽前人”和“声为情变”,对乐府诗进行了繁缛化,对刘宋文学造成了深远影响。从汉魏到晋宋,诗歌艺术发展的主流趋势是从“质”到“文”,从“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到“析文以自妙”,“流靡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拟古诗在谢灵运等人笔下文人化特点浓厚,日趋精工典雅,颜延之更是着意谋篇琢句,以至于内容艰涩。
刘宋前期作家拟乐府诗的文人化趋势,表明他们的作品虽承袭汉晋而来,然而却在对诗歌文人化的追求中离质朴的古体渐行渐远了。
鲍照创作的拟古诗在整个刘宋时期可谓是数目最多。他的拟古诗,对刘宋前期作家做到了尽可能的继承。他远追汉代无名氏,近学陶渊明,创作手段既有组诗又有单篇,模拟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更为重要的是,鲍照的拟乐府旧题诗在追求文人化的同时,仍然注意尽可能追求古辞风貌。因而夏敬观在《八代诗评》中对鲍照不吝赞美:“其为乐府,能稍存汉魏之骨者,惟鲍照一人矣。”
我们将鲍照的《代悲哉行》与谢灵运的《悲哉行》相对比:
羇人感淑节,缘感欲回辙。我行讵几时,华实骤舒结。覩实情有悲,瞻华意无悦。览物怀同志,如何复乖别。翩翩翔禽罗,关关鸣鸟列。翔鸣尚俦偶,所叹独乖绝。
谢灵运《悲哉行》:
萋萋春草生,王孙游有情。差池燕始飞,夭袅桃始荣。灼灼桃悦色,飞飞燕弄声。
檐上云结阴,涧下风吹清。幽树虽改观,终始在初生。松茑欢蔓延,樛葛欣虆萦。
眇然游宦子,晤言时未幷。鼻感改朔气,眼伤变节荣。侘傺岂徒然,澶漫绝音形。
风来不可托,鸟去岂为听。
两首乐府诗的主题是一致的,“皆言客游感物忧思而作也”,这样的主题显然都是文人格调。但是鲍照并不像谢灵运那样一味追求语言的典雅精工,在遣词造句上过多雕琢,反而追求“朴而能老”,陈胤倩曾评论鲍照的《代悲哉行》曰:“华实翔鸣,叠坐开阖,故令语拙,见其朴而能老。”[1]
更难能可贵的是,鲍照“卑贱生所钟”的身份虽然为他带来“当昼正含霜”的遭遇,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他能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黑暗,并向整个社会的不公平予以猛烈直率的抨击与控诉。因此鲍照的一些作品不可能囿于一字一句的刻画雕琢,而更倾向于感情的喷薄。在这一意义上鲍照的诗歌深化了乐府诗的意蕴,在精神实质上再现了魏晋风骨。
比如谢灵运拟王粲虽然拟其“遭乱流寓”,然而把重心放在“自伤情多”,拟阮瑀则拟其“颇有优渥之言”,拟曹植,只是把他当做一个“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的公子,主要倾向描摹他们的闲情逸致。而鲍照则不然,如其《结客少年场行》篇名来自曹植《结客篇》“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邙。”《乐府题解》曰:“《结客少年场行》,言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也。”[2]而鲍照之作则是“言少年时结任侠之客,为游乐之场,终而无成,故作此曲也。”鲍照在对他们任侠行为和心态的褒扬中,寄寓了自己强烈的身世之感和不满现实的愤慨,迥异于当时文人乐府诗的格调。
总体来说,鲍照的拟古题乐府和拟古诗,展现了最真实的社会面貌和最真挚的人情人性,无疑拓展了诗歌情性本质的内涵,对当时文坛贵尚巧似,雕琢纤细的文风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拨。沈约在《宋书》中赞赏鲍照“能为古乐府,文甚遒丽”,如果说“丽”是刘宋以来文人拟乐府诗的共同特点,那么“遒”便是鲍照通过模拟汉乐府形成的独特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
不管是陆机,谢灵运等在文辞上的精工细琢,还是鲍照在风格内容上的深化,都對乐府诗进行了进一步的文人化改造,展示了乐府诗走向文人诗歌自身审美理想的趋势,尚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而到了南齐,文人拟乐府诗已基本完成文人化,可供探索的余地范围也大大缩小。鲍照的拟作改造了乐府旧题,而沈约却一味模拟鲍照,写作已经出现僵化。沈约等人的模拟在内容立意与文辞表达上都没有超越之作,自然也无法取得刘宋初期文人拟作那样的历史地位。旧题乐府在南齐已经失去了创新的活力,如萧衍《拟青青河畔草》,何逊《门有车马客》等拟旧题乐府,在主题,内容,篇制方面都沿袭了晋宋作家的套路,词义陈陈相因,只在文辞上增华。[3]所以有生命力的拟旧题乐府发展到鲍照这里已接近尾声。新的文学方式必将产生。 二、对新声乐府的借鉴
另一方面,刘宋时期世家大族的地位已有所动摇,篡权的刘裕对世家大族在政治上采取疏离策略,并且延攬寒门士子来展现文学修养。出身寒微而又想匡时辅弼的鲍照,在政治上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所侍奉的皇室成员,为了胸中抱负,他必须取悦这些皇室成员,迎合他们的文学旨趣。《宋书·刘义庆传》记载:“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鲍照既然能为了使自己作品逊于世祖,以迎合他的心理,做一些“多鄙言累句”的文章,那么模拟当时皇室中流行的文学来换取青睐,想必对鲍照来说亦非难事,也非不可为之事。
而当时皇族成员中所流行的则是源于民间的吴声西曲。尽管刘宋皇族在努力向文化底蕴深厚的高门世族靠近,但是低微的出身则决定了他们的文化审美趣味更多倾向于下里巴人,世家大族的文学欣赏趣味对他们来说无疑有点高不可攀。《宋书·明恭王皇后传》记载:“上(宋明帝)尝宫内大集,而裸妇人观之,以为欢笑,后(王皇后)以扇障面,独无所言。”这种相对低级的趣味折射到文学上就是对来自民间的通俗活泼的歌曲的喜欢。刘宋时期贵族阶级自己制定过《丁督获歌》,《读曲歌》等吴声歌曲,吴地民歌《华山畿》也被采入乐,一些出镇荆楚地区的贵族,效仿制作了不少新乐曲——西曲。[4]如刘铄就曾做过《寿阳乐》等,而且在《宋书·乐志》中,《寿阳乐》等吴声西曲都被列入乐官。鲍照曾追随的刘义庆也做过新声《乌夜啼》。在这种情况下,鲍照拟作新声乐府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以其所作《代白纻舞歌词四首》为例,郭茂倩在《乐府题解》中引《宋书·乐志》说:“《白纻舞》,按舞辞有巾袍之言,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5]鲍照在《奉始兴王白纻舞曲启》中详细记叙了作诗的经过:“侍郎臣鲍照启。被教作白纻舞歌词,谨竭庸陋,裁为四曲,附启上呈。识方淟悴。思涂猥局,言既无雅,声未能文。不足以宣赞圣旨。抽拔妙实,谨遣简余,惭随悚盈。谨启。”诗中也有“命奉福世丁溢恩,簪金藉绮升曲筵。恩厚德深委如山。洁诚洗志期暮年。”这样的颂词,足以证明这几首词是奉命而作。如果不是刘浚喜欢吴声,恐怕小心逢迎的鲍照不会选取这种写作方式。
但是当时的世家文士对于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乐曲则是持批评态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先天优势,使得他们具有自矜自傲的心理,与刘宋政府的关系更多是相结交而非相依附,不会轻易迎合刘宋政权。所以自诩清高的他们,文学的创作主流依然是秉承乐府诗的文人化道路而不屑于下里巴人。
据统计,刘宋前期文士中仅有谢灵运《东阳溪中问答》是模拟民歌之作,而鲍照有《吴歌》2首,《代白纻舞辞》4首,《代白纻曲》2首,《中兴歌》10首、《采菱歌》7首,《幽兰》5首等,远远多于谢灵运的数量。鲍照显然是模拟新声乐府的先导人物。刘宋后期作家,受到鲍照的直接影响,开始大量拟制新声乐府,“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钟嵘《诗品序》)。此话中同时提到的汤惠休现存的主要作品是模拟晋宋以来的新声乐府,颜延之亦曾说:“惠休之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生。”巷中歌谣即是指吴声西曲。那么与之并称,共同影响后世的鲍照的“美文”,应该也是指借鉴民歌的作品。
事实上,模拟民歌,在刘宋后期已成为普遍趋势。毕竟,文人乐府在发展到典雅精工的程度之后,实际上也就没有太多的发展余地了。沈约在《宋书》中记载鲍照“好为古乐府,文甚至遒丽。”但是他模拟的却只是鲍照那些拟新声乐府作,如其《四时白纻歌》显然是模仿了鲍照的《代白纻舞歌词四首》,却不见俊逸气骨只得鲍照之丽辞。再如《南史·刘烁传》记载刘烁在元嘉时期曾“拟古三十余首,时人以为亚迹陆机”,但是到了刘宋后期他却模拟新声乐府大作绮靡之辞,可见风气所至,固不由人。对新声乐府的模拟实现了文学资源上的更新,确立了文学创作的新体式,引领了新的审美风尚,这与以前模拟旧题乐府陷入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指出刘宋文学嬗变的原因,“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
三、结语
刘宋前期的作家通过一定数量的模拟旧题乐府与拟古诗,与前代文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鲍照汲取时代风尚,在诗歌创作中继承旧题乐府,整合了汉魏乐府与文人诗。这样不仅推进了刘宋前期文人诗的文人化改造,又使文人诗吸收乐府的精神,推动诗歌创作走出了狭小的个人情感天地,将视野关注到更广阔的天地。同时由于鲍照身份的特殊性,使得他关注借鉴新声乐府。这为刘宋后期作家指出了寻求新变的方法,又极大地推动了文人诗歌向着通俗化方向发展。刘宋后期作家则沿着鲍照开拓的路线,把主要兴趣放在模拟新声乐府上,作品中以博学典雅相尚的诗歌风气逐渐向着平易化方向发展,这个过程虽然缓慢,但也说明诗歌的风气在由高门世族所代表的雅文化向俗文化过渡,新的诗歌风格即将诞生,这其中,鲍照之功不可没。
注释:
[1]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年,172页。
[2](宋)郭茂倩:《乐府题解》(卷三),中华书局,北京,2009年,948页。
[3]陈恩维:《模拟与汉魏六朝文学嬗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北京,2010年,237页。
[4]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上海,1955年,16页。
[5](宋)郭茂倩:《乐府题解》(卷三),中华书局,北京,2009年,797页。
参考文献:
[1](宋)郭茂倩:《乐府题解》(卷三),中华书局,北京,2009年。
[2](清)方东树:《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6年。
[3]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年。
[4]丁福林:《鲍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4年。
[5]王运熙:《乐府诗论丛》,中华书局,上海,1962年。
[6]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上海,1955年。
[7]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4年。
[8]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6年。
葛晓音:《八代诗史》,中华书局,北京,2007年。
陈恩维:《模拟与汉魏六朝文学嬗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北京,2010年。
蔡彦峰:《元嘉体诗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北京,2007年。
关键词:鲍照;诗歌;创作手法;六朝文学;过渡;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3-00067-02
鲍照初登文坛之时,正值谢灵运、谢惠连等人辞世之际,晋宋文学适逢转关。身处这一时代,鲍照的作品很明显地流露出过渡性特征,考察他的全部作品,不管是诗歌创作题材、还是创作手法,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又有对诗歌新的开拓与探索,特别是创作手法方面,这一特征更为突出。
鲍照出身寒微,为了能够在诗坛获得认可,他必须努力模仿时下流行的创作手法,即模拟旧题乐府。另一方面,在门阀制度有所松动,刘宋皇族把握政权的情况下,心怀建功立业之志的鲍照又必须迎合皇族成员的诗歌审美趣味,所以他又创作了大量新声乐府诗歌。虽然模拟旧题乐府诗歌与新声乐府诗歌这两类作品在当时主流文坛的地位可谓云泥之别,但鲍照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却又奇妙地将二者统一起来。
一、模拟旧题乐府
文人模拟乐府最早追溯到建安时期,然而三曹、七子的多数作品并不完全局限于汉乐府的传统范式。他们根据乐府旧题创作新词,将叙事性较强的汉代民间乐府改编成具有浓厚抒情韵味的文人乐府,作品性质已发生了本质改变。西晋时期陆机继承了这种做法,并大力发扬,他倡导“欲丽前人”和“声为情变”,对乐府诗进行了繁缛化,对刘宋文学造成了深远影响。从汉魏到晋宋,诗歌艺术发展的主流趋势是从“质”到“文”,从“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到“析文以自妙”,“流靡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拟古诗在谢灵运等人笔下文人化特点浓厚,日趋精工典雅,颜延之更是着意谋篇琢句,以至于内容艰涩。
刘宋前期作家拟乐府诗的文人化趋势,表明他们的作品虽承袭汉晋而来,然而却在对诗歌文人化的追求中离质朴的古体渐行渐远了。
鲍照创作的拟古诗在整个刘宋时期可谓是数目最多。他的拟古诗,对刘宋前期作家做到了尽可能的继承。他远追汉代无名氏,近学陶渊明,创作手段既有组诗又有单篇,模拟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更为重要的是,鲍照的拟乐府旧题诗在追求文人化的同时,仍然注意尽可能追求古辞风貌。因而夏敬观在《八代诗评》中对鲍照不吝赞美:“其为乐府,能稍存汉魏之骨者,惟鲍照一人矣。”
我们将鲍照的《代悲哉行》与谢灵运的《悲哉行》相对比:
羇人感淑节,缘感欲回辙。我行讵几时,华实骤舒结。覩实情有悲,瞻华意无悦。览物怀同志,如何复乖别。翩翩翔禽罗,关关鸣鸟列。翔鸣尚俦偶,所叹独乖绝。
谢灵运《悲哉行》:
萋萋春草生,王孙游有情。差池燕始飞,夭袅桃始荣。灼灼桃悦色,飞飞燕弄声。
檐上云结阴,涧下风吹清。幽树虽改观,终始在初生。松茑欢蔓延,樛葛欣虆萦。
眇然游宦子,晤言时未幷。鼻感改朔气,眼伤变节荣。侘傺岂徒然,澶漫绝音形。
风来不可托,鸟去岂为听。
两首乐府诗的主题是一致的,“皆言客游感物忧思而作也”,这样的主题显然都是文人格调。但是鲍照并不像谢灵运那样一味追求语言的典雅精工,在遣词造句上过多雕琢,反而追求“朴而能老”,陈胤倩曾评论鲍照的《代悲哉行》曰:“华实翔鸣,叠坐开阖,故令语拙,见其朴而能老。”[1]
更难能可贵的是,鲍照“卑贱生所钟”的身份虽然为他带来“当昼正含霜”的遭遇,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他能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黑暗,并向整个社会的不公平予以猛烈直率的抨击与控诉。因此鲍照的一些作品不可能囿于一字一句的刻画雕琢,而更倾向于感情的喷薄。在这一意义上鲍照的诗歌深化了乐府诗的意蕴,在精神实质上再现了魏晋风骨。
比如谢灵运拟王粲虽然拟其“遭乱流寓”,然而把重心放在“自伤情多”,拟阮瑀则拟其“颇有优渥之言”,拟曹植,只是把他当做一个“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的公子,主要倾向描摹他们的闲情逸致。而鲍照则不然,如其《结客少年场行》篇名来自曹植《结客篇》“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邙。”《乐府题解》曰:“《结客少年场行》,言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也。”[2]而鲍照之作则是“言少年时结任侠之客,为游乐之场,终而无成,故作此曲也。”鲍照在对他们任侠行为和心态的褒扬中,寄寓了自己强烈的身世之感和不满现实的愤慨,迥异于当时文人乐府诗的格调。
总体来说,鲍照的拟古题乐府和拟古诗,展现了最真实的社会面貌和最真挚的人情人性,无疑拓展了诗歌情性本质的内涵,对当时文坛贵尚巧似,雕琢纤细的文风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拨。沈约在《宋书》中赞赏鲍照“能为古乐府,文甚遒丽”,如果说“丽”是刘宋以来文人拟乐府诗的共同特点,那么“遒”便是鲍照通过模拟汉乐府形成的独特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
不管是陆机,谢灵运等在文辞上的精工细琢,还是鲍照在风格内容上的深化,都對乐府诗进行了进一步的文人化改造,展示了乐府诗走向文人诗歌自身审美理想的趋势,尚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而到了南齐,文人拟乐府诗已基本完成文人化,可供探索的余地范围也大大缩小。鲍照的拟作改造了乐府旧题,而沈约却一味模拟鲍照,写作已经出现僵化。沈约等人的模拟在内容立意与文辞表达上都没有超越之作,自然也无法取得刘宋初期文人拟作那样的历史地位。旧题乐府在南齐已经失去了创新的活力,如萧衍《拟青青河畔草》,何逊《门有车马客》等拟旧题乐府,在主题,内容,篇制方面都沿袭了晋宋作家的套路,词义陈陈相因,只在文辞上增华。[3]所以有生命力的拟旧题乐府发展到鲍照这里已接近尾声。新的文学方式必将产生。 二、对新声乐府的借鉴
另一方面,刘宋时期世家大族的地位已有所动摇,篡权的刘裕对世家大族在政治上采取疏离策略,并且延攬寒门士子来展现文学修养。出身寒微而又想匡时辅弼的鲍照,在政治上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所侍奉的皇室成员,为了胸中抱负,他必须取悦这些皇室成员,迎合他们的文学旨趣。《宋书·刘义庆传》记载:“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鲍照既然能为了使自己作品逊于世祖,以迎合他的心理,做一些“多鄙言累句”的文章,那么模拟当时皇室中流行的文学来换取青睐,想必对鲍照来说亦非难事,也非不可为之事。
而当时皇族成员中所流行的则是源于民间的吴声西曲。尽管刘宋皇族在努力向文化底蕴深厚的高门世族靠近,但是低微的出身则决定了他们的文化审美趣味更多倾向于下里巴人,世家大族的文学欣赏趣味对他们来说无疑有点高不可攀。《宋书·明恭王皇后传》记载:“上(宋明帝)尝宫内大集,而裸妇人观之,以为欢笑,后(王皇后)以扇障面,独无所言。”这种相对低级的趣味折射到文学上就是对来自民间的通俗活泼的歌曲的喜欢。刘宋时期贵族阶级自己制定过《丁督获歌》,《读曲歌》等吴声歌曲,吴地民歌《华山畿》也被采入乐,一些出镇荆楚地区的贵族,效仿制作了不少新乐曲——西曲。[4]如刘铄就曾做过《寿阳乐》等,而且在《宋书·乐志》中,《寿阳乐》等吴声西曲都被列入乐官。鲍照曾追随的刘义庆也做过新声《乌夜啼》。在这种情况下,鲍照拟作新声乐府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以其所作《代白纻舞歌词四首》为例,郭茂倩在《乐府题解》中引《宋书·乐志》说:“《白纻舞》,按舞辞有巾袍之言,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5]鲍照在《奉始兴王白纻舞曲启》中详细记叙了作诗的经过:“侍郎臣鲍照启。被教作白纻舞歌词,谨竭庸陋,裁为四曲,附启上呈。识方淟悴。思涂猥局,言既无雅,声未能文。不足以宣赞圣旨。抽拔妙实,谨遣简余,惭随悚盈。谨启。”诗中也有“命奉福世丁溢恩,簪金藉绮升曲筵。恩厚德深委如山。洁诚洗志期暮年。”这样的颂词,足以证明这几首词是奉命而作。如果不是刘浚喜欢吴声,恐怕小心逢迎的鲍照不会选取这种写作方式。
但是当时的世家文士对于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乐曲则是持批评态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先天优势,使得他们具有自矜自傲的心理,与刘宋政府的关系更多是相结交而非相依附,不会轻易迎合刘宋政权。所以自诩清高的他们,文学的创作主流依然是秉承乐府诗的文人化道路而不屑于下里巴人。
据统计,刘宋前期文士中仅有谢灵运《东阳溪中问答》是模拟民歌之作,而鲍照有《吴歌》2首,《代白纻舞辞》4首,《代白纻曲》2首,《中兴歌》10首、《采菱歌》7首,《幽兰》5首等,远远多于谢灵运的数量。鲍照显然是模拟新声乐府的先导人物。刘宋后期作家,受到鲍照的直接影响,开始大量拟制新声乐府,“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钟嵘《诗品序》)。此话中同时提到的汤惠休现存的主要作品是模拟晋宋以来的新声乐府,颜延之亦曾说:“惠休之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生。”巷中歌谣即是指吴声西曲。那么与之并称,共同影响后世的鲍照的“美文”,应该也是指借鉴民歌的作品。
事实上,模拟民歌,在刘宋后期已成为普遍趋势。毕竟,文人乐府在发展到典雅精工的程度之后,实际上也就没有太多的发展余地了。沈约在《宋书》中记载鲍照“好为古乐府,文甚至遒丽。”但是他模拟的却只是鲍照那些拟新声乐府作,如其《四时白纻歌》显然是模仿了鲍照的《代白纻舞歌词四首》,却不见俊逸气骨只得鲍照之丽辞。再如《南史·刘烁传》记载刘烁在元嘉时期曾“拟古三十余首,时人以为亚迹陆机”,但是到了刘宋后期他却模拟新声乐府大作绮靡之辞,可见风气所至,固不由人。对新声乐府的模拟实现了文学资源上的更新,确立了文学创作的新体式,引领了新的审美风尚,这与以前模拟旧题乐府陷入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指出刘宋文学嬗变的原因,“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
三、结语
刘宋前期的作家通过一定数量的模拟旧题乐府与拟古诗,与前代文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鲍照汲取时代风尚,在诗歌创作中继承旧题乐府,整合了汉魏乐府与文人诗。这样不仅推进了刘宋前期文人诗的文人化改造,又使文人诗吸收乐府的精神,推动诗歌创作走出了狭小的个人情感天地,将视野关注到更广阔的天地。同时由于鲍照身份的特殊性,使得他关注借鉴新声乐府。这为刘宋后期作家指出了寻求新变的方法,又极大地推动了文人诗歌向着通俗化方向发展。刘宋后期作家则沿着鲍照开拓的路线,把主要兴趣放在模拟新声乐府上,作品中以博学典雅相尚的诗歌风气逐渐向着平易化方向发展,这个过程虽然缓慢,但也说明诗歌的风气在由高门世族所代表的雅文化向俗文化过渡,新的诗歌风格即将诞生,这其中,鲍照之功不可没。
注释:
[1]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年,172页。
[2](宋)郭茂倩:《乐府题解》(卷三),中华书局,北京,2009年,948页。
[3]陈恩维:《模拟与汉魏六朝文学嬗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北京,2010年,237页。
[4]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上海,1955年,16页。
[5](宋)郭茂倩:《乐府题解》(卷三),中华书局,北京,2009年,797页。
参考文献:
[1](宋)郭茂倩:《乐府题解》(卷三),中华书局,北京,2009年。
[2](清)方东树:《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6年。
[3]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年。
[4]丁福林:《鲍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4年。
[5]王运熙:《乐府诗论丛》,中华书局,上海,1962年。
[6]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上海,1955年。
[7]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4年。
[8]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6年。
葛晓音:《八代诗史》,中华书局,北京,2007年。
陈恩维:《模拟与汉魏六朝文学嬗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北京,2010年。
蔡彦峰:《元嘉体诗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北京,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