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教授推荐我去奥克兰沃道夫码头观看一个公共艺术。之所以只是称呼它叫公共艺术，是因为我已经想不起这件作品的名字。
　　在现场，什么元素都有了，什么设备都用了，一切能够识别为“现代”或者“后现代”的事物一应俱全。广场中央摆着几何结构的脚手架，几盏大灯在灿烂的阳光中显得很是冷清，甚至冷漠。有一个残缺不全的乐队在进行大提琴和小提琴的合奏，一个脸部绘彩的行为艺术家在表演夹杂着毛利、印度、日本能剧、机械人等的动作，
　　一个巨型充气八爪鱼混乱的触爪在乱舞，巨型的屏幕上播着闪烁不定的黑白录像带，几个色调通红的几何体零落地摆放在地上。
　　当然，我忘了说，还有无数理论家的相关文章印成了小册子摆在桌子上任人取阅。在这些文章中，一切标榜前卫的词语都用上了，包括“事件”、“事物”、“偶发”、“性别”、“材料”、“身体”、“欲望”、“躯体”……一切与前卫有关的哲学家都被拉来坐镇，有鲍德里亚、利奥塔、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巴特勒、拉康……除非出于学习英文的目的，我根本不会认真读这些文字。所有这些文字的背后已经有一个结论，这就是：这个作品绝对是好的，充满了意义，它的意义就是无意义，因为无意义，所以它是开放的、前卫的，打开了一个让我们的质问得以存在的空间，所以它充满了正义……
　　这是无休止的行话和废话。这种废话往往让我想起索然无味的下午茶，几块乏味的饼干抹上水分不足的芝士，还有一杯味道平淡的咖啡。但下午茶并不是为了吃饱，只是为了证明我完成了“下午茶”的过程。这个“公共艺术”也是如此，把所有的市政程序都走了一遍：首先立项、批准、找人选，然后搭建舞台灯光，运送移动厕所，然后找现场的音响师、灯光师，再然后集合演员和艺术家。接下来几个小时或者连续几天的表演，效果已经变得不重要，所有这些就是为了证明这个项目已经实施并完成了。每个人事实上都非常敬业，每位观众都非常投入，但是当这个事件结束时，却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不知还有没有这样的观众，回家后在日记本中写道：“今天下午，在沃道夫码头观看了一个跨界艺术，让我认真思考了身份、主体等各种问题……”不，已经没有这样的观众，或者说，艺术已经没有这样的魅力值得让人停下来进行多于一分钟的思考。他们回去之后，不过在Facebook中贴上几张照片，然后写道：“午后，很无聊，在码头看了一阵表演，去了皇后大街吃了一个中餐，又逛了逛街，回来已经七八点。”
　　我后来明白了公共艺术的这种不咸不淡的意味。仔细想想，也许我太将那些所谓理论批评家的话当真。我试着用相反的角度去理解批评家的话，竟然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例如，当批评家说“有趣”，实际情况是“无聊”；当他们说“值得思考”，其实是“可以立刻忘掉”；当他们说“前卫”，相当于“平庸”；当他们说“新颖”，不过
　　是“老土”；当他们说“突破”，那只是“老调重弹”罢了。
　　这种修炼很快让我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到了艺术史，并且我相信部分艺术家也赞成我的看法。最著名的莫过于杜尚的小便池，事实上，那确实是一件垃圾。因为这件东西不能使用才摆在博物馆，而且当它真的不再摆在博物馆时，它就彻底成为一件垃圾。还有极简主义风格的绘画，也是垃圾。在建筑单调的新西兰，整条街道的建筑，所有的室内装修，都是极简主义风格。极简主义的绘画作品事实上可以用电脑大批大批地做出来，一分钟可以做几千个，所以也是垃圾。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不少艺术家说“艺术死了”之后还继续做了不少艺术。因为艺术和生活世界一样，如果艺术死了，它就没有必要存在。每个人都会生活，每个人都能生产垃圾，或生产艺术，如此一来艺术家就没有必要独揽生产垃圾的权力。莫非艺术家生产的垃圾会比我们的更垃圾？而所谓“垃圾”，还意味着它是人工的，是消费过后的剩余。艺术家从来没有想过在这些充满了科班意味的概念艺术之外，还有没有必要再做这些过于“人工”的垃圾。
　　当我仔细地审视这些挂着艺术家名号的艺术家时，我发现他们身上那种极端犬儒主义的气质，不是苟合大众就是苟合媒体，和他们声称的先锋毫无关系。在“德里达”、“鲍德里亚”这些理论招牌的背后是创造力萎缩的末人，就像西方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不是进出酒吧就是把玩iPhone，所有的这些都预示一种无味的平庸性，并且在平庸中玩出一种自以为是的趣味。所有的这些艺术潮流那种沾沾自喜的强调，其实是生活萎缩的自恋后遗症。
　　我观察过一个自称为哲学家的教授，除了他的自恋比别人更强之外，我没有发现他任何突出之处，他抄了几十年的书，还将继续抄。我观察过一个艺术史的行家，她除了抄书和写新闻报道一样的文章之外，和任何人毫无两样。我观察过一个搞独立电影的艺术家，她除了找敏感题材拍摄、吃饭、公关送影片出国获奖之外，几乎不能思考什么。我观察过一个写小说的作家，她除了将古代药方、房事秘要抄进小说之外，几乎毫无特色。事实上，大多数艺术想将自身伪装为邻家女孩一样讨好，不再引人注目，甚至成为垃圾一样有条理地分类回收。他们比现实的垃圾更缺乏色彩和多样性。
　　从我的办公室到城市的展览馆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但我根本不会迈出任何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