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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圈”释放的能量场
大概是我三十五岁那年春节，我很郑重地开始惶惑着，认真思考我这一生想追求什么样的生活。而且这一追问，在之后的几年里时常跳出来，尤其是在深夜，敲打着自己的内心。很显然，这个重大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很多女人一辈子的成就是养育了一个或几个优秀的孩子。然而结婚十年，我一个孩子也没有生养出来。我不知道我用这些时间都干了什么。这些问题，我必须认真地梳理清楚。
没错，我正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表面上看，上班使我快乐。太阳升起来，给两人做一顿可口的早餐，就开始了上班。并没有特别棘手的工作等待我去处理。接电话，打电话，作者似乎都在小心翼翼跟我交流，不乏恭维，生怕我枪毙他们的稿件。全国各地的作者，都把编辑们放在一个地理上的“中心”地位，尊敬着，仰望着。这是一份赢得无数尊重的体面的工作，我在那个有着沙发和绿植的办公室，度过不算糟糕的一天。但回头看的时候，我时常得出一个令人惊悚的结论——上班正在吞噬着我的生命。我真的就像那个太阳一样，每天早上升起来，到人间晃一圈，什么也没做，就落下去了。把自己比作太阳似乎有点不妥，因为它毕竟温暖了什么，照亮了什么，而我和我编辑的那些文字，很难说是照亮了谁的内心。我就是在天亮出门，天黑，回家关上了门。日复一日。
我不知道我血液里不安分的因子来源于哪里。显然不是来自我的渔民父亲和自然而然成为渔妇的母亲。渔民的活计那么辛苦，我父亲每天在海里拼命，冒着生命的危险与浪搏击，就是这样，干了几十年，他把自己累得骨瘦如柴，也没有想过要换一份营生。他还经常恐吓我，不要轻易离开我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堪称完美，他说离开它我将“后半辈子都忙着四处找后悔药”。坦白地说，我一点也没有继承父母的踏实肯干。
有一次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不安分的因子来自微信朋友圈。这个“圈”离我很远，有时又离我很近。这个“怪圈”里釋放出很大的能量场，影响着我的生活。朋友圈里很多人，三教九流的朋友，在晒自己的美好生活，美景美食，有人称之为“朋友圈表演艺术家”。不过，这些都没能吸引我，我对这些表面光鲜的事提不起什么兴趣。
经常撩拨我神经的是一位师姐的朋友圈，她过着另外一种生活。她研究生毕业后，嫁给了一个搞艺术的人，那时候她先生还称不上是一位艺术家，个子不高，在北京的798搞人像雕塑。听起来是有点冷门的那种创作方式。然而后来，师姐的先生似乎赚到了不少的钱，把两人的生活安排在了厦门的一座山上，还有后来出生的孩子。他们一家三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然而这又与普通农民的生活有很大的不同，我称之为“以艺术的方式接近土地”。
师姐以每天两三条的频率，在朋友圈分享着她的生活片段。有时候是，她在清洗着碧绿的蔬菜，旁边卧着她养的那条俊美的大黄狗，接下来，她的儿子跟狗抱在一起，翻滚在草坪上。也有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扛着镢头，到深山里挖笋，挖出来鲜嫩的竹笋，并不是拿回家做什么竹笋肉片一类的世俗的菜，而是就地生火，烤山笋吃。还不忘用锡纸包着芋头，一同扔进火里，然后在柴火堆上煮茶。春天的时候，他们坐在山顶上的一棵桃树下，又有可能是跟着周边的茶农们一同去采茶。他们家的很多工具都是手工制作的，有的农具来自一棵枯树，衣服也是自己扎染的。既环保，又可以打发多余的时间。
不要以为这种生活很离群索居，很孤独。那是一片艺术家聚居的地方。到了晚上，懂音乐的邻居围在一起，有人弹唱，有人起舞，尽情表达着自己。搞艺术的人最容易敞开自己。
这种生活令我着迷。尤其是北京笼罩着浓厚的雾霾的时候，我便对师姐的生活更加向往，觉得那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然而我只能围观着，艳羡着。我不能走进她的生活，就像观众无法走进电影的银幕。
回想起来，当初我嫁的这个人，本应该也是个艺术家。他会画各种的小人物，并且给他们安排一些有趣的角色，演绎不同寻常的故事。他是个想象力极为丰富的漫画作者。过节的时候从不去商店买礼物，都是他画给我。结婚旅行，还有钻戒，他都画给我，既省钱又别致。结婚以后他改行做了电影编剧。本指望着他能挣一大笔钱，我们也联合一帮写剧本的人，搬到山上去，过一种“艺术地栖居”的生活，然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总是在他设置的故事情节里表达着自己想要改造这个世界的野心。投资方最讨厌那些说教，这样一来，他便成了“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先后跟不同的投资方决裂，一部电影也没拍成。作为一个不成功的编剧，他至今依然固执地坚持着他的观点——绝不与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苟同，那无异于同流合污，一定要创作出崇高的、传世的经典。他说，很多艺术史上伟大的作品，都是在百年之后才被认可。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也不知道他的作品会不会在此之列。眼前，我只知道，我们还没有条件搬到山上，去过那种衣食无忧的生活。
还有一个人的朋友圈，也时常刺激着我敏感的神经。他是一个人类学家，我跟他并不熟悉。相识是源于两年前我写了一本关于海岛的书，他那时正在浙江舟山的某个海岛，研究那个岛上的人类。他对我的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通过朋友向我索要。我猜他读了之后一定会大失所望，因为那基本是我个人对于海岛的回忆，完全是主观的，不能给他的研究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跟他那种科学的角度截然不同。至今我们没有见过面，我只在朋友圈里读到他的足迹。
那天，他这样写：“傍晚打印邀请函，保险单，充值电话卡。远行，一个人的远行，是会有秋天的色彩。其实很想在秋天时穿越西伯利亚，那个时候，火车在金黄的白桦林中会非常优雅。带着不多的钱，也许也可以做这段俄罗斯全境的田野。”这是他要开启新一段旅程的宣言。我看过他的照片，他的长相很像我本家的堂叔。高高的个子，两条大长腿，一头浓密的卷发，鼻梁很高，深眼窝。据说这种长相的人都有着放荡不羁的性格。我那堂叔也是，在海上做着各种冒险的事，让全家人都为他捏一把汗。
我很喜欢人类学家朋友圈里晒的照片，他的那种游历，跟别人出国旅游晒出来的照片完全不同。那是本真的风景，你会感觉到你作为一个人类，你的生活方式等等一切，都成为他研究的对象。比如一棵桑葚树的照片，图片说明——“从雪山之上到长江之畔。下午到达江中小岛农场。和英国朋友、中国朋友谈了朴门农业。”一个园林的照片说明——“下午从束河来到白沙阿青师傅的制衣坊。他在田里种花，种菜，养羊，做衣服，办学堂，空间设计得有雅趣。”还有在飞机上拍摄的照片——“后天飞往香格里拉的白马雪山。那里杜鹃花开得正艳。白马雪山路过多次，这次想深入它的腹地穿越。” 他对一切新鲜风景的描述都是冷静的。那种自由的行走，不是以炫耀为目的的旅游，他在记录着风景之余深入地研究着不同地域人的生活方式。
那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全世界都跑不出他研究的范围。他见多识广，有时候我们遇到的那些蛮不讲理的人，换做是他，或许可以从基因的层面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他冷静。有时候，我站在他的角度想，全人类真是平等的，我们没有理由去亲近某些人，疏远某些人。还有时候，我会感激他代我们这些懦弱的人行走世界，并提醒自己，我是懒惰的和狭隘的。我想，如果以这种方式度过一生，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临终前，我可以毫无遗憾地对自己说，我心里装着整个世界。
以上两种，或许是我想要追求的生活。
关于隐居生活的遐想
有时候我想，我是不是适合隐居。小时候娱乐活动匮乏，我把每天临摹大衣柜上的烫画当成安静的消遣。山石、梅花鹿、迎客松，古色古香的山居风景。后来很多同学移民，发来欧洲碧绿的草坪和哥特式建筑的优雅风光，我直言不讳地说，那种风景对我而言毫无吸引力。我钟情于中国山水，高远、深远、平远。到杭州的西湖、到太湖鼋头渚、扬州的园林，一色灰蒙蒙的远山，亭台楼阁，岸上杨柳扶苏，真正的令人沉醉。
我对于隐居生活的更准确的向往，是来自“元四家”之一王蒙的山水画《青卞隐居图》。元代蒙古人统治中国，让很多文人郁郁不得志，便将一身的才华寄情于山水。第一次看到《青卞隐居图》，我被繁复的画面搞得晕头转向。那无异于一个大迷宫，让我的大脑迅速地编织着故事。盯着看，反复琢磨着，茂密幽深的山，一重又一重，清澈的山泉，时隐时现地婉转，分不清究竟哪一座山峰才是它的源头。从细节看，你可以試着仔细去分辨，究竟有多少棵不同种类的树，繁茂地在这无人之境生长。离开那些复杂的细节，从远处看，整体，一座高深的山，巍峨无比，整个地想要倾倒下来，那种气魄，似乎在阻止外来者进入隐居者的领地。山石树木，层层叠叠，只在左侧隐约露出几座简陋的茅屋。
就是在盯着这幅图研究的时候，我产生了想要在里面居住的想法。
《林泉高致》里面也说：“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说得一点也不错，《青卞隐居图》正是那种“可居可游”的画，很有代入感。我幻想着，那个茅屋里，住的正是彼时的自己。每天晨起听鸟声和山泉声，没过几天便把那些腐朽的气息涤荡得干干净净。山水唤醒一身的灵气。
我甚至想要亲自去卞山走一走看一看，这么多年过去了，看它是不是一如既往地那么幽深。几百年的时间，不知有没有隐居者先我一步占领了那座山。
王蒙的《谷口春耕图》也能引发类似的遐想。秀美的山谷，暖洋洋的春天万物复苏，在寂静里准备耕种。还有《稚川移居图》，描绘的是东晋人葛洪携带家眷移居罗浮山修道炼丹的故事。东晋道教学者葛洪身穿道袍骑在牛背上，神情专注，执着手中的书卷边走边看。妻子和几个孩子同骑在牛背上。一起移居的还有几个仆人，他们或提着鸡笼，或牵着牛羊，或挑担负重，把生活必备之物搬运到山上。一路上崇山峻岭，飞瀑流泉，几间茅草屋掩映在深山之中，屋前的庭院里，先行到达的仆人正在打扫庭院，迎候主人的到来。那种动感，营造的正是“隐居生活马上开启”的那种氛围。让人心动不已。
我问自己，画里描绘的是不是我想要追求的生活？老公一直在旁边给我泼冷水，由几幅山水画引起的关于隐居的向往，是不是离题太远？他还说，那种生活听起来实在是不切实际，夏天可能凉爽，冬天很有可能会被冻死，他可不想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出去捡柴火。遇上灾年，种的粮食还会颗粒无收。
我怀疑着这种说法。但从我查到的资料来看，卞山在浙江，又名弁山，这座山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深。谁都知道，江浙一带的山，很少有能绕到云彩里的那种高度，大都是含蓄温婉，不高，一座连着一座。从这一点看，《青卞隐居图》真有可能是王蒙的杜撰。对比起来，倒是倪云林画里那些低矮平缓的石头和山，更接近江南风景。王蒙有意地夸张了这座山，他想用大山和大石头，挡住那些世俗的念头，但终究失败了。他并未真正实践着隐居。他作为赵孟頫的外孙，一直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徘徊，他曾经在杭州的黄鹤山隐居过一段时间，但始终与官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最终晚年出仕受政治牵连而死于狱中。
王蒙的画里世界，只是他的向往。
还有一个画家，是明代的陈洪绶，也叫陈老莲，画了一批叫做《隐居十六观》的画。同样令人痴迷。那一年的中秋之夜，陈老莲醉酒西湖边，为友人作了十六幅画，以简洁的白描绘出隐士生活中的十六种状态：访庄、酿桃、浇书、醒石、喷墨、味象、漱句、杖菊、浣砚、寒沽、问月、谱泉、囊幽、孤往、缥香、品梵。每一观，与一位古时隐逸高士人物对应。比如《醒石》一图，画的就是陶渊明。传说陶渊明赏石，每每于醒醉之间，倚石为榻。时醉卧，时醒观。明代林有麟撰《素园石谱》记载：“陶渊明所居东里有大石。陶渊明常醉眠其上，名之曰醒石。”
我很想模仿着他们，做一些这样远离世俗的事。脑子里虽然这样盘算着，但每天忙着上班下班，这种状态始终都是一种奢望。又害怕偶尔的一次“酿桃”“谱泉”夹杂在凡庸琐事中间，看起来难免不伦不类。
我心里始终没有放弃隐居的想法，我留意观察着现代的隐士，是如何过他们的理想生活。某日，有位朋友兴奋地跟我说刚刚去探望过一位隐居在河南嵩山的画家朋友。在深山里盖房子，种地、画画。他去的时候正值秋季，端上来的野果子和可口的煮花生，味道相当不错。我想再追问隐居生活的细节，他便不留情地告诉我，冬天山上艰难，画家会回到城里的家。平时是因为索画的应酬太多，只好躲到了山里。
据说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时候生活也很艰难。说实话，“贫穷”一词给我带来的直觉是畏惧。我渴望种类多样的美食，和冬暖夏凉干净整洁的房间。渴望着在丰衣足食之余有大量闲暇的、无所事事的时间。 后来又听到一个真实的隐居故事，那是一位出家的师父，在终南山闭关几年。据说他在茅草棚里打坐的时候，老鼠吱吱叫着爬上他的耳朵。有一对年轻的恋人，误入他的茅草房去参观，直接将他当成了蜡像。我想，他一定是经历了不吃不喝的禅定状态，才能真正与终南山的寂静为伴。我曾跟好友去终南山的南五台，经常看见浓密的树林里有个小岔路，写着“修行勿扰”。我赞叹着，那是真正的隐居。后来那位出家的师父，又到了一处繁华的寺院当了住持，他说，在人群里也可以实现真正的隐居。这种说法充满禅机，像我这样愚笨的人不知道应该怎么落实。
然而，我对隐居生活的基本放弃，是在我看了一段老树的旁白之后。老树画画，经常在文学报刊上作为封面或者插图。那天，看到他的一幅令人神往的新作——“白衣长衫”推开一扇木门，门口长满了碧绿的庄稼，四周都是野花。正是在这幅图旁边，我看到他写了令我绝望的一段话：“不要把我的诗和画想成一个可以落实的情境，哪怕有条件落实也最好别去落实。因为你知道真正踩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当初认为很美好的东西就没了。”
与人类学家的对谈
冷静下来想想，我甚至觉得这次约见人类学家是一件残忍的事。就因为我想参考他的生活方式想清楚自己的追求，就把人家约来，行色匆匆的，而且是在他两段旅行的间隙，是不是一件自私和残忍的事？事实上，他上次来北京的时候，曾约见我，或许是想跟我谈一下读我那本书的感受，但我当时正在生病。
我们约在一所大学的咖啡厅见面，那天正是端午节。跟他的约见有点不同寻常，我发出邀请的时候他正在河北的草原上游历，回北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当晚就要飞往海参崴。他到北京的第一站，是去图书大厦购买关于下一段旅程的书。我说我可以去图书大厦跟他碰面，他坚持要来我家附近的大学，可见他相当善良。但没有具体的见面时间，只说是在当天下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人在途中”的散漫。
巧的是，我走向那家咖啡厅的时候，远远地看见前面一个瘦子，背着一个很大的双肩包，像登山似的奔向咖啡厅的门。直觉就是他。果然。见到我，他没有寒暄，也没有对这个不约而同到来的默契感到快乐。他身材整个比照片上小了一号，背有点驼。他坐下来点了一杯冰水。他说话的声音很小，显得不如我想象中的强壮。我之前把他想象成绿林好汉那一类人。
似乎我们应该有很多话题可以聊，比如他是青岛人，我是烟台人，都生活在海边。比如我们同在北京护国寺胡同里的辅仁大学读过书，而那所大学里有个闹鬼的后花园。再比如他之前的专业是电影，而我的专业是影视艺术研究。但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多小时的对谈中，我们有好几次的冷场。
他的眼神是平淡的，还有一丝不易觉察的疲惫。我注意到，只有当他掏出他刚买的那本关于旅行的书的时候，指著书上写的“这是一场诗意的旅行”，眉宇间透露出一丝的兴奋。这让我觉得，他是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应该四十多岁了吧，居然被“诗意的旅行”吸引。“文艺青年”这个词，越来越多的贬义，这个注重精神追求的群体，有着很多的吹毛求疵和对现实的无力感。真应该适龄告别文艺。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而当我说到，我喜欢到江南的小城市居住的时候，他不无蔑视地说，太甜了。但还是善意地给我推荐了翟永明写富春山居图的那首长诗。
他刚刚在东海完成了那个渔村的田野调查，事实上是帮助小渔村做一些文化方面的提升。接下来的一个项目是在四川的藏区，有草原的地方，可能会待上半年。这中间，他要坐火车，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西伯利亚之旅。聊天的中途，他突然跟我说，他没有买到羽绒背心，因为商场里卖的都是夏装，他不知道旅途冷了怎么办。他用迷蒙的眼神看向窗外，然后自言自语——到时候再说。
我想几次冷场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孤陋寡闻。他不知道哪些信息是可以深入地谈下去。又或许是因为他掌握的信息太为宽泛的缘故。他先是蜻蜓点水地说到东海、渤海，还有泰国的海滩有什么不同，问我去过泰国吗，我摇摇头。然后说到登山，潜水，农业种植等等的，我的眼神暴露我对此一无所知。我说我对古诗词里面的山水意象感兴趣，比如李白诗歌里的长江意象，他说有些地方还是可以找到古典的感觉，有一次他在贵州的乌江乘船的时候，突然忘记时空。还有神农架附近的古村落，还保留着很古朴的东西，可以去看看，或许可以找到我想要的东西。
他知道我在一家跟铁路有关的报社工作，问我有没有想过到全世界去看不同样子的铁道线和火车，我笃定地摇摇头。我确实对火车这种冷冰冰的东西不感兴趣，而且对工业有些反感。他说不应该这样，然后讲到火车美学。讲到他的一位厦门的朋友写了一本书叫《火车政治学》，甚至他建议我的写作可以跟火车结合在一起，写一些让单位满意的东西。看来他的很多想法，相当的接地气，不是一直在云端飘着那种人。从他的谈话中，我确实体会到某种宽广的东西，反观到自己的狭窄。
他问到我的家人，我父母的生活状态，我老公的职业。我想他可能是把任何人都以一种人类学的视角来观待。对我的回答，他面无表情，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主观态度。只是说，能在北京安家，真的是很不容易。并说起自己在青岛的亲人，有叔叔之类，我没敢追问他父母的情况。
最后，他对我的劝告是，要多出去走一走。我明白他的意思。其实我去的地方很多了，但就是显得很无知，这个大脑的空间实在是不争气，很多信息都被自动删除了。我表示接受他的这一建议。他又说起，他曾经谈过一个女友，恋爱的那两年，他就在北京，连河北都没去过。后来她去了美国，恋爱告终。他开始了行走，各种田野调查，至今没有停下来。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在某个地方定居，他说不知道自己以后的想法会怎样。
分别的时候，他又嘀咕着说要去附近的超市里买点食物，可能火车上没有那么合口味的东西吃。但又改变主意，说是去机场附近再买。我发现其实对于即将开始的这段旅程，他并不是那么的笃定和兴奋，也不是完全地享受未知。
此刻，我脑海还能清楚地浮现他那张脸，痩癯，略显疲惫。说话的时候偶尔善意地笑，但整个目光是涣散的。对于我这样的异性没有丝毫的兴趣，这让他看起来显得相当的老实和单纯。 告别人类学家。回家路上无端地想起《浮生六记》，作者沈复和芸娘游历了很多风光，也享受着文化背景所带来的丰富体验，但却是晚景凄凉，让人忍不住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近似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躺在床上浏览人类学家的朋友圈，河北的那一段，就写在我们见面的几个小时之前：“寻找野杏林的端午节。清晨起床，沿山里湖畔小路散步，寻找野杏林。片刻时光，来到老奶奶家，她一个人住。腿脚行动不便，院里种植着花椒。玉米。杏树。养了两只猫。离开她家，接着前行，找到了那片野杏林。摘了一颗。”突然很想流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句号太多的缘故。
当我放弃思考未来
我想追求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并不是一直困扰着我——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几乎想不起来这件事。那是一场病。那场病从冬天突然而至，一直持续到来年的春夏之交。像田间的一场野火，无声无息地日夜蔓延，在我的心坎上留下大片黑色的灰烬。
病重的时候，我没办法出门，甚至没办法下床走路。有好多个夜晚，我以为自己要死了。我幻想着死神正在黑暗中慢慢接近自己。而天亮的时候，一切重新回到正轨，打针、吃药，做各种治疗。那期间，我没有任何主动的想法，只是承受着“被安排”。精神比较好一点的时候，我会意识到这种“被安排”的生活让我感到别样的轻松。我不用为了到哪一家餐馆去吃饭而产生选择障碍，也不用为哪一篇稿子没有写完而忧虑。我不用做任何的选择，当然也不用选择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事实上，即使你安排好了未来的生活，也有可能因为治疗的失败一切都戛然而止。从真理的角度来说，任何人的生命在任何的时间都有可能戛然而止，但这并未影响我们忙碌地安排着各自的生活，为未来盘算着、焦虑着、积蓄着钱财。
我并非在生病的一瞬间就放弃了思考和规划未来，而是在生病的过程中，看着理想慢慢萎缩。按理说，没有力气出门的人，正好可以趁机进行一些思想的活动，把这一命题彻底地想清楚，但事实却正好相反。我不再盼望隐居，更不想过那些离群索居的生活。这些大的想法，真的就明显地一点一点地萎缩，由对一种生活状态的规划，萎缩成一些庸俗的、没出息的想法。比如渴望一场不远不近的旅行，穿最舒适的衣服出门，最好是到敦煌、楼兰、南疆、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样听起来气势磅礴的地方去，重新感知大地，那个我一直匍匐在它身上呼吸的地方。随着病情的加重，它继而萎缩成到附近的公园里去看看结冰的湖面，远远地观赏那些中学生肆无忌惮地在冰上一边吆喝着一边滑翔，嘴里不断地呼出雪白的哈气。再后来，萎缩成跟一家人的团聚，一顿围坐在暖炉前的麻辣火锅。最后，理想这家伙越来越低越来越矮，幻化成一个具体的感受，比如彻底地吸一口雪后新鲜的空气——请医生把窗户打开，再来一阵风，让雪片刮在我脸上，去感受那一份冰凉。或者到最高一层的阳台上，去看看元宵节的烟花，闻闻那些爆竹燃烧之后的火药的余味。
最低谷的生命，渴望的是一些碎片化的感受。渴望一口冰凉的可乐，渴望抓起一捧雪扔得越远越好，渴望闻一阵春风里似有似无的花香……这一切都有助于复活我的知觉。由于这些目标实现起来并不算困难，所以，在病重的那一段时间，我居然捕捉到了心里的安稳。那是大理想、大目标突然垮塌的輕松感。
我想证明自己有抓住一切的能力，这跟以前“总想放下一点什么”的想法截然相反。我用意念抓住一切可以让自己站起来的东西，比如一个树上熟的贵妃芒，记不得是谁把它带来放在我的床头，它极大地鼓励了我。它长得极其妩媚，色彩从鲜嫩的绿，过渡到明黄，又在最丰腴的部位打上了明媚的腮红。它散发着青涩的芬芳，日复一日，那种香气越来越浓，最后竟夹杂着浓郁的酒香。它是觉得生活太美好，自己沉醉了吗？我读不懂它的心情，可它就是这样恰到好处地点亮了我那些灰暗的日子。有这么一颗芒果在身边，我常常把它握在手里，它不大不小，刚好撑满整个手掌。它堪称完美。我想我一定要活下来，我不能辜负这个世界，毕竟这里有这么美妙的东西，它为我而生长，为我而成熟。它万里迢迢来到我的枕边，它来这世上走一遭专门就是为着抚慰我的心。在我感动到极点的时候，我咬了它一口，混合眼泪咽下满嘴酸甜的汁水。它永远地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还有一对喜鹊夫妇，它们帮了我很大的忙，它们居住在离我窗前二十多米远的树上。那时还是春寒料峭，它们已经开始忙着四处衔树枝搭巢，天气很冷，它们每天忙个不停，来来往往，每次回来嘴里都衔着一点什么东西，有时候是羽毛，有时候是海绵一类的东西，不知道飞了多远才找到这些东西。有一次我还亲自看见喜鹊用嘴巴把临近的树枝给折断，插到巢穴的某个部位，承担着重要的功能。
我每天关注着它们筑巢的进展，我忘记自己和自己的无助，试着生活在它们的希望里。它们的巢，从冬天一直搭到春天。那棵大树，从干巴巴的土黄，到发出鲜嫩的绿芽，再到茂盛得青翠欲滴，喜鹊夫妇一直充实地忙碌着。我盼望着那个逐渐丰满起来的窝里，哪一天有小喜鹊扑腾着翅膀飞出来，故事才算是有了圆满的结局，但终究没有见到。
我想世间大多数人跟喜鹊一样，为着吃饱穿暖和抚育下一代，过着忙忙碌碌的生活。在这种忙碌里，春夏的演变自然而然就来了。我拖着病体灰心地躺在床上的时候，想着这些会觉得感激。感激着父母操劳了大半辈子把我养大，而他们自己并未有什么其他的理想。感激着蓝天、风，雪，它们一直陪伴着我，而被我忽视。我开始怀疑着，人是不是必须要有理想，那种没有宏伟规划的生活，是不是有一种顺应自然的伟大。
身体处于康复期的时候我还是每天昏昏欲睡，悲观情绪一来，觉得自己再也不会有任何的灵感，再也不配有任何的对于精神的追求。或许这一生花得最多的心思就是与病魔对抗。在我心情糟糕的时候，走在楼下的菜市场，我发现那些喧闹的人和那些瓜果蔬菜全都生机勃勃。那些植物姹紫嫣红，想要奉献给我，擎举着生命的热情想要奉献给我。春末的菜市场居然有卖盆栽的玫瑰花。白玫瑰、红玫瑰，由于刚喷过水的缘故挂着晶莹莹的水珠。这么冰清玉洁的花，却也只用很便宜的价格就可以捧回家，它们都鼓励安慰了我。
我经历了那一场病之后，神经变得更加敏感而脆弱。我珍惜着每一棵树，呆呆地看着它们形成的树荫，想要对栽种它们的人致敬。我怜爱着跌落在地上的花瓣，侧耳倾听附近传来的婴儿的啼哭。我想用我的余生去感受众生的苦乐与悲欢、荣与枯、爱与痛。我想放弃自己那些狭隘的、自私的对于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的规划。
夏天缓缓到来的时候，下过几场雨之后，我的身体逐渐恢复了强壮。我的神经也慢慢地苏醒过来，我想象着它们每在我熟睡之际，就尽力成长得比较粗壮。当它们元气满满的时候，我恢复了上班。看病花了很多的钱，我必须在这里赚钱防止下一次困难来临的时候穷困潦倒。上班做着那些重复的劳动。刚开始还觉得比在医院幸福百倍。一个月过后，又开始思考着，我想追求什么样的生活。
胡烟，原名胡俊杰，山东龙口人，报纸副刊编辑，现居北京。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散文选刊》《山花》等报刊，出版散文集《哭泣的半岛》。
大概是我三十五岁那年春节，我很郑重地开始惶惑着，认真思考我这一生想追求什么样的生活。而且这一追问，在之后的几年里时常跳出来，尤其是在深夜，敲打着自己的内心。很显然，这个重大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很多女人一辈子的成就是养育了一个或几个优秀的孩子。然而结婚十年，我一个孩子也没有生养出来。我不知道我用这些时间都干了什么。这些问题，我必须认真地梳理清楚。
没错，我正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表面上看，上班使我快乐。太阳升起来，给两人做一顿可口的早餐，就开始了上班。并没有特别棘手的工作等待我去处理。接电话，打电话，作者似乎都在小心翼翼跟我交流，不乏恭维，生怕我枪毙他们的稿件。全国各地的作者，都把编辑们放在一个地理上的“中心”地位，尊敬着，仰望着。这是一份赢得无数尊重的体面的工作，我在那个有着沙发和绿植的办公室，度过不算糟糕的一天。但回头看的时候，我时常得出一个令人惊悚的结论——上班正在吞噬着我的生命。我真的就像那个太阳一样，每天早上升起来，到人间晃一圈，什么也没做，就落下去了。把自己比作太阳似乎有点不妥，因为它毕竟温暖了什么，照亮了什么，而我和我编辑的那些文字，很难说是照亮了谁的内心。我就是在天亮出门，天黑，回家关上了门。日复一日。
我不知道我血液里不安分的因子来源于哪里。显然不是来自我的渔民父亲和自然而然成为渔妇的母亲。渔民的活计那么辛苦，我父亲每天在海里拼命，冒着生命的危险与浪搏击，就是这样，干了几十年，他把自己累得骨瘦如柴，也没有想过要换一份营生。他还经常恐吓我，不要轻易离开我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堪称完美，他说离开它我将“后半辈子都忙着四处找后悔药”。坦白地说，我一点也没有继承父母的踏实肯干。
有一次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不安分的因子来自微信朋友圈。这个“圈”离我很远，有时又离我很近。这个“怪圈”里釋放出很大的能量场，影响着我的生活。朋友圈里很多人，三教九流的朋友，在晒自己的美好生活，美景美食，有人称之为“朋友圈表演艺术家”。不过，这些都没能吸引我，我对这些表面光鲜的事提不起什么兴趣。
经常撩拨我神经的是一位师姐的朋友圈，她过着另外一种生活。她研究生毕业后，嫁给了一个搞艺术的人，那时候她先生还称不上是一位艺术家，个子不高，在北京的798搞人像雕塑。听起来是有点冷门的那种创作方式。然而后来，师姐的先生似乎赚到了不少的钱，把两人的生活安排在了厦门的一座山上，还有后来出生的孩子。他们一家三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然而这又与普通农民的生活有很大的不同，我称之为“以艺术的方式接近土地”。
师姐以每天两三条的频率，在朋友圈分享着她的生活片段。有时候是，她在清洗着碧绿的蔬菜，旁边卧着她养的那条俊美的大黄狗，接下来，她的儿子跟狗抱在一起，翻滚在草坪上。也有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扛着镢头，到深山里挖笋，挖出来鲜嫩的竹笋，并不是拿回家做什么竹笋肉片一类的世俗的菜，而是就地生火，烤山笋吃。还不忘用锡纸包着芋头，一同扔进火里，然后在柴火堆上煮茶。春天的时候，他们坐在山顶上的一棵桃树下，又有可能是跟着周边的茶农们一同去采茶。他们家的很多工具都是手工制作的，有的农具来自一棵枯树，衣服也是自己扎染的。既环保，又可以打发多余的时间。
不要以为这种生活很离群索居，很孤独。那是一片艺术家聚居的地方。到了晚上，懂音乐的邻居围在一起，有人弹唱，有人起舞，尽情表达着自己。搞艺术的人最容易敞开自己。
这种生活令我着迷。尤其是北京笼罩着浓厚的雾霾的时候，我便对师姐的生活更加向往，觉得那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然而我只能围观着，艳羡着。我不能走进她的生活，就像观众无法走进电影的银幕。
回想起来，当初我嫁的这个人，本应该也是个艺术家。他会画各种的小人物，并且给他们安排一些有趣的角色，演绎不同寻常的故事。他是个想象力极为丰富的漫画作者。过节的时候从不去商店买礼物，都是他画给我。结婚旅行，还有钻戒，他都画给我，既省钱又别致。结婚以后他改行做了电影编剧。本指望着他能挣一大笔钱，我们也联合一帮写剧本的人，搬到山上去，过一种“艺术地栖居”的生活，然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总是在他设置的故事情节里表达着自己想要改造这个世界的野心。投资方最讨厌那些说教，这样一来，他便成了“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先后跟不同的投资方决裂，一部电影也没拍成。作为一个不成功的编剧，他至今依然固执地坚持着他的观点——绝不与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苟同，那无异于同流合污，一定要创作出崇高的、传世的经典。他说，很多艺术史上伟大的作品，都是在百年之后才被认可。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也不知道他的作品会不会在此之列。眼前，我只知道，我们还没有条件搬到山上，去过那种衣食无忧的生活。
还有一个人的朋友圈，也时常刺激着我敏感的神经。他是一个人类学家，我跟他并不熟悉。相识是源于两年前我写了一本关于海岛的书，他那时正在浙江舟山的某个海岛，研究那个岛上的人类。他对我的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通过朋友向我索要。我猜他读了之后一定会大失所望，因为那基本是我个人对于海岛的回忆，完全是主观的，不能给他的研究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跟他那种科学的角度截然不同。至今我们没有见过面，我只在朋友圈里读到他的足迹。
那天，他这样写：“傍晚打印邀请函，保险单，充值电话卡。远行，一个人的远行，是会有秋天的色彩。其实很想在秋天时穿越西伯利亚，那个时候，火车在金黄的白桦林中会非常优雅。带着不多的钱，也许也可以做这段俄罗斯全境的田野。”这是他要开启新一段旅程的宣言。我看过他的照片，他的长相很像我本家的堂叔。高高的个子，两条大长腿，一头浓密的卷发，鼻梁很高，深眼窝。据说这种长相的人都有着放荡不羁的性格。我那堂叔也是，在海上做着各种冒险的事，让全家人都为他捏一把汗。
我很喜欢人类学家朋友圈里晒的照片，他的那种游历，跟别人出国旅游晒出来的照片完全不同。那是本真的风景，你会感觉到你作为一个人类，你的生活方式等等一切，都成为他研究的对象。比如一棵桑葚树的照片，图片说明——“从雪山之上到长江之畔。下午到达江中小岛农场。和英国朋友、中国朋友谈了朴门农业。”一个园林的照片说明——“下午从束河来到白沙阿青师傅的制衣坊。他在田里种花，种菜，养羊，做衣服，办学堂，空间设计得有雅趣。”还有在飞机上拍摄的照片——“后天飞往香格里拉的白马雪山。那里杜鹃花开得正艳。白马雪山路过多次，这次想深入它的腹地穿越。” 他对一切新鲜风景的描述都是冷静的。那种自由的行走，不是以炫耀为目的的旅游，他在记录着风景之余深入地研究着不同地域人的生活方式。
那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全世界都跑不出他研究的范围。他见多识广，有时候我们遇到的那些蛮不讲理的人，换做是他，或许可以从基因的层面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他冷静。有时候，我站在他的角度想，全人类真是平等的，我们没有理由去亲近某些人，疏远某些人。还有时候，我会感激他代我们这些懦弱的人行走世界，并提醒自己，我是懒惰的和狭隘的。我想，如果以这种方式度过一生，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临终前，我可以毫无遗憾地对自己说，我心里装着整个世界。
以上两种，或许是我想要追求的生活。
关于隐居生活的遐想
有时候我想，我是不是适合隐居。小时候娱乐活动匮乏，我把每天临摹大衣柜上的烫画当成安静的消遣。山石、梅花鹿、迎客松，古色古香的山居风景。后来很多同学移民，发来欧洲碧绿的草坪和哥特式建筑的优雅风光，我直言不讳地说，那种风景对我而言毫无吸引力。我钟情于中国山水，高远、深远、平远。到杭州的西湖、到太湖鼋头渚、扬州的园林，一色灰蒙蒙的远山，亭台楼阁，岸上杨柳扶苏，真正的令人沉醉。
我对于隐居生活的更准确的向往，是来自“元四家”之一王蒙的山水画《青卞隐居图》。元代蒙古人统治中国，让很多文人郁郁不得志，便将一身的才华寄情于山水。第一次看到《青卞隐居图》，我被繁复的画面搞得晕头转向。那无异于一个大迷宫，让我的大脑迅速地编织着故事。盯着看，反复琢磨着，茂密幽深的山，一重又一重，清澈的山泉，时隐时现地婉转，分不清究竟哪一座山峰才是它的源头。从细节看，你可以試着仔细去分辨，究竟有多少棵不同种类的树，繁茂地在这无人之境生长。离开那些复杂的细节，从远处看，整体，一座高深的山，巍峨无比，整个地想要倾倒下来，那种气魄，似乎在阻止外来者进入隐居者的领地。山石树木，层层叠叠，只在左侧隐约露出几座简陋的茅屋。
就是在盯着这幅图研究的时候，我产生了想要在里面居住的想法。
《林泉高致》里面也说：“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说得一点也不错，《青卞隐居图》正是那种“可居可游”的画，很有代入感。我幻想着，那个茅屋里，住的正是彼时的自己。每天晨起听鸟声和山泉声，没过几天便把那些腐朽的气息涤荡得干干净净。山水唤醒一身的灵气。
我甚至想要亲自去卞山走一走看一看，这么多年过去了，看它是不是一如既往地那么幽深。几百年的时间，不知有没有隐居者先我一步占领了那座山。
王蒙的《谷口春耕图》也能引发类似的遐想。秀美的山谷，暖洋洋的春天万物复苏，在寂静里准备耕种。还有《稚川移居图》，描绘的是东晋人葛洪携带家眷移居罗浮山修道炼丹的故事。东晋道教学者葛洪身穿道袍骑在牛背上，神情专注，执着手中的书卷边走边看。妻子和几个孩子同骑在牛背上。一起移居的还有几个仆人，他们或提着鸡笼，或牵着牛羊，或挑担负重，把生活必备之物搬运到山上。一路上崇山峻岭，飞瀑流泉，几间茅草屋掩映在深山之中，屋前的庭院里，先行到达的仆人正在打扫庭院，迎候主人的到来。那种动感，营造的正是“隐居生活马上开启”的那种氛围。让人心动不已。
我问自己，画里描绘的是不是我想要追求的生活？老公一直在旁边给我泼冷水，由几幅山水画引起的关于隐居的向往，是不是离题太远？他还说，那种生活听起来实在是不切实际，夏天可能凉爽，冬天很有可能会被冻死，他可不想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出去捡柴火。遇上灾年，种的粮食还会颗粒无收。
我怀疑着这种说法。但从我查到的资料来看，卞山在浙江，又名弁山，这座山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深。谁都知道，江浙一带的山，很少有能绕到云彩里的那种高度，大都是含蓄温婉，不高，一座连着一座。从这一点看，《青卞隐居图》真有可能是王蒙的杜撰。对比起来，倒是倪云林画里那些低矮平缓的石头和山，更接近江南风景。王蒙有意地夸张了这座山，他想用大山和大石头，挡住那些世俗的念头，但终究失败了。他并未真正实践着隐居。他作为赵孟頫的外孙，一直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徘徊，他曾经在杭州的黄鹤山隐居过一段时间，但始终与官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最终晚年出仕受政治牵连而死于狱中。
王蒙的画里世界，只是他的向往。
还有一个画家，是明代的陈洪绶，也叫陈老莲，画了一批叫做《隐居十六观》的画。同样令人痴迷。那一年的中秋之夜，陈老莲醉酒西湖边，为友人作了十六幅画，以简洁的白描绘出隐士生活中的十六种状态：访庄、酿桃、浇书、醒石、喷墨、味象、漱句、杖菊、浣砚、寒沽、问月、谱泉、囊幽、孤往、缥香、品梵。每一观，与一位古时隐逸高士人物对应。比如《醒石》一图，画的就是陶渊明。传说陶渊明赏石，每每于醒醉之间，倚石为榻。时醉卧，时醒观。明代林有麟撰《素园石谱》记载：“陶渊明所居东里有大石。陶渊明常醉眠其上，名之曰醒石。”
我很想模仿着他们，做一些这样远离世俗的事。脑子里虽然这样盘算着，但每天忙着上班下班，这种状态始终都是一种奢望。又害怕偶尔的一次“酿桃”“谱泉”夹杂在凡庸琐事中间，看起来难免不伦不类。
我心里始终没有放弃隐居的想法，我留意观察着现代的隐士，是如何过他们的理想生活。某日，有位朋友兴奋地跟我说刚刚去探望过一位隐居在河南嵩山的画家朋友。在深山里盖房子，种地、画画。他去的时候正值秋季，端上来的野果子和可口的煮花生，味道相当不错。我想再追问隐居生活的细节，他便不留情地告诉我，冬天山上艰难，画家会回到城里的家。平时是因为索画的应酬太多，只好躲到了山里。
据说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时候生活也很艰难。说实话，“贫穷”一词给我带来的直觉是畏惧。我渴望种类多样的美食，和冬暖夏凉干净整洁的房间。渴望着在丰衣足食之余有大量闲暇的、无所事事的时间。 后来又听到一个真实的隐居故事，那是一位出家的师父，在终南山闭关几年。据说他在茅草棚里打坐的时候，老鼠吱吱叫着爬上他的耳朵。有一对年轻的恋人，误入他的茅草房去参观，直接将他当成了蜡像。我想，他一定是经历了不吃不喝的禅定状态，才能真正与终南山的寂静为伴。我曾跟好友去终南山的南五台，经常看见浓密的树林里有个小岔路，写着“修行勿扰”。我赞叹着，那是真正的隐居。后来那位出家的师父，又到了一处繁华的寺院当了住持，他说，在人群里也可以实现真正的隐居。这种说法充满禅机，像我这样愚笨的人不知道应该怎么落实。
然而，我对隐居生活的基本放弃，是在我看了一段老树的旁白之后。老树画画，经常在文学报刊上作为封面或者插图。那天，看到他的一幅令人神往的新作——“白衣长衫”推开一扇木门，门口长满了碧绿的庄稼，四周都是野花。正是在这幅图旁边，我看到他写了令我绝望的一段话：“不要把我的诗和画想成一个可以落实的情境，哪怕有条件落实也最好别去落实。因为你知道真正踩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当初认为很美好的东西就没了。”
与人类学家的对谈
冷静下来想想，我甚至觉得这次约见人类学家是一件残忍的事。就因为我想参考他的生活方式想清楚自己的追求，就把人家约来，行色匆匆的，而且是在他两段旅行的间隙，是不是一件自私和残忍的事？事实上，他上次来北京的时候，曾约见我，或许是想跟我谈一下读我那本书的感受，但我当时正在生病。
我们约在一所大学的咖啡厅见面，那天正是端午节。跟他的约见有点不同寻常，我发出邀请的时候他正在河北的草原上游历，回北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当晚就要飞往海参崴。他到北京的第一站，是去图书大厦购买关于下一段旅程的书。我说我可以去图书大厦跟他碰面，他坚持要来我家附近的大学，可见他相当善良。但没有具体的见面时间，只说是在当天下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人在途中”的散漫。
巧的是，我走向那家咖啡厅的时候，远远地看见前面一个瘦子，背着一个很大的双肩包，像登山似的奔向咖啡厅的门。直觉就是他。果然。见到我，他没有寒暄，也没有对这个不约而同到来的默契感到快乐。他身材整个比照片上小了一号，背有点驼。他坐下来点了一杯冰水。他说话的声音很小，显得不如我想象中的强壮。我之前把他想象成绿林好汉那一类人。
似乎我们应该有很多话题可以聊，比如他是青岛人，我是烟台人，都生活在海边。比如我们同在北京护国寺胡同里的辅仁大学读过书，而那所大学里有个闹鬼的后花园。再比如他之前的专业是电影，而我的专业是影视艺术研究。但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多小时的对谈中，我们有好几次的冷场。
他的眼神是平淡的，还有一丝不易觉察的疲惫。我注意到，只有当他掏出他刚买的那本关于旅行的书的时候，指著书上写的“这是一场诗意的旅行”，眉宇间透露出一丝的兴奋。这让我觉得，他是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应该四十多岁了吧，居然被“诗意的旅行”吸引。“文艺青年”这个词，越来越多的贬义，这个注重精神追求的群体，有着很多的吹毛求疵和对现实的无力感。真应该适龄告别文艺。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而当我说到，我喜欢到江南的小城市居住的时候，他不无蔑视地说，太甜了。但还是善意地给我推荐了翟永明写富春山居图的那首长诗。
他刚刚在东海完成了那个渔村的田野调查，事实上是帮助小渔村做一些文化方面的提升。接下来的一个项目是在四川的藏区，有草原的地方，可能会待上半年。这中间，他要坐火车，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西伯利亚之旅。聊天的中途，他突然跟我说，他没有买到羽绒背心，因为商场里卖的都是夏装，他不知道旅途冷了怎么办。他用迷蒙的眼神看向窗外，然后自言自语——到时候再说。
我想几次冷场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孤陋寡闻。他不知道哪些信息是可以深入地谈下去。又或许是因为他掌握的信息太为宽泛的缘故。他先是蜻蜓点水地说到东海、渤海，还有泰国的海滩有什么不同，问我去过泰国吗，我摇摇头。然后说到登山，潜水，农业种植等等的，我的眼神暴露我对此一无所知。我说我对古诗词里面的山水意象感兴趣，比如李白诗歌里的长江意象，他说有些地方还是可以找到古典的感觉，有一次他在贵州的乌江乘船的时候，突然忘记时空。还有神农架附近的古村落，还保留着很古朴的东西，可以去看看，或许可以找到我想要的东西。
他知道我在一家跟铁路有关的报社工作，问我有没有想过到全世界去看不同样子的铁道线和火车，我笃定地摇摇头。我确实对火车这种冷冰冰的东西不感兴趣，而且对工业有些反感。他说不应该这样，然后讲到火车美学。讲到他的一位厦门的朋友写了一本书叫《火车政治学》，甚至他建议我的写作可以跟火车结合在一起，写一些让单位满意的东西。看来他的很多想法，相当的接地气，不是一直在云端飘着那种人。从他的谈话中，我确实体会到某种宽广的东西，反观到自己的狭窄。
他问到我的家人，我父母的生活状态，我老公的职业。我想他可能是把任何人都以一种人类学的视角来观待。对我的回答，他面无表情，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主观态度。只是说，能在北京安家，真的是很不容易。并说起自己在青岛的亲人，有叔叔之类，我没敢追问他父母的情况。
最后，他对我的劝告是，要多出去走一走。我明白他的意思。其实我去的地方很多了，但就是显得很无知，这个大脑的空间实在是不争气，很多信息都被自动删除了。我表示接受他的这一建议。他又说起，他曾经谈过一个女友，恋爱的那两年，他就在北京，连河北都没去过。后来她去了美国，恋爱告终。他开始了行走，各种田野调查，至今没有停下来。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在某个地方定居，他说不知道自己以后的想法会怎样。
分别的时候，他又嘀咕着说要去附近的超市里买点食物，可能火车上没有那么合口味的东西吃。但又改变主意，说是去机场附近再买。我发现其实对于即将开始的这段旅程，他并不是那么的笃定和兴奋，也不是完全地享受未知。
此刻，我脑海还能清楚地浮现他那张脸，痩癯，略显疲惫。说话的时候偶尔善意地笑，但整个目光是涣散的。对于我这样的异性没有丝毫的兴趣，这让他看起来显得相当的老实和单纯。 告别人类学家。回家路上无端地想起《浮生六记》，作者沈复和芸娘游历了很多风光，也享受着文化背景所带来的丰富体验，但却是晚景凄凉，让人忍不住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近似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躺在床上浏览人类学家的朋友圈，河北的那一段，就写在我们见面的几个小时之前：“寻找野杏林的端午节。清晨起床，沿山里湖畔小路散步，寻找野杏林。片刻时光，来到老奶奶家，她一个人住。腿脚行动不便，院里种植着花椒。玉米。杏树。养了两只猫。离开她家，接着前行，找到了那片野杏林。摘了一颗。”突然很想流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句号太多的缘故。
当我放弃思考未来
我想追求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并不是一直困扰着我——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几乎想不起来这件事。那是一场病。那场病从冬天突然而至，一直持续到来年的春夏之交。像田间的一场野火，无声无息地日夜蔓延，在我的心坎上留下大片黑色的灰烬。
病重的时候，我没办法出门，甚至没办法下床走路。有好多个夜晚，我以为自己要死了。我幻想着死神正在黑暗中慢慢接近自己。而天亮的时候，一切重新回到正轨，打针、吃药，做各种治疗。那期间，我没有任何主动的想法，只是承受着“被安排”。精神比较好一点的时候，我会意识到这种“被安排”的生活让我感到别样的轻松。我不用为了到哪一家餐馆去吃饭而产生选择障碍，也不用为哪一篇稿子没有写完而忧虑。我不用做任何的选择，当然也不用选择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事实上，即使你安排好了未来的生活，也有可能因为治疗的失败一切都戛然而止。从真理的角度来说，任何人的生命在任何的时间都有可能戛然而止，但这并未影响我们忙碌地安排着各自的生活，为未来盘算着、焦虑着、积蓄着钱财。
我并非在生病的一瞬间就放弃了思考和规划未来，而是在生病的过程中，看着理想慢慢萎缩。按理说，没有力气出门的人，正好可以趁机进行一些思想的活动，把这一命题彻底地想清楚，但事实却正好相反。我不再盼望隐居，更不想过那些离群索居的生活。这些大的想法，真的就明显地一点一点地萎缩，由对一种生活状态的规划，萎缩成一些庸俗的、没出息的想法。比如渴望一场不远不近的旅行，穿最舒适的衣服出门，最好是到敦煌、楼兰、南疆、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样听起来气势磅礴的地方去，重新感知大地，那个我一直匍匐在它身上呼吸的地方。随着病情的加重，它继而萎缩成到附近的公园里去看看结冰的湖面，远远地观赏那些中学生肆无忌惮地在冰上一边吆喝着一边滑翔，嘴里不断地呼出雪白的哈气。再后来，萎缩成跟一家人的团聚，一顿围坐在暖炉前的麻辣火锅。最后，理想这家伙越来越低越来越矮，幻化成一个具体的感受，比如彻底地吸一口雪后新鲜的空气——请医生把窗户打开，再来一阵风，让雪片刮在我脸上，去感受那一份冰凉。或者到最高一层的阳台上，去看看元宵节的烟花，闻闻那些爆竹燃烧之后的火药的余味。
最低谷的生命，渴望的是一些碎片化的感受。渴望一口冰凉的可乐，渴望抓起一捧雪扔得越远越好，渴望闻一阵春风里似有似无的花香……这一切都有助于复活我的知觉。由于这些目标实现起来并不算困难，所以，在病重的那一段时间，我居然捕捉到了心里的安稳。那是大理想、大目标突然垮塌的輕松感。
我想证明自己有抓住一切的能力，这跟以前“总想放下一点什么”的想法截然相反。我用意念抓住一切可以让自己站起来的东西，比如一个树上熟的贵妃芒，记不得是谁把它带来放在我的床头，它极大地鼓励了我。它长得极其妩媚，色彩从鲜嫩的绿，过渡到明黄，又在最丰腴的部位打上了明媚的腮红。它散发着青涩的芬芳，日复一日，那种香气越来越浓，最后竟夹杂着浓郁的酒香。它是觉得生活太美好，自己沉醉了吗？我读不懂它的心情，可它就是这样恰到好处地点亮了我那些灰暗的日子。有这么一颗芒果在身边，我常常把它握在手里，它不大不小，刚好撑满整个手掌。它堪称完美。我想我一定要活下来，我不能辜负这个世界，毕竟这里有这么美妙的东西，它为我而生长，为我而成熟。它万里迢迢来到我的枕边，它来这世上走一遭专门就是为着抚慰我的心。在我感动到极点的时候，我咬了它一口，混合眼泪咽下满嘴酸甜的汁水。它永远地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还有一对喜鹊夫妇，它们帮了我很大的忙，它们居住在离我窗前二十多米远的树上。那时还是春寒料峭，它们已经开始忙着四处衔树枝搭巢，天气很冷，它们每天忙个不停，来来往往，每次回来嘴里都衔着一点什么东西，有时候是羽毛，有时候是海绵一类的东西，不知道飞了多远才找到这些东西。有一次我还亲自看见喜鹊用嘴巴把临近的树枝给折断，插到巢穴的某个部位，承担着重要的功能。
我每天关注着它们筑巢的进展，我忘记自己和自己的无助，试着生活在它们的希望里。它们的巢，从冬天一直搭到春天。那棵大树，从干巴巴的土黄，到发出鲜嫩的绿芽，再到茂盛得青翠欲滴，喜鹊夫妇一直充实地忙碌着。我盼望着那个逐渐丰满起来的窝里，哪一天有小喜鹊扑腾着翅膀飞出来，故事才算是有了圆满的结局，但终究没有见到。
我想世间大多数人跟喜鹊一样，为着吃饱穿暖和抚育下一代，过着忙忙碌碌的生活。在这种忙碌里，春夏的演变自然而然就来了。我拖着病体灰心地躺在床上的时候，想着这些会觉得感激。感激着父母操劳了大半辈子把我养大，而他们自己并未有什么其他的理想。感激着蓝天、风，雪，它们一直陪伴着我，而被我忽视。我开始怀疑着，人是不是必须要有理想，那种没有宏伟规划的生活，是不是有一种顺应自然的伟大。
身体处于康复期的时候我还是每天昏昏欲睡，悲观情绪一来，觉得自己再也不会有任何的灵感，再也不配有任何的对于精神的追求。或许这一生花得最多的心思就是与病魔对抗。在我心情糟糕的时候，走在楼下的菜市场，我发现那些喧闹的人和那些瓜果蔬菜全都生机勃勃。那些植物姹紫嫣红，想要奉献给我，擎举着生命的热情想要奉献给我。春末的菜市场居然有卖盆栽的玫瑰花。白玫瑰、红玫瑰，由于刚喷过水的缘故挂着晶莹莹的水珠。这么冰清玉洁的花，却也只用很便宜的价格就可以捧回家，它们都鼓励安慰了我。
我经历了那一场病之后，神经变得更加敏感而脆弱。我珍惜着每一棵树，呆呆地看着它们形成的树荫，想要对栽种它们的人致敬。我怜爱着跌落在地上的花瓣，侧耳倾听附近传来的婴儿的啼哭。我想用我的余生去感受众生的苦乐与悲欢、荣与枯、爱与痛。我想放弃自己那些狭隘的、自私的对于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的规划。
夏天缓缓到来的时候，下过几场雨之后，我的身体逐渐恢复了强壮。我的神经也慢慢地苏醒过来，我想象着它们每在我熟睡之际，就尽力成长得比较粗壮。当它们元气满满的时候，我恢复了上班。看病花了很多的钱，我必须在这里赚钱防止下一次困难来临的时候穷困潦倒。上班做着那些重复的劳动。刚开始还觉得比在医院幸福百倍。一个月过后，又开始思考着，我想追求什么样的生活。
胡烟，原名胡俊杰，山东龙口人，报纸副刊编辑，现居北京。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散文选刊》《山花》等报刊，出版散文集《哭泣的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