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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宣称自己的理论、价值观和行为都是向善的。
为什么？
因为善能为人们带来利益，带来福禄。要扩大组织、要使组织和个人得到社会的承认，必须将善作为行动目标。
然则什么是善呢？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说文》云：善，吉也……从羊从言。为什么从羊从言是善？难道羊的言就是善吗？学者们解释说，“羊”是供奉上帝、神灵之物，“言”是术士们祈求吉祥的話。术士们用羊和求福的话来向上帝祈求吉祥，故为善。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伦理学者们说：善是人性，善是道德，善是良心，善是正义，善是品格，善是智慧。这是伦理学“善”的定义。
人性有善有恶，但善是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因而她是人类道德的基础，良心的外化，正义的标准，品格的积淀，智慧的表征。
善，就是给别人、社会、人类、宇宙带来好处，带来吉利，英文用good表示，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有了善，人类才有美好;有了善，人类才认识自己;有了善，人类才获得类的存在。因此，知善、向善、从善、行善，是所有伦理、所有教育的最重要目标，也许是唯一目标。
善的定义如此，善还有如下特性：
一、善分层次。有大善，有中善，有小善。惠及宇宙、人类者为大善，释迦牟尼、耶稣、真主安拉、尧舜是也。惠及国家、民族、党派者为中善，各国家、民族、党派的英雄豪杰是也。惠及群体、个人者为小善，具有善心、善行的芸芸众生是也。
二、善可积累。积小善可成中善，积中善可成大善。贵在履行，贵在坚持。只要有善心，长之育之，履之行之，人人皆可成尧舜，人人皆可成佛陀，人人皆可成大善。
三、善须修行。修指修持，是理论和思想上的，即解决什么是善？为什么要行善的问题。行指实践，是作为和行动上的，即解决怎样行善的问题。没有修行的善，不能算善，只能是口头上的善，甚至是伪善。
知善重要，行善更重要。然则如何行善呢？
首先要具备行善的条件。
一、要有善心。善心即柔心，恻隐怜悯之心。见弱者哀之怜之，进而助之。没有哀之怜之，就没有助之。这个哀之怜之，就是善心。所以说，善心是行善之始，是行善的原动力。
二、要有善思。所谓善思，就是向善、从善。将善作为自己终身的价值追求，将善作为一切行为的评价标准，是向善、从善的具体体现。
三、要有善能。善能就是行善的能力。有善心、善思，而无善能，则美好的想法、愿望不能成为现实，只能是空中楼阁、遐思冥想而已。能包括获取知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运用知识能力、组织能力、计划能力、决策能力、执行能力、控制能力和协调能力。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没有能力，无法行，更无法成。
4.要有善行。善心、善思、善能得最终落脚点在善行。没有善行，一切都是空的，而其极致，就是伪善。伪善就是恶。
然后要有行善的行为。
一、从小事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日行一善，集腋成裘，积小成大。小事指现实生活中的琐碎杂事，善在生活中，善在琐碎杂事中，举手投足皆能行善，皆体现善。这与禅宗强调在实际生活中修行是一致的。
二、从当下做起。行善不要等待，不要等黄道吉日，不要举行仪式，也不要等能力增加到某个程度，当下是行善的最佳时机。
三、从不说假话起。说假话的目的就是掩盖真相，为什么要掩盖真相，说明有见不得光的东西存在，有邪恶存在。善以真为前提，真不一定都善，但善必真，故善行须从不说假话开始。
四、从维护正义开始。罗尔斯说，善与正义是一致的。维护正义就是维护善。怎样才是维护正义？做到心正、气正、言正、事正、理正、义正，应该就是维护了正义。
五、养成善行的习惯。培根说，还是习惯靠得住。习惯的养成，非一朝一夕之功。五至十年的连续行善，才有可能成为习惯。一旦成为习惯，善行就是不知不觉中的事，举手投足皆是善行，恶无法立足了。个人习惯延伸到群体，就是习俗，习俗扩展到社会，就是风气。
行善有没有时地行业的局限？我们认为，时时可行善，处处可行善，应无疑问。而行行业业可否行善？值得一问。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可行善，自不待言，军事以杀伐为目的，可不可以行善？军事充满诡诈、权谋，无诚信可言，难道也可行善？答案是肯定的。军事是最高形式的政治，政治可为善，军事当然也可为善。所不同者，为善的方式而已。
《孙子兵法》一书，历来的研究者大多将它看做权术、欺诡之书，但其宅心如何，或避而不言，或言而未尽。避而不言者，认为是权术、欺诈之作，故顾左右而言他，不涉及这个问题，大多数研究者是也;言而未尽者，虽涉及宅心，论及仁义，但点到即止，未能引而伸之，触类长之，司马迁、杜牧、孙星衍诸先贤是也。
为什么有这种区别，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善者见善，恶者见恶，谋者见谋，诈者见诈也，立场不同，价值观不一样，见到的东西自然不一样。
张国骥教授自束发受业，即以仁义之心读《孙子兵法》，近十年来潜心研究，著《权力向善——孙子的战争观和权力观》，或注其文，或释其义，或绎其思，或求其理，或探其心，多有建树，颇能发前人所未能发。尤其能在“兵者诡道”的背后发掘孙子的民本、人道思想，并提出“权力向善”的观点，发聩振聋，度越前人。孙子的仁义思想，虽则汉唐及清的学者已有所论列，但语焉不详，未能尽其义。张君继承中有创新，其广度、深度、高度远超前人，是孙子的功臣，更是马、杜诸君之薪火相承而燎原者也。如果说孙子的民本、人道思想尚有所本，而“权力向善”的观点，则是张君研究的独创，他就什么是权力，权力为什么要向善，怎样向善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虽则是研究孙子兵法，实则是张君自己数十年从政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他提出的“领导是一种权力，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思维，是一种理想，是一种情怀，是一种境界，是一门艺术”诸观点，既是对“权力怎样才能向善”的解答，也是“夫子自道”。
张君所译《元史诸王表笺证》，方便史乘，嘉惠学林，故为学人所重。他在湖南师大从政十年，但书生本色未改，于从政之余，利用双休日和寒暑假，钻研学问，笔耕不辍，既有《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之制，又有即将付梓的《权力向善——孙子的战争观和权力观》之作，皆能于熟知中见真知，于陈说中出新意，为学者所称道。
是为序。
为什么？
因为善能为人们带来利益，带来福禄。要扩大组织、要使组织和个人得到社会的承认，必须将善作为行动目标。
然则什么是善呢？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说文》云：善，吉也……从羊从言。为什么从羊从言是善？难道羊的言就是善吗？学者们解释说，“羊”是供奉上帝、神灵之物，“言”是术士们祈求吉祥的話。术士们用羊和求福的话来向上帝祈求吉祥，故为善。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伦理学者们说：善是人性，善是道德，善是良心，善是正义，善是品格，善是智慧。这是伦理学“善”的定义。
人性有善有恶，但善是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因而她是人类道德的基础，良心的外化，正义的标准，品格的积淀，智慧的表征。
善，就是给别人、社会、人类、宇宙带来好处，带来吉利，英文用good表示，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有了善，人类才有美好;有了善，人类才认识自己;有了善，人类才获得类的存在。因此，知善、向善、从善、行善，是所有伦理、所有教育的最重要目标，也许是唯一目标。
善的定义如此，善还有如下特性：
一、善分层次。有大善，有中善，有小善。惠及宇宙、人类者为大善，释迦牟尼、耶稣、真主安拉、尧舜是也。惠及国家、民族、党派者为中善，各国家、民族、党派的英雄豪杰是也。惠及群体、个人者为小善，具有善心、善行的芸芸众生是也。
二、善可积累。积小善可成中善，积中善可成大善。贵在履行，贵在坚持。只要有善心，长之育之，履之行之，人人皆可成尧舜，人人皆可成佛陀，人人皆可成大善。
三、善须修行。修指修持，是理论和思想上的，即解决什么是善？为什么要行善的问题。行指实践，是作为和行动上的，即解决怎样行善的问题。没有修行的善，不能算善，只能是口头上的善，甚至是伪善。
知善重要，行善更重要。然则如何行善呢？
首先要具备行善的条件。
一、要有善心。善心即柔心，恻隐怜悯之心。见弱者哀之怜之，进而助之。没有哀之怜之，就没有助之。这个哀之怜之，就是善心。所以说，善心是行善之始，是行善的原动力。
二、要有善思。所谓善思，就是向善、从善。将善作为自己终身的价值追求，将善作为一切行为的评价标准，是向善、从善的具体体现。
三、要有善能。善能就是行善的能力。有善心、善思，而无善能，则美好的想法、愿望不能成为现实，只能是空中楼阁、遐思冥想而已。能包括获取知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运用知识能力、组织能力、计划能力、决策能力、执行能力、控制能力和协调能力。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没有能力，无法行，更无法成。
4.要有善行。善心、善思、善能得最终落脚点在善行。没有善行，一切都是空的，而其极致，就是伪善。伪善就是恶。
然后要有行善的行为。
一、从小事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日行一善，集腋成裘，积小成大。小事指现实生活中的琐碎杂事，善在生活中，善在琐碎杂事中，举手投足皆能行善，皆体现善。这与禅宗强调在实际生活中修行是一致的。
二、从当下做起。行善不要等待，不要等黄道吉日，不要举行仪式，也不要等能力增加到某个程度，当下是行善的最佳时机。
三、从不说假话起。说假话的目的就是掩盖真相，为什么要掩盖真相，说明有见不得光的东西存在，有邪恶存在。善以真为前提，真不一定都善，但善必真，故善行须从不说假话开始。
四、从维护正义开始。罗尔斯说，善与正义是一致的。维护正义就是维护善。怎样才是维护正义？做到心正、气正、言正、事正、理正、义正，应该就是维护了正义。
五、养成善行的习惯。培根说，还是习惯靠得住。习惯的养成，非一朝一夕之功。五至十年的连续行善，才有可能成为习惯。一旦成为习惯，善行就是不知不觉中的事，举手投足皆是善行，恶无法立足了。个人习惯延伸到群体，就是习俗，习俗扩展到社会，就是风气。
行善有没有时地行业的局限？我们认为，时时可行善，处处可行善，应无疑问。而行行业业可否行善？值得一问。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可行善，自不待言，军事以杀伐为目的，可不可以行善？军事充满诡诈、权谋，无诚信可言，难道也可行善？答案是肯定的。军事是最高形式的政治，政治可为善，军事当然也可为善。所不同者，为善的方式而已。
《孙子兵法》一书，历来的研究者大多将它看做权术、欺诡之书，但其宅心如何，或避而不言，或言而未尽。避而不言者，认为是权术、欺诈之作，故顾左右而言他，不涉及这个问题，大多数研究者是也;言而未尽者，虽涉及宅心，论及仁义，但点到即止，未能引而伸之，触类长之，司马迁、杜牧、孙星衍诸先贤是也。
为什么有这种区别，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善者见善，恶者见恶，谋者见谋，诈者见诈也，立场不同，价值观不一样，见到的东西自然不一样。
张国骥教授自束发受业，即以仁义之心读《孙子兵法》，近十年来潜心研究，著《权力向善——孙子的战争观和权力观》，或注其文，或释其义，或绎其思，或求其理，或探其心，多有建树，颇能发前人所未能发。尤其能在“兵者诡道”的背后发掘孙子的民本、人道思想，并提出“权力向善”的观点，发聩振聋，度越前人。孙子的仁义思想，虽则汉唐及清的学者已有所论列，但语焉不详，未能尽其义。张君继承中有创新，其广度、深度、高度远超前人，是孙子的功臣，更是马、杜诸君之薪火相承而燎原者也。如果说孙子的民本、人道思想尚有所本，而“权力向善”的观点，则是张君研究的独创，他就什么是权力，权力为什么要向善，怎样向善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虽则是研究孙子兵法，实则是张君自己数十年从政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他提出的“领导是一种权力，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思维，是一种理想，是一种情怀，是一种境界，是一门艺术”诸观点，既是对“权力怎样才能向善”的解答，也是“夫子自道”。
张君所译《元史诸王表笺证》，方便史乘，嘉惠学林，故为学人所重。他在湖南师大从政十年，但书生本色未改，于从政之余，利用双休日和寒暑假，钻研学问，笔耕不辍，既有《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之制，又有即将付梓的《权力向善——孙子的战争观和权力观》之作，皆能于熟知中见真知，于陈说中出新意，为学者所称道。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