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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产业发展正处于推进工业化与加速信息化相重叠的工业化后期阶段，且进入到向创新驱动转型，着力打造国际综合竞争新优势的发展阶段。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产业发展呈现出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生产者与消费者融合的典型趋势，我国现行的创新、财税、监管、市场环境等方面的政策还不能适应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需求。未来应以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创新为重点，提升创新投入规模和效率，加快形成以创新驱动为目标、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为核心的政策支持体系。
关键词：发展特征；发展趋势；融合创新；政策约束；政策体系
中图分类号：F424.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4-0027-06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应该说，我国政策方向的调整充分表明政府已经把准了产业发展的阶段特征和未来发展需求，而且逐渐营造起了创新驱动转型的良好氛围。但是，我国产业发展面临动力转换、信息化加速、国际竞争格局调整等多方面的新特征，而且创新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加强政策引导。当前以信息通信技术深度渗透为特征的融合创新已成为产业发展大趋势。但是，国内政策体系主要建立在线下实体经济之上，采用制造业和服务业分业治理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需求。基于我国产业发展基本特征的多角度分析，本文从融合创新视角研究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产业发展趋势，以及制约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主要政策，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完善建议。
一、我国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从工业化进程看，我国已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根据传统的工业化理论和指标体系测算，目前我国整体上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黄群慧，2014；刘伟等，2015），主要特征集中体现在“新常态”上：一是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超过工业，从2007年开始我国服务业比重（42.5%）超过工业（41.1%）①，并且二者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差距持续拉大，到2014年服务业比重已超出工业11.8个百分点（见图1）。二是经济整体增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且下行压力持续加大，2015年经济增速已下行至6.9%，预计“十三五”时期仍将有所下滑。实际上，这是由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带来的必然结果，虽然服务业比重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但经济增速对工业增长更为敏感，即使在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德国也是如此（见图2）。三是依靠低成本要素的规模化投入和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进入到推动创新驱动和效率提升的新阶段。新常态是在国际经济危机的阴霾下，我国经济长期粗放发展积累的污染、创新、质量等问题的集中暴露，它迫使我们正视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在创新转型中加速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
从时代特征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加速与信息化同步发展的重叠期。信息化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时代特征，与已经完成工业化再进入到信息化阶段的工业化国家不同，我国是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背景下同步加速向信息经济转型。从经济结构的量比来看，工业化就是一个工业比重逐渐上升并成为一国经济主导的过程，而工业化的结束则意味着服务业比重占优；从质上看，工业化是一个不断提升生产迂回度、制造效率度、产品复杂度和用户满意度的过程，其核心是做强以装备制造为主的整个制造业体系，对大国而言尤其如此。依此判断，虽然目前我国服务经济占比已经过半，但距离打造强大的制造体系、建成制造强国还有很大差距。信息化是一个加快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并加速交叉融合渗透，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形成以信息生产、传播、利用等为主要形态的过程。信息化的推进已经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了变革性影响，如企业扁平化、研发全球化、生产自动化、商务电子化等。尤其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催生了工业机器人、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并推动形成智能制造、云制造、个性化定制等制造模式。在更广范围内，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加速改变制造业的要素投入结构、产业组织形态，以及企业竞争的关键资源基础、国家间比较优势条件与产业竞争范式，进而重塑全球经济地理和产业分工格局（黄群慧，贺俊，2013）。②对于走完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而言，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已是自动自发的过程，对于我国而言，还需补足产业短板、夯实工业基础。
从发展动力看，我国已经进入加快从投资、出口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发展阶段。近来，学术界对我国常用的“三驾马车”分析范式进行了反思，而且基本形成共识，即过去主要从投资、消费、出口三个需求侧因素分析经济增长态势，属于凯恩斯主义短期经济分析，而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源于供给侧创新，从资本、劳动和技术（生产率）角度分析更为恰当，由此推导出的政策措施也才更加符合创新转型的需求（吴敬琏，2015；贾康，苏京春，2015）。③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推动创新创业，并将供给侧结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已充分表明政府已经注意到长期经济增长需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管理，提升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梯度差，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当前，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已经大幅缩小，甚至在个别领域和环节实现了赶超，进入到没有更先进技术可以直接引进，或者遇到国外明确禁止技术转让的阶段，无法再通过直接技术引进来满足国内产业升级的发展需求，提升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创新驱动转型已经成为必然选择。同时，从投资角度看，我国也到了从过去以生产性投资为主转向创新性投资为主的阶段（吕铁等，2015）。④大量成功企业的经验表明，长期稳定的创新投入是确保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从国际竞争看，我国已经到了打造综合竞争新优势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与全球竞争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山寨模仿、加工组装、价低质廉等方面，衬衫换飞机、假冒伪劣已经成为中国制造难以抹去的国际形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大力推进“制造业回流”，以期重振制造业雄风。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美国的综合制造成本优势逐渐显现，国际产业资本也开始往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转移，目前美国制造业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复苏迹象（杨帅，2015），⑤这无疑会对我国制造业的稳步发展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一定冲击。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土地、劳动力、能源等成本大幅上升，中低端产业向综合要素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趋势明显，我国产业发展面临愈加严峻的“双重挤压”。综合来看，我国产业发展已经到了亟须加强创新能力建设，着力提升中国制造质量品牌信誉，增强产业发展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加快培育形成综合竞争新优势的阶段。 总体看，正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指出的，目前我国已经到了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阶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加快从投资、消费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才能支撑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制造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产业融合创新发展趋势
新工业革命最大的特征，就是信息通信技术加速创新与产业化，并广泛渗透融合到传统产业之中，促进技术融合、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与模式创新。本质上看，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就是融合创新，包括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生产者与消费者融合等。
1.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转型
信息通信技术的通用性已经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信息通信技术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强的渗透性、融合性，从20世纪50年代起产生的数控机床到60年代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70年代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再到当前借助计算机仿真技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成的虚拟制造、云制造、智能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沿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不断演进。同时，融合信息技术、打印技术、材料技术等为一体的增材制造，逐渐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化应用领域，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等材制造和减材制造模式，大幅缩减了产品开发周期和成本（李克强，2015），⑥极大地提高了研发制造效率，降低了资源消耗水平，且推动了材料技术和生产组织管理的革命。从产业发展的全球趋势看，智能制造已经成为国际产业发展的主流，同时也成为国际产业竞争的新焦点。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都相继推出了加快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的国家战略，不论是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还是我国研究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本质上都是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杨帅，2015）。⑦
2.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推动制造业服务化
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加速融合，让过去可以截然分开的制造业务与服务业务融为一体，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另一大趋势，过去的三次产业划分体系已经逐渐失去经济和统计意义。如果按照黄群慧和霍景东（2014）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制造业服务化系数计算方法，⑧根据我国2010年投入产出表所计算出的制造业服务化系数为9.58%，仅比瑞典、芬兰低，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实际上，与其说该服务化系数反映了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不如说其更好地反映了制造行业业务多元化扩张的程度。如果进一步将制造业服务内容局限至交通运输及仓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批发和零售贸易，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研究与事业发展，综合技术服务等范围（可称为狭义服务化），可以更好地反映基于互联网形成的服务融合与创新。根据这一标准，计算得出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系数仅为5.1%，也就是说制造业100元产出中仅有5.1元属于服务供给。在制造行业中，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狭义服务化比重已经分别达到了33.9%和18.3%，属于服务化进程较快的行业。实际上，国际上已经有不少制造业巨头实现了服务化转型，如IBM、GE、RR等的服务收入早已成为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
3.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推动产业加快模式业态创新
正如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沿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演进一样，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也是基于信息通信技术，加速推动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融合。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创新，不仅局限于金融与产业融合产生的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等模式创新，而且更多地包含了互联网经济与实体产业的融合创新，典型的如O2O（线上线下）、云制造、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模式与形态。近年来，以销售与售后服务环节为切入点，互联网对实体产业的融合正在加速向产业链制造、研发等环节延伸，在销售环节的融合形成了O2O模式，在制造环节的融合催生了云制造模式，在研发环节的融合则涌现出众包、众创、虚拟孵化器等模式。未来，实体产业之外，将产生越来越多的虚拟组织合作平台（金莹，张以文，2013），⑨而且同一实体企业可能是多个平台的成员，虚拟经济将成为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4.生产者与消费者融合，推动产业向定制化分散化转型
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社会生活全方位的融合，让过去生产者与消费者身份相对独立的个人，在越来越多的场景中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生产者与消费者身份的融合，推动产业向不同方向转型。例如，在能源领域，能源互联网的发展就很好地体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融合的趋势，每个家庭依靠光伏、风电等小型发电系统自由接入电网，家庭既是电力生产者也是电力消费者，而能源互联网则起到了平衡全社会分布式发电的作用，能源互联网的加快发展直接推动发电产业的分布式发展。在更为广泛的制造行业，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已经逐渐从销售环节延伸到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流通全产业链条，消费者随时参与到产品从设计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兼具定制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二重身份，消费者深度参与的定制化生产已经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杨帅，2015）。⑩
三、我国产业融合创新面临的政策约束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我国产业要加速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实现从投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无疑需要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一方面，通过系统政策营造支持全面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的环境和氛围；另一方面，引导利用创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企业生产管理水平。但是，在产业融合创新加速的趋势下，我国不少现行政策不仅没能起到催化创新发展的功效，反而成为加快形成创新发展新动能、加速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绊脚石。
1.创新政策的制约
在研究经费投入方面，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制约我国引领型发展能力的培育。根据研究的功能和市场失灵的程度，一般而言基础研究属于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共性强的领域，企业投资动力不足，需要政府集中投入。但是，目前我国在基础研究上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难以支撑我国产业的长期创新发展，更遑论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2000年以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不增反降，近年来一直保持在4.7%左右，而美国基础研究支出占到了25%左右。B11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对研发经费的公共投入重点主要局限于仪器、设备等硬资产上，而对创新真正来源的人才投入却严重不足，尤其是公共科研部门科研人员难以获得正常合理的薪酬。 在创新政策方面，政出多门，难以形成系统性的创新政策体系和政策合力，使得各类创新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例如，新兴产业政策制定由发改委主导，制造业创新政策制定由工信部主管，科技创新政策制定则由科技部牵头。不管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还是业态创新，企业既是最核心的主体，也是创新应用的载体，不同部门对不同产业、环节进行的功能切割式管理和扶持，很难打造出高效的创新体系和政策扶持方案。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方面，虽然其总体上起到了推动完善我国创新创业环境的效果，但客观上将注意力和各类资源过度引至模式业态领域。技术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而且技术创新并非一日之功，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和成千上万次的反复试验。因此，创新创业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全民运动，而应该主要针对企业研发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一线工人，以及各类科研机构中的研发人员，激发这些技术人员的创新创业活力，并配合企业的产业化能力，加速提升技术与产品创意产生与产业化进程。目前的创新创业政策属于全方位鼓励，大多数创新创业发生在产业链终端环节的模式业态方面，类似创新创业如果没有核心技术和产品的支撑，只可能是昙花一现。
2.财税政策的制约
从支持产业融合创新的角度出发，对财税政策的适应性进行反思，会发现现有的一些财税政策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产业融合发展的需要。例如，对于十分普遍的线下与线上融合创新（O2O）模式，过去基于实体经济的财税政策已经难以适应。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成立线上孵化器为创新创业团队提供线上孵化服务，但科技企业孵化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要求孵化器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场地面积应占75%以上，使得线上孵化平台无法享受相关政策优惠，并且因为政策的不适应产生了实质上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又如，在服务型制造成为主流趋势的背景下，过去分业分别设定税率的税收政策已经不合时宜，对于类似西门子、美国通用从提供装备、产品向提供系统集成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型制造企业，应该按照17%税率征收增值税，还是应该按照5%征收营业税呢？此外，针对共享经济模式带来的大量临时就业问题，税收法应该如何有针对性地调整？这些都是目前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对既有财税法规体系与政策提出的严峻挑战。
3.监管政策的制约
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归根结底是要满足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因此实现产品或服务从生产到消费的跳跃无疑是产业加快发展的关键一环。从制约融合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政策因素看，目前我国产品或服务除了因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而销路不畅外，监管政策的不配套也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一些融合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例如，广电总局对电视盒子的封杀，使得更好满足市场需求的创新产品无法加快甚至是正常入市；交管部门对滴滴快的的过度监管，使得受到消费者普遍欢迎且有益于大幅消化社会闲置车辆、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共享经济模式创新陷入困局；药监部门4—5年才更新一次的医保目录，大幅延长了投入高、研发周期长、专利保护期较短的创新药品上市周期，极大打击了创新药的研发积极性；等等。实际上，这些监管政策已经不符合目前的负面清单式管理，以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路线，应该加速破除并代之以更高更严的产品与服务安全、质量、技术等标准监管。此外，互联网金融领域也存在与非法集资等法律规定的冲突问题。
4.市场环境政策的制约
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关键在于对创新成果进行有效保护，让创新投入得到应有的合理回报。但是，目前我国在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然有诸多不足，尽管已经发布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以及相关实施条例，但某些条款已经不适应融合创新发展需求，而且在知识产权执法过程中也存在执法不严的问题，导致盗版、假冒产品横行于市。同时，专利法中对发明专利的审查和公布周期长达18个月，而当前利用开放式创新平台推进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已经大幅提速，而且技术模仿和产品仿制成本小、周期短，长周期专利审查远远满足不了融合创新加速的现实需求，也难以起到有效保护发明创造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在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方面力度过小，导致市场上尤其是电商平台中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下游销售环节一旦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市场竞争机制，将严重打击我国发明创新与企业健康发展。
四、我国产业融合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
在产业融合创新加剧的背景下，只有加快国家相关政策的适应性调整，才能有效支撑产业培育形成创新发展新动能。应以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核心，充分考虑影响企业创新投入与能力提升的诸多因素，形成支撑和引导企业从技术引进、二次创新、集成创新到原始创新渐次转型（许庆瑞等，2013）的政策支持体系，B12同时适度兼顾组织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等全面创新。
1.完善创新政策支持体系，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的规模和效率
总体上，创新政策应朝着强化基础创新投入、引导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体系化方向改进，在模式业态创新等领域更多以放宽外部管制的方式进行支持。在创新投入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政府投入力度，重点支持科研型高校、共性基础研究特征显著的科研机构和产业联盟，着力解决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与共性技术缺失的问题。在企业创新引导方面，以《中国制造2025》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基础，推动形成以大企业开放式创新平台为依托的多样化企业创新中心。同时，应该形成以产业主管部门为主导的制造业创新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其了解行业情况的优势，整合分散在科技、工信、发改等部门的创新引导职能，真正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政策体系。在创新创业政策方面，应该将财政资金的支持集中在技术创新领域，加快扶持建立以大企业技术创新孵化平台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化支撑平台。
2.着力完善创新发展外部环境，强化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激励创新，最根本的是强化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让创新企业获得更好的市场地位和利润回报。在政策措施上，现阶段应加大力度完善市场竞争环境，保护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果。从经济学角度看，一方面以更加严格的执法来提高市场中假冒伪劣产品被查处的概率，另一方面则应以机会成本的基本原理来设置对假冒伪劣产品的经济处罚额度，以真正发挥市场监管维护优胜劣汰市场机制的效果。同时，在目前BAT、京东、苏宁等大型平台企业影响力越来越大，平台公共性质日渐凸显的背景下，一方面应该强制纠正此类平台企业制定的对市场正当竞争产生负面影响的规则，比如搜索规则中不对内容真实性甚至是欺骗性进行审查的利益化排名机制，另一方面则应该引导大型平台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平台企业在制定正向规则以强化优胜劣汰市场机制中的积极作用，如加快推动平台企业信用机制建设与信息共享。 3.加快财税体制的适应性改革，形成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财税政策
财税体制与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基本思路应以消除创新企业可能面临的不正当竞争局面为出发点，加快修正相关规定，以应对产业融合创新带来的财税体制挑战。面对产业融合创新加速的趋势，应加快研究调整税收征管相关法律条例，一方面针对服务型制造企业研究适度的税基与税率水平，另一方面加快研究推动互联网时代电子税收的征管途径与办法。在创新政策的财政支持方面，应加快修订过去仅以线下实体经济为主制定的相关前置条件，研究制定互联网条件下的新遴选条件，让更多创新获得公平的政策支持。
4.强化跨部门协同，构建协同推进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
最佳政策应少而精，并且在无形之中为企业融合创新发展创造稳定的营商环境。近年来，我国为应对经济下行、推动创新驱动转型，密集制定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创新外部环境，但密集出台的政策也在客观上影响了大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甚至扰乱了企业正常的市场预期。而且，这些政策无实质性推进举措，引导性更强，并未改善创新产品加速市场化应用的政策环境。当前，亟须加强产业政策与监管政策的协调，在强化质量、安全、环境等监管的条件下，让创新产品能够尽可能地快速上市以产生经济效益。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数据库分行业增加值构成，该构成数据与三次产业构成数据略有差异。
②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的重新定义与中国制造业发展》，《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3年第2期。
③吴敬琏：《如何确立合意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人民论坛》2015年第6期；贾康、苏京春：《“三驾马车”认知框架需对接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构建——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深化探讨》，《全球化》2015年第3期；此外，王小鲁、高善文、钱颖一等著名学者均公开发表过类似观点。
④吕铁等：《“中国制造2025”的六重玄机 改革传媒发行人、编辑总监王佳宁深度对话六位知名学者》，《改革》2015年第4期。
⑤杨帅：《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分解与效果分析——基于企业要素投入成本和竞争力视角》，《西部论坛》2015年第4期。
⑥李克强：《催生新的动能 实现发展升级》，《求是》2015年第20期。
⑦杨帅：《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比较、启示与应对策略》，《当代财经》2015年第8期。
⑧参见黄群慧、霍景东：《全球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管理》2014年第1期。
⑨金莹、张以文：《云制造服务平台对虚拟组织合作的影响与博弈分析》，《预测》2013年第3期。
⑩杨帅：《产业升级的未来方向：定制模式——文献研究的视角》，《理论导刊》2015年第6期。
B1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数据库。
B12许庆瑞、吴志岩、陈力田：《转型经济中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演化路径及驱动因素分析——海尔集团1984～2013年的纵向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13年第4期。
责任编辑：澍 文
关键词：发展特征；发展趋势；融合创新；政策约束；政策体系
中图分类号：F424.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4-0027-06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应该说，我国政策方向的调整充分表明政府已经把准了产业发展的阶段特征和未来发展需求，而且逐渐营造起了创新驱动转型的良好氛围。但是，我国产业发展面临动力转换、信息化加速、国际竞争格局调整等多方面的新特征，而且创新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加强政策引导。当前以信息通信技术深度渗透为特征的融合创新已成为产业发展大趋势。但是，国内政策体系主要建立在线下实体经济之上，采用制造业和服务业分业治理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需求。基于我国产业发展基本特征的多角度分析，本文从融合创新视角研究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产业发展趋势，以及制约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主要政策，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完善建议。
一、我国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从工业化进程看，我国已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根据传统的工业化理论和指标体系测算，目前我国整体上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黄群慧，2014；刘伟等，2015），主要特征集中体现在“新常态”上：一是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超过工业，从2007年开始我国服务业比重（42.5%）超过工业（41.1%）①，并且二者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差距持续拉大，到2014年服务业比重已超出工业11.8个百分点（见图1）。二是经济整体增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且下行压力持续加大，2015年经济增速已下行至6.9%，预计“十三五”时期仍将有所下滑。实际上，这是由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带来的必然结果，虽然服务业比重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但经济增速对工业增长更为敏感，即使在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德国也是如此（见图2）。三是依靠低成本要素的规模化投入和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进入到推动创新驱动和效率提升的新阶段。新常态是在国际经济危机的阴霾下，我国经济长期粗放发展积累的污染、创新、质量等问题的集中暴露，它迫使我们正视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在创新转型中加速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
从时代特征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加速与信息化同步发展的重叠期。信息化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时代特征，与已经完成工业化再进入到信息化阶段的工业化国家不同，我国是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背景下同步加速向信息经济转型。从经济结构的量比来看，工业化就是一个工业比重逐渐上升并成为一国经济主导的过程，而工业化的结束则意味着服务业比重占优；从质上看，工业化是一个不断提升生产迂回度、制造效率度、产品复杂度和用户满意度的过程，其核心是做强以装备制造为主的整个制造业体系，对大国而言尤其如此。依此判断，虽然目前我国服务经济占比已经过半，但距离打造强大的制造体系、建成制造强国还有很大差距。信息化是一个加快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并加速交叉融合渗透，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形成以信息生产、传播、利用等为主要形态的过程。信息化的推进已经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了变革性影响，如企业扁平化、研发全球化、生产自动化、商务电子化等。尤其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催生了工业机器人、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并推动形成智能制造、云制造、个性化定制等制造模式。在更广范围内，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加速改变制造业的要素投入结构、产业组织形态，以及企业竞争的关键资源基础、国家间比较优势条件与产业竞争范式，进而重塑全球经济地理和产业分工格局（黄群慧，贺俊，2013）。②对于走完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而言，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已是自动自发的过程，对于我国而言，还需补足产业短板、夯实工业基础。
从发展动力看，我国已经进入加快从投资、出口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发展阶段。近来，学术界对我国常用的“三驾马车”分析范式进行了反思，而且基本形成共识，即过去主要从投资、消费、出口三个需求侧因素分析经济增长态势，属于凯恩斯主义短期经济分析，而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源于供给侧创新，从资本、劳动和技术（生产率）角度分析更为恰当，由此推导出的政策措施也才更加符合创新转型的需求（吴敬琏，2015；贾康，苏京春，2015）。③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推动创新创业，并将供给侧结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已充分表明政府已经注意到长期经济增长需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管理，提升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梯度差，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当前，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已经大幅缩小，甚至在个别领域和环节实现了赶超，进入到没有更先进技术可以直接引进，或者遇到国外明确禁止技术转让的阶段，无法再通过直接技术引进来满足国内产业升级的发展需求，提升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创新驱动转型已经成为必然选择。同时，从投资角度看，我国也到了从过去以生产性投资为主转向创新性投资为主的阶段（吕铁等，2015）。④大量成功企业的经验表明，长期稳定的创新投入是确保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从国际竞争看，我国已经到了打造综合竞争新优势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与全球竞争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山寨模仿、加工组装、价低质廉等方面，衬衫换飞机、假冒伪劣已经成为中国制造难以抹去的国际形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大力推进“制造业回流”，以期重振制造业雄风。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美国的综合制造成本优势逐渐显现，国际产业资本也开始往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转移，目前美国制造业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复苏迹象（杨帅，2015），⑤这无疑会对我国制造业的稳步发展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一定冲击。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土地、劳动力、能源等成本大幅上升，中低端产业向综合要素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趋势明显，我国产业发展面临愈加严峻的“双重挤压”。综合来看，我国产业发展已经到了亟须加强创新能力建设，着力提升中国制造质量品牌信誉，增强产业发展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加快培育形成综合竞争新优势的阶段。 总体看，正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指出的，目前我国已经到了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阶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加快从投资、消费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才能支撑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制造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产业融合创新发展趋势
新工业革命最大的特征，就是信息通信技术加速创新与产业化，并广泛渗透融合到传统产业之中，促进技术融合、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与模式创新。本质上看，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就是融合创新，包括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生产者与消费者融合等。
1.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转型
信息通信技术的通用性已经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信息通信技术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强的渗透性、融合性，从20世纪50年代起产生的数控机床到60年代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70年代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再到当前借助计算机仿真技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成的虚拟制造、云制造、智能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沿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不断演进。同时，融合信息技术、打印技术、材料技术等为一体的增材制造，逐渐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化应用领域，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等材制造和减材制造模式，大幅缩减了产品开发周期和成本（李克强，2015），⑥极大地提高了研发制造效率，降低了资源消耗水平，且推动了材料技术和生产组织管理的革命。从产业发展的全球趋势看，智能制造已经成为国际产业发展的主流，同时也成为国际产业竞争的新焦点。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都相继推出了加快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的国家战略，不论是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还是我国研究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本质上都是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杨帅，2015）。⑦
2.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推动制造业服务化
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加速融合，让过去可以截然分开的制造业务与服务业务融为一体，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另一大趋势，过去的三次产业划分体系已经逐渐失去经济和统计意义。如果按照黄群慧和霍景东（2014）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制造业服务化系数计算方法，⑧根据我国2010年投入产出表所计算出的制造业服务化系数为9.58%，仅比瑞典、芬兰低，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实际上，与其说该服务化系数反映了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不如说其更好地反映了制造行业业务多元化扩张的程度。如果进一步将制造业服务内容局限至交通运输及仓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批发和零售贸易，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研究与事业发展，综合技术服务等范围（可称为狭义服务化），可以更好地反映基于互联网形成的服务融合与创新。根据这一标准，计算得出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系数仅为5.1%，也就是说制造业100元产出中仅有5.1元属于服务供给。在制造行业中，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狭义服务化比重已经分别达到了33.9%和18.3%，属于服务化进程较快的行业。实际上，国际上已经有不少制造业巨头实现了服务化转型，如IBM、GE、RR等的服务收入早已成为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
3.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推动产业加快模式业态创新
正如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沿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演进一样，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也是基于信息通信技术，加速推动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融合。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创新，不仅局限于金融与产业融合产生的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等模式创新，而且更多地包含了互联网经济与实体产业的融合创新，典型的如O2O（线上线下）、云制造、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模式与形态。近年来，以销售与售后服务环节为切入点，互联网对实体产业的融合正在加速向产业链制造、研发等环节延伸，在销售环节的融合形成了O2O模式，在制造环节的融合催生了云制造模式，在研发环节的融合则涌现出众包、众创、虚拟孵化器等模式。未来，实体产业之外，将产生越来越多的虚拟组织合作平台（金莹，张以文，2013），⑨而且同一实体企业可能是多个平台的成员，虚拟经济将成为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4.生产者与消费者融合，推动产业向定制化分散化转型
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社会生活全方位的融合，让过去生产者与消费者身份相对独立的个人，在越来越多的场景中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生产者与消费者身份的融合，推动产业向不同方向转型。例如，在能源领域，能源互联网的发展就很好地体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融合的趋势，每个家庭依靠光伏、风电等小型发电系统自由接入电网，家庭既是电力生产者也是电力消费者，而能源互联网则起到了平衡全社会分布式发电的作用，能源互联网的加快发展直接推动发电产业的分布式发展。在更为广泛的制造行业，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已经逐渐从销售环节延伸到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流通全产业链条，消费者随时参与到产品从设计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兼具定制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二重身份，消费者深度参与的定制化生产已经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杨帅，2015）。⑩
三、我国产业融合创新面临的政策约束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我国产业要加速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实现从投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无疑需要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一方面，通过系统政策营造支持全面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的环境和氛围；另一方面，引导利用创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企业生产管理水平。但是，在产业融合创新加速的趋势下，我国不少现行政策不仅没能起到催化创新发展的功效，反而成为加快形成创新发展新动能、加速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绊脚石。
1.创新政策的制约
在研究经费投入方面，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制约我国引领型发展能力的培育。根据研究的功能和市场失灵的程度，一般而言基础研究属于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共性强的领域，企业投资动力不足，需要政府集中投入。但是，目前我国在基础研究上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难以支撑我国产业的长期创新发展，更遑论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2000年以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不增反降，近年来一直保持在4.7%左右，而美国基础研究支出占到了25%左右。B11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对研发经费的公共投入重点主要局限于仪器、设备等硬资产上，而对创新真正来源的人才投入却严重不足，尤其是公共科研部门科研人员难以获得正常合理的薪酬。 在创新政策方面，政出多门，难以形成系统性的创新政策体系和政策合力，使得各类创新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例如，新兴产业政策制定由发改委主导，制造业创新政策制定由工信部主管，科技创新政策制定则由科技部牵头。不管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还是业态创新，企业既是最核心的主体，也是创新应用的载体，不同部门对不同产业、环节进行的功能切割式管理和扶持，很难打造出高效的创新体系和政策扶持方案。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方面，虽然其总体上起到了推动完善我国创新创业环境的效果，但客观上将注意力和各类资源过度引至模式业态领域。技术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而且技术创新并非一日之功，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和成千上万次的反复试验。因此，创新创业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全民运动，而应该主要针对企业研发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一线工人，以及各类科研机构中的研发人员，激发这些技术人员的创新创业活力，并配合企业的产业化能力，加速提升技术与产品创意产生与产业化进程。目前的创新创业政策属于全方位鼓励，大多数创新创业发生在产业链终端环节的模式业态方面，类似创新创业如果没有核心技术和产品的支撑，只可能是昙花一现。
2.财税政策的制约
从支持产业融合创新的角度出发，对财税政策的适应性进行反思，会发现现有的一些财税政策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产业融合发展的需要。例如，对于十分普遍的线下与线上融合创新（O2O）模式，过去基于实体经济的财税政策已经难以适应。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成立线上孵化器为创新创业团队提供线上孵化服务，但科技企业孵化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要求孵化器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场地面积应占75%以上，使得线上孵化平台无法享受相关政策优惠，并且因为政策的不适应产生了实质上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又如，在服务型制造成为主流趋势的背景下，过去分业分别设定税率的税收政策已经不合时宜，对于类似西门子、美国通用从提供装备、产品向提供系统集成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型制造企业，应该按照17%税率征收增值税，还是应该按照5%征收营业税呢？此外，针对共享经济模式带来的大量临时就业问题，税收法应该如何有针对性地调整？这些都是目前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对既有财税法规体系与政策提出的严峻挑战。
3.监管政策的制约
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归根结底是要满足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因此实现产品或服务从生产到消费的跳跃无疑是产业加快发展的关键一环。从制约融合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政策因素看，目前我国产品或服务除了因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而销路不畅外，监管政策的不配套也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一些融合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例如，广电总局对电视盒子的封杀，使得更好满足市场需求的创新产品无法加快甚至是正常入市；交管部门对滴滴快的的过度监管，使得受到消费者普遍欢迎且有益于大幅消化社会闲置车辆、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共享经济模式创新陷入困局；药监部门4—5年才更新一次的医保目录，大幅延长了投入高、研发周期长、专利保护期较短的创新药品上市周期，极大打击了创新药的研发积极性；等等。实际上，这些监管政策已经不符合目前的负面清单式管理，以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路线，应该加速破除并代之以更高更严的产品与服务安全、质量、技术等标准监管。此外，互联网金融领域也存在与非法集资等法律规定的冲突问题。
4.市场环境政策的制约
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关键在于对创新成果进行有效保护，让创新投入得到应有的合理回报。但是，目前我国在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然有诸多不足，尽管已经发布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以及相关实施条例，但某些条款已经不适应融合创新发展需求，而且在知识产权执法过程中也存在执法不严的问题，导致盗版、假冒产品横行于市。同时，专利法中对发明专利的审查和公布周期长达18个月，而当前利用开放式创新平台推进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已经大幅提速，而且技术模仿和产品仿制成本小、周期短，长周期专利审查远远满足不了融合创新加速的现实需求，也难以起到有效保护发明创造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在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方面力度过小，导致市场上尤其是电商平台中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下游销售环节一旦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市场竞争机制，将严重打击我国发明创新与企业健康发展。
四、我国产业融合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
在产业融合创新加剧的背景下，只有加快国家相关政策的适应性调整，才能有效支撑产业培育形成创新发展新动能。应以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核心，充分考虑影响企业创新投入与能力提升的诸多因素，形成支撑和引导企业从技术引进、二次创新、集成创新到原始创新渐次转型（许庆瑞等，2013）的政策支持体系，B12同时适度兼顾组织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等全面创新。
1.完善创新政策支持体系，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的规模和效率
总体上，创新政策应朝着强化基础创新投入、引导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体系化方向改进，在模式业态创新等领域更多以放宽外部管制的方式进行支持。在创新投入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政府投入力度，重点支持科研型高校、共性基础研究特征显著的科研机构和产业联盟，着力解决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与共性技术缺失的问题。在企业创新引导方面，以《中国制造2025》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基础，推动形成以大企业开放式创新平台为依托的多样化企业创新中心。同时，应该形成以产业主管部门为主导的制造业创新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其了解行业情况的优势，整合分散在科技、工信、发改等部门的创新引导职能，真正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政策体系。在创新创业政策方面，应该将财政资金的支持集中在技术创新领域，加快扶持建立以大企业技术创新孵化平台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化支撑平台。
2.着力完善创新发展外部环境，强化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激励创新，最根本的是强化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让创新企业获得更好的市场地位和利润回报。在政策措施上，现阶段应加大力度完善市场竞争环境，保护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果。从经济学角度看，一方面以更加严格的执法来提高市场中假冒伪劣产品被查处的概率，另一方面则应以机会成本的基本原理来设置对假冒伪劣产品的经济处罚额度，以真正发挥市场监管维护优胜劣汰市场机制的效果。同时，在目前BAT、京东、苏宁等大型平台企业影响力越来越大，平台公共性质日渐凸显的背景下，一方面应该强制纠正此类平台企业制定的对市场正当竞争产生负面影响的规则，比如搜索规则中不对内容真实性甚至是欺骗性进行审查的利益化排名机制，另一方面则应该引导大型平台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平台企业在制定正向规则以强化优胜劣汰市场机制中的积极作用，如加快推动平台企业信用机制建设与信息共享。 3.加快财税体制的适应性改革，形成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财税政策
财税体制与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基本思路应以消除创新企业可能面临的不正当竞争局面为出发点，加快修正相关规定，以应对产业融合创新带来的财税体制挑战。面对产业融合创新加速的趋势，应加快研究调整税收征管相关法律条例，一方面针对服务型制造企业研究适度的税基与税率水平，另一方面加快研究推动互联网时代电子税收的征管途径与办法。在创新政策的财政支持方面，应加快修订过去仅以线下实体经济为主制定的相关前置条件，研究制定互联网条件下的新遴选条件，让更多创新获得公平的政策支持。
4.强化跨部门协同，构建协同推进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
最佳政策应少而精，并且在无形之中为企业融合创新发展创造稳定的营商环境。近年来，我国为应对经济下行、推动创新驱动转型，密集制定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创新外部环境，但密集出台的政策也在客观上影响了大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甚至扰乱了企业正常的市场预期。而且，这些政策无实质性推进举措，引导性更强，并未改善创新产品加速市场化应用的政策环境。当前，亟须加强产业政策与监管政策的协调，在强化质量、安全、环境等监管的条件下，让创新产品能够尽可能地快速上市以产生经济效益。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数据库分行业增加值构成，该构成数据与三次产业构成数据略有差异。
②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的重新定义与中国制造业发展》，《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3年第2期。
③吴敬琏：《如何确立合意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人民论坛》2015年第6期；贾康、苏京春：《“三驾马车”认知框架需对接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构建——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深化探讨》，《全球化》2015年第3期；此外，王小鲁、高善文、钱颖一等著名学者均公开发表过类似观点。
④吕铁等：《“中国制造2025”的六重玄机 改革传媒发行人、编辑总监王佳宁深度对话六位知名学者》，《改革》2015年第4期。
⑤杨帅：《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分解与效果分析——基于企业要素投入成本和竞争力视角》，《西部论坛》2015年第4期。
⑥李克强：《催生新的动能 实现发展升级》，《求是》2015年第20期。
⑦杨帅：《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比较、启示与应对策略》，《当代财经》2015年第8期。
⑧参见黄群慧、霍景东：《全球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管理》2014年第1期。
⑨金莹、张以文：《云制造服务平台对虚拟组织合作的影响与博弈分析》，《预测》2013年第3期。
⑩杨帅：《产业升级的未来方向：定制模式——文献研究的视角》，《理论导刊》2015年第6期。
B1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数据库。
B12许庆瑞、吴志岩、陈力田：《转型经济中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演化路径及驱动因素分析——海尔集团1984～2013年的纵向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13年第4期。
责任编辑：澍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