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讨论这个话题的历史、文化背景
论者曰：倡孝道有助于道德重建；故而提倡敬老。且不论孝道重孝亲，而敬老是个普世性的说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儒家学说；泛泛而言的敬老则是墨家学说。孝道与敬老是两个不容混淆的概念。不过本文似不必严格区分二者，因为要澄清的问题太多。本文先阐明这个问题涉及的背景，再从须澄清的概念中选取几个讨论。
先须明确，这个讨论是在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开展的。这种变化极为深刻，无论社会结构，还是文化，都已巨变。同时，须分清变与不变。论及传统，区分变与不变尤其重要。就事论事、以解决具体问题出发的议论，感慨颇多，若不触及根本，不仅不能解决问题，或许反而推动问题愈演愈烈。
目前，道德建设成为众所瞩目的话题，时论之潮流又已提出弘扬传统之必要，道德与传统之关系问题终于成为大众关注重心。这种情况的重要历史背景须追溯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长久中西文化相互作用之后爆发的西化冲击。五四运动由外交屈辱事件引发，推动了酝酿已久的文化运动，以“科学与民主”口号代表西方价值体系，并提“打倒孔家店”口号，随后又以“两个决裂”方针，表现了强烈的反传统意向。其后这股强劲的西风贯彻到国民义务教育中，以汉字拼音化、语法教学、数理化课程，推行文化上的西化；纪年也改从耶稣诞辰，度量衡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西化思潮与中国国民精神冲突日益明显，日益在表层上表现出来——政治西化的诉求愈来愈强烈。
体现五四运动西方价值观念最为代表的是人权思想。五四运动中比科学民主更具动员力量的是要求婚姻自主。其实质是人权——在婚嫁问题上自己有权做主。个人权利概念由此进入中国文化的意义世界、深入中国人民内心。
家庭观念也发生根本变化。古时已有“忠孝不两全”的说法，但是在意识形态理论上仍然主张以孝为本。五四运动兴起“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主张从根本上颠覆传统观念。“男女平等”，观念使得家庭中伦理关系彻底破坏。旧时代“夫妇为人伦之本”、“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为妻纲”的伦理秩序从根基上被否定。家庭中无家长；既无法律又无规范（只有平等互爱相互尊重等原则，从而夫妻争吵有了充分的依据）；独生子女政策加上传宗接代思想残余造成娇惯儿童新风俗——自幼犯上。人民革命进一步要求革命者与家庭划清界限，力铲孝文化，把人与人之间相处原则从以亲缘为本颠倒为以理想和党缘为本。人民革命胜利后，社会政策从家庭养老转变为由政府养老，随后推行计划生育国策，既造成政府越来越难以承受的负担，又造成风俗浇薄（198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2012年演变为：推迟退休好，养老靠自己）。全球化浪潮袭来后，能力与活动性较强的人群远去他乡异国寻求发展，空巢家庭不断增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现在的情况是连“能养”都未必做得到，更无论敬、无违。孔子以孝为本的思想体系与现在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都有极大的距离。
澄清概念：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首先要区分的是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两个概念。文化一词有多种解释。人们喜欢说文化有多少种定义——据说有200多种。定义这词用于此处不准确，用规定性一词较妥。不过对本文而言，不必在用词精密度上如此计较。本文下文所述乃笔者个人观察所得，尚未经社会学的科学研究（即建立模型并经过调查统计验证），容或不够准确。
就目前我国民众使用文化一词的情况分析，大体用在二重意义。一指文化产品，诸如音乐绘画诗歌散文影视等艺术作品、建筑装璜家具食器网络游戏等工艺美术作品、刀斧锤凿各色机床牛车汽车气球飞机火箭飞船等生产工具、哲学数学史学科学（自然的与社会的）管理学等理论学术作品……有时还可把各种制度也看作文化产品（称之为制度文明）。
二指文化产品内涵的意义，及这些意义组成的体系——称之为意义世界。意义世界对学术圈之外的人来说可能是个生疏的概念。这个概念与文化精神有点关联，暂时可看作大略相当；文化精神概念较为通俗、普及，但较为模糊，不易阐明。意义世界是“精神性”的，然而又是客观存在着的。这就要突破目前的世界观模式——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两个世界的模型，加上个第三世界，即客观精神或客观知识的世界，提出三个世界的模型。意义世界属于第三世界。人们一直讲不清楚精神文明建设要建设什么，要么搞各种创建活动，要么搞大量文化产品。精神文明建设要建设的其实是意义世界。核心价值体系就在意义世界中。意义世界存在于第三世界，同时又构成每个社会成员的文化存在；每个社会成员都是意义世界载体。每个社会成员都内涵意义世界（一般不完整）；但人们往往不明白意义世界为何，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备有意义世界。《周易·系辞》有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指的就是意义世界。
再来辨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两个概念。我记得谭其骧先生1986年初曾在龙柏饭店座谈会上大谈传统文化无法继承。他举了湖南民间的傩文化为例。我体会：他是在批评传统文化是个无使用价值的概念。这是因为传统文化一词只能用来指留存下来的文化产品堆积。这是个囊括一切的大口袋，里面良莠不分地、杂乱无序地堆放着所有前人、别人创造出来的东西。由此可见，传统文化既无法弘扬，又由于无所不包从而是个毫无用处的概念。文化传统概念就较为明确。传统属于意义世界——即泛泛而言的“文化精神”。往昔的意义世界中有些已经死去，有些还活着。传统属于意义世界中至今活着的部分。我曾讲过，文化有变有不变——即有的死去，有的仍活着；指的就是意义世界中有活下来的部分。这些活着的就是传统，或称文化传统。
道德建设：弘扬传统，不是继承传统
既然活着的才属传统，就无所谓继承。没必要讲“继承传统”。讲“继承传统”积极意思是确定传统之合法性。传统本来就是割不断的；否定传统等于自杀、自甘堕落，伤害的是国家民族，却不可能割断它。 然而，“继承传统”的主张也可能产生消极作用。辨明何谓传统极为重要。有些正在消逝着、甚或已经灭绝的文化，主张接续、恢复，称之为继承传统，也会伤害国家民族。
目前因为养老这个实际问题引发的弘扬传统孝文化的主张，是个要认真研究的重大案例。本文前已述当今中国社会在结构、生活方式与思想意识诸方面发生巨变。当今中国以党和国家为本，这与以孝为本从根底上相悖，互不相容。况且从人民群众生活方式上看，子女对双亲能一贯和颜悦色已属难得；若要求承顺颜色、无违亲意，那是决难做到之事。一些人士认为，尽管难以做到，提倡提倡总有好处。本人以为：难以做到的事，单是提倡，容易导致口是心非，助长虚伪之风；除非采用立法强制迫使民众遵循，久之习惯成自然，否则真正无望矣。前文如此费辞、辨析概念，就是论证孝道已属濒死的文化，将要被排除出传统，而且难以再接续回归。
或问：以孝为本的文化还能继承吗？能继承的传统究竟是什么？
答曰：前文已述，传统是活着的因此无须讲继承；已经死去的也无法继承。继承二字可以不用。传统可能晦而不明——意思是虽然活着，但得不到尊重、受到压抑，因而弘扬传统的说法是可以用的。总之，不必讲继承，只须讲弘扬。
弘扬传统意思是让传统中优秀的、美好的东西抬起头来风行天下。简明地说，就是扬正气、贬邪气。——这样讲还嫌浮面。准确地讲是必须探及根本、找准根本。
以孝为本的文化之重要性，在《论语》中有一经典表述，用的是孔子弟子有子的语录，高置于整部《论语》的第二句：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有子此言直接指出，领导干部（君子）必须关注社会之根本，根本确立了，思想政治路线才得以确定（本立而道生）。孝弟就是领导国家、社会之本，就是干部群众不犯上作乱从而实现社会稳定和谐之根本。这就是说，孝弟是治理人治社会的基本原理。
反过来说，中国社会若否定了孝弟之根本地位，必定导致犯上作乱的社会状态。为什么会这样？这涉及中国文化之最为深密的传统，即，“去执”。
笔者一直认为，中、西文化之差异是根本性的。一些学者不认同笔者看法，他们沿袭社会达尔文主义、黑格尔哲学的文明单线进化思想，认为中西文化差异只是发展阶段不同——西方先进，中国落后而已。笔者接受文化多元并进主张，认为中西文化是平行的、按照各自特性独立发展；会相互影响，但保持自身特性。这就是说，要中国社会进步为西方社会，或者说，中国社会向西方社会方向进化，是不可能的——为了逻辑完满，用较缓和的语气，不用“不可能”这样武断的表述，换用“须用一、两个仟纪，至少五百年”的说法。余下的问题是：中西文化传统差异在何处？答曰：中国文化去执，西方文化坚执（详见拙作《文化：走向超逻辑的研究》）。去执特性最突出的表现是“礼之用和为贵”原则。礼，各项规章制度之总和。制度运行、实施时不必严格遵守条文，要根据情况有所调整，以达到“和”境为上。古代圣贤称之为“有经有权”——礼的规定，为经；实际运用时要根据情况灵活变通，为权。此即中庸之道。毛泽东曰“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他具体运用中庸之道的范例。西方国家也有权变事例，但从未像中国文化由圣贤确定为理论原则公布并教学以贯彻之；甚至公然制定为重要政策宣布出来，告诫属下在实施法律时不得拘泥条文，必须或松或紧以达到目的为上。也即孟子教导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去执特性再一个重要表现是土地私有制难以建立。一切制度之根源在思想。本文可以回避意识为本抑或制度为本的争论，视为二者对应即可（有个现成说法，叫做历史与逻辑一致）。因而，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坚执生私有制；去执则无私有制。或曰：中国社会从来都有土地私有情况，怎么可以说土地私有从未建立过？答曰：所谓私有制，指：不得所有者同意，任何人和组织、机构，包括政府，不得动用其所有物。土地私有之意义：他人未经地主同意不得踏入其土；入则可击毙之。这样的土地私有从未得中国人民认可。中国人民接受至今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方文化之所以不能在中国社会扎根，西化倾向引发中国社会重重矛盾且不断加剧，根源就在两种文化传统这样的差异。
前已述将男女平等的社会主张引入家庭成为夫妻平权，造成家庭内部无纲常，模仿西方社会以法律治家庭关系，其社会后果是子女犯上成为常规，社会稳定、和谐失去基础。从而印证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今天情况与古代大不相同，遭遇的是人治、法治问题。中国社会目前还是人治社会。皮相的理解是：法治就是依法治理。此言大谬。古代各朝均强调祖宗家法，也属依法治国，其为人治，乃我辈共识。中国古代重视法制的莫过法家，而一般论者都懂得：法家的法制为人治。因此，如下概念是容易理解的：有法制、依法治国，不等于有法治。有人治的法制（法家为代表），也有法治的法制。由此可见，法治还须有更重要、更为根本性的前提条件。按法哲学乃是：民族及其每个成员之自身意识达到无限性的人格性。通俗讲解：有个区分人治、法治的常用说法——人治是“权比法大”；法治是“法比权大”。这个俏皮话显示民众的智慧，讲出了部分道理。然而这种说法不全面，未及根本。涉及文化研究，单考虑掌权层的行为，在方法论上立不住。正确的方法是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开展实证研究。何况今日官员来自民众。任职后的行为方式奠基于青少年仍然是普通民众时。除了“权比法大”，还有“钱比法大”、“耍无赖胜过法”等情况必须考虑。现调整、修改为“人比法大”为人治、“法比人大”为法治，作为通俗说法。
目前，建设法治社会目标已为绝大多数民众赞同，然而这个建设过程将是艰难的、长期的，不可避免要走过复杂的甚至曲折的道路。文化上的去执传统至今活跃，民众厌弃坚执。口头上要法治、行为上抵触法治的情况十分明显。最为普遍的例证是对待交通规则的态度与行为。人们都在自行决定是否与何时遵守交通规则，都把自己置于交通规则之上；交通要道口设置协管员喝令步行者遵守法规已成为城市之新风景线，充分证明法对民众很少约束作用，摆个人在那儿才能起些作用。此外，寻找空子破坏审判、招生、求职、就医的规则等等对抗法律法规的行为普遍存在，制度设计人员穷竭心智想方设法出招对付，遍设监督机构及人员防范，加了一层再加一层……在在凸显中国社会至今不得不依靠人治。上述情况足以证明建设法治社会的长期性、艰难性。既然目前以及一个未来的长时期仍将是人治社会，在治理上就要根据人治社会的规律，不应把治理法治社会的思路用于中国社会。这大概就是代表人治的信访制度至今不能废除，惹了很多麻烦却不得不让它继续存在的原因所在。 人们已经认识到，对社会有秩序、能健全发展，道德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基础和前提。道德滑坡也已成为人们共识。目前的分歧在于怎样看道德滑坡的原因。有些人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道德滑坡。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市场经济需要对应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为基础，不会造成道德滑坡。事实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方针政策使得一些不良分子利用机会逞恶，造舆论刮起歪风；部分学者和管理者不能正确理解市场经济的前提与条件，放任甚至纵容那些不良分子掠夺、剥削，从而推动道德滑坡。
要紧的事不是追究哪些人的责任，而是要确定造成道德滑坡的“深层”原因——与中西文化传统差异相关的原因。一些人士主张，解决社会矛盾的总思路应是加快西化步伐。为什么不能解决矛盾？他们的回答是：西化不彻底。如果彻底，就会解决。这已经成了一种心结、恶梦。不妨称之为“西化梦”。汤因比历史哲学有一原理：同一个挑战反复出现、越来越强，每次应战都失败，这个社会就走向解体。拥有古老智慧的中华民族能否放弃西化梦、发挥创造性，跳出这种屡屡碰壁的思路？难道不能换个思路，认为西化正是造成社会矛盾的总根源——或让一步讲，是西化速度过快？（详见拙作《重释“五四精神”，吸收儒学思想》）越是加快西化步伐，社会矛盾积聚越快。这一点，是其他所有问题的聚焦点。认清这一点，解开这个纠缠中华民族近两百年的心结，中国社会才能健全发展。
文化自觉：前提是认清自身
现在已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文化自觉”口号，正是要求大家认识到自己归根到底在文化上是个中国人，以及何以是个中国人。这就是说，要求大家认识中国文化传统之究竟；醒悟中国人极难在文化上成为西方人；懂得中国人在文化上、道德上不成为西方人，中国社会就不会建成西方式的法治（包括法律制度、民主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文化自觉之要义即是：自觉到中国社会西化之内涵及前提条件等；懂得缺少这些内涵、前提条件则西化努力带来的恰恰是使中国社会陷入困境。
即以平等为例。平等是五四运动声势浩大地引入的西方观念，铲除中国社会“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传统之利器。人民革命之后的新社会，此口号已经家喻户晓，人人会念。但是当代中国人生下来就不平等。有城镇户口、农村户口之别，还有阶级出身之别。笔者1960年代考大学时，考生还有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事实是，如果一个地富子女考进大学，不仅从农村户口一跃升为城镇户口，且从平民升为国家干部（准或储），更能摘去地富子女帽子，进入“知识分子”阶层。这一社会事实揭示当代中国社会的等级性。改革开放以来，阶级成分逐渐淡化，兑现了1949年解放初期的承诺（当时规定：土改之后原地主富农自食其力五年则成分可改为“农业劳动者”，从阶级敌人转化为人民一分子）。身份证制度实施之后户口价值逐渐弱化。考上大学也不再升入国家干部行列。然而，考生及其家长仍然奉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奋力拼搏。心中何尝有平等观念？！中国社会仍然是等级社会，废了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之等级，代之以国家级、部级、局级、处级为标记的伦理等级。上大学仍然是爬入统治阶级的正途。考生仍然以提高社会地位为读书目的。甚至以此为主要目的，求知目的却渐行渐弱。学位甚至升格为组织原则，列入指标，强化读书与社会等级的对应关系。大学及学位从求知场所演化为等级升迁途径。从而大学扩大招生新增的大批人员，不能获得梦想的社会地位及相应收入，有着比考不上大学多得多的怨愤，增加了中国社会的内部张力。他们在大学学到的知识、增长的见识、交结的朋友、积累的社会资本，为他们发泄怨愤提供了更有力的手段。以平等为口实，心中深藏的真实动机是爬为人上人；受挫则怨愤乃至有所行动——中国人可能西化吗？中国社会奉行西化能不使社会矛盾深化、激化吗？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的某些特质也由此例显现：口是心非的虚伪性和心灵内在分裂。
西化之所以有此后果，根源在：仅仅模仿西方制度之外壳而滤掉了其制度之精神内涵。通俗地说，即是中国人的心灵未西方化。
揭示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才是文化自觉。
首先要觉醒自己是人。作为人则必须以德为先，摒弃唯利是图、拜金主义、以GDP衡量一切。
人要有尊严。尊严是德之核心。人之所以是人在于有尊严。今人多以钱或权为尊严之源，这是崇尚暴力、向禽兽堕落。尊严来自德性。孟子有句话：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人们已经醒悟诚信重要。须进一步明白，诚、信是两个概念，诚为信之本。切不可把信置于首位。诚，意思是真实无妄。真实、无妄意指与生俱来的尊严——孟子称之为天爵。每个人生下来时都很纯粹、干净；随着成长沾染了社会中的各种污秽。反身而诚即诚意（《大学》）、至诚（《中庸》），去除污秽、回归纯洁、维护为人之尊严。
尊严还要“现代化”——吸收西方思想内涵。所谓吸收，实质上是借鉴。借鉴，就是借用为镜子；就是把西方思想作为镜子照中国思想，作比较研究，发掘中国思想库中原有要素可供当代发扬者。换句话说，是每个人发掘自身文化存在中已具备的要素存养扩大之。尊严要点是须尊重他人。孟子讲的反身而诚、天爵基本内涵是自身尊严。现代思想须把尊重他人意志纳入尊严概念。尊重他人、不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是人权概念之基础。财产不是靠暴力和诡诈夺来骗来的——那叫财物，真正是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意义。财产是人权之延伸，其概念之内涵来自西方社会，其本体在有德性的意志相互尊重中建构。在此要指出：至今不少人士仍然遵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主张权利、民主制度要靠斗争获得——此乃错误思路。没有德性（在此主要指尊重他人意志）为基础，单讲斗争甚至以斗争为纲，不可能建构起人权（权利），只可能自己翻身、获得压迫剥削他人的权力。由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思想之一种，误解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看作引进西方思想则滤掉其理性主义内涵的范例。马克思的本义是工人通过生产劳动建立起资本主义——他的说法是“工人在生产物质产品的同时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通过生产劳动使得资本的私人占有容不下社会生产力，于是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简略地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劳动这种民众的日常行为是推动历史的动力。阶级斗争、暴力，他喻为“产婆”，即协助生孩子。这意思很明显：如果没有怀孕或怀孕而未足月就让女子生产，无异于摧残。然而世人理解马克思，误解为以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属历史唯物主义。为了回避“英雄史观”的批评，进一步诠释为群众广泛参加阶级斗争。其实马克思的意思是民众日常生产劳动推动社会发展。马克思精通德国古典哲学，其说内含深固的理性主义。中国人解读时不知不觉地就滤掉了其内涵。社会后果有目共睹无须赘述。
孝道已近澌灭。然而以去执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传统还不得不重孝道。孝道虽难恢复，提倡以重建社会秩序或为助力。以今日之时势，恐怕在孝道之实施上不能完全恢复儒学，只得稍近墨学。孟子抨击墨学为禽兽。墨家不是反对孝父母，只是在次序上与儒家相悖。兼爱说称“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儒者论为“杨朱但知爱身，而不复知有致身之义，故无君；墨子爱无差等，而视其至亲无异众人，故无父。无父无君，则人道灭绝，是亦禽兽而已。”当今世势儿童自幼犯上，须以孝道发扬其与生俱来的仁义礼智之心。否则中国社会无宁日矣。而要重倡孝道，先须在家庭中重建纲常。首先在理论上要明白：家庭必须有纲。半个多世纪家庭无纲是今日社会不稳的根源之一。家庭有纲则须确立一家一长。此极为难点。中国妇女争取自身权利一般做法是不在社会上修德以建构，而是返回家庭中夺取权力。权利基础为德（人的尊严），权力前提为暴力。可惜人们至今不了解权利、权力二者区别何在；二者在普通话中发音全同又助长混淆。错误思想出于这样的理论：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源自其收入多少。钱理解为暴力。这一理论把暴力引入家庭理论，置于基础地位。家庭中的地位以钱多少确定，这就是说，家庭中的秩序以暴力建立。于是其他种类的暴力源源而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家庭无序为时已久，然而不重建家庭中秩序，社会秩序也无从谈起，儿童犯上日甚一日，长大成人后则轻于作乱，中国社会无宁日矣。
党委书记要掌教化。发展是第一要务，于是一些书记考虑的全是GDP增长。此极为不妥。发展须以人为本，而人的发展重点在德、在精神品质。人格尊严是内核。党政要有所分工。教化是党的事，而且是头等大事。以党正风，贯彻正确理论，明确重建整个国家各方面秩序的理论依据和工作步骤——没有秩序，何来发展？正确理论的最为核心又最为基础的是认识何谓中国文化传统（去执或无执）；进一步弄清“与世界接轨”的精神基础（懂得尊重他人、坚执）——这就是文化自觉。注意克服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表现为行政上的试错法——问题积累之后再考虑解决方案；不信理论，不信学者，走一步看一步。困而后学——明白身处困境，发愤研究理论。孔子曰：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论者曰：倡孝道有助于道德重建；故而提倡敬老。且不论孝道重孝亲，而敬老是个普世性的说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儒家学说；泛泛而言的敬老则是墨家学说。孝道与敬老是两个不容混淆的概念。不过本文似不必严格区分二者，因为要澄清的问题太多。本文先阐明这个问题涉及的背景，再从须澄清的概念中选取几个讨论。
先须明确，这个讨论是在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开展的。这种变化极为深刻，无论社会结构，还是文化，都已巨变。同时，须分清变与不变。论及传统，区分变与不变尤其重要。就事论事、以解决具体问题出发的议论，感慨颇多，若不触及根本，不仅不能解决问题，或许反而推动问题愈演愈烈。
目前，道德建设成为众所瞩目的话题，时论之潮流又已提出弘扬传统之必要，道德与传统之关系问题终于成为大众关注重心。这种情况的重要历史背景须追溯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长久中西文化相互作用之后爆发的西化冲击。五四运动由外交屈辱事件引发，推动了酝酿已久的文化运动，以“科学与民主”口号代表西方价值体系，并提“打倒孔家店”口号，随后又以“两个决裂”方针，表现了强烈的反传统意向。其后这股强劲的西风贯彻到国民义务教育中，以汉字拼音化、语法教学、数理化课程，推行文化上的西化；纪年也改从耶稣诞辰，度量衡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西化思潮与中国国民精神冲突日益明显，日益在表层上表现出来——政治西化的诉求愈来愈强烈。
体现五四运动西方价值观念最为代表的是人权思想。五四运动中比科学民主更具动员力量的是要求婚姻自主。其实质是人权——在婚嫁问题上自己有权做主。个人权利概念由此进入中国文化的意义世界、深入中国人民内心。
家庭观念也发生根本变化。古时已有“忠孝不两全”的说法，但是在意识形态理论上仍然主张以孝为本。五四运动兴起“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主张从根本上颠覆传统观念。“男女平等”，观念使得家庭中伦理关系彻底破坏。旧时代“夫妇为人伦之本”、“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为妻纲”的伦理秩序从根基上被否定。家庭中无家长；既无法律又无规范（只有平等互爱相互尊重等原则，从而夫妻争吵有了充分的依据）；独生子女政策加上传宗接代思想残余造成娇惯儿童新风俗——自幼犯上。人民革命进一步要求革命者与家庭划清界限，力铲孝文化，把人与人之间相处原则从以亲缘为本颠倒为以理想和党缘为本。人民革命胜利后，社会政策从家庭养老转变为由政府养老，随后推行计划生育国策，既造成政府越来越难以承受的负担，又造成风俗浇薄（198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2012年演变为：推迟退休好，养老靠自己）。全球化浪潮袭来后，能力与活动性较强的人群远去他乡异国寻求发展，空巢家庭不断增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现在的情况是连“能养”都未必做得到，更无论敬、无违。孔子以孝为本的思想体系与现在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都有极大的距离。
澄清概念：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首先要区分的是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两个概念。文化一词有多种解释。人们喜欢说文化有多少种定义——据说有200多种。定义这词用于此处不准确，用规定性一词较妥。不过对本文而言，不必在用词精密度上如此计较。本文下文所述乃笔者个人观察所得，尚未经社会学的科学研究（即建立模型并经过调查统计验证），容或不够准确。
就目前我国民众使用文化一词的情况分析，大体用在二重意义。一指文化产品，诸如音乐绘画诗歌散文影视等艺术作品、建筑装璜家具食器网络游戏等工艺美术作品、刀斧锤凿各色机床牛车汽车气球飞机火箭飞船等生产工具、哲学数学史学科学（自然的与社会的）管理学等理论学术作品……有时还可把各种制度也看作文化产品（称之为制度文明）。
二指文化产品内涵的意义，及这些意义组成的体系——称之为意义世界。意义世界对学术圈之外的人来说可能是个生疏的概念。这个概念与文化精神有点关联，暂时可看作大略相当；文化精神概念较为通俗、普及，但较为模糊，不易阐明。意义世界是“精神性”的，然而又是客观存在着的。这就要突破目前的世界观模式——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两个世界的模型，加上个第三世界，即客观精神或客观知识的世界，提出三个世界的模型。意义世界属于第三世界。人们一直讲不清楚精神文明建设要建设什么，要么搞各种创建活动，要么搞大量文化产品。精神文明建设要建设的其实是意义世界。核心价值体系就在意义世界中。意义世界存在于第三世界，同时又构成每个社会成员的文化存在；每个社会成员都是意义世界载体。每个社会成员都内涵意义世界（一般不完整）；但人们往往不明白意义世界为何，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备有意义世界。《周易·系辞》有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指的就是意义世界。
再来辨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两个概念。我记得谭其骧先生1986年初曾在龙柏饭店座谈会上大谈传统文化无法继承。他举了湖南民间的傩文化为例。我体会：他是在批评传统文化是个无使用价值的概念。这是因为传统文化一词只能用来指留存下来的文化产品堆积。这是个囊括一切的大口袋，里面良莠不分地、杂乱无序地堆放着所有前人、别人创造出来的东西。由此可见，传统文化既无法弘扬，又由于无所不包从而是个毫无用处的概念。文化传统概念就较为明确。传统属于意义世界——即泛泛而言的“文化精神”。往昔的意义世界中有些已经死去，有些还活着。传统属于意义世界中至今活着的部分。我曾讲过，文化有变有不变——即有的死去，有的仍活着；指的就是意义世界中有活下来的部分。这些活着的就是传统，或称文化传统。
道德建设：弘扬传统，不是继承传统
既然活着的才属传统，就无所谓继承。没必要讲“继承传统”。讲“继承传统”积极意思是确定传统之合法性。传统本来就是割不断的；否定传统等于自杀、自甘堕落，伤害的是国家民族，却不可能割断它。 然而，“继承传统”的主张也可能产生消极作用。辨明何谓传统极为重要。有些正在消逝着、甚或已经灭绝的文化，主张接续、恢复，称之为继承传统，也会伤害国家民族。
目前因为养老这个实际问题引发的弘扬传统孝文化的主张，是个要认真研究的重大案例。本文前已述当今中国社会在结构、生活方式与思想意识诸方面发生巨变。当今中国以党和国家为本，这与以孝为本从根底上相悖，互不相容。况且从人民群众生活方式上看，子女对双亲能一贯和颜悦色已属难得；若要求承顺颜色、无违亲意，那是决难做到之事。一些人士认为，尽管难以做到，提倡提倡总有好处。本人以为：难以做到的事，单是提倡，容易导致口是心非，助长虚伪之风；除非采用立法强制迫使民众遵循，久之习惯成自然，否则真正无望矣。前文如此费辞、辨析概念，就是论证孝道已属濒死的文化，将要被排除出传统，而且难以再接续回归。
或问：以孝为本的文化还能继承吗？能继承的传统究竟是什么？
答曰：前文已述，传统是活着的因此无须讲继承；已经死去的也无法继承。继承二字可以不用。传统可能晦而不明——意思是虽然活着，但得不到尊重、受到压抑，因而弘扬传统的说法是可以用的。总之，不必讲继承，只须讲弘扬。
弘扬传统意思是让传统中优秀的、美好的东西抬起头来风行天下。简明地说，就是扬正气、贬邪气。——这样讲还嫌浮面。准确地讲是必须探及根本、找准根本。
以孝为本的文化之重要性，在《论语》中有一经典表述，用的是孔子弟子有子的语录，高置于整部《论语》的第二句：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有子此言直接指出，领导干部（君子）必须关注社会之根本，根本确立了，思想政治路线才得以确定（本立而道生）。孝弟就是领导国家、社会之本，就是干部群众不犯上作乱从而实现社会稳定和谐之根本。这就是说，孝弟是治理人治社会的基本原理。
反过来说，中国社会若否定了孝弟之根本地位，必定导致犯上作乱的社会状态。为什么会这样？这涉及中国文化之最为深密的传统，即，“去执”。
笔者一直认为，中、西文化之差异是根本性的。一些学者不认同笔者看法，他们沿袭社会达尔文主义、黑格尔哲学的文明单线进化思想，认为中西文化差异只是发展阶段不同——西方先进，中国落后而已。笔者接受文化多元并进主张，认为中西文化是平行的、按照各自特性独立发展；会相互影响，但保持自身特性。这就是说，要中国社会进步为西方社会，或者说，中国社会向西方社会方向进化，是不可能的——为了逻辑完满，用较缓和的语气，不用“不可能”这样武断的表述，换用“须用一、两个仟纪，至少五百年”的说法。余下的问题是：中西文化传统差异在何处？答曰：中国文化去执，西方文化坚执（详见拙作《文化：走向超逻辑的研究》）。去执特性最突出的表现是“礼之用和为贵”原则。礼，各项规章制度之总和。制度运行、实施时不必严格遵守条文，要根据情况有所调整，以达到“和”境为上。古代圣贤称之为“有经有权”——礼的规定，为经；实际运用时要根据情况灵活变通，为权。此即中庸之道。毛泽东曰“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他具体运用中庸之道的范例。西方国家也有权变事例，但从未像中国文化由圣贤确定为理论原则公布并教学以贯彻之；甚至公然制定为重要政策宣布出来，告诫属下在实施法律时不得拘泥条文，必须或松或紧以达到目的为上。也即孟子教导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去执特性再一个重要表现是土地私有制难以建立。一切制度之根源在思想。本文可以回避意识为本抑或制度为本的争论，视为二者对应即可（有个现成说法，叫做历史与逻辑一致）。因而，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坚执生私有制；去执则无私有制。或曰：中国社会从来都有土地私有情况，怎么可以说土地私有从未建立过？答曰：所谓私有制，指：不得所有者同意，任何人和组织、机构，包括政府，不得动用其所有物。土地私有之意义：他人未经地主同意不得踏入其土；入则可击毙之。这样的土地私有从未得中国人民认可。中国人民接受至今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方文化之所以不能在中国社会扎根，西化倾向引发中国社会重重矛盾且不断加剧，根源就在两种文化传统这样的差异。
前已述将男女平等的社会主张引入家庭成为夫妻平权，造成家庭内部无纲常，模仿西方社会以法律治家庭关系，其社会后果是子女犯上成为常规，社会稳定、和谐失去基础。从而印证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今天情况与古代大不相同，遭遇的是人治、法治问题。中国社会目前还是人治社会。皮相的理解是：法治就是依法治理。此言大谬。古代各朝均强调祖宗家法，也属依法治国，其为人治，乃我辈共识。中国古代重视法制的莫过法家，而一般论者都懂得：法家的法制为人治。因此，如下概念是容易理解的：有法制、依法治国，不等于有法治。有人治的法制（法家为代表），也有法治的法制。由此可见，法治还须有更重要、更为根本性的前提条件。按法哲学乃是：民族及其每个成员之自身意识达到无限性的人格性。通俗讲解：有个区分人治、法治的常用说法——人治是“权比法大”；法治是“法比权大”。这个俏皮话显示民众的智慧，讲出了部分道理。然而这种说法不全面，未及根本。涉及文化研究，单考虑掌权层的行为，在方法论上立不住。正确的方法是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开展实证研究。何况今日官员来自民众。任职后的行为方式奠基于青少年仍然是普通民众时。除了“权比法大”，还有“钱比法大”、“耍无赖胜过法”等情况必须考虑。现调整、修改为“人比法大”为人治、“法比人大”为法治，作为通俗说法。
目前，建设法治社会目标已为绝大多数民众赞同，然而这个建设过程将是艰难的、长期的，不可避免要走过复杂的甚至曲折的道路。文化上的去执传统至今活跃，民众厌弃坚执。口头上要法治、行为上抵触法治的情况十分明显。最为普遍的例证是对待交通规则的态度与行为。人们都在自行决定是否与何时遵守交通规则，都把自己置于交通规则之上；交通要道口设置协管员喝令步行者遵守法规已成为城市之新风景线，充分证明法对民众很少约束作用，摆个人在那儿才能起些作用。此外，寻找空子破坏审判、招生、求职、就医的规则等等对抗法律法规的行为普遍存在，制度设计人员穷竭心智想方设法出招对付，遍设监督机构及人员防范，加了一层再加一层……在在凸显中国社会至今不得不依靠人治。上述情况足以证明建设法治社会的长期性、艰难性。既然目前以及一个未来的长时期仍将是人治社会，在治理上就要根据人治社会的规律，不应把治理法治社会的思路用于中国社会。这大概就是代表人治的信访制度至今不能废除，惹了很多麻烦却不得不让它继续存在的原因所在。 人们已经认识到，对社会有秩序、能健全发展，道德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基础和前提。道德滑坡也已成为人们共识。目前的分歧在于怎样看道德滑坡的原因。有些人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道德滑坡。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市场经济需要对应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为基础，不会造成道德滑坡。事实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方针政策使得一些不良分子利用机会逞恶，造舆论刮起歪风；部分学者和管理者不能正确理解市场经济的前提与条件，放任甚至纵容那些不良分子掠夺、剥削，从而推动道德滑坡。
要紧的事不是追究哪些人的责任，而是要确定造成道德滑坡的“深层”原因——与中西文化传统差异相关的原因。一些人士主张，解决社会矛盾的总思路应是加快西化步伐。为什么不能解决矛盾？他们的回答是：西化不彻底。如果彻底，就会解决。这已经成了一种心结、恶梦。不妨称之为“西化梦”。汤因比历史哲学有一原理：同一个挑战反复出现、越来越强，每次应战都失败，这个社会就走向解体。拥有古老智慧的中华民族能否放弃西化梦、发挥创造性，跳出这种屡屡碰壁的思路？难道不能换个思路，认为西化正是造成社会矛盾的总根源——或让一步讲，是西化速度过快？（详见拙作《重释“五四精神”，吸收儒学思想》）越是加快西化步伐，社会矛盾积聚越快。这一点，是其他所有问题的聚焦点。认清这一点，解开这个纠缠中华民族近两百年的心结，中国社会才能健全发展。
文化自觉：前提是认清自身
现在已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文化自觉”口号，正是要求大家认识到自己归根到底在文化上是个中国人，以及何以是个中国人。这就是说，要求大家认识中国文化传统之究竟；醒悟中国人极难在文化上成为西方人；懂得中国人在文化上、道德上不成为西方人，中国社会就不会建成西方式的法治（包括法律制度、民主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文化自觉之要义即是：自觉到中国社会西化之内涵及前提条件等；懂得缺少这些内涵、前提条件则西化努力带来的恰恰是使中国社会陷入困境。
即以平等为例。平等是五四运动声势浩大地引入的西方观念，铲除中国社会“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传统之利器。人民革命之后的新社会，此口号已经家喻户晓，人人会念。但是当代中国人生下来就不平等。有城镇户口、农村户口之别，还有阶级出身之别。笔者1960年代考大学时，考生还有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事实是，如果一个地富子女考进大学，不仅从农村户口一跃升为城镇户口，且从平民升为国家干部（准或储），更能摘去地富子女帽子，进入“知识分子”阶层。这一社会事实揭示当代中国社会的等级性。改革开放以来，阶级成分逐渐淡化，兑现了1949年解放初期的承诺（当时规定：土改之后原地主富农自食其力五年则成分可改为“农业劳动者”，从阶级敌人转化为人民一分子）。身份证制度实施之后户口价值逐渐弱化。考上大学也不再升入国家干部行列。然而，考生及其家长仍然奉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奋力拼搏。心中何尝有平等观念？！中国社会仍然是等级社会，废了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之等级，代之以国家级、部级、局级、处级为标记的伦理等级。上大学仍然是爬入统治阶级的正途。考生仍然以提高社会地位为读书目的。甚至以此为主要目的，求知目的却渐行渐弱。学位甚至升格为组织原则，列入指标，强化读书与社会等级的对应关系。大学及学位从求知场所演化为等级升迁途径。从而大学扩大招生新增的大批人员，不能获得梦想的社会地位及相应收入，有着比考不上大学多得多的怨愤，增加了中国社会的内部张力。他们在大学学到的知识、增长的见识、交结的朋友、积累的社会资本，为他们发泄怨愤提供了更有力的手段。以平等为口实，心中深藏的真实动机是爬为人上人；受挫则怨愤乃至有所行动——中国人可能西化吗？中国社会奉行西化能不使社会矛盾深化、激化吗？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的某些特质也由此例显现：口是心非的虚伪性和心灵内在分裂。
西化之所以有此后果，根源在：仅仅模仿西方制度之外壳而滤掉了其制度之精神内涵。通俗地说，即是中国人的心灵未西方化。
揭示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才是文化自觉。
首先要觉醒自己是人。作为人则必须以德为先，摒弃唯利是图、拜金主义、以GDP衡量一切。
人要有尊严。尊严是德之核心。人之所以是人在于有尊严。今人多以钱或权为尊严之源，这是崇尚暴力、向禽兽堕落。尊严来自德性。孟子有句话：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人们已经醒悟诚信重要。须进一步明白，诚、信是两个概念，诚为信之本。切不可把信置于首位。诚，意思是真实无妄。真实、无妄意指与生俱来的尊严——孟子称之为天爵。每个人生下来时都很纯粹、干净；随着成长沾染了社会中的各种污秽。反身而诚即诚意（《大学》）、至诚（《中庸》），去除污秽、回归纯洁、维护为人之尊严。
尊严还要“现代化”——吸收西方思想内涵。所谓吸收，实质上是借鉴。借鉴，就是借用为镜子；就是把西方思想作为镜子照中国思想，作比较研究，发掘中国思想库中原有要素可供当代发扬者。换句话说，是每个人发掘自身文化存在中已具备的要素存养扩大之。尊严要点是须尊重他人。孟子讲的反身而诚、天爵基本内涵是自身尊严。现代思想须把尊重他人意志纳入尊严概念。尊重他人、不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是人权概念之基础。财产不是靠暴力和诡诈夺来骗来的——那叫财物，真正是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意义。财产是人权之延伸，其概念之内涵来自西方社会，其本体在有德性的意志相互尊重中建构。在此要指出：至今不少人士仍然遵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主张权利、民主制度要靠斗争获得——此乃错误思路。没有德性（在此主要指尊重他人意志）为基础，单讲斗争甚至以斗争为纲，不可能建构起人权（权利），只可能自己翻身、获得压迫剥削他人的权力。由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思想之一种，误解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看作引进西方思想则滤掉其理性主义内涵的范例。马克思的本义是工人通过生产劳动建立起资本主义——他的说法是“工人在生产物质产品的同时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通过生产劳动使得资本的私人占有容不下社会生产力，于是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简略地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劳动这种民众的日常行为是推动历史的动力。阶级斗争、暴力，他喻为“产婆”，即协助生孩子。这意思很明显：如果没有怀孕或怀孕而未足月就让女子生产，无异于摧残。然而世人理解马克思，误解为以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属历史唯物主义。为了回避“英雄史观”的批评，进一步诠释为群众广泛参加阶级斗争。其实马克思的意思是民众日常生产劳动推动社会发展。马克思精通德国古典哲学，其说内含深固的理性主义。中国人解读时不知不觉地就滤掉了其内涵。社会后果有目共睹无须赘述。
孝道已近澌灭。然而以去执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传统还不得不重孝道。孝道虽难恢复，提倡以重建社会秩序或为助力。以今日之时势，恐怕在孝道之实施上不能完全恢复儒学，只得稍近墨学。孟子抨击墨学为禽兽。墨家不是反对孝父母，只是在次序上与儒家相悖。兼爱说称“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儒者论为“杨朱但知爱身，而不复知有致身之义，故无君；墨子爱无差等，而视其至亲无异众人，故无父。无父无君，则人道灭绝，是亦禽兽而已。”当今世势儿童自幼犯上，须以孝道发扬其与生俱来的仁义礼智之心。否则中国社会无宁日矣。而要重倡孝道，先须在家庭中重建纲常。首先在理论上要明白：家庭必须有纲。半个多世纪家庭无纲是今日社会不稳的根源之一。家庭有纲则须确立一家一长。此极为难点。中国妇女争取自身权利一般做法是不在社会上修德以建构，而是返回家庭中夺取权力。权利基础为德（人的尊严），权力前提为暴力。可惜人们至今不了解权利、权力二者区别何在；二者在普通话中发音全同又助长混淆。错误思想出于这样的理论：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源自其收入多少。钱理解为暴力。这一理论把暴力引入家庭理论，置于基础地位。家庭中的地位以钱多少确定，这就是说，家庭中的秩序以暴力建立。于是其他种类的暴力源源而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家庭无序为时已久，然而不重建家庭中秩序，社会秩序也无从谈起，儿童犯上日甚一日，长大成人后则轻于作乱，中国社会无宁日矣。
党委书记要掌教化。发展是第一要务，于是一些书记考虑的全是GDP增长。此极为不妥。发展须以人为本，而人的发展重点在德、在精神品质。人格尊严是内核。党政要有所分工。教化是党的事，而且是头等大事。以党正风，贯彻正确理论，明确重建整个国家各方面秩序的理论依据和工作步骤——没有秩序，何来发展？正确理论的最为核心又最为基础的是认识何谓中国文化传统（去执或无执）；进一步弄清“与世界接轨”的精神基础（懂得尊重他人、坚执）——这就是文化自觉。注意克服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表现为行政上的试错法——问题积累之后再考虑解决方案；不信理论，不信学者，走一步看一步。困而后学——明白身处困境，发愤研究理论。孔子曰：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