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也是农村改革发展工作的重要法宝。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是克服困难、解决矛盾、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今后，要使农业、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还必须运用解放思想这一法宝，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地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
三是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管理的任务繁重，这也是制约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问题。
“希望”何在呢? 首先是在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很有希望。我们党充分运用解放思想这一法宝，从国内外新的形势和发展趋势出发，做出了“两个趋向”的判断，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近年来提出并实行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随着国力的增强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比如，国家发改委安排的涉农投资，近年来增幅和增量逐年提高，去年在前三季度安排759亿元的基础上，第四季度在拉动内需的新增1000亿元投资中又安排了480多亿元，对农村饮水安全、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江河防洪安全、生态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拉动内需、促进就业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比如，对种粮农民的“四补贴”，即种粮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2008年总规模达到1028亿元，比上年翻了一番。我国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今后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将长期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其次,是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大有希望。在各级政府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完善基本经营制度和创新相关机制，特别是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同时，不断创新统分结合的实现形式，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了农民的创造性，使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无论在务农、还是在务工经商中，都得到了体现和巩固。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进一步得到保障。我国在农村确定的基本经营制度适合我国国情，今后在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方面，还有很强的生命力。
第三,是在科技兴农方面也很有希望。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技术推广与技术创新并举。在良种良法、节水节地、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既进一步普及了实用的传统技术，又加大了运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等现代技术的力度，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产量和效益。随着世界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在农业领域的应用，随着国家在技术推广和技术创新方面支持力度的加大，农产品产量、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今后还将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也是农村改革发展工作的重要法宝。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是克服困难、解决矛盾、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改革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1978年前，小岗村长期靠吃国家的返销粮，1978年12月的一个晚上，小岗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开会，18个农民秘密地在分田到户（即“大包干”）的协议上按下了手印，协议上规定，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把小孩养到18岁。可以看出，当时他们集体下分田到户的决心是多么不容易啊！1979年秋天，小岗生产队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家家粮食很多，而且当年向国家交了12488公斤粮食，结束了吃返销粮的历史。在事实面前，从当时的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和省委书记都对小岗村的做法,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实际的支持。在总结小岗村大包干经验的同时,安徽等省扩大试点范围，近而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推广“大包干”的经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仅仅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我国农业生产力就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粮食、肉类、棉花等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局面就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现在，很多人到小岗村参观“大包干纪念馆”后，都深受启发和教育。不仅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还有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等等,我们党都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才取得了三十年来农村和全国持续高速发展的巨大成就。
今后，要使农业、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还必须运用解放思想这一法宝，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地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
从当前形势和今后的发展趋势看，促进农村改革发展，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重要关系。
（一）处理好城乡关系
马克思早在100年之前就指出：“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乡村城市化的历史”。1800年，全世界只有3%的人口住在城市里。英国、德国于19世纪晚期初步完成了城市化，居住在城市的人口超过居住在农村的人口；美国、日本于二十世纪中叶完成了城市化;韩国二十世纪80年代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目前，这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已达到80％以上甚至90％以上。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起步晚，1949年城市化率只有10.6％，1978年还不足18％，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加速发展，2007年城镇化率接近45％。
城市化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联合国有关组织预计，2008年底，世界上将有半数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在未来20年中，在城市居住的人口将增至60％。
城市化要建立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需要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双轮驱动。从世界近代史看，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中，一定时期内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且，二元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都有其必然性，我国也不例外。从一般规律来看，城乡二元既相互依存，也难免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从我国当前总体情况看，城乡二元的相互依存性是基本面，三农为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城市化、工业化为农业增产、农民就业和增收、农村繁荣，也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但是，也不能轻视另一面（非基本面）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今后，在进一步维护好、发展好基本面的同时，要努力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否则，对城乡都不利。近几年来，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统筹城乡、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以及实现这些战略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和政策，是城乡双赢之策,我们要结合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更好地、创造性地贯彻落实。
按照辩证法原理，“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城乡发展不可能什么都完全一样，城乡一体化，不是完全一样化，好比人体上胳膊和腿的一体化，既有功能差异，也要互相协调和配合。但如果城乡差距过大，则对城乡双方的可持续发展都不利。
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互为因果，互相促进。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还需依靠城市和工业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为强农惠农政策提供财政资金来源，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统筹城乡发展，还要在土地征用、农民工、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比如，为征用土地的利益分配更加公平，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受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此前，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提出，“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主要用于‘三农’，重点加强农田水利、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这些原则性要求，要进一步细化和实化政策措施。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城市化也一样，一些大城市在繁荣经济社会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城市病”，交通居住拥挤、空气质量变差等问题，逐步显现。由于城市郊区和近郊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而且交通、空气等状况比中心城区好，近年来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和“围城”现象，即“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 据北京的一项调查，70％的人有意到郊区购买第二居所。国内外大量实践说明，“逆城市化”和“围城”现象，既有必然性，也有减轻主城区压力、促进郊区农村发展的合理性。大中城市在城市和郊区农村规划、产业布局等方面，应该对发展趋势早做调查研究，借鉴国内外经验，早谋对策。
（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要更好地运用“两手”发展经济。在运用市场机制调动农民和企业积极性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作用。比如农产品市场价格与国家补贴的关系。二十多年来，我国对粮食流通体制不断进行改革，从统购统销，到逐步放开粮食市场，并实行最低收购价，都统筹考虑了生产和需求两个方面。目前的制度，既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又尽可能防止市场机制的弊端。最低收购价的作用，一是直接保护生产者，防止谷贱商农；二是通过保护生产者的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生产，维护消费者的长远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不久前，已经决定并在媒体宣布，在东北地区按照粳稻每百斤92元、玉米每百斤75元的价格，实行国家临时收储；按照每百斤185元的价格，挂牌收购中央储备大豆。同时，加强“北粮南运”的运输协调，继续实行粳稻（大米）入关运输补贴政策，鼓励销区企业积极到东北产区采购稻米。在南方稻谷主产区，按照每百斤94元的价格，收购中、晚籼稻，作为国家临时收储。在油菜主产区，按每百斤220元的价格，向农民收购油菜籽，充实食用植物油中央储备。国家已在新疆地区按每吨12600元的价格，收储了一定数量的棉花，并组织好棉花外运。最近在调查中听基层干部群众反应，这些政策的及时实施，有效防止了重要农产品价格的下滑，保护了农民利益。
从2009年新粮上市起，白小麦、红小麦、混合麦每百斤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到87元、83元、83元，比2008年分别提高10元、11元、11元。2009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水平，也将作较大幅度提高。这对稳定2009年的粮食生产，将起到重要作用。
在其它方面，比如农业和农村建设、公平对待农民工、水土资源配置等其他很多方面，也要更好地统筹兼顾，运用“两手”，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同时，促进多方利益的共赢。
（三）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从当前情况看，要对一些片面的、错误的认识和做法，引起重视并加以防止。比如,一些地方不顾民意和民生，搞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农民不但得不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反而形成大量债务，长期难以化解。再比如，有些地方，不考虑农民的文化水平、民主意识、民主素质等因素，不对农民宣传、教育、引导和支持，片面强调极端民主，结果有些该办的事，议不成、办不成。
在理念和做法上，要大力提倡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所谓的“当官要为民作主”。要把政府为民服务和发扬基层民主更好地结合起来，既要依法让群众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决策权等民主权力，又要注重实际效果，充分考虑农民的意愿和素质等因素，在加强对农民教育、支持和服务的同时，提高民主化程度，丰富民主形式，增强民主效果。有些地区在试点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行“村有、民理、乡监管”为主要形式的农村财务管理体制，将民主、法制和基层政府监管结合起来，取得了好的效果。对于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应该大力推广。
今后，政府要通过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更多更好的为农民服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近年来，中央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加大力度，比如2008年，在预算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的基础上，上半年又安排了252.5亿元，主要是直接补贴给农民,采取增加农资综合直补、增加良种补贴等十项重要措施,支持农业和农村。
农业生产补贴与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都是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根据财力可能，进一步加大力度。
（四）处理好“不变”与“转变”的关系——即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与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经营机制的关系
实践证明，“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符合我国国情，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继续给予了肯定，同时提出了一个不变和两个转变：一个不变是，“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两个转变，一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即“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二是经营机制的转变，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一个不变是为了稳定民心，保护和调动农民积极性；两个转变是为了提高科技含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好一个“不变”与两个“转变”的关系。
发展现代农业，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要按照建设“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通过创新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更好地保护土地、淡水、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全面加强节地、节水、节能、节约木材等工作，发展循环农业，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比如节约用水，必要性很强，综合效益大，潜力也很大。我国的缺水地区，应进一步研究和借鉴国内外节水增效的经验。以色列约三分之二的国土是沙漠和荒山，人均水资源不足300立方米（与我国海河流域的人均水资源量大体相当，不足我国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十五分之一），但是，由于以色列大力研发和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在农作物产量大幅度增长的同时，节水设备和技术的出口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以色列一些专家的观念中“以色列不缺水”，因为他们对水的利用效率高。我国一些专家把我国与以色列对比后认为，我国一些地区的缺水状况，实际上属于“技术性缺水”、“水质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也包括缺少节水工程），而不是传统的看法即资源性缺水。要通过加强节水减污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缓解缺水问题，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千家万户的生产者提高组织化程度，增强抗风险能力，更好地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国内外大量实践证明：一方面，家庭经营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和保护农民基本权益的有效形式；另一方面，创新、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利于增强群体优势和抗风险能力。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家庭经营如何利用工业化、信息化技术，如何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农业经营方式，绝大多数也是实行家庭经营，一方面经营主体高度分散，另一方面组织化程度又非常高，统分结合做得好。今后，应该进一步总结、借鉴和推广国内外好的经验，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同时，不断创新经营机制，特别是引导和支持农民，以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自愿组织起来，提高规模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处理以上和其它各种重要关系时，都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需要与可能结合、效率与公平结合、当前与长远结合、深化改革与增加投入结合、保障农民物质利益与民主权利结合、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促进改革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结合等多种重要结合，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权衡利弊，趋利避害,力求改革、投入、科技等方面的各种措施互相衔接和配套，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在进一步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同时,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科学发展。
三是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管理的任务繁重，这也是制约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问题。
“希望”何在呢? 首先是在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很有希望。我们党充分运用解放思想这一法宝，从国内外新的形势和发展趋势出发，做出了“两个趋向”的判断，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近年来提出并实行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随着国力的增强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比如，国家发改委安排的涉农投资，近年来增幅和增量逐年提高，去年在前三季度安排759亿元的基础上，第四季度在拉动内需的新增1000亿元投资中又安排了480多亿元，对农村饮水安全、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江河防洪安全、生态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拉动内需、促进就业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比如，对种粮农民的“四补贴”，即种粮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2008年总规模达到1028亿元，比上年翻了一番。我国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今后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将长期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其次,是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大有希望。在各级政府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完善基本经营制度和创新相关机制，特别是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同时，不断创新统分结合的实现形式，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了农民的创造性，使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无论在务农、还是在务工经商中，都得到了体现和巩固。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进一步得到保障。我国在农村确定的基本经营制度适合我国国情，今后在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方面，还有很强的生命力。
第三,是在科技兴农方面也很有希望。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技术推广与技术创新并举。在良种良法、节水节地、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既进一步普及了实用的传统技术，又加大了运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等现代技术的力度，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产量和效益。随着世界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在农业领域的应用，随着国家在技术推广和技术创新方面支持力度的加大，农产品产量、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今后还将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也是农村改革发展工作的重要法宝。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是克服困难、解决矛盾、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改革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1978年前，小岗村长期靠吃国家的返销粮，1978年12月的一个晚上，小岗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开会，18个农民秘密地在分田到户（即“大包干”）的协议上按下了手印，协议上规定，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把小孩养到18岁。可以看出，当时他们集体下分田到户的决心是多么不容易啊！1979年秋天，小岗生产队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家家粮食很多，而且当年向国家交了12488公斤粮食，结束了吃返销粮的历史。在事实面前，从当时的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和省委书记都对小岗村的做法,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实际的支持。在总结小岗村大包干经验的同时,安徽等省扩大试点范围，近而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推广“大包干”的经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仅仅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我国农业生产力就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粮食、肉类、棉花等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局面就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现在，很多人到小岗村参观“大包干纪念馆”后，都深受启发和教育。不仅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还有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等等,我们党都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才取得了三十年来农村和全国持续高速发展的巨大成就。
今后，要使农业、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还必须运用解放思想这一法宝，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地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
从当前形势和今后的发展趋势看，促进农村改革发展，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重要关系。
（一）处理好城乡关系
马克思早在100年之前就指出：“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乡村城市化的历史”。1800年，全世界只有3%的人口住在城市里。英国、德国于19世纪晚期初步完成了城市化，居住在城市的人口超过居住在农村的人口；美国、日本于二十世纪中叶完成了城市化;韩国二十世纪80年代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目前，这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已达到80％以上甚至90％以上。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起步晚，1949年城市化率只有10.6％，1978年还不足18％，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加速发展，2007年城镇化率接近45％。
城市化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联合国有关组织预计，2008年底，世界上将有半数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在未来20年中，在城市居住的人口将增至60％。
城市化要建立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需要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双轮驱动。从世界近代史看，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中，一定时期内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且，二元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都有其必然性，我国也不例外。从一般规律来看，城乡二元既相互依存，也难免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从我国当前总体情况看，城乡二元的相互依存性是基本面，三农为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城市化、工业化为农业增产、农民就业和增收、农村繁荣，也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但是，也不能轻视另一面（非基本面）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今后，在进一步维护好、发展好基本面的同时，要努力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否则，对城乡都不利。近几年来，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统筹城乡、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以及实现这些战略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和政策，是城乡双赢之策,我们要结合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更好地、创造性地贯彻落实。
按照辩证法原理，“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城乡发展不可能什么都完全一样，城乡一体化，不是完全一样化，好比人体上胳膊和腿的一体化，既有功能差异，也要互相协调和配合。但如果城乡差距过大，则对城乡双方的可持续发展都不利。
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互为因果，互相促进。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还需依靠城市和工业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为强农惠农政策提供财政资金来源，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统筹城乡发展，还要在土地征用、农民工、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比如，为征用土地的利益分配更加公平，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受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此前，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提出，“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主要用于‘三农’，重点加强农田水利、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这些原则性要求，要进一步细化和实化政策措施。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城市化也一样，一些大城市在繁荣经济社会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城市病”，交通居住拥挤、空气质量变差等问题，逐步显现。由于城市郊区和近郊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而且交通、空气等状况比中心城区好，近年来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和“围城”现象，即“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 据北京的一项调查，70％的人有意到郊区购买第二居所。国内外大量实践说明，“逆城市化”和“围城”现象，既有必然性，也有减轻主城区压力、促进郊区农村发展的合理性。大中城市在城市和郊区农村规划、产业布局等方面，应该对发展趋势早做调查研究，借鉴国内外经验，早谋对策。
（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要更好地运用“两手”发展经济。在运用市场机制调动农民和企业积极性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作用。比如农产品市场价格与国家补贴的关系。二十多年来，我国对粮食流通体制不断进行改革，从统购统销，到逐步放开粮食市场，并实行最低收购价，都统筹考虑了生产和需求两个方面。目前的制度，既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又尽可能防止市场机制的弊端。最低收购价的作用，一是直接保护生产者，防止谷贱商农；二是通过保护生产者的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生产，维护消费者的长远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不久前，已经决定并在媒体宣布，在东北地区按照粳稻每百斤92元、玉米每百斤75元的价格，实行国家临时收储；按照每百斤185元的价格，挂牌收购中央储备大豆。同时，加强“北粮南运”的运输协调，继续实行粳稻（大米）入关运输补贴政策，鼓励销区企业积极到东北产区采购稻米。在南方稻谷主产区，按照每百斤94元的价格，收购中、晚籼稻，作为国家临时收储。在油菜主产区，按每百斤220元的价格，向农民收购油菜籽，充实食用植物油中央储备。国家已在新疆地区按每吨12600元的价格，收储了一定数量的棉花，并组织好棉花外运。最近在调查中听基层干部群众反应，这些政策的及时实施，有效防止了重要农产品价格的下滑，保护了农民利益。
从2009年新粮上市起，白小麦、红小麦、混合麦每百斤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到87元、83元、83元，比2008年分别提高10元、11元、11元。2009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水平，也将作较大幅度提高。这对稳定2009年的粮食生产，将起到重要作用。
在其它方面，比如农业和农村建设、公平对待农民工、水土资源配置等其他很多方面，也要更好地统筹兼顾，运用“两手”，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同时，促进多方利益的共赢。
（三）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从当前情况看，要对一些片面的、错误的认识和做法，引起重视并加以防止。比如,一些地方不顾民意和民生，搞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农民不但得不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反而形成大量债务，长期难以化解。再比如，有些地方，不考虑农民的文化水平、民主意识、民主素质等因素，不对农民宣传、教育、引导和支持，片面强调极端民主，结果有些该办的事，议不成、办不成。
在理念和做法上，要大力提倡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所谓的“当官要为民作主”。要把政府为民服务和发扬基层民主更好地结合起来，既要依法让群众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决策权等民主权力，又要注重实际效果，充分考虑农民的意愿和素质等因素，在加强对农民教育、支持和服务的同时，提高民主化程度，丰富民主形式，增强民主效果。有些地区在试点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行“村有、民理、乡监管”为主要形式的农村财务管理体制，将民主、法制和基层政府监管结合起来，取得了好的效果。对于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应该大力推广。
今后，政府要通过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更多更好的为农民服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近年来，中央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加大力度，比如2008年，在预算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的基础上，上半年又安排了252.5亿元，主要是直接补贴给农民,采取增加农资综合直补、增加良种补贴等十项重要措施,支持农业和农村。
农业生产补贴与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都是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根据财力可能，进一步加大力度。
（四）处理好“不变”与“转变”的关系——即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与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经营机制的关系
实践证明，“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符合我国国情，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继续给予了肯定，同时提出了一个不变和两个转变：一个不变是，“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两个转变，一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即“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二是经营机制的转变，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一个不变是为了稳定民心，保护和调动农民积极性；两个转变是为了提高科技含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好一个“不变”与两个“转变”的关系。
发展现代农业，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要按照建设“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通过创新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更好地保护土地、淡水、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全面加强节地、节水、节能、节约木材等工作，发展循环农业，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比如节约用水，必要性很强，综合效益大，潜力也很大。我国的缺水地区，应进一步研究和借鉴国内外节水增效的经验。以色列约三分之二的国土是沙漠和荒山，人均水资源不足300立方米（与我国海河流域的人均水资源量大体相当，不足我国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十五分之一），但是，由于以色列大力研发和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在农作物产量大幅度增长的同时，节水设备和技术的出口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以色列一些专家的观念中“以色列不缺水”，因为他们对水的利用效率高。我国一些专家把我国与以色列对比后认为，我国一些地区的缺水状况，实际上属于“技术性缺水”、“水质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也包括缺少节水工程），而不是传统的看法即资源性缺水。要通过加强节水减污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缓解缺水问题，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千家万户的生产者提高组织化程度，增强抗风险能力，更好地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国内外大量实践证明：一方面，家庭经营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和保护农民基本权益的有效形式；另一方面，创新、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利于增强群体优势和抗风险能力。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家庭经营如何利用工业化、信息化技术，如何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农业经营方式，绝大多数也是实行家庭经营，一方面经营主体高度分散，另一方面组织化程度又非常高，统分结合做得好。今后，应该进一步总结、借鉴和推广国内外好的经验，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同时，不断创新经营机制，特别是引导和支持农民，以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自愿组织起来，提高规模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处理以上和其它各种重要关系时，都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需要与可能结合、效率与公平结合、当前与长远结合、深化改革与增加投入结合、保障农民物质利益与民主权利结合、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促进改革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结合等多种重要结合，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权衡利弊，趋利避害,力求改革、投入、科技等方面的各种措施互相衔接和配套，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在进一步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同时,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