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1949年1月,应美君,一位24岁的江南少妇,抱着一个婴儿离开家乡浙江淳安,在杭州上了火车。她的目的地是广州,那里,丈夫龙槐生带领一支国军宪兵队,驻守天河机场。
战乱时期的火车拥塞不堪,车顶上绑着人,车门边悬着人,座位底下趴着人,走道上人贴着人。火车走走停停,一会儿煤烧光了,一会儿前面铁轨被撬。就在这走走停停中,一位下车小解的女人正欲回来,火车却已启动。她一路追一路哭喊,她的孩子也在车厢里大哭找妈妈,但谁也没办法让火车停下……
应美君深受触动,想到车里已有好几个孩子、老人暴毙,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她忍痛离开孩子,来到广州。
在广州半年,应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生死离散,她回到衡山,决心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出来。孩子却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站里,最后的时刻到来了。人山人海,应美君心乱如麻,伸手接过孩子,孩子就像触电一样大哭。奶奶本来就舍不得,眼看火车就要开了,趁机说,“那……孩子还是留下来比较好吧?”
向来果敢的应美君犹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缩了回来,又伸出去。
汽笛声响起,火车要动了。应美君松开了手。
这一分隔,就是四五十年。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名叫“应台”,“龙应台”这个名字,将父亲、母亲与台湾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那个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龙应台说。“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不管你人在哪里——台湾、香港、大陆、海外,也不管人家怎么称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华侨,几乎每个华人的家族,都有个1949的故事。”2009年9月18日晚,香港大学陆佑堂名流荟萃、老少咸集,龙应台的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全球首发式暨演讲会在此举行。“1949是个大分水岭,决定了现代中国,以至香港、台湾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的一切,都是从60年前开始的。如果要在20世纪挑出最重要的一年,我会挑1949。”龙应台说。
创作初衷始于20年前的1989年。1989年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柏林墙崩塌,龙应台正好在德国,亲历了历史现场。分裂40年的东、西德重新走到了一起。“1989年,我看到了東西阵营的分裂与和解,我想到它们和中国的分裂是一个平行的历史。我看到欧洲人怎么在大历史当中存在,也看到了他们对待大历史的态度,于是动念想把中国的1949年搞个清楚。”
但直到1999年,龙应台才开始有计划地收集史料。没过多久,马英九来找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公务员一做就是4年。2004年她父亲去世,随后母亲也失忆了,她开始有紧迫感,感觉历史的门在一扇一扇关上。于是,2008年开始,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龙应台“闭关”400天,并亲自去大陆的大江南北、台湾的大街小巷,走访日渐凋零的1949一代人,在两岸分裂60年的大历史下孵育出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透过个人小历史导读大时代。
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在海外,有人听说龙应台写1949,第一个反应就是:对啊,建国60周年啊。龙应台听到这样的反应就愣了——那个题目很多人写。我这本书不是关于胜利者,而是关于失败者。关于他们在1949年前后的故事。这些失败者,东北的、山东的、河南的、广东的、香港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人生的太阳刚刚起来,带着日出梦想的这一代人,被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战争机器牺牲,逃到香港、逃到海南岛、逃到越南、逃到缅甸,最后汇集到了台湾这个小岛。
同一时代,台湾这个小岛,有另外的20万年轻人,被日本巨大的国家机器,像绞肉机一样送到南洋去,没死的人就又回到这个小岛。
这正是龙应台写作中遭遇的最有挑战性的部分,她原本将目光锁定在1949年大陆来台人员,但在写作中却发现当年600万本地人的伤痛,甚至比200万(一说120万)大陆人的伤痛更深。这两个群体60年来一直没有正视过对方伤痛最深层的部分,因此龃龉不断。
于是,龙应台笔下,对国民党士兵的伤痛,与台籍日本兵的伤痛,甚至日军个体、纳粹德国军队个体的伤痛,一视同仁。她做好了被一些人“万箭穿心”的准备,但是,她依然对自己的文字有十足的信心。
对她而言,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国共斗争史,而是家族流离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败,而是小人物的挣扎求生;不是冷冰冰的历史档案,而是复杂深刻的人性。
人,是龙应台最终极的关注。“即使我最大块的文章,属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那种文章,你也会看到我叙事的方法,最后它总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最深的关切。”龙应台曾说。“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
对此,台湾作家杨照诠释道,对于真正活过1949年乱局的人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痛苦,绝对不是打仗中谁赢谁输,而是再也分不清自己与环境的关系,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明天又会去哪里,要做什么样的事。今天的“国军”打了一场败仗,明天就变成了“共军”,回过头来打“国军”。今天田里的小庄稼汉,明天就被绑上了船,送到遥远的地方,帮助绑架他的人打仗,对抗对面他完全不认识的人。
龙应台深切地叮嘱次子菲利普,“你跟我这样的后生者,惟一能够为那个极其残酷的时代所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静止的时刻,抛开所有你以为重要的事情,用最谦卑、最柔软、最慈悲的心,听吧。”
“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
1949年1月,应美君,一位24岁的江南少妇,抱着一个婴儿离开家乡浙江淳安,在杭州上了火车。她的目的地是广州,那里,丈夫龙槐生带领一支国军宪兵队,驻守天河机场。
战乱时期的火车拥塞不堪,车顶上绑着人,车门边悬着人,座位底下趴着人,走道上人贴着人。火车走走停停,一会儿煤烧光了,一会儿前面铁轨被撬。就在这走走停停中,一位下车小解的女人正欲回来,火车却已启动。她一路追一路哭喊,她的孩子也在车厢里大哭找妈妈,但谁也没办法让火车停下……
应美君深受触动,想到车里已有好几个孩子、老人暴毙,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她忍痛离开孩子,来到广州。
在广州半年,应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生死离散,她回到衡山,决心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出来。孩子却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站里,最后的时刻到来了。人山人海,应美君心乱如麻,伸手接过孩子,孩子就像触电一样大哭。奶奶本来就舍不得,眼看火车就要开了,趁机说,“那……孩子还是留下来比较好吧?”
向来果敢的应美君犹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缩了回来,又伸出去。
汽笛声响起,火车要动了。应美君松开了手。
这一分隔,就是四五十年。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名叫“应台”,“龙应台”这个名字,将父亲、母亲与台湾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那个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龙应台说。“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不管你人在哪里——台湾、香港、大陆、海外,也不管人家怎么称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华侨,几乎每个华人的家族,都有个1949的故事。”2009年9月18日晚,香港大学陆佑堂名流荟萃、老少咸集,龙应台的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全球首发式暨演讲会在此举行。“1949是个大分水岭,决定了现代中国,以至香港、台湾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的一切,都是从60年前开始的。如果要在20世纪挑出最重要的一年,我会挑1949。”龙应台说。
创作初衷始于20年前的1989年。1989年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柏林墙崩塌,龙应台正好在德国,亲历了历史现场。分裂40年的东、西德重新走到了一起。“1989年,我看到了東西阵营的分裂与和解,我想到它们和中国的分裂是一个平行的历史。我看到欧洲人怎么在大历史当中存在,也看到了他们对待大历史的态度,于是动念想把中国的1949年搞个清楚。”
但直到1999年,龙应台才开始有计划地收集史料。没过多久,马英九来找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公务员一做就是4年。2004年她父亲去世,随后母亲也失忆了,她开始有紧迫感,感觉历史的门在一扇一扇关上。于是,2008年开始,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龙应台“闭关”400天,并亲自去大陆的大江南北、台湾的大街小巷,走访日渐凋零的1949一代人,在两岸分裂60年的大历史下孵育出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透过个人小历史导读大时代。
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在海外,有人听说龙应台写1949,第一个反应就是:对啊,建国60周年啊。龙应台听到这样的反应就愣了——那个题目很多人写。我这本书不是关于胜利者,而是关于失败者。关于他们在1949年前后的故事。这些失败者,东北的、山东的、河南的、广东的、香港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人生的太阳刚刚起来,带着日出梦想的这一代人,被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战争机器牺牲,逃到香港、逃到海南岛、逃到越南、逃到缅甸,最后汇集到了台湾这个小岛。
同一时代,台湾这个小岛,有另外的20万年轻人,被日本巨大的国家机器,像绞肉机一样送到南洋去,没死的人就又回到这个小岛。
这正是龙应台写作中遭遇的最有挑战性的部分,她原本将目光锁定在1949年大陆来台人员,但在写作中却发现当年600万本地人的伤痛,甚至比200万(一说120万)大陆人的伤痛更深。这两个群体60年来一直没有正视过对方伤痛最深层的部分,因此龃龉不断。
于是,龙应台笔下,对国民党士兵的伤痛,与台籍日本兵的伤痛,甚至日军个体、纳粹德国军队个体的伤痛,一视同仁。她做好了被一些人“万箭穿心”的准备,但是,她依然对自己的文字有十足的信心。
对她而言,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国共斗争史,而是家族流离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败,而是小人物的挣扎求生;不是冷冰冰的历史档案,而是复杂深刻的人性。
人,是龙应台最终极的关注。“即使我最大块的文章,属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那种文章,你也会看到我叙事的方法,最后它总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最深的关切。”龙应台曾说。“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
对此,台湾作家杨照诠释道,对于真正活过1949年乱局的人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痛苦,绝对不是打仗中谁赢谁输,而是再也分不清自己与环境的关系,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明天又会去哪里,要做什么样的事。今天的“国军”打了一场败仗,明天就变成了“共军”,回过头来打“国军”。今天田里的小庄稼汉,明天就被绑上了船,送到遥远的地方,帮助绑架他的人打仗,对抗对面他完全不认识的人。
龙应台深切地叮嘱次子菲利普,“你跟我这样的后生者,惟一能够为那个极其残酷的时代所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静止的时刻,抛开所有你以为重要的事情,用最谦卑、最柔软、最慈悲的心,听吧。”
“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