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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8日是俄罗斯著名作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2018）的百年忌日。几年前俄罗斯政府和联合国就把2018年命名为“索尔仁尼琴年”，年内在莫斯科等地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本专辑所选的五位诗人的专论均选自索尔仁尼琴系列散文集《文学收藏——怀人随笔》。作者在这部随笔集中谈论了俄国及苏联时期的近四十位诗人、剧作家、作家。作者說：“……只要一看书。手就不由自主地想写点什么——我的评价、他人的评价、作家采用的艺术手法、作品的结构、人物、作家的观点，甚至摘录个别引文。……于是形成了对一些文学作品的综述，这不是文学评论，不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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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与五位诗人的肖像画均为高莽先生（1926—2017）所绘，本次使用已经获得高莽先生继承人许可。
谢苗·利普金：《意志》
谢苗·伊兹赖列维奇·利普金（1911-2003），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小说家。著有诗集《见证者》（1967）、《永恒的日子》（1975），长篇小说《一旬》（1983）等。在国外出版过诗集《意志》（1981）、《游牧之火》（1981）、《图画和声音》（1986）。1992年发表中篇纪实小说《扎狄奇金的仕途》。
在无奇不有的苏联（也许不止在苏联、在各种社会里有不同的原因）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诗歌创作界有一批几乎鲜为人知、“无人听过”的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们几十年默默无闻，因为没有像其他诗人那样投身于服务当局。
谢苗·利普金和茵娜·利斯尼扬斯卡娅（后来成为夫妇）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利普金还在青年时期，甚至没有出版过诗集，只凭几首零星发表的诗歌，就被吸收为作家协会会员。后来无疑是为了逃避苏联当局对诗歌的种种约束而转为翻译：从卡尔梅克语、吉尔吉斯语、卡巴尔达语等东方语言翻译作品。而后，他当了一名军事记者。战后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同时更多地关注东方问题和哲学。根据1941年的前线印象，在1963年写了一首相当真实的长诗《军需技术员》，但没有能够出版。到了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他的几本诗集才问世。而他的更多作品是在国外出版的，那时他已经年过七旬了。
社会舆论被迫对利普金表示沉默并没有使他感到压力。“就算你对世界虚伪、对群众虚伪/你说一说，为什么对自己虚伪？/ 说出全部事实，为什么/你难道也不能对自己说出吗？”那张“赤裸裸真实的疲惫面孔，/尚未发觉的赤裸真实”。但是，“我的诗行来自/痛苦和爱情的结合”;“让我感受纯粹的痛苦吧，/让我流出爱情的模糊泪水吧”。但是，封闭的年代，它们因绝望而忧伤：“难道我们毫无希望/我和你，我可怜的诗行/难道我们落入聋哑人的作坊？”;“有谁能够对俄罗斯说，/我们，只有我们——活着的人，/教堂还在活动吗？”但是，如此长期沉默之后，“对自己甜言蜜语欺骗说：你现在的日子——/还不算生活，只是对生活的向往”。
要知道，在沉默者头上依然悬着那把斧头：“……我害怕监狱……但，我更害怕那些 / 违背人类法规的人们”;“我呆呆地等待命中注定的时刻，/只有一个摆脱不掉的念头：/我必须深藏自己的恐惧，/我的笑容丑不堪言”。——监狱、劳改营、流放地的题材多次出现在他的诗歌里，绵延不断。时而在这一首、时而在那一篇，体现出对流放者的同情、对囚犯的同情。（例如《我的一位女相识》《葬礼》《这样那样》《原始森林》）“这是俄罗斯的心在哭喊，/第58条款”，“在日梅林卡车站站台上 ”饿昏了的“富农们”，“拥挤地躺在一起，/站不起来，不能走动”。或者，有的诗表现从滨海边疆区把朝鲜人驱赶到中亚的事实。利普金还注视那些制造、一辈子制造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人。（例如《革命的士兵》《刽子手》《涅斯托尔和萨里娅》）他注视赫鲁晓夫时期仍完整保留的古拉格全部情景。（例如《1962年8月索利卡姆斯克》）（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描写得如此真实，因为一个月以前，我在基泽尔，在索利卡姆斯克附近的几处劳改营中也见到同样的情景。）那时，诗人在沉思，“假如这些受难者时来运转/他们能否变成刽子手呢？”利普金对受当局迫害的人们的同情，不止一次敏锐地扩展到对俄罗斯农村的痛心疾首：《歌谣》讲在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时期，人们怎样偷偷逃跑到五千俄里以外的亚洲，《月光》一诗说的是“城里的小伙子们手拿探粮口袋的探棒，/深夜寻找农民藏起来的粮食”，而后“在红色的取暖货车里彻夜不眠，/他们将因歪曲真实而哭泣……”看，农村正在毁灭：“魔鬼是否给农村发出警示？/这里早晨金鸡不再报晓，/椴树丛林中不再听到鼾声和睡梦，/奶牛棚里听不见挤奶的声响，/到处像穿着白布殓衣的死者那样沉默，/空空的农舍一排又一排”。
诗人对俄罗斯农村发自内心的同情波及到整个俄罗斯。“如果更深入观察，/那么，在腐朽和骯髒中/我的整个俄罗斯/将绽放光明。”1942年利普金有机会乘坐编辑部一辆卡车穿过哥萨克村镇，那里正在幸灾乐祸地欢送后退下来的红军。“——同志，你告诉我，/也许，你是犹太人吧？——/可是，奇怪的是：正是此时，/当你看到这块没有官方政权主宰的土地，/正是此时，/当人们多年的驯服/立刻被阴暗的敌意所代替，——恰恰在此时，你第一次感觉到，/这片土地——俄罗斯，/而且你——俄罗斯，/没有俄罗斯——你什么都不是”;“多么想亲吻这片不太亲热的哥萨克土地……”就这样，诗人达到了超越民族性的高度。这一点在某些东正教题材的抒情诗（《1922年的乞丐们》《森林后面的田野》《在伊斯特拉河上》《当我在故乡城市》）中也有所表现：基督教题材自然同他的宗教思考、同他的普世教会运动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利普金从俄罗斯的北方又转到了新罗西斯克（例如《南方的教堂》）——十分温暖：这些教堂“像蓝色的马赛克一样”，教堂不以“外观华丽著称”，而是在其内部——“那里有唱诗的神圣，/那里有打动心灵的氛围”。 利普金一生中没少在国家广袤的土地上周游——所到之处都满怀激情地深入地方特色：多次对广阔的、不同面貌的东方表示极大的好奇和关注;他谙熟高加索和中亚的景观。他从来没有以陌生人的态度翻译东方语言作品。
与此同时，利普金的创作中犹太人主题并没有消失。他来到敖德萨，“我不知道有比这里语言中的，/问话更加悦耳动听，/名词变格更具诙谐意味”。他回忆：“或许这是画家夏加尔的油画——/神秘的卡巴拉宗教仪式”;他描写一名叫约瑟夫的人（《政治委员》），年轻时在苏联肃反委员会工作过，后来被关进劳改营;在遍地倒木的原始森林中，在伐木场上的情景（《处死树木》），诗人说，“俄罗斯饥饿农村的残酷蓝色空间”，和在娘子谷惨死的犹太人都交织在一起。他多次展现犹太人的悲惨遭遇，在《维尔纽斯的客栈》中诗人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力。他在《灰烬》一诗中以强烈的激情写道：“我是冷却了的灰烬/没有思想、面孔和语言”;在娘肚子里已被烧死的婴儿，他失去知觉，还在寻找故土：“而我低声说：‘他们把我已经烧死。/我怎么还到达敖德萨了呢？’”;“在《摩西》中表现得更加强烈，而且十分巧妙：诗只有十二行——前八行是强化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第九行（“黄金分割”般的比例精确对称）——上帝像皇帝一样镇定自若地加入进来。是的，诗人在渴望宗教信仰，但是，《敖德萨的犹太教堂》无论如何都没有触及，“我只是一名匆匆过客，/ 但是，上帝，请帮帮我，/ 啊，帮帮我吧”。还有一首诗是关于很有意义的少数民族——“彝族”。（大家理解：是关于以色列人，虽然也有一种说法，利普金写的是关于中国的一个被称作“彝族”的少数民族。）《游牧之火》是关于民族觉醒紧张的精神探索：“赋予我们什么样的命运？/何处才能不被追赶获得安宁？/ 或者，我们就是游牧燃料，/ 无形体的永恒之火？”利普金的诗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圣经的内容，有时仿佛像福音书中的话：“顿悟的恐惧 / 穿透灵魂的模糊物质/……难道只为我们挖掘了采石场，/难道只有我们在其中躺卧？”何时圣母为她的圣子哭泣？
利普金的大部分诗（不是全部）追求严整性，如今已很少有人这样写了。他的长诗非常铿锵悦耳，浮雕般的线条很鲜明。（《在幸福高峰上的谈话》《文学回忆》《涅斯托尔和萨里娅》）坚实的传统性，甚至永恒不变似的。诗的语言排列紧凑，内容充实，气氛轻松自然。使用新颖的、不矫揉造作的、不落俗套的韵律。（屠格涅夫——丁香，淡紫色——爱情）不滥用比喻，而是恰到好处。“难道文学需要花里胡哨的/假面舞会娱乐吗？/ 需要寻找一堆/ 更新的修饰语和比喻吗？/ 啊，倘若在我临终的日子里/能够写出四行诗，/ 作为在那个可怕世界的祈祷词……”但是，已经压缩再压缩了，“摩尔达维亚人高水平的拉丁语”。
他的诗篇具有史诗般的崇高调性。情节、内容方面，这些诗的水平不一（也有一些含糊不清的），但是，一贯心地纯洁、无比坦诚、高尚善良。“如果，哪怕把一个、甚至最小的种族/不计算在内，/难道人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存吗？”对待动物：“假如人忘记和低等动物是同类，/ 他对动物仅抱有好感还不算高尚的人，/ 假如人的朋友身上仍有锁链，/ 他就无权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对待树木：“植物的权利受到伤害。/ 我们砍伐森林家族，/ 是为了造纸出书吗？是为了制造劳改营的瞭望台吗？/还是因为杀人的毒气室需要木柈？/我们干吗要屠杀树木？”;“树木有阔叶树、针叶树，/ 它们有无数受苦受难的方式 / 却没有一种方式 / 表达自己的绝望……”（《巨大的沉默》）他对树林特别敏感（《听到植物的悄声细语》），不仅对不同树种：北方的、南方的（松树、槐树、柏树），而是能够分辨个别树的性格！是的，泛指对生长着的各种植物。他能听到“草在说话”，这比诗歌、下棋更为复杂。无比宏伟，“雷鸣般的流水”！而在荒野里，“仿佛从亘古以来的水桶里，/ 喝着腐朽味道的水”。善于分辨海浪的不同性质;辨别鸟类、昆虫、青草。（《森林中的周日早晨》）诗人同单细胞动物进行“无声的交谈”，在植物的表皮上读着“楔形文字”，“同物质的有生命的秘密符号”交谈。
诗人的世界观充满泛神论。可似乎他并没有接近任何一种宗教，只是对所有宗教都表示出很大的兴趣和同情。“我的生命神秘莫测，/我活着，惊奇地知道，/ 世界上存在真理/创造性的、非人间的”;“甚至人的痛苦，/也是生活的节日，生存的征兆”;“美好的痛苦——是萌芽”。
利普金的大部分诗篇思想深刻、探寻事物的深度，有的诗则来自超自然的哲学。对他来说有意义的是整个人类长河中的统一感，同那些在我们之前长期生存的人们的统一。“那些生命力很强的人是永生的，——/我们在一起”;“可以忘却生命力很强的人，可是死者，能够忘记死者吗？”;“我不止一次感到惊愕，/ 我们为何要把空无也划分成年份;/天使在启示录中预言，/ 世界末日降临，时间永远消失”。——基督和魔鬼在厄尔布尔士山上征战——这是一首哲理性长诗，二元论的哲学观，非常奇特：这里我们找不到任何宗教感觉。在另外的一些诗篇中哲学思考上升到了宗教思考：“最后审判已经发出声响/ 我们不会忘记、不会忘记。”
他的一些诗句具有警句性质，令人难忘：“心的衰变 /要比原子裂变更加可怕”;“应分辨清楚/人尽皆知的真理的力量/和谬误的圆形公章”;“只有生活才能报复/而死亡在它面前是恐惧”;“为了不熄灭，要及时死去”;“苦思冥想，忧心忡忡——该做善事，/ 你做的善事太少了”。
（1995年）
利娅·弗拉基米罗娃：
《在无名道路之间》
《穿越飞翔瞬间》及其他
利娅·弗拉基米罗娃（1938-），俄罗斯诗人。生于莫斯科，现名尤利雅·弗拉季米罗娃·赫洛姆钦科。1957年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初吻》，1970年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发表诗作。1973年移居以色列。在以色列出版过几部诗集、小说集。
另一位移居国外的女诗人弗拉基米罗娃对离开俄罗斯也表现出浓重的痛苦的思乡之情。1973年她去了以色列，在以后的十年和几乎第二个十年，她因环境变化和所做出的选择，一直处于惊愕和自我矛盾的情感中，“……独自一人，不能回归，/ 无处可去，往日无回”。这就是刚刚承受的“永久离别的悲剧”。在那个命中注定的瞬间，当“……车轮已经滚动 / 离开几乎已经不是我的土地”。初到以色列，“这——真是奇迹：虽已告别，但没有离去，/我的精神愉快，睡梦香甜”，但不久心中仿佛有什么东西破碎，“于是我在逃避自己，/ 今天，我醒来判若两人……/我的选择义无反顾。/郁闷的炎热，通透的寂静，/ 只是我不懂这里的语言……”，并且在分析“无家可归永恒的悲伤……”;此刻怀旧诗句喷涌而出，“我们走在田野的小路上，/走在荆棘、杂草中 / 倾听布谷鸟歌唱……/ 池塘中青蛙呱呱叫声”。不是的！那里，已成为过去，那些讨厌的几家合用的住宅，“……住宅、故乡、粗席……”;“……在那里，我没有蹲过监牢，/ 我心中的监狱恐怖黑暗”。不，“无论是顺从的懦弱，/无论是极端的恐惧，/ 无论我内心深层的记忆/ 我都不为那些岁月辩解”。但也不可能同过去一刀两断，“……嘟嘟哝哝说些有趣的事：林神、蕨菜、苔藓……/……炉中散出烤面包的香味”;“可以面对面促膝而坐，/看着多年熟悉的面孔，/把這存在已久的瞬间/ 锁在一去不返的圆环里……”当然，这里有许多关于逝去年轻时代爱情的回忆。“那里初雪纷扬，/白色的城市融入心房……”，这里“我在疲惫不堪，默默无言地燃烧，/ 我能把雪立刻融化掉……”;“只有歌声、歌声，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回荡 / 引起内心忧伤……”;“刚刚割下的青草散发出凉爽，/ 雪地长出鲜红的小花……” “啊，感觉到冬雪如此温暖，/ 闷热的夏日会对它思念！/……生活中没有雪会很沉闷”。还有“……我多么害怕南方的炎热 / 将把我的日记烤得枯干！”。仿佛觉得，“……从被酷热晒焦的棕榈树上，/滴下了白桦树的液汁。/……而在葡萄架下面——/突然出现草地、小凉棚、篱笆”。 很少有人把移居国外的悲剧命运描写得如此鲜明。诗人的乡愁甚至表现在“莫斯科的庭院——在所有庭院中最令人心驰神往”;“……散发着罗斯的气味、罗斯的气味 / 台阶、木房、镂花檐板”;“……在以色列寂寥的太巴列湖上方 / 天空飘浮着永恒的朵朵白云”;“但是艰难岁月的童年世界 / 比美国的杰纳西河的浪涛更清澄，/ 比空气更自由”。对于她来说，“……俄罗斯的古代/在圣经的白云下飘荡”;“……在异国他乡思念/祖国的小天鹅和灰色的灌木丛/还有垂柳纤细的尖树叶”;“……在塔鲁萨附近的河上，阳光下/沙滩上，柳树丛中……”;“……茂密的松林——不好吗？——这就是住宅。/松林散发出凉爽的气息，一片寂静……”;“布谷鸟的鸣叫——远方的回声——/ 数着幸福的瞬间”。在异国流浪的十二年，虽然备受煎熬，倒也写出了令人头晕目眩的诗《莫斯科郊外的七月》。“……割草农民和季节短工！/青草的香气，昏昏沉沉，闷热……”，甚至在日程紧凑的欧洲旅行中，“似乎躺进草丛里，/笼罩在罗斯的气息中”。
但这位女诗人不仅思念俄罗斯大自然，不仅是对青春和爱情的回忆，她还十分成熟地审视着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命运，“她在默默地祈求着什么？/等待什么不测的消息？/在这天灾人祸之时，/ 她却使自己遍体鳞伤的子孙大批死亡”;“这个怪异的国家，/毫无畏惧地走向十字架。/昨天那里的教堂圆顶还曾闪光发亮，/而今天竟是谩骂、恐惧和肮脏”。已经数不胜数，“……俄罗斯把标有最高成色的全部黄金 ，/ 交出去作为补偿”。
诗人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俄罗斯性格，“当灾难翻来覆去折腾时，/最为愉快！”;“我不是平白无故请求暴风雨：/快活的力量，你好啊！/ 掀起电闪雷鸣吧！”。她在其他一些诗篇中运用俄罗斯民间口头文学的手法，模仿民歌民谣，直接引入东正教的元素：蜡烛、祷告、能显灵的圣像、祭坛、柳树枝、教堂中的凉爽、大钟……在《在橄榄树山上》一诗中写道，“清晨教堂的钟声敲响”，“神秘地闯入我的心扉，/ 感动异常”，“我梦见婆娘們大声说话，/我梦见故乡的男女老少，/ 沉默的俄罗斯，古老的大钟为你响个不停”。在俄罗斯国内俄罗斯诗人热爱祖国的情感如此强烈，并不多见……“虽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没有失声 / 我的俄罗斯啊！你那里，举着十字架游行！/并不是每个战士心中都有耶稣，/但每位母亲心里都有圣母玛利亚”。
有这样的诗句，“犹太教堂的清新暮色，/陌生的、痛苦的、遥远的/尚未落到我的肩上”。然而，耶路撒冷“它那么光芒四射，那么神圣，那么惶恐不安，/这座城市——像眼泪一样闪闪发亮！”。在疲惫不堪的苦闷中安慰自己，“我只是不会放弃这个信仰，/我忠于这个信仰：/ 以色列的土地——遍布教堂，/缅怀——永放光芒”。
十六年国外流亡生活后，终于回到了渴望相会的莫斯科，结果是，“所有的人都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远在他乡”。生活做出的选择。
对于弗拉基米罗娃国外漂泊时期的思乡，还不是主要的。毫无疑问，她这位有威望的诗人，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她几乎没有一首诗不触动人心，不引起共鸣。甚至不必举出“成竹在胸的主宰诗篇”这种好评——每一首诗，都仿佛行云流水，轻松，悦耳，毫不拘执，没有牵强的结构、没有生搬硬套的词句，灵活自如的诗意。她的诗具有天然的音乐性、韵律丰富，采用内在的韵律增强力度——乐声洪亮，永远不追求华丽辞藻，永远不落入俗套。诗的形式复杂，犹如十四行诗和十四行接龙诗。她的诗歌结构花样翻新，也非常复杂，不过好像轻松自如，自然而然产生似的。格外具有特点的是，根本不用移行，即从这一行移到另一行（也很少为了增加表现力而使用破折号，相信词和词会自动相连），她的诗在古典框架内缓缓流淌，如果突然中断——表明情感转折，“而心——已离去，/ 而心——已超越界限”。
弗拉基米罗娃对大自然的感觉十分敏锐，鲜明地反映在季节、一年中不同的月份。她捕捉“太阳不同瞬间的意义”，感受气候的变幻，密切观察生物生长的细微特征。在塔什干她手捧一束红罂粟花，“这是亚洲 /从我的两手之间逃脱了”。
她经常从俄罗斯诗人的作品中随心所欲地借用一些诗句，以提高自己诗作中的激情。（有时做得过分）她的诗歌中有与帕斯捷尔纳克作品中雷同的地方（例如：表现城市的词汇，“赶快结束这件麻烦事”，“在这里发现全部故障”，“夏天飞快地逼近”， “甚至没有引起赞叹”）;欣赏阿赫玛托娃诗的格律（例如：《没有主人公的长诗》，但是，不是模仿，是完全独立，“她从不自由、绝望、愤恨和痛苦中 / 向我走来，/ 打磨自己的广阔自由空间”），可能也从茨维塔耶娃那里找到许多诗篇中的精华，但是，所有这些外在影响都没有抹杀弗拉基米罗娃的个性，反而使她的创作更加熠熠生辉。
诗行所表现的内心迸发出的激情、情绪的奔放、心灵脆弱易受伤害、多变、反复无常，构成她诗篇的主要魅力。她本人心潮澎湃，多种感情融和，这些感情被不曾预料的细线有序交织，毫不混乱。诗人还保留着适度的欲言又止和朦朦胧胧的意境。这里无法举出更多的例子。
弗拉基米罗娃也有关于诗创作本身的优秀词句，“梦见的不是这里的诗，——/ 也许诗在某地存在。/ 只是要给那个等待已久的声音以呼吸……/“上帝呀！为了这一行诗——宁肯交出半个天国 / 或者半个生命！”;“而且似乎在远方，/ 发出时断时续、清晰的声响/尚未听见诗行”;而你像母亲那样忙忙碌碌、转来转去，/ 附身在脆弱的婴儿般的诗句上”。而紧接着是“同诗的手稿焚烧后尚热的灰烬/通常的告别”。而当顺利时，“苦味的诗行放射明亮的闪光，/轻盈的灰烬扑入我的心房”，“……诗句像大自然一般严峻”，而且，“诗句变得绯红和有分量，/ 散发苹果的芳香”。有时候“……我在诗稿的重压之下/弯着腰，喘不过气。/ 年复一年越来越难 / 我只能击石取火，冒出一点火星儿”。读给朋友们听吗？“朋友们对我的诗表示沉默”;“啊，这是最本色的谦逊……/ 冷落的诗，/ 被丢在桌子上……”。
那么，一位视诗歌如生命、又能够主宰自己诗歌命运的女诗人最想写的是什么呢？她的诗充满轻松、变幻莫测、富有魅力和激情。对相会的期待、渴望、呼唤、准备前去相会：“啊！我那绿色亚麻布连衣裙下摆/使多少人的头脑发昏！”;“可是，我还在不断地请求：——呼唤隐约显露的命运，/请用爱情温暖人心吧”;“我不能入睡，注定日渐憔悴。/我等待……/……窗口颤动不安……”;“焦急的冲动，/ 迫使飞向石底深渊”;“痛苦的心灵，像耕地一样，贪婪地祈求用水浇灌 ……/千年的秘密呼唤 / 把我的全身贯穿、贯穿”;“给我痛快地喝下 / 这高温烧制的黑色铜水吧！”;“也许，拥抱中羞怯 /是唯一的语言”;“你随便问些什么。/ 随便说些什么，/哪怕是难以启齿的话。/我会用诗对你回答”;“因为你什么都能、什么都会——/既会毁掉，也会保存”;“你像读我的诗句一样对我说：/ 我向你走来”;“我终止了自己的呼吸/和你的呼吸永远融合在一起！”;“我们湮没在彼此之中”;“心情无比恬静，/有多少这样美妙的八月”;“火在燃烧——违背大自然的规律，/没有空气、没有烟、没有我……”;“我会归来……我的灵魂会归来/哪怕是骑着马也无所谓……”;“全心地相信 / 眼中带有苦味的迷魂绿草！”;“我知道，她是守护天使……/而我是火的罪人！”;“而你单独对我说过（我记得、记得！）两个字——/我开始感到悲戚、孤独，/ 但却心花怒放！”;“我的生命，上面洒满我的眼泪的手稿 / 安全无恙”;“……用钝的笔尖挑开动脉……”。 在生活不顺利的情况下，留有思考的广阔空间。诗人经常用鲜明、简练的诗句表现这个空间，“是毁灭，还是保护/只靠我们自己去行动”;“偏重理性是无情的谎言”;“大自然，音乐的姊妹！/不必要为大自然创作歌词”;“……知识具有令人不安的眼睛：/这眼睛使无知预感到恐慌”;“我们有很多世代朋友，/ 未能相向而行”;“噢，阴郁的、不健全的理智，/是不是你，在创世纪时，/疯狂地，不去祈祷神灵，/ 或者早祷时不是敲钟人——敲响的钟？”。
还有许多诗篇关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可挽回地陷入孤独、冷漠、白发、苍老，“我面对自己的身影”。重复俄国诗人勃洛克的诗句，“活着该有多难”，“我把余生封闭在低沉的感叹词中”。然而，为请求拯救，“我伏身倒下……随即看见了上帝”，“……重又在暴风雨的黑夜中/光芒四射，我完全处在你朦胧意图的支配中”。
（1996年）
茵娜·利斯尼扬斯卡娅：
《雨和镜子》
茵娜·利沃芙娜·利斯尼扬斯卡娅（1928-2014），俄罗斯诗人。1948年开始发表诗作。在巴库出版诗集《这是我发生过的》（1957）、《忠诚》（1958）、《不只是爱情》（1963）、《直接听到的》（1966）。在巴黎出版过诗集《雨和镜》（1983）。在莫斯科出版《大气层》（1990）、《一切之后》（1994）、《音乐和岸》（2000）、《一起》（2000）等。1999年获索尔仁尼琴文学奖。
利斯尼扬斯卡娅的诗集从第一首开始就令人惊讶不已、扣人心弦。每篇都给人一种紧张感。如果是安靜（极少有这种情况），那也是内心深处的安静。她的诗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和虚张声势，只有发自内心的真诚。她的心灵在震颤，而她的诗——轻松、自由的呼吸，有血有肉，诗的形式也无可挑剔。没有丧失自然本性——而语调则富有音乐性。她表达感情非常凝练、细腻，有时，一次、再次、第三次暗示、隐喻。从不直截了当，不像我们时代的一些诗人那样，一下子和盘托出。“只要扫一眼，全诗就明白了”。她的诗总是很短，却有完整的思想性，有情感，有形象，有时甚至是格言式的短行。她不刻意追求，也不臆造各种形象、比喻。在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这两位伟大女诗人之后，还有谁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能够为俄罗斯诗坛增加光彩呢？利斯尼扬斯卡娅做到了这一点，看来她不是按既定计划，而是像流水一样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
在她大量的诗作中，描写爱情和抒发她自己的诗占大多数，看得出她曾经历过许多变幻莫测的爱恋、激情、失望、痛苦和没有愈合的创伤。对于这一切，她以坚定的毅力克服了。“那些扼住我喉咙的信函，/不是束缚我的绳索，而是火焰”;“时钟敲过1点，内心空虚，/无尽的空虚……”;“愿你早升天堂。/ 我缠绵悱恻”。在她的许多迷人抒情诗中，可以举出一些力作 ：《一切向我展现》《我了解这个女人犹如了解自己》《在漆黑的水潭上方》《慵懒匆忙的爱抚》《我们坠入峡谷》《往事五彩缤纷的幻景》。她的情感变化急骤，“用手抹去泪水，/不要害怕知情的痛苦——/ 爱情时刻即将过去，/回忆必将来临”;也有这样的诗句，“……睡吧，不知羞耻的人，/你在天堂上，将不会遇到低垂的目光”;或者，“我的全部心灵/被疯狂的顺从震撼”;而她的心灵“……只在烈火中呼吸，/ 因此我不存在”;“……上帝呀，我的眼泪为谁流淌？/上帝呀！我自己为谁而活？/……我准备成为白桦树的一个树枝，/只是不会给我那种恩赐”;“我感到回忆非常痛苦，/ 但是，忘却使我更加痛苦万分”。
《心灵破碎的原因》，写关于爱情的感受，但从中经常上升到对生命的思考、对自己生命的思考。“没有什么办法掩饰、没有什么地方躲藏，/ 总归要活到死亡……”;“……树叶从表面枯萎，/而人从内在衰老”。对人生的思考，“我向乞丐们祈求施舍……/……请你们把站在教堂门前 / 行乞的耐性给我一些吧”。关于宇宙，“我们用空中联络的方法 /与天上交换人间尤物”，那时候，将出现“雨姐妹、雪女友 / 要想知道天与地之间的事情 / 你不再需要任何中介人”。世界上“一切都安排得十全十美，/ 生活如此美好是因为，/幸福仿佛心脏一样不会永生 / 心灵则因承受痛苦而永生不朽”;“……不要害怕去碰撞坚硬实体，/而要害怕陷入空虚，——因为在今生发出的呼喊，/ 在来世定将收到回音”。她仰望天空，看到“焊在云中的十字架”，这驱使她 “再一次理解和相信 / 你的命运和上天的命运息息相通”。
这样的意识与创作本身的思考并行不悖，“如果诗句不寻找我，/ 最好我也不必寻找它们”;“我在写出令人振奋的冷言冷语之后，/而你、而你几乎准备 / 为这些恶毒词句 / 交出全部桂冠”;已经可以看出，“全部内心活动，/ 对死亡的胜利——/ 仅一首诗，/不会再多”。
在苏联，利斯尼扬斯卡娅不触及社会和政治主题，虽然“好像被拴在马尾巴上那样，/ 我与时代捆绑在一起”。我们读到还会“没收富农土地和财产之后，/ 紧接着是逮捕之年……”（《关于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回忆》）;关于把俄罗斯农民迁移到遥远的南方疟疾病区，“在俄罗斯有许多监狱，/上帝啊，救命吧”。然而，利斯尼扬斯卡娅难以置信地沉默，她与苏联出版界格格不入，她的诗作在地下出版物上流传，而这是危险的。和利普金一样，她不止一次地迸发出对迫害的恐惧，“感觉到正在追捕 /彻夜不能入睡。/ 系着很长链子的牧羊犬，/ 正在追踪我的足迹”;“……我准备好针对我的阴暗诗篇 / 对我的惩罚”。她“仿佛看见苦役犯的小路”。“当押解员用子弹把我击中，/ 我的脸朝下跌倒在地”，于是“我在地上画出俄国化耶稣的痕迹”。《丢失的手稿》：“我的恐惧像秃鹰那样裸露/ 我藏在桌子里的东西/将会落入谁的魔爪？” 她体验到“像绵羊一样大胆、像野狼一样驯顺”，于是内心产生了反抗，“我不是那种姐妹，/在屠刀之下——不喊不叫，/ 走向篝火——不洒热泪”。经过绝望达到光明，“突然，我忘掉了恐惧，/ 准备上断头台时高声呐喊，/ 放开喉咙自由歌唱”。 在利斯尼扬斯卡娅的诗中，独特地将俄罗斯和犹太人的题材相结合，如此融合一体几乎无法将它们区别开来。在一首诗中相继出现东正教的神灯，出埃及记，“拉希尔的曾孙女”，“用箭射穿了双头鹰的胸膛”。而在《女人质》中，“拉希尔，你不要为我哭泣，/我们在迦南有安身之处！/……六角星不允许我离开这里 。/ 我在俄罗斯雪地里长大，说的是俄罗斯语言，/ 没有其他出路，——/是我本人自愿从进来到出去/作为抵押”;还有，“……异国他乡在我的梦中出现，/ 而故国则使我难以入睡”;“……我永远不可能到任何其他地方去”。她怀着深厚的感情写俄罗斯主题的诗《安东尼娜》《沼泽地火灾》，“我们长时间点燃上帝的名字 / 而燃烧的是我们自己。/ 作为征兆，好心的暴雨倾盆而下”;“……我在泥炭沼泽地上忏悔，/ 低声细语在俄罗斯大地回荡……”;“在俄罗斯大地上空，/你的心儿在欢唱”;或者“你的志同道合者在沉默，/被践踏的罗斯啊！/你的反叛者在沉默，/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并且称自己是“他们的小妹妹”。关于犹太人的主题不止一次地涌现，“他已经第二夜在毒气焚尸炉旁艰难地徘徊，/ 人们嘱咐我：/ 女儿啊，不要称自己是犹太人”。这不，时候到了——“在耶路撒冷的天空下/我的亲人们东奔西逃……”;“我的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我透过眼泪向你们微笑：/ 朋友们，你们不要害怕思乡病——/ 在历史上有全体人民迁出埃及城，但没有移居异国他乡”。至于我自己，孤注一掷也好，稳操胜券也罢，“对自己人民来说——是个外族人，/对亲妈来说——是陌生的女儿”，可我很愿意……“母亲能够认我，/人民把我叫作自己人”。
（1993年）
纳乌姆·科尔查文：《错综复杂》
纳乌姆·莫伊谢耶维奇·科尔查文（1925-2018），俄罗斯诗人、剧作家。1945年考入高尔基文学院。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1963年出版诗集《岁月》。1973年移居美国后，著有回忆录《在血腥时代的诱惑中》（1992-1996），诗集《时代》（1976）、《寄往莫斯科的信》（1991）、《给予时间》（1992）等。
纳乌姆·科尔查文因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在1947年大学时代就被捕，然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被限制居住在卡拉干达。这期间他的思想越发激进。到了斯大林时代晚期，他预感到很快将与莫斯科见面，“你心平气和地出卖一切：良心、生命、爱情。……莫斯科啊！你就是这样活着！你撒谎、发誓、强奸记忆”。从那时起，他思考斯大林之死，那时他对自己的观点还没有把握，“我自己还不知道，多少年来 / 他对于我们时代，是厄运、还是福祉”。对于科尔查文来说，这个答案尤其困难，因为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受到革命浪漫主义的熏陶，相信为了革命目的任何个人的牺牲都是值得的，这是卫国战争以前年代青年人典型的世界观，“我感激悲惨的命运 / 没有迫使我们过另一种生活”。
1950年代中期科尔查文随着被宽大处理和恢复名誉的人群回到莫斯科。我们可以在长诗《塔妮卡》中看出他当时的情绪，长诗的女主人公从科雷马回来时，头发已经花白，甚至到现在还抑制不住她那一贯的狂热。诗人回顾她的生活片段和精神状态，“共青团员时代的少女狂热……甚至藐视爱情，否认年迈，……住房里没有任何家具，/ 在那儿无法休息——只能幻想和取暖”;“我回想你是执政党的女儿……”在那里同反对党进行斗争，参加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的运动。“你为了更加完美的幸福而放弃爱情，/ 可在你的一生中哪怕有过一次爱情吗？”;“有过的——可是，关于那个被捕的、你所爱的人，按照党的良心要求，你看着审讯人员阴沉的面孔，深思、悲痛、忠实地讲述了一切”——然后，为这个即将牺牲的恋人，“你在劳改营板棚里的床上哭了整整一夜”。然而这部长诗的基调——不是揭露那个时代的道德缺陷，而是温和的理解和同情，——这就是全部的科尔查文。（“我不能不给人以温暖”，在同俄罗斯诗人柯冈的争论中他说，“我自幼就喜歡椭圆形 / 因为它尽善尽美”。）
确实，科尔查文对革命歹徒的胡作非为也有过更尖刻的揭露。对于他们“宁肯相信一次 / 也比每天活着并总在思考要更加安心”。——“农民生活的愚昧无知/他们想要予以根除”，——于是“他们用刀子在身体上/划出自己的图案”，“这样做并非无缘无故 / 似乎自身的创伤微不足道，/背叛义务——出自善良”。——“列车上的浪漫主义者/把农民运往北方”，——这位城里诗人对农民的痛苦发自内心地同情。在苏联时代这是多么少见！——可诗人在这里坦言：“我本人也是参与者。/我也赞同过这一切。”1930年代他曾为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牺牲而痛心，但对待农民呢？“重要的一点——农民流血/他一直沉默。他原谅——流血”;“流的是陌生人的血”——在苏联文学和苏联生活中这种忏悔极其宝贵。
那么后来呢？——刚从监狱和流放地的厄运中恢复——立刻走上同社会的不公正做斗争吗？也就是同苏联制度本身斗争吗？提高到与社会斗争需要勇气，比较困难，“我是一个装着五脏的皮囊！——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感觉。/ 在谎言和罪恶的王国里/我本来可以反抗，我将会说：我们来辩论吧！/ 可是我的五脏 / 抗议…… 而我向他们屈服了。”然而，这个最软绵绵的人——克服了自己的恐惧，“最好是站出来，说出真相，甚至砍头也在所不惜”。于是在苏联1963年出版了他唯一的、删减过的诗集。科尔查文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在被官方禁止的地下出版物上出版。1970年代初，他对当局实在无法容忍，在内心反抗，并非真正自愿，不是像那些年代成千上万的自愿流亡者那样，他到国外去了。
对所发生的一切持有诚实的观点，谙知社会的普遍思潮，这使科尔查文全神贯注地投入俄罗斯题材，对此，他多次表示，“俄罗斯，原谅我吧、原谅我，/ 原谅人们对你所做的一切/……原谅那些刚刚学会生活的青少年，/ 原谅那些理智的成年男子汉”。他深入到历史中的俄罗斯，展望她的未来。对俄国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作出回应，“马儿不停地奔跑、奔跑。/ 而农舍在燃烧、燃烧”。——他刚从流放地回来——很快就去观看美丽壮观的教堂。（《涅里的教堂》）他写出肺腑之言，“在有限的年代里，/ 我只不过是个俄罗斯诗人”。 而告别时间已到，“我和你告别，/ 如同和自己告别，如同和命运告别”。（《致祖国》） 对祖国的忠诚——丝毫不减弱诗人对于犹太人被消灭所承受的痛苦，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孩子们》和椎心泣血的长诗《生存的长诗》可以体现。诗中说，战争初期，从那里被幸运带走的一个基辅男孩，科尔查文自然找到写娘子谷的诗人没有使用过的手法：他用第一人称讲述那里一名十五岁的男孩被枪杀（完全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情景。穿插着被押送去死的受难者们走过街头的场面——市民们站在人行道上默默无言地看着，许多人毫无同情之心。“不，死亡并不可怕，这些目光前面的道路更加可怕”。这些观看的人群里，“一个老太婆恶狠狠地喊道：‘你们这些畜生们，活该！狗东西，活该！’”——“她喊也喊不够”。但科尔查文的情感超越老太婆喊出的委屈：这个老太婆，“是谁在饥荒的1932年逼迫她离开这座城市，/ 是谁使她离开故土，失去自我，丧失对已知真理的信任？”——“如果老太婆愤怒地喊叫，如果人们愁眉苦脸地沉默，/ 那就是：他们还记得什么……”——还有——更高、更高：那么，我自己呢？……少年时期他曾“遗憾：我没能参加消灭富农的行动”。可是此刻，“在此处，在被押解的人群中，只有我有罪。/ 只有我一个人”。是被驱赶赴死人群中的一员——他怎么能不理解犹太人的命运，“有这样的命运！现在我准确地知道。/这命运中交织着——愚昧和理智、无耻和胆怯。/这命运反映出——愚昧——自己的愚昧和别人的愚昧。/还反应出——耻辱——别人的耻辱和自己的耻辱。/ 有这样的命运——是世界混乱的中心……”。可是，在路边却站着一名面孔消瘦的“希特勒德国的党卫军分子”，他怀着毁灭一切的仇恨看着这些注定死去的人——然而，然而，诗人也试着理解这一点，“他也为理想而生活。/而这理想中有自己的正确性”。但科尔查文并没有停留在这个高度上，而是走向更高的概括，“所有的人——都在互相干扰”。与此同时，“我们又都血肉相连”，整个人类。——“我们仇恨那些用手指掐住我们喉咙的人们，/ 而作为回答：仇恨，不用手指足以使我们窒息”。这一点无疑早就使诗人转向宗教信仰——他已经不止一次希望把读者引向那里。在《最后的异教徒》一诗中，警告“抑制傲慢，不与上帝发生龃龉”。并且呼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 / 不应无谓地和上帝纷争”。
科尔查文的诗并不紧凑、形式不够固定、诗节不够精练，整体成功的诗篇不多，个别诗句或诗行有的非常精彩。内容总是特别充实——政治的、历史的、哲学的诗篇，好像不需华丽的诗句点缀，诗本身就达到了一定高度：诚实、聪慧、敢于担当、充满作者真挚的温情和心灵的纯洁，这一切都从最善良的心底喷涌而出。
科尔查文的诗作中爱情诗篇不多，但在已有的诗中充满了对女性无限的赞美，“展开手臂！展开手臂！用双唇捉住/飞翔着的你。疯狂的接吻！/ 柔嫩的皮肤，微弯的颈部……/ 情爱多么浓重！令人喘不过气！/只是无人需要——妇女车间……”（《在缝纫厂》）——这种对女人柔情缠绵和如醉如痴的男人，众所周知，很少博得女人的青睐，这一点在两首令人喜爱的诗中有所反应——《千禧年之歌》、《致我少年时热爱过的那些人》。当他深入思考女性的本质时，“使女人摆脱磨难。/ 摆脱厄运。那时女人也将不再是女人了”。
科尔查文在一些评论文章中关于诗歌的思考，表现出准确的鉴赏力和审美观。例如，早在年轻时就如此谈论普希金，实属罕见，“他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现，但他对一切了如指掌”;“普希金的轻松，寓于克服了的沉重之中”。——而在多年以后，在后苏联时代的诗歌创作中出现了精神上的慌乱不安，使他开拓了更加鲜明的视野，“探索不连贯诗行的深度，/ 探索从俄罗斯流出的 / 浑浊天才的洪流 。/ 都是胡说八道……可是，隐藏着灾难的征兆——/成群的地下天才作家，/ 他们打着性和自己路的旗帜”。科尔查文在政论文章中对这些自鸣得意的文字家发出痛心的警告。（例如，1983年在米兰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从在美国的第三次流亡浪潮作家的作品中，甚至从那些为数不多的声音中，可以听到对离开俄罗斯的某种遗憾，——而科尔查文与他们绝对不同，他的突出特点是：离别俄罗斯所产生的心灵震撼——强烈、深沉、持久——令人吃惊。
怀乡之痛，他在很久前已经预感到了，早在1962年在《纪念玛丽娅·茨维塔耶娃》一诗中，他谈到俄罗斯移民时写道，“不是不习惯流亡，/不是难以忍受傲慢——/只不过是因为，/远离俄罗斯感到窒息”。 1972年在做出移居国外艰难决定的前夕，“或许我真的不再爱自己的国家？/没有俄罗斯我会死亡，而和她在一起我却无法活下去”。他移居后的一组诗的标题是《总算活着》……总算是……但组诗当中，“可是，我死在那里，/却又不能在这里复活”。——“每天早晨睡醒/ 在陌生的國家起床”。——“可能，以后我将回去，/但我抛弃的一切，——一去不再复返”;“于是——我从那里离开了。/ 又没有离开……同那里的命运休戚相关 / 那里使我疲惫不堪……而这里我又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
在《寄往莫斯科的信》一诗中写道，“我来到遥远的 /美国内地……波士顿”;“生活在天涯海角 ，/漂泊到这个无忧无虑的世界，/ 这里的太阳神很少要求诗人/做出神圣的奉献”;“因为他清醒地懂得：/这里不明白这种奉献”;“奇怪的一场梦……生命在延续……/而实际上生命已不存在”;“……我已经从自己的生命中离去/……因为逃跑——并不是胜利……”
1980年，在优秀的长诗《错综复杂》中写道，“……在此地我重又被掐住喉咙。/ 五十岁——来到异国他乡/ 寻求自由——可笑”;“——这是终结！在这里我永远是两姓外人。/ 未来的一切都将像过去和现在一样。/一切——走向死亡……/我曾有个奇怪的联想，/ 也许我原本可能降生在这块土地上”;“在这里我轻松自如地呼吸，/ 向往自己美好的前景”。“在自己的河岸上”，在俄罗斯，“我总能想方设法地……游到岸边……而在这里——我却不能游上岸。/ 现在——只有绝望在折磨心灵”。——“也许我原本可能降生在这块土地上”这个想法，——科尔查文十分独特地加以发挥：假如他的祖父是一位犹太教哈西德派长老移居到了美国（他乘坐火车到里加的路上的描写和帕斯捷尔纳克作品中的讽刺性描写雷同）。于是出现一种猜想：“……假如我在这里出生，/我将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我将向犹太人的上帝祈祷，/只能屈尊俯就社会上的下等人。/……啊！上帝呀！……这多么无聊啊！/ 心灵也将随之冷漠！”或者，相反，我屈从西方无神论的傲慢？或者“以自己不很健全的理智/相信这是生活的顶峰。/可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著名的萨克斯管演奏家。/ 只言片语的空谈专家。/编织废话，/毫无马列主义，/排挤一切生活特征，/像魔鬼一样搅乱头脑。/ 替换各种思想、基础、原理的总代表”。但是，他从替换在美国出生这一思想，自然联想到在苏联的莫斯科也有这种可能性（多么敏锐！不久之后，回忆和现实全都掺杂在一起了），“那里也有各种不同货色 / 替换灵魂和智慧，/ 替换，受到当局唆使，/替换，也自行繁衍。/替换，甚至听起来颇为大胆……/其中经常矫揉造作 / 以及挑战……/总之，这里也是如此。/众所周知，跑到这里——为了逃避锁链/ 和当地的搅在一起，/把绳索套在我的脖子上”。不！诗人纯洁的精神在美国的生活命运应占上风，“可能，最好还是不回到祖父的那种替换，/ 但是信仰……正像在那里所做的那样”。在不同命运的比较中，“自己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相互联系——是不言自明的”。 在他移居国外初期的祈祷主题的诗中（虽然没有直接称为祈祷诗），“该发生的一切，就让它发生吧。/只是请帮助我增强信心吧”。于是，又再现了俄罗斯主题，并且具有强烈的感情震撼力量，“逃往国外，不可怕吗？/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出生在我逃离的那个国家，那里是我的最后停泊地。/ 这一切——不论对苍天的敬仰，/还是我对真理的追求/……都来自祖国。/ 我幸福——甚至怀念，——/我没有像梦中那样，/把祖国换成另外一个，我所无动于衷的国家。/……/当不得不离别祖国，/ 痛苦得好像浑身被刀割一样。/ 在这里，在虚幻的生活中，/ 没有那遥远的、残酷的、我朝思暮想的祖国，/也许，我一天都无法活下去 ”;“……可能，俄罗斯将要毁灭，/ 她，并不忙于拯救自己，如果她将毁灭/——我的正义本身也不再需要”。现在的俄罗斯什么样，“那里不再宣扬无神论——/生活慵懒、散漫和逍遥自在。/在那里，你的迟来的智慧，/被像灰尘一样的谎言淹没。/……人们将仇恨你/因为你是她的奴隶”。
事实果然如此。科尔查文的长诗《错综复杂》以及他的其他诗篇——使我想到涅克拉索夫：不仅韵律，语言、思想、手法、风格也充分流露出思乡之情和爱国情怀。
（1996年）
达维德·萨莫伊洛夫
达维德·萨穆伊罗维奇·萨莫伊洛夫（1920-1990），俄罗斯诗人。1958年出版首部诗集，而后出版诗集《第二道山隘》（1963）、《日子》（1970）、《波浪和石头》（1974）、《俄语诗律书》（1973）等。
萨莫伊洛夫1920年出生。在苏联诗坛崭露头角较晚，当时已年过四十了。他的诗集问世也姗姗来迟。
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同龄人，狂热的莫斯科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史哲研究所的同班同学在1941年为世界革命战争抛头颅洒热血，而年龄比他小一些的小弟弟则在1930年代成了宇宙级的标枪运动员。萨莫伊洛夫则不同，激情哪里去了？冲动的结果如何？改善俄国和世界的行动进展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在心理方面还是创作方面萨莫伊洛夫都发生了变化，这是苏联诗人的典型特征。（萨莫伊洛夫有以下诗句，“……在伟大征途中我像醉鬼那样/从载货马车上跌落下来”。）
萨莫伊洛夫写了一些战争题材的诗，例如：《1941年秋天……》（反映当时莫斯科的恐慌心情），《我为死在家里的人惋惜……》，以及众所周知的《四十年代》（战争年代的综合性回顾）。《战斗前夕》则表达自己的前线感受。
虽然，萨莫伊洛夫在苏联社会蓬勃发展的时代取得了最大限度的成就，但是在尖锐的犹太人问题和众多犹太人移居外国这类社会主题和时代特征方面，他的诗中却从未触及，他回避了这样的题材。在1950至1980年代，这四十年期间他淡然地保持在允许出版的框架之内，不越雷池一步。“我重又把诗歌当作娱乐……”，“是的！我以崇敬的心情对傲慢和复仇缪斯作出评价/尽管宽恕一切，有时赞同一切使我厌倦。/但是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娱乐游戏总归令人心驰神往”。
萨莫伊洛夫诚恳地认为，“俄罗斯诗歌——本身具有公民性”（《诗歌与散文》），但他并不始终恪守，有时还回避。他写过，“我爱自己的国家。爱她强悍的命运。/與她融为一体才有我。/有国家就有我。没有她，我也不复存在”。不过在《海湾》一诗中他却写，“我做出了选择。我选择了海湾，/海湾使我们远离恐惧和不幸……”。有时萨莫伊洛夫谴责那些热情追求真理的人们（《淡淡的讽刺》），“我们急于为正义而斗争，/忘却了羞愧/无视亘古以来隐忍不言的原则……/我们把忏悔放在首位……/无力控制自己”。当然，“谁在当今艰难生活中傲然挺立/谁就不害怕轮船烟筒发出的/绝望而刺耳的声音……/傲慢散发的腐烂味，有时反倒甜美/祭坛上的火焰时而令人恐惧”。简言之，“没有任何东西/比对生存的依恋更加可怕”。
与此同时，“幸福降临在我的头上，我成为俄罗斯诗人”。他与这个国家（他在抒情诗中不使用“俄罗斯”这个词）互相不欠道德债。重复首都诗人颇具诱惑力的错话，“不要埋怨我白吃白喝……/我自己播种粮食。/自己收割庄稼。/你们供给我小麦面包。我偿还你们精神食粮/我们相互供养/……没有你们的面包我将骨瘦如柴，/而你们——/没有我的优质谷物/只靠面包和汤能够生存吗”（《粮食》）。这是心平气和的时刻，而另外时刻则提出怀疑，“我思考艺术：/果真需要艺术吗”，遗憾“为了微不足道的话语/我毫不犹豫地贡献出一切……/花样年华的自由自在！/最好让我——肩负/我们时代的另外重担：/也许我会更加强烈深沉地热爱它/也许更加无怨无悔”。然而道路已经选定，“不再裹足不前。/马已扬蹄、剑已出鞘。/为了爱情和拯救/我不想受挫折/在最高意志指引下，/将穿越秘密界标”。秘密界标在哪里呢？“我这个奇怪的外来人，/敲自己家的门/仿佛在敲两旁外人的家门”。
值得尊敬的是萨莫伊洛夫坚忍不拔的精神。他善于坚持不遵从当时广泛流行的官方指令题材，采取最有利的方法保持脱离政治的倾向，坚持独立诗人的立场。不过这样一来，他的诗歌主导题材就只能从自己的生活中挖掘，关于自身的思考，他的诗歌几乎全部都是表现孤寂的生活：在一系列诗中，除了诗人本人，极少有其他人物，给人的感觉是，仿佛在他的生活中没有别人，只有他孤家寡人;诗中描写了很多自然风光。（海滨、沙丘、海湾——爱沙尼亚的派尔努湾。对莫斯科郊外的景色赞不绝口。但是，“我已看不到克拉斯诺戈尔斯基森林/……波罗的海的浪涛把我卷入他的怀抱/冰冷的大海与我如此贴近，/我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别人的命运我更无权问津”。）
他紧张地、缜密地思考自己的命运。1943年他写道，“噢！我明白得太晚：/我为什么活着”。或者，相反，“谢谢，当我领悟时，已不年轻”。或者，“我不知道我成为这样的自己，/我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明白自己毫无价值，/职业获得的幸福感与操劳忙碌互不相容”。他愈是觉得生活道路已经注定，就愈加执着地探索它。进入花甲之年前，他写道，“恢复、再现、回归/我的生活，急速、短暂”。萨莫伊洛夫一直探索表达某种深邃的思想，“渴望探求本质，/而本质却难以捕捉”。深邃思想的哲学基础难以把握，“我坎坷的命运”，它在哪里？它什么样？除了自身以外，这对别人是否坎坷？“应该考虑/生存的意义、它的特性”，他不止一次说服自己，并继续写道，“我寻找从什么地方开始，开始——/但是我却无法闭合”。自己强有力的思想，探寻不到，思考的垂直线无法形成，于是我开始担心，“莫非我们渴求的知识/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能获得，/只有破坏，而无建设”。他怀疑，在《美》一诗中写道，“上帝自己是否知道创世纪？/最高天赋无法知道自己”。（非常轻率的结论）于是形成的印象是，“我复杂，复杂——/心灵复杂……”。但是，尽管“语言比较简单，事业比较简单，/创作思想却愈来愈复杂”，他承认：虽然“视力逐渐减退/我却看得更加清晰……/与此同时我毫不吹嘘：/心灵的视力无比犀利”。 不过，怎么能够不指出他的思想中两次飞跃呢？他从前认为：心灵“……到处飘忽不定/我们难以感知它的行动轨迹”，现在他知道了。“……在痛苦时刻/我知道：心灵确实存在，知道它在哪里/……/心灵存在于太阳光束交织之中”，并且模糊地猜测到，“当几乎被遗忘的词句躺在稿纸上的时候/是谁操纵着我们的手？/是谁使我们无法安宁……/是谁唤醒峡谷中的小溪……/是谁鼓起小溪的勇气，/使它成为大河向远处奔流”。
孤独导致诗人心灵过早疲惫，过早考虑死亡。
萨莫伊洛夫的诗歌很少有较长的，他的诗歌很有分寸感。他那些最优秀的诗歌堪称经典。虽然，有时他放纵自己，破坏诗格和节律（由此产生某些破碎感），他的诗中有不少随心所欲的韵脚（不过，听起来倒很悦耳）。进入暮年，他的诗愈加凝重。
他一贯真挚、深沉地思考。永远谦逊——从不像很多诗人那样趾高气扬。
萨莫伊洛夫的诗极少是由于心灵震撼而产生的。他的诗不是从内心奔泻出来。他的诗经常处于空转状态，难以引起读者的内心共鸣。就连爱情诗大部分也是冷冰冰的，没有火热的激情，没有天旋地转的迷醉，没有火花的碰撞，依旧是那样平淡无奇、不温不火。（例如《板棚散发出的干草味……》和无情的《阿廖努什卡》）诗人解释说，“我从来不曾有过/勃洛克那种疯狂的爱情/没有体验过恋人的那种嫉妒，/没有挥泪亲吻女人的手帕”。但是，在一些冷漠诗句之后祈祷，“上帝啊！请赐给我爱吧”。他很少做出理智的判断，“我们经历过某种白热/现在应该冷却和淬火”，即使在他六十岁以后，也没有向我们展示出他的“白热”，却表现出淡淡的忧伤（《喧闹的舞会……》《随便什么时候……》），关于难以补救的离别，关于无法结合的诗（《叙事诗》）。诗中有时表现含糊不清的梦幻，展示梦境，到了晚年他的诗愈加哀伤、凄婉。
生命最后几年，诗人的一系列诗明显反映家庭生活不和睦，这在晚年尤为痛苦。由于痛苦而倾吐积愫（《清晨》《我不因离别使您苦恼……》《幻想》《亲爱的人们，请原谅我……》《黎明》《我写了关于不爱的诗……》）。所有这些诗似乎归入《贝雅特丽齐》系列，这并不得体，因为实质上没有形成系列，只是用但丁作品中三个人的名字作为诗名的三首诗。“随着这一悲剧的结束/让贝雅特丽齐再次出现”。在这些深深打动诗人心弦的诗歌中留下不少格言、警句。
在萨莫伊洛夫的诗歌中不乏风景主题的诗，并占据显要地位（景物是他观察的主要对象）：《莫斯科郊外》《夏末》《金秋》《冬日降临》《下雪之前》;美丽的诗句，“河水疲劳，不再歌唱、不再流淌……/它渴望沉默沉入梦乡/它在哪里驻足，就在那里栖息”，这首凝练的诗的结尾略微显得过长。
还有一些描写城市景色的诗歌（《情感的和谐……》）。诗人谦逊地承认，“噢！我多么喜欢春天的鸟群，却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我是城里人。此前我們为此曾否有过不安”;“眼前——道路泥泞。轧得坑坑洼洼。/一连十天无法出门，不能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可是，却能敏锐地感觉到昏暗的灯光、刺鼻的气味。在暴风雨和雷电轰鸣的时刻，以受到保护的城里人的心情，躲在屋檐下，感受间接的喜悦。萨莫伊洛夫的很多风景诗与他晚年曾居住过的波罗的海沿岸有关，“多雪的海湾蜿蜒……”（《派尔努湾的悲歌》）。那里，大自然的壮丽使他心潮澎湃，“纵使心灵的枷锁已经打破，/我在尘世间依然孤独寂寞，/不过，他又写道：周围美景如此绚丽多姿，/为何痛苦？因何忧伤？”;“一切令人愁肠百结、一切焦灼不宁”，悲歌不断探索，音调缭绕，余音袅袅！
萨莫伊洛夫的诗中很少运用比喻，我并不认为这是诗歌的缺点。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诗更加凝重。不过，有一些诗还是过长。《致诗人朋友》，在第四诗段结束该有多好，为什么要写到第九个诗段？……《离别》一诗中第一诗段没有必要，有第二和第三诗段就可以了;在《自我保护的幻想……》一诗中第四和第五诗段纯属多余。甚至在十六行诗中有时也不能集中在统一的中心和主旨上，有些游离于主题之外，像未完成的诗句。有一些诗故意拖长内容，似乎是为了精心安排发音、韵脚、诗行。有的诗毫无意义，例如：《常客》《灰姑娘》《首先是丁香……》《花园——这根本不是大自然……》，这些诗的结构上留有矫揉造作的痕迹。
很想指出：一些诗作留下美好印象，久盛不衰。——《奴仆的翅膀》、《美》、《贝托尔德·施瓦茨》《失眠》《少年》《如果全世界将要毁灭？》《山隘后面》《提琴和双簧管二重奏》。
纵览萨莫伊洛夫的创作生涯，他不属于多产诗人，原因十分明显：缺少题材，有时需要探索很长时间，仿佛题材永远不会主动出现似的，他必须刻意去寻找，很多诗中打上这种烙印，“当喧闹惹你心烦，/最好去乡村墓地休闲……/作者把门关上，焦虑不安/他因无灵感而祈祷，/因找不到比喻而苦恼”。尽管“在诗中隐约可见主题的影子”，“也许，没有韵律、诗格/也许将拓展另外的思想空间”。紧张的探索折磨着他，如《灵感》一诗中他表现了自己的困境，“像坠入井底下的人那样期盼，/诗歌在我的生活中涌现……/我谛听：能否听见/诗歌即将来到我面前……/我望眼欲穿、疲惫不堪/怒气冲冲、慢慢敲打石块……/啊！只盼灵感飞速出现！/啊！只盼灵感不会姗姗来迟”。
似乎有更加轻松的道路，愈来愈诱惑着萨莫伊洛夫，“不要妨碍我畅饮红酒，/红酒中包含灵感……/没有红酒我的命运漆黑一片。/我的灯光熄灭”;“醉到写出诗歌——/酩酊大醉也算值得……”;“我开始不喜欢自己。对生存不满，痛得我撕心裂肺。/我诅咒自己血肉之躯。/诅咒自己易受伤害的灵魂”。尽管，他劝说自己：最好滴酒不沾！不过，这不是认真的，从很多诗歌中可以看出诗人一生中物质生活富裕：他有很多可供选择的住处，以便静静地、悠然恬适地观赏大自然，他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并且具有讽刺意味地模仿着普希金，“我翻阅自己的一生，/快乐和畅饮……无论什么样的气候/我却天生幸福/”（《日记》）。有时候，他甚至允许卖弄自己，在《春天》一诗中说，“啊，再多一些痛苦/再多一些担忧”！或者在《大雷雨》中说，“大雷雨猛烈一些，再猛烈一些吧！狠狠地向我袭来、向我袭来”。 然而，又常常抱怨生活没有满足他的最大愿望。最初抱怨创作能力过早枯竭、身体早衰、家庭纠纷，“心灵构架坍塌……”。萨莫伊洛夫甚至没有表达自己的中年生活，就开始谈论衰老，“衰老——全宇宙的痛苦”;“我不希望死亡/希望生活在第四量度之中”;“试图用永恒时间衡量/……这对我们无比困难……/如果距离——一寸，/如果时间——一分钟。那倒容易许多/生则容易。死亡较难/不知为什么”。有时候，他描绘，“葬礼犹如欢快的节日”;而有时，“放弃渴望和癖好/放弃信仰和教堂/最后的一颗星，我期待你的降临”。在这些普通的思想中突然诞生了《复苏》和《乡村墓地》这样的诗歌，其中描述了乡村墓地的美，“你活着是为了变成番茄酱……/现在正把你拌入到肉丁饭当中……/我们白白活此一生。/我们死后也将变成粪土”。
虽然萨莫伊洛夫呼吁，“应该更加严格珍惜/俄罗斯语言瑰宝”，而他本人并不特别信守，对俄罗斯语言本身缺乏深入钻研。
下列俄语句子显得粗糙：
早晨，天亮得很快，没过多久，天就大亮大亮的了。
《博物馆》——讽刺性作品。他极少运用幽默，不过，他的幽默使人感到温暖。（《杰尔查文老人》）
萨莫伊洛夫的诗中完全不涉及犹太人主题。其原因是他一成不变的孤独和专注自我和大自然。他也不像那些回避当代政治主题而转写历史的作家和诗人们。他没有去写历史，偶尔以美好的情感写出《安娜·雅罗斯拉夫娜》，或者关于普希金的一些短小评论。而《圣山修道院》也上升不到政治宣传作品，至于关于农民战争领袖普加乔夫，也谈不上政治。《关于沙皇伊万的诗》，没有任何独到思想。萨莫伊洛夫完全不运用俄国民间口头文学的传统——出乎意料，偶然真挚而自然地写出《巴尔干之歌》。以极其感激的心情，对向他提供安身之处的爱沙尼亚写了诗歌表示怀念（《埃斯吉玛》和《派尔努湾的悲歌》）。不过还不包括他的成功诗作《勃洛克，1917》。勃洛克在革命关头可能失误，而萨莫伊洛夫在1970年则感到羞愧，“欢乐的暴动者们……/出发去巡逻/完成伟大的事业/……天使在天上高喊：/自由万岁”。（这里不知为什么牵扯进圣诞节祭司们的情节，莫非是想与帕斯捷尔纳克争论吗？）还有《诗人之死》（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更是牵强附会，并无肝胆相照之情，有的只有优美文字的堆砌。
萨莫伊洛夫一生渴望宁静，避免出版引起社会上争议的诗歌。有一次终于按捺不住，这事对享有社会声誉的诗人并不算冒险：他对索尔仁尼琴写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加以抨击，“为了使俄罗斯不陷入/没有车轮和轭具的困境，需要我们的帝国/引领我们前往偏僻地区——/西伯利亚，北方和东方”。他的诗在莫斯科的文化精英中间引起嘿嘿冷笑——竟然没有找到志同道合者。
1995年初，当我恰好结束这篇关于萨莫伊洛夫的随笔时，《旗帜》杂志为了再次美化这位诗人刊登了1970年代他写的日记片段。如果没有这个插曲，那么我的随笔也就到此结束了。那些日记片段——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写随笔的继续：它们帮助人们了解在苏联获得好评的这位诗人的创作环境，典型的生活类型、典型的社会立场。
根据他的诗所做出的猜测在日记中都得到了证实。五十五岁时他写道，“我像穿过针鼻儿那样穿越自己的生活挤出的诗，因此，我很累，丧失对诗歌的兴趣。付出的努力并没有使诗歌尽善尽美”。他经常表示，“写不出东西，必须集中精力，处于高度智能状态”;“无论如何都无法着手写作”;“思想懒惰，根本谈不上什么写作进度”;“很多日子白白流逝”;“令人厌倦和毫无作为地虚度时光”;“处于呆滞和写不出东西的状态”。有几次甚至表示，“毫无创作灵感，真的是灾难”;“写不出任何一个诗句”;“厌烦稿纸和打字机”。有时候——整整一年没有写作。若干年后翻阅自己的诗：有些没有写完，有些苍白无力、不够成熟;有的文章批评他的诗缺乏深度，他自己写道，“这篇文章中批评得很有道理”。五十岁以前“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没有获得认可”，而后来写道，“我已经有了知名度”;“如果，能够再写出某些诗作，将会达到较高声誉”;六十岁前“声誉是愉快的，可也略感羞愧”;生命结束前，“我没有达到最高声誉，我想要创作的——没有完成”。
真挚地同情这位心灵不够充实的诗人，当然，在这种心态下创作不出任何杰作，在一定程度上由诗人天赋决定，可是后来，更多的则取决于生活方式。在诗中他不止一次表现出对“红酒”的嗜好，在日记中写得更加鲜明。时而“在‘中央文艺工作者之家’喝酒”;时而在酒吧喝;时而“在厨房大家和睦地慢吞吞地喝着伏特加酒”;时而“从早晨喝到中午”，“纵饮无度耗费很多精力和体力”，“到了傍晚，为虚度的一天感到惋惜”，“很快就喝醉，变得迟钝”，不过到了晚年，终于只用“红酒以解忧愁”。生活，“如果，没有操心事，不为金钱担忧，该有多好”，“可是，必须考虑钱的事情”，“现在我的生活只为了挣到面包钱”。（大部分收入来源靠做翻译工作）“养家糊口愈加困难”，“工作不顺利，而又特別需要钱”，“赚钱的前景暗淡，万般苦恼”，“实际上已经身无分文”，眼见“金钱在招手”，只不过要违背自己意愿，“为了尘世生活”给报纸写采访记。（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1971年我和他唯一一次短暂而匆忙的会面时，他谴责我：“您为什么要反对自己人？”起初我没有明白。原来是由于《癌病房》中阿威耶塔说“作家们都很有钱，生活特别富裕”。）而且，他还有住房问题：最终在市内分给他一套住房;不久，他受到威胁“由于他与萨哈罗夫交往”，将收回他的住房;结果分配给他一套更好的作家住房。这样一来在社会生活中你必须格外谨慎，“整体否定革命——政治上的愚蠢行为”，“只有焚化炉可能绝对忠诚”。他对热情洋溢、襟怀坦白的俄罗斯诗人科尔尼洛夫（科尔尼洛夫在解救莉吉娅·楚科夫斯卡娅的信上签过名）说，“你对破坏生活感兴趣，而我对建设生活感兴趣”。（虽然他与楚科夫斯卡娅过从甚密，但却没有在解救信上签名。）在奇特状态下，对“不靠谎言生活”一文做出莫名的诠释，“献身国家不再有自我吗？这是蚂蚁的目标”…… 不过恰恰是这样的预言导致他心灵空虚，“人们使他极度疲倦”，“对外部的一切丧失兴趣”，“精神苦闷，必须重新考虑生活准则”。在五十五岁时写道，“十年期间，我研究死亡的现实”，可怕“那个角落是什么样的”。六十一岁时他写道，“从来没有想过衰老如此可怕”，“内心很不顺畅，生活非常空虚”。
命运何等悲凉！
对改革年代的混乱和衰败，他心里难过。关于艾德里曼与阿斯塔菲耶夫之间的争论他发表意见“引起莫斯科知识界的不满”。1990年1月在弥留之际，萨莫伊洛夫写道，“上帝啊！拯救拯救俄罗斯吧！”（由于他长时间居住在爱沙尼亚，死后便安葬在那里了。）
除了日记以外，也还披露一些其他书面资料，1995年初出版了萨莫伊洛夫篇幅很长的《回忆录》，主要部分是传记，也包括文学回忆和随笔，还有哲理思考片段。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一向热衷哲理思考。（该书中有不少是评论我的，我没有做出回应。）
萨莫伊洛夫的传记中典型地展现出犹太教在俄国变革时的历史进程。19世纪末他的曾祖父虔诚地笃信宗教，潜心研究犹太教法典《塔木德》，对周围生活完全漠不关心，八十岁时离家出走，最终在巴勒斯坦逝世。后来“宗教信仰以特殊的笃信形式传递给各代后人”，只是有些减弱。萨莫伊洛夫的父亲不能容忍受洗礼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但也不是宗教狂热者。萨莫伊洛夫谴责受洗礼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只是由于他们改信过于表面化，甚至，更广一些，包括基督教信徒们，“信仰并不坚定的人们到教堂去”，“只有那些信仰坚定的人们能够忍受宗教的苛求”，他自认为属于这个行列，“我不相信俄国存在反犹太主义者”。而“我们当代的基督教徒——是‘受过洗礼的暴徒’”。他以这种轻率、傲慢的腔调评论宗教。从传记中我们知道：1941年萨莫伊洛夫二十一岁时应征入伍，他的战争生活是从军队撤退到撒马尔罕开始的，1942年末他被派往西北方面军，作为列兵在第一次步兵战斗中负伤，住院治愈后到了后方，在驻防军的报纸担任记者和工作人员。1944年，根据同年级同学别泽缅斯基（也是文学世家的后代）的“请求”，在作家爱伦堡的协助下，他被调到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侦察科工作，担任侦察连指导员（“穿皮短外衣的人”——传统特征）。在经历十年莫斯科文学生活后（战争前他曾去莫斯科文史哲研究所，著名的“文学精英荟萃地”就读），他认为在1970年代犹太人移民高潮中他没有选择出国——做出最勇敢的选择：留在苏联捍卫了人的权利和尊严。（不过，根据他与科尔尼洛夫关于破坏生活的争论，我们发现萨莫伊洛夫实质上并没有表现出公民行为。他认为，这是“真正的一派胡言……没有采取行动的人们无权评价采取行动的人们”。）萨莫伊洛夫对自己做出的解释是，“由文学走向生活，而不是相反”;“没有任何一种生活能够像文学那样吸引我”;“感受生活现实我比较消沉”。与俄罗斯诗人斯卢茨基比较亲近（“朋友和竞争对手”），在1940-1950年代诗歌界中，他认为“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属于文学的昨天”。
萨莫伊洛夫聚精会神地关注文学现象，对其他作家随心所欲做出评价，大量的书评好像是为了急于填补文学空间似的。例如：关于舒克申的评价，“凶狠、嫉妒心重、狡猾，难以承担文学重任”，因此“他不可能跻身于城市上层精神社会”。唉！我们的文学评论走得有多么远啊！（关心到哪里去了！）不过，这些随笔从精神—哲理层面看，并没有为萨莫伊洛夫增添风采：哲理思想局限性很大，非常适用于类似“利己主义导致人本主义”这种结论以作为自我辩解。有时，再现出苏联世界观残余，“在苏联的民族主义中……有某些值得肯定的方面，例如：俄罗斯正在朝全人类的方向航行”;“不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彻底地和不可逆转地丧失了自己的阵地”。他还特别仇视俄罗斯“乡巴佬”，经常使用毫无意思的绰号“俄国佬”：他们“来自城市，也许来自外省、偏僻村镇”，他们恰恰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悲惨生活”。（萨莫伊洛夫对在布尔什维克时期在俄罗斯各个小城市的悲剧知道得很多，把你发配到那里去，“度过漫长的悲惨生活吧”！）“1937年夺权的是下等人，而当时正在迅速成长为人民”（如果在二十年代“夺权”的不是“下等人”那又怎样），特别强调“谁对1937年负责”（不能与对1929-1933年的责任相提并论），在这之后，他确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并且“人民以最高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萨莫伊洛夫周密思考俄国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普加乔夫农民起义是俄国理想主义的历史”;“下层社会……极其低下的道德标准”;“现在人民丧失理解之后，是靠本能生活，其中包括自由的本能”。（在这方面他大错特错了，人民是靠固有生活秩序的本能生活，而不是自由的本能。一般来说，只有知识分子靠“自由”的本能生活，虽然这种“自由”把我们直接拖入混乱状态。）当庄稼汉学会尊重俄国精神财富，即知识分子时，他将转变成人民。知识分子在人民面前承担的责任是，“树立思想并传播思想”;“知识分子还从未有过如此崇高的意义、如此崇高的职能”。“上层社会向下层社会提供自由的同时，对其也犯下了罪恶，剥夺了下层社会的道德取向”——在这种情况下我指的是，“索尔仁尼琴表达了人民最能接受的思想体系”，“平民思想体系”。（只有从他的这些日记中我才回想起，1972年我通过楚科夫斯卡娅向他转述我提出在地下出版物上与他公开辩论——但是他拒绝了，可写了很多札记以便死后发表。）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团体……不相信人民的自发势力……他们担心：破坏性的自发势力首先将威胁他们”。（但是，萨莫伊洛夫极少谴责知识分子对人民的蔑视。）而“俄国的犹太人……这是心理学类型，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分支，属于大公无私的那一类型”。
再谈一谈他的一些随笔中的某些思想，“局势的特点在于：人民已不再是民族精神和文化财富的守护者。现在，知识分子成为文化和精神潜能的承载者”。我们要问，“现在”指的是什么时候，“局势”的特点指的是什么？如果按字面、按词意，这些表达是不是我们在1960年代已经读过了Г.波梅朗茨写过的那些内容呢？如果，在三十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么，公开发表这些作品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局势发生了变化，那么，为什么不明确指出来呢？此外“下层社会极其低下的道德标准”，“当今的庄稼汉……也准备投机倒把和捞外快……趁还没有转变成人民之前将这样做。那个时候，他也将会这样做”。正如我们在本文中已经讀到“学会尊重……知识分子”。（顺便说一下“捞外快”这个词。莫斯科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哪个意识形态部门工作，获得的比庄稼汉高出许多的报酬——却从来不叫作“外快”。但是，只要平民百姓寻找一些高于集体农庄庄员收入，或者城市公用设施的修理工向房屋主人要三个卢布，立刻叫作“外快”。）而如今从电视上看这种现象比比皆是，而且，似乎并不是“庄稼汉”干这些卑鄙勾当，也不是他们请求我们从盖达尔——丘拜斯的掠夺中拯救国家资源。也不是庄稼汉们，绝大部分，不是他们，开办了商业银行，把数十亿美元存在国外，而那些有钱人在加那利群岛休假。究竟是谁在捞外快呢？发表萨莫伊洛夫的最后评论非常及时。
如何理解这样的句子，“卫国战争的胜利——俄国空想主义的最后史诗”。这样理解：空想主义曾经存在，人民耗尽了自己最后的力量用于毫无奖赏的胜利吗？进而造成当今的衰落和受到全世界的鄙视状况吗？或者我们最好是向利己主义学习吗？“利己主义能够被容忍，因此，它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存在”;“从广泛的意义上看容忍性和人道主义均属利己主义的范畴”。
“容忍性”——萨莫伊洛夫喜欢的范畴和最高评价。“在向可容忍的社会过渡时，我们首先应学会尊重任何其他意见，哪怕是我们不喜欢的意见”。
愿上帝保佑天下众生！
栏目责编：孙伟
本专辑所选的五位诗人的专论均选自索尔仁尼琴系列散文集《文学收藏——怀人随笔》。作者在这部随笔集中谈论了俄国及苏联时期的近四十位诗人、剧作家、作家。作者說：“……只要一看书。手就不由自主地想写点什么——我的评价、他人的评价、作家采用的艺术手法、作品的结构、人物、作家的观点，甚至摘录个别引文。……于是形成了对一些文学作品的综述，这不是文学评论，不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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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与五位诗人的肖像画均为高莽先生（1926—2017）所绘，本次使用已经获得高莽先生继承人许可。
谢苗·利普金：《意志》
谢苗·伊兹赖列维奇·利普金（1911-2003），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小说家。著有诗集《见证者》（1967）、《永恒的日子》（1975），长篇小说《一旬》（1983）等。在国外出版过诗集《意志》（1981）、《游牧之火》（1981）、《图画和声音》（1986）。1992年发表中篇纪实小说《扎狄奇金的仕途》。
在无奇不有的苏联（也许不止在苏联、在各种社会里有不同的原因）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诗歌创作界有一批几乎鲜为人知、“无人听过”的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们几十年默默无闻，因为没有像其他诗人那样投身于服务当局。
谢苗·利普金和茵娜·利斯尼扬斯卡娅（后来成为夫妇）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利普金还在青年时期，甚至没有出版过诗集，只凭几首零星发表的诗歌，就被吸收为作家协会会员。后来无疑是为了逃避苏联当局对诗歌的种种约束而转为翻译：从卡尔梅克语、吉尔吉斯语、卡巴尔达语等东方语言翻译作品。而后，他当了一名军事记者。战后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同时更多地关注东方问题和哲学。根据1941年的前线印象，在1963年写了一首相当真实的长诗《军需技术员》，但没有能够出版。到了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他的几本诗集才问世。而他的更多作品是在国外出版的，那时他已经年过七旬了。
社会舆论被迫对利普金表示沉默并没有使他感到压力。“就算你对世界虚伪、对群众虚伪/你说一说，为什么对自己虚伪？/ 说出全部事实，为什么/你难道也不能对自己说出吗？”那张“赤裸裸真实的疲惫面孔，/尚未发觉的赤裸真实”。但是，“我的诗行来自/痛苦和爱情的结合”;“让我感受纯粹的痛苦吧，/让我流出爱情的模糊泪水吧”。但是，封闭的年代，它们因绝望而忧伤：“难道我们毫无希望/我和你，我可怜的诗行/难道我们落入聋哑人的作坊？”;“有谁能够对俄罗斯说，/我们，只有我们——活着的人，/教堂还在活动吗？”但是，如此长期沉默之后，“对自己甜言蜜语欺骗说：你现在的日子——/还不算生活，只是对生活的向往”。
要知道，在沉默者头上依然悬着那把斧头：“……我害怕监狱……但，我更害怕那些 / 违背人类法规的人们”;“我呆呆地等待命中注定的时刻，/只有一个摆脱不掉的念头：/我必须深藏自己的恐惧，/我的笑容丑不堪言”。——监狱、劳改营、流放地的题材多次出现在他的诗歌里，绵延不断。时而在这一首、时而在那一篇，体现出对流放者的同情、对囚犯的同情。（例如《我的一位女相识》《葬礼》《这样那样》《原始森林》）“这是俄罗斯的心在哭喊，/第58条款”，“在日梅林卡车站站台上 ”饿昏了的“富农们”，“拥挤地躺在一起，/站不起来，不能走动”。或者，有的诗表现从滨海边疆区把朝鲜人驱赶到中亚的事实。利普金还注视那些制造、一辈子制造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人。（例如《革命的士兵》《刽子手》《涅斯托尔和萨里娅》）他注视赫鲁晓夫时期仍完整保留的古拉格全部情景。（例如《1962年8月索利卡姆斯克》）（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描写得如此真实，因为一个月以前，我在基泽尔，在索利卡姆斯克附近的几处劳改营中也见到同样的情景。）那时，诗人在沉思，“假如这些受难者时来运转/他们能否变成刽子手呢？”利普金对受当局迫害的人们的同情，不止一次敏锐地扩展到对俄罗斯农村的痛心疾首：《歌谣》讲在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时期，人们怎样偷偷逃跑到五千俄里以外的亚洲，《月光》一诗说的是“城里的小伙子们手拿探粮口袋的探棒，/深夜寻找农民藏起来的粮食”，而后“在红色的取暖货车里彻夜不眠，/他们将因歪曲真实而哭泣……”看，农村正在毁灭：“魔鬼是否给农村发出警示？/这里早晨金鸡不再报晓，/椴树丛林中不再听到鼾声和睡梦，/奶牛棚里听不见挤奶的声响，/到处像穿着白布殓衣的死者那样沉默，/空空的农舍一排又一排”。
诗人对俄罗斯农村发自内心的同情波及到整个俄罗斯。“如果更深入观察，/那么，在腐朽和骯髒中/我的整个俄罗斯/将绽放光明。”1942年利普金有机会乘坐编辑部一辆卡车穿过哥萨克村镇，那里正在幸灾乐祸地欢送后退下来的红军。“——同志，你告诉我，/也许，你是犹太人吧？——/可是，奇怪的是：正是此时，/当你看到这块没有官方政权主宰的土地，/正是此时，/当人们多年的驯服/立刻被阴暗的敌意所代替，——恰恰在此时，你第一次感觉到，/这片土地——俄罗斯，/而且你——俄罗斯，/没有俄罗斯——你什么都不是”;“多么想亲吻这片不太亲热的哥萨克土地……”就这样，诗人达到了超越民族性的高度。这一点在某些东正教题材的抒情诗（《1922年的乞丐们》《森林后面的田野》《在伊斯特拉河上》《当我在故乡城市》）中也有所表现：基督教题材自然同他的宗教思考、同他的普世教会运动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利普金从俄罗斯的北方又转到了新罗西斯克（例如《南方的教堂》）——十分温暖：这些教堂“像蓝色的马赛克一样”，教堂不以“外观华丽著称”，而是在其内部——“那里有唱诗的神圣，/那里有打动心灵的氛围”。 利普金一生中没少在国家广袤的土地上周游——所到之处都满怀激情地深入地方特色：多次对广阔的、不同面貌的东方表示极大的好奇和关注;他谙熟高加索和中亚的景观。他从来没有以陌生人的态度翻译东方语言作品。
与此同时，利普金的创作中犹太人主题并没有消失。他来到敖德萨，“我不知道有比这里语言中的，/问话更加悦耳动听，/名词变格更具诙谐意味”。他回忆：“或许这是画家夏加尔的油画——/神秘的卡巴拉宗教仪式”;他描写一名叫约瑟夫的人（《政治委员》），年轻时在苏联肃反委员会工作过，后来被关进劳改营;在遍地倒木的原始森林中，在伐木场上的情景（《处死树木》），诗人说，“俄罗斯饥饿农村的残酷蓝色空间”，和在娘子谷惨死的犹太人都交织在一起。他多次展现犹太人的悲惨遭遇，在《维尔纽斯的客栈》中诗人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力。他在《灰烬》一诗中以强烈的激情写道：“我是冷却了的灰烬/没有思想、面孔和语言”;在娘肚子里已被烧死的婴儿，他失去知觉，还在寻找故土：“而我低声说：‘他们把我已经烧死。/我怎么还到达敖德萨了呢？’”;“在《摩西》中表现得更加强烈，而且十分巧妙：诗只有十二行——前八行是强化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第九行（“黄金分割”般的比例精确对称）——上帝像皇帝一样镇定自若地加入进来。是的，诗人在渴望宗教信仰，但是，《敖德萨的犹太教堂》无论如何都没有触及，“我只是一名匆匆过客，/ 但是，上帝，请帮帮我，/ 啊，帮帮我吧”。还有一首诗是关于很有意义的少数民族——“彝族”。（大家理解：是关于以色列人，虽然也有一种说法，利普金写的是关于中国的一个被称作“彝族”的少数民族。）《游牧之火》是关于民族觉醒紧张的精神探索：“赋予我们什么样的命运？/何处才能不被追赶获得安宁？/ 或者，我们就是游牧燃料，/ 无形体的永恒之火？”利普金的诗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圣经的内容，有时仿佛像福音书中的话：“顿悟的恐惧 / 穿透灵魂的模糊物质/……难道只为我们挖掘了采石场，/难道只有我们在其中躺卧？”何时圣母为她的圣子哭泣？
利普金的大部分诗（不是全部）追求严整性，如今已很少有人这样写了。他的长诗非常铿锵悦耳，浮雕般的线条很鲜明。（《在幸福高峰上的谈话》《文学回忆》《涅斯托尔和萨里娅》）坚实的传统性，甚至永恒不变似的。诗的语言排列紧凑，内容充实，气氛轻松自然。使用新颖的、不矫揉造作的、不落俗套的韵律。（屠格涅夫——丁香，淡紫色——爱情）不滥用比喻，而是恰到好处。“难道文学需要花里胡哨的/假面舞会娱乐吗？/ 需要寻找一堆/ 更新的修饰语和比喻吗？/ 啊，倘若在我临终的日子里/能够写出四行诗，/ 作为在那个可怕世界的祈祷词……”但是，已经压缩再压缩了，“摩尔达维亚人高水平的拉丁语”。
他的诗篇具有史诗般的崇高调性。情节、内容方面，这些诗的水平不一（也有一些含糊不清的），但是，一贯心地纯洁、无比坦诚、高尚善良。“如果，哪怕把一个、甚至最小的种族/不计算在内，/难道人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存吗？”对待动物：“假如人忘记和低等动物是同类，/ 他对动物仅抱有好感还不算高尚的人，/ 假如人的朋友身上仍有锁链，/ 他就无权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对待树木：“植物的权利受到伤害。/ 我们砍伐森林家族，/ 是为了造纸出书吗？是为了制造劳改营的瞭望台吗？/还是因为杀人的毒气室需要木柈？/我们干吗要屠杀树木？”;“树木有阔叶树、针叶树，/ 它们有无数受苦受难的方式 / 却没有一种方式 / 表达自己的绝望……”（《巨大的沉默》）他对树林特别敏感（《听到植物的悄声细语》），不仅对不同树种：北方的、南方的（松树、槐树、柏树），而是能够分辨个别树的性格！是的，泛指对生长着的各种植物。他能听到“草在说话”，这比诗歌、下棋更为复杂。无比宏伟，“雷鸣般的流水”！而在荒野里，“仿佛从亘古以来的水桶里，/ 喝着腐朽味道的水”。善于分辨海浪的不同性质;辨别鸟类、昆虫、青草。（《森林中的周日早晨》）诗人同单细胞动物进行“无声的交谈”，在植物的表皮上读着“楔形文字”，“同物质的有生命的秘密符号”交谈。
诗人的世界观充满泛神论。可似乎他并没有接近任何一种宗教，只是对所有宗教都表示出很大的兴趣和同情。“我的生命神秘莫测，/我活着，惊奇地知道，/ 世界上存在真理/创造性的、非人间的”;“甚至人的痛苦，/也是生活的节日，生存的征兆”;“美好的痛苦——是萌芽”。
利普金的大部分诗篇思想深刻、探寻事物的深度，有的诗则来自超自然的哲学。对他来说有意义的是整个人类长河中的统一感，同那些在我们之前长期生存的人们的统一。“那些生命力很强的人是永生的，——/我们在一起”;“可以忘却生命力很强的人，可是死者，能够忘记死者吗？”;“我不止一次感到惊愕，/ 我们为何要把空无也划分成年份;/天使在启示录中预言，/ 世界末日降临，时间永远消失”。——基督和魔鬼在厄尔布尔士山上征战——这是一首哲理性长诗，二元论的哲学观，非常奇特：这里我们找不到任何宗教感觉。在另外的一些诗篇中哲学思考上升到了宗教思考：“最后审判已经发出声响/ 我们不会忘记、不会忘记。”
他的一些诗句具有警句性质，令人难忘：“心的衰变 /要比原子裂变更加可怕”;“应分辨清楚/人尽皆知的真理的力量/和谬误的圆形公章”;“只有生活才能报复/而死亡在它面前是恐惧”;“为了不熄灭，要及时死去”;“苦思冥想，忧心忡忡——该做善事，/ 你做的善事太少了”。
（1995年）
利娅·弗拉基米罗娃：
《在无名道路之间》
《穿越飞翔瞬间》及其他
利娅·弗拉基米罗娃（1938-），俄罗斯诗人。生于莫斯科，现名尤利雅·弗拉季米罗娃·赫洛姆钦科。1957年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初吻》，1970年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发表诗作。1973年移居以色列。在以色列出版过几部诗集、小说集。
另一位移居国外的女诗人弗拉基米罗娃对离开俄罗斯也表现出浓重的痛苦的思乡之情。1973年她去了以色列，在以后的十年和几乎第二个十年，她因环境变化和所做出的选择，一直处于惊愕和自我矛盾的情感中，“……独自一人，不能回归，/ 无处可去，往日无回”。这就是刚刚承受的“永久离别的悲剧”。在那个命中注定的瞬间，当“……车轮已经滚动 / 离开几乎已经不是我的土地”。初到以色列，“这——真是奇迹：虽已告别，但没有离去，/我的精神愉快，睡梦香甜”，但不久心中仿佛有什么东西破碎，“于是我在逃避自己，/ 今天，我醒来判若两人……/我的选择义无反顾。/郁闷的炎热，通透的寂静，/ 只是我不懂这里的语言……”，并且在分析“无家可归永恒的悲伤……”;此刻怀旧诗句喷涌而出，“我们走在田野的小路上，/走在荆棘、杂草中 / 倾听布谷鸟歌唱……/ 池塘中青蛙呱呱叫声”。不是的！那里，已成为过去，那些讨厌的几家合用的住宅，“……住宅、故乡、粗席……”;“……在那里，我没有蹲过监牢，/ 我心中的监狱恐怖黑暗”。不，“无论是顺从的懦弱，/无论是极端的恐惧，/ 无论我内心深层的记忆/ 我都不为那些岁月辩解”。但也不可能同过去一刀两断，“……嘟嘟哝哝说些有趣的事：林神、蕨菜、苔藓……/……炉中散出烤面包的香味”;“可以面对面促膝而坐，/看着多年熟悉的面孔，/把這存在已久的瞬间/ 锁在一去不返的圆环里……”当然，这里有许多关于逝去年轻时代爱情的回忆。“那里初雪纷扬，/白色的城市融入心房……”，这里“我在疲惫不堪，默默无言地燃烧，/ 我能把雪立刻融化掉……”;“只有歌声、歌声，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回荡 / 引起内心忧伤……”;“刚刚割下的青草散发出凉爽，/ 雪地长出鲜红的小花……” “啊，感觉到冬雪如此温暖，/ 闷热的夏日会对它思念！/……生活中没有雪会很沉闷”。还有“……我多么害怕南方的炎热 / 将把我的日记烤得枯干！”。仿佛觉得，“……从被酷热晒焦的棕榈树上，/滴下了白桦树的液汁。/……而在葡萄架下面——/突然出现草地、小凉棚、篱笆”。 很少有人把移居国外的悲剧命运描写得如此鲜明。诗人的乡愁甚至表现在“莫斯科的庭院——在所有庭院中最令人心驰神往”;“……散发着罗斯的气味、罗斯的气味 / 台阶、木房、镂花檐板”;“……在以色列寂寥的太巴列湖上方 / 天空飘浮着永恒的朵朵白云”;“但是艰难岁月的童年世界 / 比美国的杰纳西河的浪涛更清澄，/ 比空气更自由”。对于她来说，“……俄罗斯的古代/在圣经的白云下飘荡”;“……在异国他乡思念/祖国的小天鹅和灰色的灌木丛/还有垂柳纤细的尖树叶”;“……在塔鲁萨附近的河上，阳光下/沙滩上，柳树丛中……”;“……茂密的松林——不好吗？——这就是住宅。/松林散发出凉爽的气息，一片寂静……”;“布谷鸟的鸣叫——远方的回声——/ 数着幸福的瞬间”。在异国流浪的十二年，虽然备受煎熬，倒也写出了令人头晕目眩的诗《莫斯科郊外的七月》。“……割草农民和季节短工！/青草的香气，昏昏沉沉，闷热……”，甚至在日程紧凑的欧洲旅行中，“似乎躺进草丛里，/笼罩在罗斯的气息中”。
但这位女诗人不仅思念俄罗斯大自然，不仅是对青春和爱情的回忆，她还十分成熟地审视着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命运，“她在默默地祈求着什么？/等待什么不测的消息？/在这天灾人祸之时，/ 她却使自己遍体鳞伤的子孙大批死亡”;“这个怪异的国家，/毫无畏惧地走向十字架。/昨天那里的教堂圆顶还曾闪光发亮，/而今天竟是谩骂、恐惧和肮脏”。已经数不胜数，“……俄罗斯把标有最高成色的全部黄金 ，/ 交出去作为补偿”。
诗人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俄罗斯性格，“当灾难翻来覆去折腾时，/最为愉快！”;“我不是平白无故请求暴风雨：/快活的力量，你好啊！/ 掀起电闪雷鸣吧！”。她在其他一些诗篇中运用俄罗斯民间口头文学的手法，模仿民歌民谣，直接引入东正教的元素：蜡烛、祷告、能显灵的圣像、祭坛、柳树枝、教堂中的凉爽、大钟……在《在橄榄树山上》一诗中写道，“清晨教堂的钟声敲响”，“神秘地闯入我的心扉，/ 感动异常”，“我梦见婆娘們大声说话，/我梦见故乡的男女老少，/ 沉默的俄罗斯，古老的大钟为你响个不停”。在俄罗斯国内俄罗斯诗人热爱祖国的情感如此强烈，并不多见……“虽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没有失声 / 我的俄罗斯啊！你那里，举着十字架游行！/并不是每个战士心中都有耶稣，/但每位母亲心里都有圣母玛利亚”。
有这样的诗句，“犹太教堂的清新暮色，/陌生的、痛苦的、遥远的/尚未落到我的肩上”。然而，耶路撒冷“它那么光芒四射，那么神圣，那么惶恐不安，/这座城市——像眼泪一样闪闪发亮！”。在疲惫不堪的苦闷中安慰自己，“我只是不会放弃这个信仰，/我忠于这个信仰：/ 以色列的土地——遍布教堂，/缅怀——永放光芒”。
十六年国外流亡生活后，终于回到了渴望相会的莫斯科，结果是，“所有的人都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远在他乡”。生活做出的选择。
对于弗拉基米罗娃国外漂泊时期的思乡，还不是主要的。毫无疑问，她这位有威望的诗人，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她几乎没有一首诗不触动人心，不引起共鸣。甚至不必举出“成竹在胸的主宰诗篇”这种好评——每一首诗，都仿佛行云流水，轻松，悦耳，毫不拘执，没有牵强的结构、没有生搬硬套的词句，灵活自如的诗意。她的诗具有天然的音乐性、韵律丰富，采用内在的韵律增强力度——乐声洪亮，永远不追求华丽辞藻，永远不落入俗套。诗的形式复杂，犹如十四行诗和十四行接龙诗。她的诗歌结构花样翻新，也非常复杂，不过好像轻松自如，自然而然产生似的。格外具有特点的是，根本不用移行，即从这一行移到另一行（也很少为了增加表现力而使用破折号，相信词和词会自动相连），她的诗在古典框架内缓缓流淌，如果突然中断——表明情感转折，“而心——已离去，/ 而心——已超越界限”。
弗拉基米罗娃对大自然的感觉十分敏锐，鲜明地反映在季节、一年中不同的月份。她捕捉“太阳不同瞬间的意义”，感受气候的变幻，密切观察生物生长的细微特征。在塔什干她手捧一束红罂粟花，“这是亚洲 /从我的两手之间逃脱了”。
她经常从俄罗斯诗人的作品中随心所欲地借用一些诗句，以提高自己诗作中的激情。（有时做得过分）她的诗歌中有与帕斯捷尔纳克作品中雷同的地方（例如：表现城市的词汇，“赶快结束这件麻烦事”，“在这里发现全部故障”，“夏天飞快地逼近”， “甚至没有引起赞叹”）;欣赏阿赫玛托娃诗的格律（例如：《没有主人公的长诗》，但是，不是模仿，是完全独立，“她从不自由、绝望、愤恨和痛苦中 / 向我走来，/ 打磨自己的广阔自由空间”），可能也从茨维塔耶娃那里找到许多诗篇中的精华，但是，所有这些外在影响都没有抹杀弗拉基米罗娃的个性，反而使她的创作更加熠熠生辉。
诗行所表现的内心迸发出的激情、情绪的奔放、心灵脆弱易受伤害、多变、反复无常，构成她诗篇的主要魅力。她本人心潮澎湃，多种感情融和，这些感情被不曾预料的细线有序交织，毫不混乱。诗人还保留着适度的欲言又止和朦朦胧胧的意境。这里无法举出更多的例子。
弗拉基米罗娃也有关于诗创作本身的优秀词句，“梦见的不是这里的诗，——/ 也许诗在某地存在。/ 只是要给那个等待已久的声音以呼吸……/“上帝呀！为了这一行诗——宁肯交出半个天国 / 或者半个生命！”;“而且似乎在远方，/ 发出时断时续、清晰的声响/尚未听见诗行”;而你像母亲那样忙忙碌碌、转来转去，/ 附身在脆弱的婴儿般的诗句上”。而紧接着是“同诗的手稿焚烧后尚热的灰烬/通常的告别”。而当顺利时，“苦味的诗行放射明亮的闪光，/轻盈的灰烬扑入我的心房”，“……诗句像大自然一般严峻”，而且，“诗句变得绯红和有分量，/ 散发苹果的芳香”。有时候“……我在诗稿的重压之下/弯着腰，喘不过气。/ 年复一年越来越难 / 我只能击石取火，冒出一点火星儿”。读给朋友们听吗？“朋友们对我的诗表示沉默”;“啊，这是最本色的谦逊……/ 冷落的诗，/ 被丢在桌子上……”。
那么，一位视诗歌如生命、又能够主宰自己诗歌命运的女诗人最想写的是什么呢？她的诗充满轻松、变幻莫测、富有魅力和激情。对相会的期待、渴望、呼唤、准备前去相会：“啊！我那绿色亚麻布连衣裙下摆/使多少人的头脑发昏！”;“可是，我还在不断地请求：——呼唤隐约显露的命运，/请用爱情温暖人心吧”;“我不能入睡，注定日渐憔悴。/我等待……/……窗口颤动不安……”;“焦急的冲动，/ 迫使飞向石底深渊”;“痛苦的心灵，像耕地一样，贪婪地祈求用水浇灌 ……/千年的秘密呼唤 / 把我的全身贯穿、贯穿”;“给我痛快地喝下 / 这高温烧制的黑色铜水吧！”;“也许，拥抱中羞怯 /是唯一的语言”;“你随便问些什么。/ 随便说些什么，/哪怕是难以启齿的话。/我会用诗对你回答”;“因为你什么都能、什么都会——/既会毁掉，也会保存”;“你像读我的诗句一样对我说：/ 我向你走来”;“我终止了自己的呼吸/和你的呼吸永远融合在一起！”;“我们湮没在彼此之中”;“心情无比恬静，/有多少这样美妙的八月”;“火在燃烧——违背大自然的规律，/没有空气、没有烟、没有我……”;“我会归来……我的灵魂会归来/哪怕是骑着马也无所谓……”;“全心地相信 / 眼中带有苦味的迷魂绿草！”;“我知道，她是守护天使……/而我是火的罪人！”;“而你单独对我说过（我记得、记得！）两个字——/我开始感到悲戚、孤独，/ 但却心花怒放！”;“我的生命，上面洒满我的眼泪的手稿 / 安全无恙”;“……用钝的笔尖挑开动脉……”。 在生活不顺利的情况下，留有思考的广阔空间。诗人经常用鲜明、简练的诗句表现这个空间，“是毁灭，还是保护/只靠我们自己去行动”;“偏重理性是无情的谎言”;“大自然，音乐的姊妹！/不必要为大自然创作歌词”;“……知识具有令人不安的眼睛：/这眼睛使无知预感到恐慌”;“我们有很多世代朋友，/ 未能相向而行”;“噢，阴郁的、不健全的理智，/是不是你，在创世纪时，/疯狂地，不去祈祷神灵，/ 或者早祷时不是敲钟人——敲响的钟？”。
还有许多诗篇关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可挽回地陷入孤独、冷漠、白发、苍老，“我面对自己的身影”。重复俄国诗人勃洛克的诗句，“活着该有多难”，“我把余生封闭在低沉的感叹词中”。然而，为请求拯救，“我伏身倒下……随即看见了上帝”，“……重又在暴风雨的黑夜中/光芒四射，我完全处在你朦胧意图的支配中”。
（1996年）
茵娜·利斯尼扬斯卡娅：
《雨和镜子》
茵娜·利沃芙娜·利斯尼扬斯卡娅（1928-2014），俄罗斯诗人。1948年开始发表诗作。在巴库出版诗集《这是我发生过的》（1957）、《忠诚》（1958）、《不只是爱情》（1963）、《直接听到的》（1966）。在巴黎出版过诗集《雨和镜》（1983）。在莫斯科出版《大气层》（1990）、《一切之后》（1994）、《音乐和岸》（2000）、《一起》（2000）等。1999年获索尔仁尼琴文学奖。
利斯尼扬斯卡娅的诗集从第一首开始就令人惊讶不已、扣人心弦。每篇都给人一种紧张感。如果是安靜（极少有这种情况），那也是内心深处的安静。她的诗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和虚张声势，只有发自内心的真诚。她的心灵在震颤，而她的诗——轻松、自由的呼吸，有血有肉，诗的形式也无可挑剔。没有丧失自然本性——而语调则富有音乐性。她表达感情非常凝练、细腻，有时，一次、再次、第三次暗示、隐喻。从不直截了当，不像我们时代的一些诗人那样，一下子和盘托出。“只要扫一眼，全诗就明白了”。她的诗总是很短，却有完整的思想性，有情感，有形象，有时甚至是格言式的短行。她不刻意追求，也不臆造各种形象、比喻。在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这两位伟大女诗人之后，还有谁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能够为俄罗斯诗坛增加光彩呢？利斯尼扬斯卡娅做到了这一点，看来她不是按既定计划，而是像流水一样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
在她大量的诗作中，描写爱情和抒发她自己的诗占大多数，看得出她曾经历过许多变幻莫测的爱恋、激情、失望、痛苦和没有愈合的创伤。对于这一切，她以坚定的毅力克服了。“那些扼住我喉咙的信函，/不是束缚我的绳索，而是火焰”;“时钟敲过1点，内心空虚，/无尽的空虚……”;“愿你早升天堂。/ 我缠绵悱恻”。在她的许多迷人抒情诗中，可以举出一些力作 ：《一切向我展现》《我了解这个女人犹如了解自己》《在漆黑的水潭上方》《慵懒匆忙的爱抚》《我们坠入峡谷》《往事五彩缤纷的幻景》。她的情感变化急骤，“用手抹去泪水，/不要害怕知情的痛苦——/ 爱情时刻即将过去，/回忆必将来临”;也有这样的诗句，“……睡吧，不知羞耻的人，/你在天堂上，将不会遇到低垂的目光”;或者，“我的全部心灵/被疯狂的顺从震撼”;而她的心灵“……只在烈火中呼吸，/ 因此我不存在”;“……上帝呀，我的眼泪为谁流淌？/上帝呀！我自己为谁而活？/……我准备成为白桦树的一个树枝，/只是不会给我那种恩赐”;“我感到回忆非常痛苦，/ 但是，忘却使我更加痛苦万分”。
《心灵破碎的原因》，写关于爱情的感受，但从中经常上升到对生命的思考、对自己生命的思考。“没有什么办法掩饰、没有什么地方躲藏，/ 总归要活到死亡……”;“……树叶从表面枯萎，/而人从内在衰老”。对人生的思考，“我向乞丐们祈求施舍……/……请你们把站在教堂门前 / 行乞的耐性给我一些吧”。关于宇宙，“我们用空中联络的方法 /与天上交换人间尤物”，那时候，将出现“雨姐妹、雪女友 / 要想知道天与地之间的事情 / 你不再需要任何中介人”。世界上“一切都安排得十全十美，/ 生活如此美好是因为，/幸福仿佛心脏一样不会永生 / 心灵则因承受痛苦而永生不朽”;“……不要害怕去碰撞坚硬实体，/而要害怕陷入空虚，——因为在今生发出的呼喊，/ 在来世定将收到回音”。她仰望天空，看到“焊在云中的十字架”，这驱使她 “再一次理解和相信 / 你的命运和上天的命运息息相通”。
这样的意识与创作本身的思考并行不悖，“如果诗句不寻找我，/ 最好我也不必寻找它们”;“我在写出令人振奋的冷言冷语之后，/而你、而你几乎准备 / 为这些恶毒词句 / 交出全部桂冠”;已经可以看出，“全部内心活动，/ 对死亡的胜利——/ 仅一首诗，/不会再多”。
在苏联，利斯尼扬斯卡娅不触及社会和政治主题，虽然“好像被拴在马尾巴上那样，/ 我与时代捆绑在一起”。我们读到还会“没收富农土地和财产之后，/ 紧接着是逮捕之年……”（《关于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回忆》）;关于把俄罗斯农民迁移到遥远的南方疟疾病区，“在俄罗斯有许多监狱，/上帝啊，救命吧”。然而，利斯尼扬斯卡娅难以置信地沉默，她与苏联出版界格格不入，她的诗作在地下出版物上流传，而这是危险的。和利普金一样，她不止一次地迸发出对迫害的恐惧，“感觉到正在追捕 /彻夜不能入睡。/ 系着很长链子的牧羊犬，/ 正在追踪我的足迹”;“……我准备好针对我的阴暗诗篇 / 对我的惩罚”。她“仿佛看见苦役犯的小路”。“当押解员用子弹把我击中，/ 我的脸朝下跌倒在地”，于是“我在地上画出俄国化耶稣的痕迹”。《丢失的手稿》：“我的恐惧像秃鹰那样裸露/ 我藏在桌子里的东西/将会落入谁的魔爪？” 她体验到“像绵羊一样大胆、像野狼一样驯顺”，于是内心产生了反抗，“我不是那种姐妹，/在屠刀之下——不喊不叫，/ 走向篝火——不洒热泪”。经过绝望达到光明，“突然，我忘掉了恐惧，/ 准备上断头台时高声呐喊，/ 放开喉咙自由歌唱”。 在利斯尼扬斯卡娅的诗中，独特地将俄罗斯和犹太人的题材相结合，如此融合一体几乎无法将它们区别开来。在一首诗中相继出现东正教的神灯，出埃及记，“拉希尔的曾孙女”，“用箭射穿了双头鹰的胸膛”。而在《女人质》中，“拉希尔，你不要为我哭泣，/我们在迦南有安身之处！/……六角星不允许我离开这里 。/ 我在俄罗斯雪地里长大，说的是俄罗斯语言，/ 没有其他出路，——/是我本人自愿从进来到出去/作为抵押”;还有，“……异国他乡在我的梦中出现，/ 而故国则使我难以入睡”;“……我永远不可能到任何其他地方去”。她怀着深厚的感情写俄罗斯主题的诗《安东尼娜》《沼泽地火灾》，“我们长时间点燃上帝的名字 / 而燃烧的是我们自己。/ 作为征兆，好心的暴雨倾盆而下”;“……我在泥炭沼泽地上忏悔，/ 低声细语在俄罗斯大地回荡……”;“在俄罗斯大地上空，/你的心儿在欢唱”;或者“你的志同道合者在沉默，/被践踏的罗斯啊！/你的反叛者在沉默，/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并且称自己是“他们的小妹妹”。关于犹太人的主题不止一次地涌现，“他已经第二夜在毒气焚尸炉旁艰难地徘徊，/ 人们嘱咐我：/ 女儿啊，不要称自己是犹太人”。这不，时候到了——“在耶路撒冷的天空下/我的亲人们东奔西逃……”;“我的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我透过眼泪向你们微笑：/ 朋友们，你们不要害怕思乡病——/ 在历史上有全体人民迁出埃及城，但没有移居异国他乡”。至于我自己，孤注一掷也好，稳操胜券也罢，“对自己人民来说——是个外族人，/对亲妈来说——是陌生的女儿”，可我很愿意……“母亲能够认我，/人民把我叫作自己人”。
（1993年）
纳乌姆·科尔查文：《错综复杂》
纳乌姆·莫伊谢耶维奇·科尔查文（1925-2018），俄罗斯诗人、剧作家。1945年考入高尔基文学院。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1963年出版诗集《岁月》。1973年移居美国后，著有回忆录《在血腥时代的诱惑中》（1992-1996），诗集《时代》（1976）、《寄往莫斯科的信》（1991）、《给予时间》（1992）等。
纳乌姆·科尔查文因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在1947年大学时代就被捕，然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被限制居住在卡拉干达。这期间他的思想越发激进。到了斯大林时代晚期，他预感到很快将与莫斯科见面，“你心平气和地出卖一切：良心、生命、爱情。……莫斯科啊！你就是这样活着！你撒谎、发誓、强奸记忆”。从那时起，他思考斯大林之死，那时他对自己的观点还没有把握，“我自己还不知道，多少年来 / 他对于我们时代，是厄运、还是福祉”。对于科尔查文来说，这个答案尤其困难，因为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受到革命浪漫主义的熏陶，相信为了革命目的任何个人的牺牲都是值得的，这是卫国战争以前年代青年人典型的世界观，“我感激悲惨的命运 / 没有迫使我们过另一种生活”。
1950年代中期科尔查文随着被宽大处理和恢复名誉的人群回到莫斯科。我们可以在长诗《塔妮卡》中看出他当时的情绪，长诗的女主人公从科雷马回来时，头发已经花白，甚至到现在还抑制不住她那一贯的狂热。诗人回顾她的生活片段和精神状态，“共青团员时代的少女狂热……甚至藐视爱情，否认年迈，……住房里没有任何家具，/ 在那儿无法休息——只能幻想和取暖”;“我回想你是执政党的女儿……”在那里同反对党进行斗争，参加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的运动。“你为了更加完美的幸福而放弃爱情，/ 可在你的一生中哪怕有过一次爱情吗？”;“有过的——可是，关于那个被捕的、你所爱的人，按照党的良心要求，你看着审讯人员阴沉的面孔，深思、悲痛、忠实地讲述了一切”——然后，为这个即将牺牲的恋人，“你在劳改营板棚里的床上哭了整整一夜”。然而这部长诗的基调——不是揭露那个时代的道德缺陷，而是温和的理解和同情，——这就是全部的科尔查文。（“我不能不给人以温暖”，在同俄罗斯诗人柯冈的争论中他说，“我自幼就喜歡椭圆形 / 因为它尽善尽美”。）
确实，科尔查文对革命歹徒的胡作非为也有过更尖刻的揭露。对于他们“宁肯相信一次 / 也比每天活着并总在思考要更加安心”。——“农民生活的愚昧无知/他们想要予以根除”，——于是“他们用刀子在身体上/划出自己的图案”，“这样做并非无缘无故 / 似乎自身的创伤微不足道，/背叛义务——出自善良”。——“列车上的浪漫主义者/把农民运往北方”，——这位城里诗人对农民的痛苦发自内心地同情。在苏联时代这是多么少见！——可诗人在这里坦言：“我本人也是参与者。/我也赞同过这一切。”1930年代他曾为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牺牲而痛心，但对待农民呢？“重要的一点——农民流血/他一直沉默。他原谅——流血”;“流的是陌生人的血”——在苏联文学和苏联生活中这种忏悔极其宝贵。
那么后来呢？——刚从监狱和流放地的厄运中恢复——立刻走上同社会的不公正做斗争吗？也就是同苏联制度本身斗争吗？提高到与社会斗争需要勇气，比较困难，“我是一个装着五脏的皮囊！——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感觉。/ 在谎言和罪恶的王国里/我本来可以反抗，我将会说：我们来辩论吧！/ 可是我的五脏 / 抗议…… 而我向他们屈服了。”然而，这个最软绵绵的人——克服了自己的恐惧，“最好是站出来，说出真相，甚至砍头也在所不惜”。于是在苏联1963年出版了他唯一的、删减过的诗集。科尔查文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在被官方禁止的地下出版物上出版。1970年代初，他对当局实在无法容忍，在内心反抗，并非真正自愿，不是像那些年代成千上万的自愿流亡者那样，他到国外去了。
对所发生的一切持有诚实的观点，谙知社会的普遍思潮，这使科尔查文全神贯注地投入俄罗斯题材，对此，他多次表示，“俄罗斯，原谅我吧、原谅我，/ 原谅人们对你所做的一切/……原谅那些刚刚学会生活的青少年，/ 原谅那些理智的成年男子汉”。他深入到历史中的俄罗斯，展望她的未来。对俄国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作出回应，“马儿不停地奔跑、奔跑。/ 而农舍在燃烧、燃烧”。——他刚从流放地回来——很快就去观看美丽壮观的教堂。（《涅里的教堂》）他写出肺腑之言，“在有限的年代里，/ 我只不过是个俄罗斯诗人”。 而告别时间已到，“我和你告别，/ 如同和自己告别，如同和命运告别”。（《致祖国》） 对祖国的忠诚——丝毫不减弱诗人对于犹太人被消灭所承受的痛苦，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孩子们》和椎心泣血的长诗《生存的长诗》可以体现。诗中说，战争初期，从那里被幸运带走的一个基辅男孩，科尔查文自然找到写娘子谷的诗人没有使用过的手法：他用第一人称讲述那里一名十五岁的男孩被枪杀（完全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情景。穿插着被押送去死的受难者们走过街头的场面——市民们站在人行道上默默无言地看着，许多人毫无同情之心。“不，死亡并不可怕，这些目光前面的道路更加可怕”。这些观看的人群里，“一个老太婆恶狠狠地喊道：‘你们这些畜生们，活该！狗东西，活该！’”——“她喊也喊不够”。但科尔查文的情感超越老太婆喊出的委屈：这个老太婆，“是谁在饥荒的1932年逼迫她离开这座城市，/ 是谁使她离开故土，失去自我，丧失对已知真理的信任？”——“如果老太婆愤怒地喊叫，如果人们愁眉苦脸地沉默，/ 那就是：他们还记得什么……”——还有——更高、更高：那么，我自己呢？……少年时期他曾“遗憾：我没能参加消灭富农的行动”。可是此刻，“在此处，在被押解的人群中，只有我有罪。/ 只有我一个人”。是被驱赶赴死人群中的一员——他怎么能不理解犹太人的命运，“有这样的命运！现在我准确地知道。/这命运中交织着——愚昧和理智、无耻和胆怯。/这命运反映出——愚昧——自己的愚昧和别人的愚昧。/还反应出——耻辱——别人的耻辱和自己的耻辱。/ 有这样的命运——是世界混乱的中心……”。可是，在路边却站着一名面孔消瘦的“希特勒德国的党卫军分子”，他怀着毁灭一切的仇恨看着这些注定死去的人——然而，然而，诗人也试着理解这一点，“他也为理想而生活。/而这理想中有自己的正确性”。但科尔查文并没有停留在这个高度上，而是走向更高的概括，“所有的人——都在互相干扰”。与此同时，“我们又都血肉相连”，整个人类。——“我们仇恨那些用手指掐住我们喉咙的人们，/ 而作为回答：仇恨，不用手指足以使我们窒息”。这一点无疑早就使诗人转向宗教信仰——他已经不止一次希望把读者引向那里。在《最后的异教徒》一诗中，警告“抑制傲慢，不与上帝发生龃龉”。并且呼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 / 不应无谓地和上帝纷争”。
科尔查文的诗并不紧凑、形式不够固定、诗节不够精练，整体成功的诗篇不多，个别诗句或诗行有的非常精彩。内容总是特别充实——政治的、历史的、哲学的诗篇，好像不需华丽的诗句点缀，诗本身就达到了一定高度：诚实、聪慧、敢于担当、充满作者真挚的温情和心灵的纯洁，这一切都从最善良的心底喷涌而出。
科尔查文的诗作中爱情诗篇不多，但在已有的诗中充满了对女性无限的赞美，“展开手臂！展开手臂！用双唇捉住/飞翔着的你。疯狂的接吻！/ 柔嫩的皮肤，微弯的颈部……/ 情爱多么浓重！令人喘不过气！/只是无人需要——妇女车间……”（《在缝纫厂》）——这种对女人柔情缠绵和如醉如痴的男人，众所周知，很少博得女人的青睐，这一点在两首令人喜爱的诗中有所反应——《千禧年之歌》、《致我少年时热爱过的那些人》。当他深入思考女性的本质时，“使女人摆脱磨难。/ 摆脱厄运。那时女人也将不再是女人了”。
科尔查文在一些评论文章中关于诗歌的思考，表现出准确的鉴赏力和审美观。例如，早在年轻时就如此谈论普希金，实属罕见，“他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现，但他对一切了如指掌”;“普希金的轻松，寓于克服了的沉重之中”。——而在多年以后，在后苏联时代的诗歌创作中出现了精神上的慌乱不安，使他开拓了更加鲜明的视野，“探索不连贯诗行的深度，/ 探索从俄罗斯流出的 / 浑浊天才的洪流 。/ 都是胡说八道……可是，隐藏着灾难的征兆——/成群的地下天才作家，/ 他们打着性和自己路的旗帜”。科尔查文在政论文章中对这些自鸣得意的文字家发出痛心的警告。（例如，1983年在米兰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从在美国的第三次流亡浪潮作家的作品中，甚至从那些为数不多的声音中，可以听到对离开俄罗斯的某种遗憾，——而科尔查文与他们绝对不同，他的突出特点是：离别俄罗斯所产生的心灵震撼——强烈、深沉、持久——令人吃惊。
怀乡之痛，他在很久前已经预感到了，早在1962年在《纪念玛丽娅·茨维塔耶娃》一诗中，他谈到俄罗斯移民时写道，“不是不习惯流亡，/不是难以忍受傲慢——/只不过是因为，/远离俄罗斯感到窒息”。 1972年在做出移居国外艰难决定的前夕，“或许我真的不再爱自己的国家？/没有俄罗斯我会死亡，而和她在一起我却无法活下去”。他移居后的一组诗的标题是《总算活着》……总算是……但组诗当中，“可是，我死在那里，/却又不能在这里复活”。——“每天早晨睡醒/ 在陌生的國家起床”。——“可能，以后我将回去，/但我抛弃的一切，——一去不再复返”;“于是——我从那里离开了。/ 又没有离开……同那里的命运休戚相关 / 那里使我疲惫不堪……而这里我又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
在《寄往莫斯科的信》一诗中写道，“我来到遥远的 /美国内地……波士顿”;“生活在天涯海角 ，/漂泊到这个无忧无虑的世界，/ 这里的太阳神很少要求诗人/做出神圣的奉献”;“因为他清醒地懂得：/这里不明白这种奉献”;“奇怪的一场梦……生命在延续……/而实际上生命已不存在”;“……我已经从自己的生命中离去/……因为逃跑——并不是胜利……”
1980年，在优秀的长诗《错综复杂》中写道，“……在此地我重又被掐住喉咙。/ 五十岁——来到异国他乡/ 寻求自由——可笑”;“——这是终结！在这里我永远是两姓外人。/ 未来的一切都将像过去和现在一样。/一切——走向死亡……/我曾有个奇怪的联想，/ 也许我原本可能降生在这块土地上”;“在这里我轻松自如地呼吸，/ 向往自己美好的前景”。“在自己的河岸上”，在俄罗斯，“我总能想方设法地……游到岸边……而在这里——我却不能游上岸。/ 现在——只有绝望在折磨心灵”。——“也许我原本可能降生在这块土地上”这个想法，——科尔查文十分独特地加以发挥：假如他的祖父是一位犹太教哈西德派长老移居到了美国（他乘坐火车到里加的路上的描写和帕斯捷尔纳克作品中的讽刺性描写雷同）。于是出现一种猜想：“……假如我在这里出生，/我将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我将向犹太人的上帝祈祷，/只能屈尊俯就社会上的下等人。/……啊！上帝呀！……这多么无聊啊！/ 心灵也将随之冷漠！”或者，相反，我屈从西方无神论的傲慢？或者“以自己不很健全的理智/相信这是生活的顶峰。/可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著名的萨克斯管演奏家。/ 只言片语的空谈专家。/编织废话，/毫无马列主义，/排挤一切生活特征，/像魔鬼一样搅乱头脑。/ 替换各种思想、基础、原理的总代表”。但是，他从替换在美国出生这一思想，自然联想到在苏联的莫斯科也有这种可能性（多么敏锐！不久之后，回忆和现实全都掺杂在一起了），“那里也有各种不同货色 / 替换灵魂和智慧，/ 替换，受到当局唆使，/替换，也自行繁衍。/替换，甚至听起来颇为大胆……/其中经常矫揉造作 / 以及挑战……/总之，这里也是如此。/众所周知，跑到这里——为了逃避锁链/ 和当地的搅在一起，/把绳索套在我的脖子上”。不！诗人纯洁的精神在美国的生活命运应占上风，“可能，最好还是不回到祖父的那种替换，/ 但是信仰……正像在那里所做的那样”。在不同命运的比较中，“自己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相互联系——是不言自明的”。 在他移居国外初期的祈祷主题的诗中（虽然没有直接称为祈祷诗），“该发生的一切，就让它发生吧。/只是请帮助我增强信心吧”。于是，又再现了俄罗斯主题，并且具有强烈的感情震撼力量，“逃往国外，不可怕吗？/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出生在我逃离的那个国家，那里是我的最后停泊地。/ 这一切——不论对苍天的敬仰，/还是我对真理的追求/……都来自祖国。/ 我幸福——甚至怀念，——/我没有像梦中那样，/把祖国换成另外一个，我所无动于衷的国家。/……/当不得不离别祖国，/ 痛苦得好像浑身被刀割一样。/ 在这里，在虚幻的生活中，/ 没有那遥远的、残酷的、我朝思暮想的祖国，/也许，我一天都无法活下去 ”;“……可能，俄罗斯将要毁灭，/ 她，并不忙于拯救自己，如果她将毁灭/——我的正义本身也不再需要”。现在的俄罗斯什么样，“那里不再宣扬无神论——/生活慵懒、散漫和逍遥自在。/在那里，你的迟来的智慧，/被像灰尘一样的谎言淹没。/……人们将仇恨你/因为你是她的奴隶”。
事实果然如此。科尔查文的长诗《错综复杂》以及他的其他诗篇——使我想到涅克拉索夫：不仅韵律，语言、思想、手法、风格也充分流露出思乡之情和爱国情怀。
（1996年）
达维德·萨莫伊洛夫
达维德·萨穆伊罗维奇·萨莫伊洛夫（1920-1990），俄罗斯诗人。1958年出版首部诗集，而后出版诗集《第二道山隘》（1963）、《日子》（1970）、《波浪和石头》（1974）、《俄语诗律书》（1973）等。
萨莫伊洛夫1920年出生。在苏联诗坛崭露头角较晚，当时已年过四十了。他的诗集问世也姗姗来迟。
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同龄人，狂热的莫斯科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史哲研究所的同班同学在1941年为世界革命战争抛头颅洒热血，而年龄比他小一些的小弟弟则在1930年代成了宇宙级的标枪运动员。萨莫伊洛夫则不同，激情哪里去了？冲动的结果如何？改善俄国和世界的行动进展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在心理方面还是创作方面萨莫伊洛夫都发生了变化，这是苏联诗人的典型特征。（萨莫伊洛夫有以下诗句，“……在伟大征途中我像醉鬼那样/从载货马车上跌落下来”。）
萨莫伊洛夫写了一些战争题材的诗，例如：《1941年秋天……》（反映当时莫斯科的恐慌心情），《我为死在家里的人惋惜……》，以及众所周知的《四十年代》（战争年代的综合性回顾）。《战斗前夕》则表达自己的前线感受。
虽然，萨莫伊洛夫在苏联社会蓬勃发展的时代取得了最大限度的成就，但是在尖锐的犹太人问题和众多犹太人移居外国这类社会主题和时代特征方面，他的诗中却从未触及，他回避了这样的题材。在1950至1980年代，这四十年期间他淡然地保持在允许出版的框架之内，不越雷池一步。“我重又把诗歌当作娱乐……”，“是的！我以崇敬的心情对傲慢和复仇缪斯作出评价/尽管宽恕一切，有时赞同一切使我厌倦。/但是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娱乐游戏总归令人心驰神往”。
萨莫伊洛夫诚恳地认为，“俄罗斯诗歌——本身具有公民性”（《诗歌与散文》），但他并不始终恪守，有时还回避。他写过，“我爱自己的国家。爱她强悍的命运。/與她融为一体才有我。/有国家就有我。没有她，我也不复存在”。不过在《海湾》一诗中他却写，“我做出了选择。我选择了海湾，/海湾使我们远离恐惧和不幸……”。有时萨莫伊洛夫谴责那些热情追求真理的人们（《淡淡的讽刺》），“我们急于为正义而斗争，/忘却了羞愧/无视亘古以来隐忍不言的原则……/我们把忏悔放在首位……/无力控制自己”。当然，“谁在当今艰难生活中傲然挺立/谁就不害怕轮船烟筒发出的/绝望而刺耳的声音……/傲慢散发的腐烂味，有时反倒甜美/祭坛上的火焰时而令人恐惧”。简言之，“没有任何东西/比对生存的依恋更加可怕”。
与此同时，“幸福降临在我的头上，我成为俄罗斯诗人”。他与这个国家（他在抒情诗中不使用“俄罗斯”这个词）互相不欠道德债。重复首都诗人颇具诱惑力的错话，“不要埋怨我白吃白喝……/我自己播种粮食。/自己收割庄稼。/你们供给我小麦面包。我偿还你们精神食粮/我们相互供养/……没有你们的面包我将骨瘦如柴，/而你们——/没有我的优质谷物/只靠面包和汤能够生存吗”（《粮食》）。这是心平气和的时刻，而另外时刻则提出怀疑，“我思考艺术：/果真需要艺术吗”，遗憾“为了微不足道的话语/我毫不犹豫地贡献出一切……/花样年华的自由自在！/最好让我——肩负/我们时代的另外重担：/也许我会更加强烈深沉地热爱它/也许更加无怨无悔”。然而道路已经选定，“不再裹足不前。/马已扬蹄、剑已出鞘。/为了爱情和拯救/我不想受挫折/在最高意志指引下，/将穿越秘密界标”。秘密界标在哪里呢？“我这个奇怪的外来人，/敲自己家的门/仿佛在敲两旁外人的家门”。
值得尊敬的是萨莫伊洛夫坚忍不拔的精神。他善于坚持不遵从当时广泛流行的官方指令题材，采取最有利的方法保持脱离政治的倾向，坚持独立诗人的立场。不过这样一来，他的诗歌主导题材就只能从自己的生活中挖掘，关于自身的思考，他的诗歌几乎全部都是表现孤寂的生活：在一系列诗中，除了诗人本人，极少有其他人物，给人的感觉是，仿佛在他的生活中没有别人，只有他孤家寡人;诗中描写了很多自然风光。（海滨、沙丘、海湾——爱沙尼亚的派尔努湾。对莫斯科郊外的景色赞不绝口。但是，“我已看不到克拉斯诺戈尔斯基森林/……波罗的海的浪涛把我卷入他的怀抱/冰冷的大海与我如此贴近，/我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别人的命运我更无权问津”。）
他紧张地、缜密地思考自己的命运。1943年他写道，“噢！我明白得太晚：/我为什么活着”。或者，相反，“谢谢，当我领悟时，已不年轻”。或者，“我不知道我成为这样的自己，/我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明白自己毫无价值，/职业获得的幸福感与操劳忙碌互不相容”。他愈是觉得生活道路已经注定，就愈加执着地探索它。进入花甲之年前，他写道，“恢复、再现、回归/我的生活，急速、短暂”。萨莫伊洛夫一直探索表达某种深邃的思想，“渴望探求本质，/而本质却难以捕捉”。深邃思想的哲学基础难以把握，“我坎坷的命运”，它在哪里？它什么样？除了自身以外，这对别人是否坎坷？“应该考虑/生存的意义、它的特性”，他不止一次说服自己，并继续写道，“我寻找从什么地方开始，开始——/但是我却无法闭合”。自己强有力的思想，探寻不到，思考的垂直线无法形成，于是我开始担心，“莫非我们渴求的知识/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能获得，/只有破坏，而无建设”。他怀疑，在《美》一诗中写道，“上帝自己是否知道创世纪？/最高天赋无法知道自己”。（非常轻率的结论）于是形成的印象是，“我复杂，复杂——/心灵复杂……”。但是，尽管“语言比较简单，事业比较简单，/创作思想却愈来愈复杂”，他承认：虽然“视力逐渐减退/我却看得更加清晰……/与此同时我毫不吹嘘：/心灵的视力无比犀利”。 不过，怎么能够不指出他的思想中两次飞跃呢？他从前认为：心灵“……到处飘忽不定/我们难以感知它的行动轨迹”，现在他知道了。“……在痛苦时刻/我知道：心灵确实存在，知道它在哪里/……/心灵存在于太阳光束交织之中”，并且模糊地猜测到，“当几乎被遗忘的词句躺在稿纸上的时候/是谁操纵着我们的手？/是谁使我们无法安宁……/是谁唤醒峡谷中的小溪……/是谁鼓起小溪的勇气，/使它成为大河向远处奔流”。
孤独导致诗人心灵过早疲惫，过早考虑死亡。
萨莫伊洛夫的诗歌很少有较长的，他的诗歌很有分寸感。他那些最优秀的诗歌堪称经典。虽然，有时他放纵自己，破坏诗格和节律（由此产生某些破碎感），他的诗中有不少随心所欲的韵脚（不过，听起来倒很悦耳）。进入暮年，他的诗愈加凝重。
他一贯真挚、深沉地思考。永远谦逊——从不像很多诗人那样趾高气扬。
萨莫伊洛夫的诗极少是由于心灵震撼而产生的。他的诗不是从内心奔泻出来。他的诗经常处于空转状态，难以引起读者的内心共鸣。就连爱情诗大部分也是冷冰冰的，没有火热的激情，没有天旋地转的迷醉，没有火花的碰撞，依旧是那样平淡无奇、不温不火。（例如《板棚散发出的干草味……》和无情的《阿廖努什卡》）诗人解释说，“我从来不曾有过/勃洛克那种疯狂的爱情/没有体验过恋人的那种嫉妒，/没有挥泪亲吻女人的手帕”。但是，在一些冷漠诗句之后祈祷，“上帝啊！请赐给我爱吧”。他很少做出理智的判断，“我们经历过某种白热/现在应该冷却和淬火”，即使在他六十岁以后，也没有向我们展示出他的“白热”，却表现出淡淡的忧伤（《喧闹的舞会……》《随便什么时候……》），关于难以补救的离别，关于无法结合的诗（《叙事诗》）。诗中有时表现含糊不清的梦幻，展示梦境，到了晚年他的诗愈加哀伤、凄婉。
生命最后几年，诗人的一系列诗明显反映家庭生活不和睦，这在晚年尤为痛苦。由于痛苦而倾吐积愫（《清晨》《我不因离别使您苦恼……》《幻想》《亲爱的人们，请原谅我……》《黎明》《我写了关于不爱的诗……》）。所有这些诗似乎归入《贝雅特丽齐》系列，这并不得体，因为实质上没有形成系列，只是用但丁作品中三个人的名字作为诗名的三首诗。“随着这一悲剧的结束/让贝雅特丽齐再次出现”。在这些深深打动诗人心弦的诗歌中留下不少格言、警句。
在萨莫伊洛夫的诗歌中不乏风景主题的诗，并占据显要地位（景物是他观察的主要对象）：《莫斯科郊外》《夏末》《金秋》《冬日降临》《下雪之前》;美丽的诗句，“河水疲劳，不再歌唱、不再流淌……/它渴望沉默沉入梦乡/它在哪里驻足，就在那里栖息”，这首凝练的诗的结尾略微显得过长。
还有一些描写城市景色的诗歌（《情感的和谐……》）。诗人谦逊地承认，“噢！我多么喜欢春天的鸟群，却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我是城里人。此前我們为此曾否有过不安”;“眼前——道路泥泞。轧得坑坑洼洼。/一连十天无法出门，不能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可是，却能敏锐地感觉到昏暗的灯光、刺鼻的气味。在暴风雨和雷电轰鸣的时刻，以受到保护的城里人的心情，躲在屋檐下，感受间接的喜悦。萨莫伊洛夫的很多风景诗与他晚年曾居住过的波罗的海沿岸有关，“多雪的海湾蜿蜒……”（《派尔努湾的悲歌》）。那里，大自然的壮丽使他心潮澎湃，“纵使心灵的枷锁已经打破，/我在尘世间依然孤独寂寞，/不过，他又写道：周围美景如此绚丽多姿，/为何痛苦？因何忧伤？”;“一切令人愁肠百结、一切焦灼不宁”，悲歌不断探索，音调缭绕，余音袅袅！
萨莫伊洛夫的诗中很少运用比喻，我并不认为这是诗歌的缺点。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诗更加凝重。不过，有一些诗还是过长。《致诗人朋友》，在第四诗段结束该有多好，为什么要写到第九个诗段？……《离别》一诗中第一诗段没有必要，有第二和第三诗段就可以了;在《自我保护的幻想……》一诗中第四和第五诗段纯属多余。甚至在十六行诗中有时也不能集中在统一的中心和主旨上，有些游离于主题之外，像未完成的诗句。有一些诗故意拖长内容，似乎是为了精心安排发音、韵脚、诗行。有的诗毫无意义，例如：《常客》《灰姑娘》《首先是丁香……》《花园——这根本不是大自然……》，这些诗的结构上留有矫揉造作的痕迹。
很想指出：一些诗作留下美好印象，久盛不衰。——《奴仆的翅膀》、《美》、《贝托尔德·施瓦茨》《失眠》《少年》《如果全世界将要毁灭？》《山隘后面》《提琴和双簧管二重奏》。
纵览萨莫伊洛夫的创作生涯，他不属于多产诗人，原因十分明显：缺少题材，有时需要探索很长时间，仿佛题材永远不会主动出现似的，他必须刻意去寻找，很多诗中打上这种烙印，“当喧闹惹你心烦，/最好去乡村墓地休闲……/作者把门关上，焦虑不安/他因无灵感而祈祷，/因找不到比喻而苦恼”。尽管“在诗中隐约可见主题的影子”，“也许，没有韵律、诗格/也许将拓展另外的思想空间”。紧张的探索折磨着他，如《灵感》一诗中他表现了自己的困境，“像坠入井底下的人那样期盼，/诗歌在我的生活中涌现……/我谛听：能否听见/诗歌即将来到我面前……/我望眼欲穿、疲惫不堪/怒气冲冲、慢慢敲打石块……/啊！只盼灵感飞速出现！/啊！只盼灵感不会姗姗来迟”。
似乎有更加轻松的道路，愈来愈诱惑着萨莫伊洛夫，“不要妨碍我畅饮红酒，/红酒中包含灵感……/没有红酒我的命运漆黑一片。/我的灯光熄灭”;“醉到写出诗歌——/酩酊大醉也算值得……”;“我开始不喜欢自己。对生存不满，痛得我撕心裂肺。/我诅咒自己血肉之躯。/诅咒自己易受伤害的灵魂”。尽管，他劝说自己：最好滴酒不沾！不过，这不是认真的，从很多诗歌中可以看出诗人一生中物质生活富裕：他有很多可供选择的住处，以便静静地、悠然恬适地观赏大自然，他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并且具有讽刺意味地模仿着普希金，“我翻阅自己的一生，/快乐和畅饮……无论什么样的气候/我却天生幸福/”（《日记》）。有时候，他甚至允许卖弄自己，在《春天》一诗中说，“啊，再多一些痛苦/再多一些担忧”！或者在《大雷雨》中说，“大雷雨猛烈一些，再猛烈一些吧！狠狠地向我袭来、向我袭来”。 然而，又常常抱怨生活没有满足他的最大愿望。最初抱怨创作能力过早枯竭、身体早衰、家庭纠纷，“心灵构架坍塌……”。萨莫伊洛夫甚至没有表达自己的中年生活，就开始谈论衰老，“衰老——全宇宙的痛苦”;“我不希望死亡/希望生活在第四量度之中”;“试图用永恒时间衡量/……这对我们无比困难……/如果距离——一寸，/如果时间——一分钟。那倒容易许多/生则容易。死亡较难/不知为什么”。有时候，他描绘，“葬礼犹如欢快的节日”;而有时，“放弃渴望和癖好/放弃信仰和教堂/最后的一颗星，我期待你的降临”。在这些普通的思想中突然诞生了《复苏》和《乡村墓地》这样的诗歌，其中描述了乡村墓地的美，“你活着是为了变成番茄酱……/现在正把你拌入到肉丁饭当中……/我们白白活此一生。/我们死后也将变成粪土”。
虽然萨莫伊洛夫呼吁，“应该更加严格珍惜/俄罗斯语言瑰宝”，而他本人并不特别信守，对俄罗斯语言本身缺乏深入钻研。
下列俄语句子显得粗糙：
早晨，天亮得很快，没过多久，天就大亮大亮的了。
《博物馆》——讽刺性作品。他极少运用幽默，不过，他的幽默使人感到温暖。（《杰尔查文老人》）
萨莫伊洛夫的诗中完全不涉及犹太人主题。其原因是他一成不变的孤独和专注自我和大自然。他也不像那些回避当代政治主题而转写历史的作家和诗人们。他没有去写历史，偶尔以美好的情感写出《安娜·雅罗斯拉夫娜》，或者关于普希金的一些短小评论。而《圣山修道院》也上升不到政治宣传作品，至于关于农民战争领袖普加乔夫，也谈不上政治。《关于沙皇伊万的诗》，没有任何独到思想。萨莫伊洛夫完全不运用俄国民间口头文学的传统——出乎意料，偶然真挚而自然地写出《巴尔干之歌》。以极其感激的心情，对向他提供安身之处的爱沙尼亚写了诗歌表示怀念（《埃斯吉玛》和《派尔努湾的悲歌》）。不过还不包括他的成功诗作《勃洛克，1917》。勃洛克在革命关头可能失误，而萨莫伊洛夫在1970年则感到羞愧，“欢乐的暴动者们……/出发去巡逻/完成伟大的事业/……天使在天上高喊：/自由万岁”。（这里不知为什么牵扯进圣诞节祭司们的情节，莫非是想与帕斯捷尔纳克争论吗？）还有《诗人之死》（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更是牵强附会，并无肝胆相照之情，有的只有优美文字的堆砌。
萨莫伊洛夫一生渴望宁静，避免出版引起社会上争议的诗歌。有一次终于按捺不住，这事对享有社会声誉的诗人并不算冒险：他对索尔仁尼琴写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加以抨击，“为了使俄罗斯不陷入/没有车轮和轭具的困境，需要我们的帝国/引领我们前往偏僻地区——/西伯利亚，北方和东方”。他的诗在莫斯科的文化精英中间引起嘿嘿冷笑——竟然没有找到志同道合者。
1995年初，当我恰好结束这篇关于萨莫伊洛夫的随笔时，《旗帜》杂志为了再次美化这位诗人刊登了1970年代他写的日记片段。如果没有这个插曲，那么我的随笔也就到此结束了。那些日记片段——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写随笔的继续：它们帮助人们了解在苏联获得好评的这位诗人的创作环境，典型的生活类型、典型的社会立场。
根据他的诗所做出的猜测在日记中都得到了证实。五十五岁时他写道，“我像穿过针鼻儿那样穿越自己的生活挤出的诗，因此，我很累，丧失对诗歌的兴趣。付出的努力并没有使诗歌尽善尽美”。他经常表示，“写不出东西，必须集中精力，处于高度智能状态”;“无论如何都无法着手写作”;“思想懒惰，根本谈不上什么写作进度”;“很多日子白白流逝”;“令人厌倦和毫无作为地虚度时光”;“处于呆滞和写不出东西的状态”。有几次甚至表示，“毫无创作灵感，真的是灾难”;“写不出任何一个诗句”;“厌烦稿纸和打字机”。有时候——整整一年没有写作。若干年后翻阅自己的诗：有些没有写完，有些苍白无力、不够成熟;有的文章批评他的诗缺乏深度，他自己写道，“这篇文章中批评得很有道理”。五十岁以前“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没有获得认可”，而后来写道，“我已经有了知名度”;“如果，能够再写出某些诗作，将会达到较高声誉”;六十岁前“声誉是愉快的，可也略感羞愧”;生命结束前，“我没有达到最高声誉，我想要创作的——没有完成”。
真挚地同情这位心灵不够充实的诗人，当然，在这种心态下创作不出任何杰作，在一定程度上由诗人天赋决定，可是后来，更多的则取决于生活方式。在诗中他不止一次表现出对“红酒”的嗜好，在日记中写得更加鲜明。时而“在‘中央文艺工作者之家’喝酒”;时而在酒吧喝;时而“在厨房大家和睦地慢吞吞地喝着伏特加酒”;时而“从早晨喝到中午”，“纵饮无度耗费很多精力和体力”，“到了傍晚，为虚度的一天感到惋惜”，“很快就喝醉，变得迟钝”，不过到了晚年，终于只用“红酒以解忧愁”。生活，“如果，没有操心事，不为金钱担忧，该有多好”，“可是，必须考虑钱的事情”，“现在我的生活只为了挣到面包钱”。（大部分收入来源靠做翻译工作）“养家糊口愈加困难”，“工作不顺利，而又特別需要钱”，“赚钱的前景暗淡，万般苦恼”，“实际上已经身无分文”，眼见“金钱在招手”，只不过要违背自己意愿，“为了尘世生活”给报纸写采访记。（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1971年我和他唯一一次短暂而匆忙的会面时，他谴责我：“您为什么要反对自己人？”起初我没有明白。原来是由于《癌病房》中阿威耶塔说“作家们都很有钱，生活特别富裕”。）而且，他还有住房问题：最终在市内分给他一套住房;不久，他受到威胁“由于他与萨哈罗夫交往”，将收回他的住房;结果分配给他一套更好的作家住房。这样一来在社会生活中你必须格外谨慎，“整体否定革命——政治上的愚蠢行为”，“只有焚化炉可能绝对忠诚”。他对热情洋溢、襟怀坦白的俄罗斯诗人科尔尼洛夫（科尔尼洛夫在解救莉吉娅·楚科夫斯卡娅的信上签过名）说，“你对破坏生活感兴趣，而我对建设生活感兴趣”。（虽然他与楚科夫斯卡娅过从甚密，但却没有在解救信上签名。）在奇特状态下，对“不靠谎言生活”一文做出莫名的诠释，“献身国家不再有自我吗？这是蚂蚁的目标”…… 不过恰恰是这样的预言导致他心灵空虚，“人们使他极度疲倦”，“对外部的一切丧失兴趣”，“精神苦闷，必须重新考虑生活准则”。在五十五岁时写道，“十年期间，我研究死亡的现实”，可怕“那个角落是什么样的”。六十一岁时他写道，“从来没有想过衰老如此可怕”，“内心很不顺畅，生活非常空虚”。
命运何等悲凉！
对改革年代的混乱和衰败，他心里难过。关于艾德里曼与阿斯塔菲耶夫之间的争论他发表意见“引起莫斯科知识界的不满”。1990年1月在弥留之际，萨莫伊洛夫写道，“上帝啊！拯救拯救俄罗斯吧！”（由于他长时间居住在爱沙尼亚，死后便安葬在那里了。）
除了日记以外，也还披露一些其他书面资料，1995年初出版了萨莫伊洛夫篇幅很长的《回忆录》，主要部分是传记，也包括文学回忆和随笔，还有哲理思考片段。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一向热衷哲理思考。（该书中有不少是评论我的，我没有做出回应。）
萨莫伊洛夫的传记中典型地展现出犹太教在俄国变革时的历史进程。19世纪末他的曾祖父虔诚地笃信宗教，潜心研究犹太教法典《塔木德》，对周围生活完全漠不关心，八十岁时离家出走，最终在巴勒斯坦逝世。后来“宗教信仰以特殊的笃信形式传递给各代后人”，只是有些减弱。萨莫伊洛夫的父亲不能容忍受洗礼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但也不是宗教狂热者。萨莫伊洛夫谴责受洗礼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只是由于他们改信过于表面化，甚至，更广一些，包括基督教信徒们，“信仰并不坚定的人们到教堂去”，“只有那些信仰坚定的人们能够忍受宗教的苛求”，他自认为属于这个行列，“我不相信俄国存在反犹太主义者”。而“我们当代的基督教徒——是‘受过洗礼的暴徒’”。他以这种轻率、傲慢的腔调评论宗教。从传记中我们知道：1941年萨莫伊洛夫二十一岁时应征入伍，他的战争生活是从军队撤退到撒马尔罕开始的，1942年末他被派往西北方面军，作为列兵在第一次步兵战斗中负伤，住院治愈后到了后方，在驻防军的报纸担任记者和工作人员。1944年，根据同年级同学别泽缅斯基（也是文学世家的后代）的“请求”，在作家爱伦堡的协助下，他被调到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侦察科工作，担任侦察连指导员（“穿皮短外衣的人”——传统特征）。在经历十年莫斯科文学生活后（战争前他曾去莫斯科文史哲研究所，著名的“文学精英荟萃地”就读），他认为在1970年代犹太人移民高潮中他没有选择出国——做出最勇敢的选择：留在苏联捍卫了人的权利和尊严。（不过，根据他与科尔尼洛夫关于破坏生活的争论，我们发现萨莫伊洛夫实质上并没有表现出公民行为。他认为，这是“真正的一派胡言……没有采取行动的人们无权评价采取行动的人们”。）萨莫伊洛夫对自己做出的解释是，“由文学走向生活，而不是相反”;“没有任何一种生活能够像文学那样吸引我”;“感受生活现实我比较消沉”。与俄罗斯诗人斯卢茨基比较亲近（“朋友和竞争对手”），在1940-1950年代诗歌界中，他认为“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属于文学的昨天”。
萨莫伊洛夫聚精会神地关注文学现象，对其他作家随心所欲做出评价，大量的书评好像是为了急于填补文学空间似的。例如：关于舒克申的评价，“凶狠、嫉妒心重、狡猾，难以承担文学重任”，因此“他不可能跻身于城市上层精神社会”。唉！我们的文学评论走得有多么远啊！（关心到哪里去了！）不过，这些随笔从精神—哲理层面看，并没有为萨莫伊洛夫增添风采：哲理思想局限性很大，非常适用于类似“利己主义导致人本主义”这种结论以作为自我辩解。有时，再现出苏联世界观残余，“在苏联的民族主义中……有某些值得肯定的方面，例如：俄罗斯正在朝全人类的方向航行”;“不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彻底地和不可逆转地丧失了自己的阵地”。他还特别仇视俄罗斯“乡巴佬”，经常使用毫无意思的绰号“俄国佬”：他们“来自城市，也许来自外省、偏僻村镇”，他们恰恰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悲惨生活”。（萨莫伊洛夫对在布尔什维克时期在俄罗斯各个小城市的悲剧知道得很多，把你发配到那里去，“度过漫长的悲惨生活吧”！）“1937年夺权的是下等人，而当时正在迅速成长为人民”（如果在二十年代“夺权”的不是“下等人”那又怎样），特别强调“谁对1937年负责”（不能与对1929-1933年的责任相提并论），在这之后，他确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并且“人民以最高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萨莫伊洛夫周密思考俄国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普加乔夫农民起义是俄国理想主义的历史”;“下层社会……极其低下的道德标准”;“现在人民丧失理解之后，是靠本能生活，其中包括自由的本能”。（在这方面他大错特错了，人民是靠固有生活秩序的本能生活，而不是自由的本能。一般来说，只有知识分子靠“自由”的本能生活，虽然这种“自由”把我们直接拖入混乱状态。）当庄稼汉学会尊重俄国精神财富，即知识分子时，他将转变成人民。知识分子在人民面前承担的责任是，“树立思想并传播思想”;“知识分子还从未有过如此崇高的意义、如此崇高的职能”。“上层社会向下层社会提供自由的同时，对其也犯下了罪恶，剥夺了下层社会的道德取向”——在这种情况下我指的是，“索尔仁尼琴表达了人民最能接受的思想体系”，“平民思想体系”。（只有从他的这些日记中我才回想起，1972年我通过楚科夫斯卡娅向他转述我提出在地下出版物上与他公开辩论——但是他拒绝了，可写了很多札记以便死后发表。）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团体……不相信人民的自发势力……他们担心：破坏性的自发势力首先将威胁他们”。（但是，萨莫伊洛夫极少谴责知识分子对人民的蔑视。）而“俄国的犹太人……这是心理学类型，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分支，属于大公无私的那一类型”。
再谈一谈他的一些随笔中的某些思想，“局势的特点在于：人民已不再是民族精神和文化财富的守护者。现在，知识分子成为文化和精神潜能的承载者”。我们要问，“现在”指的是什么时候，“局势”的特点指的是什么？如果按字面、按词意，这些表达是不是我们在1960年代已经读过了Г.波梅朗茨写过的那些内容呢？如果，在三十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么，公开发表这些作品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局势发生了变化，那么，为什么不明确指出来呢？此外“下层社会极其低下的道德标准”，“当今的庄稼汉……也准备投机倒把和捞外快……趁还没有转变成人民之前将这样做。那个时候，他也将会这样做”。正如我们在本文中已经讀到“学会尊重……知识分子”。（顺便说一下“捞外快”这个词。莫斯科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哪个意识形态部门工作，获得的比庄稼汉高出许多的报酬——却从来不叫作“外快”。但是，只要平民百姓寻找一些高于集体农庄庄员收入，或者城市公用设施的修理工向房屋主人要三个卢布，立刻叫作“外快”。）而如今从电视上看这种现象比比皆是，而且，似乎并不是“庄稼汉”干这些卑鄙勾当，也不是他们请求我们从盖达尔——丘拜斯的掠夺中拯救国家资源。也不是庄稼汉们，绝大部分，不是他们，开办了商业银行，把数十亿美元存在国外，而那些有钱人在加那利群岛休假。究竟是谁在捞外快呢？发表萨莫伊洛夫的最后评论非常及时。
如何理解这样的句子，“卫国战争的胜利——俄国空想主义的最后史诗”。这样理解：空想主义曾经存在，人民耗尽了自己最后的力量用于毫无奖赏的胜利吗？进而造成当今的衰落和受到全世界的鄙视状况吗？或者我们最好是向利己主义学习吗？“利己主义能够被容忍，因此，它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存在”;“从广泛的意义上看容忍性和人道主义均属利己主义的范畴”。
“容忍性”——萨莫伊洛夫喜欢的范畴和最高评价。“在向可容忍的社会过渡时，我们首先应学会尊重任何其他意见，哪怕是我们不喜欢的意见”。
愿上帝保佑天下众生！
栏目责编：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