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官员就是打工族，民众和媒体都有很强的监督意识。如果一个官员的生活水平高出他的收入水平，很快就会被人举报，税务部门也会调查他是否有额外收入。
　　这个只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之所以在国际组织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得益于完善的监督体系、高效能的行政执政以及完整的廉政文化建设体系。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高级顾问吉勒曼认为，反腐需要形成强大的“零容忍”的社会压力。瑞典的实践说明，权力公开透明，官员行为时刻处于监督之下，每个公民都能对腐败说“不”，能有效阻止腐败蔓延。
　　没有特权和没有“隐私”是瑞典官员必须接受的两大前提。1995年，38岁的瑞典副首相萨林被舆论看作首相热门人选。但据披露，萨林曾用公务信用卡购买巧克力等食品。虽然她辩稱用混了公家和个人的信用卡，且事后已及时还款，但舆论仍穷追不舍，最终，年轻有为的副首相只好因为价值几十元人民币的巧克力而辞职。
　　瑞典法律规定，只有议长、首相等少数高官才配备公务专车。瑞典的每辆公车上都装有带双按钮的计程器，一个按钮上刻着“公务”，另一个刻着“私用”。瑞典人认为，政府官员由纳税人供养，纳税人就是他们的“老板”，官员不过是“打工仔”。“打工仔”怎么可以侵占或浪费“老板”的钱财？瑞典《反行贿受贿法》规定，收受价值超过约200元人民币的礼物就可视为腐败，以至于瑞典官员这样比喻：“公务员可以接受别人送的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如果喝上葡萄酒就危险了。”
　　最为关键的是，腐败一旦事发，涉案官员将付出惨重代价，除丧失优厚的收入和保障外，私营机构也拒绝雇佣，整个家族都不愿接纳此人，这种以贪为耻的社会氛围，对瑞典官员有着极大的约束力。
　　其实，瑞典也曾经历过腐败多发期，事实告诉他们，依靠体制内的监督遏制腐败远远不够，必须把行政权力全部透明化。在瑞典，政府或公共机构的公务资料，只要不属国家机密，都要向公众和媒体开放。就连首相请客吃饭的菜单都必须上网公开。一位中国学者在瑞典旁听一起刑事审判时问一位陪审员：你怎样防止自己腐败呢？他吃惊地问：我怎么可能腐败？学者说：怎么不可能？他说：怎么可能……几个回合后，他恍然大悟：根本不可能，我上庭之前，不知道审谁；被告上庭之前，不知道谁审；庭审一结束，我们就形成判决意见，他想行贿都没机会。


　　瑞典从理念到实践的廉政治国方略，为我们雕琢出一块值得借鉴的反腐倡廉的他山之石。面对中国学者的疑惑，那位陪审员的不解极具代表性，正是有了这么多法不容情的“不可能”，才有了同样多的官员清廉的“可能”。顶层设计严丝合缝，执行环节有板有眼，跟踪监督不折不扣，该公开的毫无保留，该保密的绝无通融，这样一张一合的结果，一方面，大大减少了暗箱操作，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腐败成本，再加上“人人都是电子眼”的公民意识和法不容腐、情不屑贪的社会环境，最终让特权无处藏身，让官员无隙可乘，让触线无情可原。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向瑞典学习的精华。
　　（摘自《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