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86年12月，我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就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有关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作了一次发言，首次提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而是经历了由“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放蒋”的思考、转变过程。嗣后我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一期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后我党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一文，对上述观点作了系统论述。我的发言和文章，当时史学界同仁颇感新鲜，有人赞许，也有人为我担心。现在时光已过去了20余年，这些年来，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不断发掘公布，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讨与时俱进，学术上的民主自由讨论氛围不断加强。我认为，今天对此问题，可以谈得更丰富、更透彻、更接近历史实际了。
中央处置蒋介石的方针有一个演变过程
西安事变发生后，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是同要不要争取和平前途的问题相联系的。我们阅读当时中共的历史文献，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共中央认为必须给蒋介石以严厉制裁，以除后患；另一方面，又要竭力避免内战，力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在这两个问题上，颇费思考、周折，最后审时度势，确定了处置蒋介石的正确政策。其过程大体如下：
1936年12月12日清晨，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发来的两则急电：第一电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第二电要求中共中央速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熟知张学良、杨虎城坚决主张抗战，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对张、杨采取如此激烈的举措，则是毫无思想准备。因此，中共中央既十分震惊，又百般高兴。当天清晨，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等，立即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随即起草了致张学良(当时中共中央致张学良的电报称张为李宜或李毅)的“万万火急”电报，主要内容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固原、庆阳、郎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负责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
同日，中央致电在天津任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指示立即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审判。
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讨论应对西安事变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博古、林伯渠、林彪等13人。毛泽东首先发言并在会上作了结论。会议正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复杂的国内形势，一致主张要积极支持张、杨的义举，大力援助；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和对待南京当局的问题上，则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以张闻天、周恩来为代表，认为张学良此举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笔者注)，但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分化与孤立，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形式，应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以抗日为最高旗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认为在此关键时刻，要“慎重考虑”，千万不可“急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事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为抗日战线的中心；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有人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有人则提出，我们既要抗日，又要反蒋，但不正面反蒋，也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这次会议在如何对待南京与处置蒋的问题上，未达成一致意见，甚至可以说，要严惩蒋介石的主张一时还占了上风。具体事实有：
1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在报道西安事变消息时，明确提出，全国人民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这天，保安召开了活动分子大会，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会上提出，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蒋介石欠人民的血债高积如山，现在是清算这笔血债的时候了，要求把蒋介石押到保安，由全国人民公审。
同日，中共中央一连向张学良处发出了13封电报，其主要内容是：(1)欢呼“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建议号召西安、西北以及全国民众起来拥护义举，认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义举才能胜利；(2)应立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的法西斯分子，对全军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举乃“最紧急任务之一”。(3)火速抢占潼关，并置重兵，确占兰州、汉中两个战略要点；(4)红军以2万人移驻环县、曲子一带，主力移至海原、固原地区，协同张部防胡宗南军南下；(5)请速派飞机至延安接周恩来一行赴西安。
14日，各进步组织、团体在西安举行集会，列举蒋介石的十大罪状，强烈要求将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
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0人致电张、杨，建议并宣布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联军以张学良为总司令，下辖三个集团军：东北军编为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任总司令；第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城任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其主席团以张学良为主席，杨虎城、朱德为副主席，统一军事政治领导。联军主力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在近期，杨部固守西安城，张部及红军担任野战，红军开赴至西峰镇，靠近西安。认为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展开战局。此电还拟定了联军的十大口号，如打倒汉奸卖国贼，建立救国政府等等。电报最后再次叮嘱张、杨，应坚决肃清部队中亲蒋分子。
15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人，致电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罢免蒋氏，并交付国人裁判。
同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转达华北负责人来电大意：(1)希望张氏干到底，胆大些，胆再大些，要赶快消灭敌人；(2)此间各派早要求红军给蒋以更大的严重打击，在被严重打击后各派更好胁迫南京抗日。此时红军似应立即以进攻防御的姿势打击敌人；(3)我们正努力促成拥护张学良的舆论，宣传蒋介石与南京继续内战、对日投降的错误，并督促各实力派响应西安，但当蒋尚在人世时，各方总还在犹豫观望。华北方面所言，不为无见，望加参酌。
16日，《红色中华》报发表《蒋介石罪大恶极——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社论，历数蒋介石的种种罪恶，声讨他“虽百死也不足赎其罪于万一”，要求将他交给人民公审，交给人民裁判。
以上文电，说明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 后，中共中央内部在处置蒋介石、对待南京问题上，两种对立意见依然存在，惩蒋的声浪依然很高。
12月17日，周恩来初抵西安后致电中央，指出：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果南京进军，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这个电报，第一次出现了“保蒋安全”字样，这一提法，反映出中共中央处置蒋介石的方针，正在转折之中。
18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则是崭新的立场，电报说，只要国民党承诺下列几点：(1)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2)调回讨伐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西北军的抗日要求；(3)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4)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给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5)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则“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问题”。从此电报开始，不论党内外文件，均不再提严惩蒋介石的词句和要求。
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文件正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原因、性质、发展前途，明确而坚定地指出，为了防止和反对新的内战，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我们必须和平解决事变。同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向南京和西安当局发出通电，公开阐明了我党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并就建立和平提出四点建议。至此，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中正确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最后完成。
从上述文电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在怎样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这就是从最初的“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保证蒋的“安全自由”，亦即“放蒋”的过程。这个过程虽只有短暂的七天，但转变不谓不艰难，其意义之大，是怎样估计也不过分的。
处置蒋介石方针转变的缘由
中共中央严惩蒋介石的方针，不到一星期，即毅然被“放蒋”的新方针所替代，这一迅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出乎意料，事变并未得到各地方实力派的积极响应和强有力的支持，他们同蒋介石的进一步决裂无望；相反，声讨张学良，要求放蒋，几成一致呼声。
西安事变前，各地方实力派，包括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西北的盛世才，华北的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西南的刘湘、刘文辉、龙云，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消灭异己的政策，无不痛恨。不管是张、杨还是中共，都对上述地方势力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其中的阎锡山，还同张学良有君子协定。因此当时中共中央和张、杨都深信，事变必将得到各地方实力派坚决支持，反蒋势力的大联合，必将迫使南京不敢贸然发动大规模内战。
12月12日，曾遭蒋介石迫害的冯玉祥致电张学良，对事变感到“莫名骇异”，居然对蒋介石讲了不少美言，认为外侮日深，国家风雨飘摇，谋国内和衷共济“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他要求“先释介公回京”，并愿亲来陕作人质。冯玉祥还告诫张学良，勿受他人之“挑拨离间”。12月16日，冯玉祥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赞同作出“讨伐张学良叛变”的决议。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有数电致阎锡山，“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12月14日，阎才复电，竟对事变“抱无限之悲痛”、“惊痛无已”，并提出警告，不要将此事件转变为内战。阎锡山还将此电公开发表，以讨好南京。12月17日，张学良派他的秘书李金洲去太原，要求阎锡山不食诺言，对响应事变有所作为；阎锡山答复，他的方针是“爱护国家，爱护领袖，爱护副司令，爱护东北军”。他还要求派赵戴文和徐永昌前往西安，亲见蒋介石，并要求将蒋介石移到太原，由他看管。张学良看透了阎锡山的诡计，没有再上他的当。
12月16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淇翔等16人，通电全国，其中心内容是要求西安事变政治解决，一致对外，反对内战。该电既未谴责张、杨，也未明确表示支持张、杨，但比较起来，不利于南京，对张、杨较为同情。
12月18日，同蒋介石有深刻矛盾的四川地方势力刘湘，致电国民党政府及各省军政当局；19日，又致电张学良。刘湘对蒋介石大加吹捧，声称“羁留介公”，无论在国际国内，造成的印象都是“过劣”，要求张学良“作亡羊补牢之计”，“立即恢复蒋公自由”。
12月23日，宋哲元、韩复榘发表通电，对事变表示“惊痛无已”，颂扬蒋介石，声称必须“保护领袖安全”，“不能有毫发之伤害”。
傅作义与张学良有深交，绥远抗战时，张学良竭力声援。西安事变后，张、杨立即组织援绥联军，希望与傅打成一片，与傅有多次密电来往。但傅作义的态度是：抗日、拥蒋、放蒋、拥张。
盛世才没有对西安事变作公开表示，由于他当时同苏联建立了密切关系，执行亲苏路线，他是决不会支持张、杨的。
在当时的所有地方势力中，只有李济深公开表示对张、杨的理解和支持，严厉批评南京讨伐张、杨。
以上就是西安事变后各地方实力派的基本态度。虽然他们中有的人在背地里也对张、杨有若干不同表示，但基本的立场是支持南京。张、杨在西安事变后的地方实力派中的如此孤立处境，是中共中央当初所根本没有料到的。
其次，广大人民群众、爱国民主人士和救国团体，由于种种原因，也对事变不理解，对国内形势的发展，表示了极大的不安和忧虑。
12月14日，一些学界名流蒋梦麟、梅贻琦、徐涌明、李蒸、李书华、陆志韦、李麟玉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否则“足下将永为民族之罪人矣”。
著名爱国学者、中共的好朋友杜重远，知悉西安事变后，立即致电冯玉祥和孔祥熙，要求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他还在致杜月笙、黄炎培的信中，称西安事变为“变乱”，“凡属国人莫不痛心”。
当时设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着全国20余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12月15日，联合会发表了一个紧急宣言，声称西安事变“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不幸”，“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宣言陈词：民族危亡之际，国内团结对敌，乃最大的利益和原则，“谁要掀起内战，谁就是敌人的奸细，民族的罪人”，“一定为天下所唾弃”。宣言要求张、杨“立刻恢复蒋先生自由”。
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人士对事变后时局的忧虑，以及要求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普遍呼声，当然成为我党中央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再次，从当时的国际联络工作来看，张、杨和中共中央企图争取英、美、法、苏等国对事变“谅解”、支持的努力，也可说毫无成效。 英国外相艾登12月18日在下院谈到西安事变时，说事变“实引为莫大的遗憾”。《泰晤士报》则攻击张学良扣留蒋介石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代表英国立场的端纳，12月14日即飞抵西安，其全部活动即是为和平解决事变，释放蒋介石。
美国既未公开谅解事变，也未表示不谅解，但实际上与英国持相同的立场。事变后，英美大使积极与南京政府接触，赞同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
至于苏联和共产国际，正式的电报姗姗来迟，而报刊上对事变的谴责连篇累牍，如苏联权威报纸《真理报》，12月14日发表《中国发生事变》社论，称张学良为“反动势力”，认为他在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唆使下”，制造了事变，是“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其目的是破坏中国的统一抗战，“制造国家分裂”。苏联对事变不但不公开支持，背地也不支持，张学良为此焦急万分，周恩来说，他“极愿听我们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12月17日，毛泽东只好委婉地告诉他，“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一旦他们知悉事变的性质，“当寄以同情”，目前远方政府“为应付外交，尚不敢公开赞助”。可以想象，当时我们与张、杨对苏联的失望心情，是完全相同的。
最后，张学良绝不赞成“诛蒋”。事变之时，他斩钉截铁地命令部下，要确保蒋介石的安全。12月12日。他致电宋美龄，“学良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周恩来17日一抵西安，立即向中央发出“保蒋安全”的电报，绝不是偶然的。过去有人说西安事变后决定“放蒋”，乃是中共“说服”张学良的结果，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西安事变之后，上述国际国内动向，当然会为中共中央所密切注视，必然要慎而又慎地思考，权衡一旦严惩蒋介石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和得失，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有鉴于此，中共中央果断放弃了严惩蒋介石的方针。
中共中央的惩蒋初衷
中共中央少数领导人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初，一度主张“罢蒋”、“审蒋”、“诛蒋”，当然是极其危险和错误的。西安事变发生前，国共两党代表在南京、上海、莫斯科等地进行了近一年的秘密接触、谈判，南京还派出代表直接到陕北苏区，向中共中央传递团结抗日函件。此时，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有条件联蒋抗日的政策。主张严惩蒋介石，是对蒋政策的大动摇、大后退。刘少奇曾对此严厉批评，他说，西安事变中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很大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可以推测，当时不管出现多么“紧急”的情况，一旦“诛蒋”，必然是天下大乱，全面内战，自毁长城，自促国亡，日寇坐收渔翁之利。但也必须看到，中共中央少数领导人一时持“诛蒋”主张，也并非心血来潮，无端生计，而是蒋介石多年来背叛革命，对外妥协，对内反共反人民，残杀无辜所演成的必然逻辑。他在事变前一年中与中共秘密谈判，也有不少承诺，但一到1936年冬，他又命令张、杨大举进攻陕北苏区，足证此人言而无信，反共反人民的本性难移。因此在西安事变这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时刻，主张将这个独夫民贼除之而后快，完全不足为奇，也完全无可非议。
事实上，即便是后来自称从未反对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张国焘，一贯忠实于共产国际指示的王明，在西安事变刚刚发生时，也是主张杀蒋的。
叛变革命11年后的张国焘1949年居留香港期间，撰写回忆录由香港《明报月刊》编辑出版。书中回忆西安事变的记述，活灵活现地介绍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紧急磋商的情景，如，有的人说，你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说“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有的人“一直在那里狂笑”，说“这件事我们应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张国焘说：“我们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但张国焘似乎把自己除外，说他“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仅提出了“不妨先推测一下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的建议”，从未反对过和平解决，而后来有人却说我对此持反对态度，“这不能不算是‘欲加之罪’了”。历史果真是这样吗?我们且先来看看张国焘在1936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了些什么?他说：我只关心在“西安建立政权问题”，“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对具体怎样处置蒋介石，张国焘在会上不说，而是半夜三更跑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敲门，要求将蒋杀头。由此可见，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所云，乃不实之词也。
关于王明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据2006年12月4日《北京日报》文史版《西安事变中“莫斯科回电”解密》一文披露的材料，王明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写信给斯大林，主张杀蒋，而共产国际一些工作人员一开始也是一片杀蒋之声。但令人惊讶的是，该文第一个小标题“最初反应12月12日共产国际：杀死蒋介石”，把王明和一些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态度和共产国际的态度等同，这是完全错误的，从该文上下文内容来看也没有根据。王明当时虽然身居要职，但他当时在共产国际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根本不能和季米特洛夫等领导人相比。当王明个人的意见未形成共产国际决议时，王明只代表王明，不能代表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反对杀蒋，这点也是很清楚的。 但70年来，史学界舆论及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均一言以蔽之“和平解决”、放蒋归山，对一度主张“罢蒋”、“审蒋”、“诛蒋”，则讳莫如深。比如《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公布了有关西安事变的34份珍贵文电，所披露的4份毛泽东致张学良的文电中，即略去了12月12日主张“诛蒋”的“文亥”电。又如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传》，在有关西安事变一节的叙述中，虽言及毛泽东致张学良的“文亥”电，但删节了“紧急时诛之为上”等重要文字；其余如《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等，都作如是处理。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位知名学者明明阅读过有关西安事变的核心机密资料，却矢口否认中共中央曾有“诛蒋”初衷。
我们的政治理论界、学术界，长期以来在此问题上文过饰非，不愿面对真实的历史事实，我认为是有一个观点在禁锢着人们，即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光荣、伟大的党，而且是正确的党。我党既然积极促成西安事变的正确解决，作出了具有历史性的伟大贡献，怎能又言及其过程中的瑕疵、错误呢?我认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党，也并非完全正确，更不可能永远正确，没有错误的党是绝对没有的，除非它不食人间烟火。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正确的认识从来都是在实践中补充、修正的结果。我们党的光荣、伟大和不可战胜，在于它有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它忠于实践，在实践中集思广益，从而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这是我党的真正光荣、伟大之处，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源泉。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生死关头，我党对蒋介石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只经过短暂的酝酿、徘徊，即形成了完全正确的政策，对他不计前仇，不抱私怨，与之联合抗日，这不恰恰证明我党的英明、伟大吗!
中央处置蒋介石的方针有一个演变过程
西安事变发生后，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是同要不要争取和平前途的问题相联系的。我们阅读当时中共的历史文献，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共中央认为必须给蒋介石以严厉制裁，以除后患；另一方面，又要竭力避免内战，力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在这两个问题上，颇费思考、周折，最后审时度势，确定了处置蒋介石的正确政策。其过程大体如下：
1936年12月12日清晨，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发来的两则急电：第一电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第二电要求中共中央速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熟知张学良、杨虎城坚决主张抗战，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对张、杨采取如此激烈的举措，则是毫无思想准备。因此，中共中央既十分震惊，又百般高兴。当天清晨，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等，立即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随即起草了致张学良(当时中共中央致张学良的电报称张为李宜或李毅)的“万万火急”电报，主要内容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固原、庆阳、郎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负责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
同日，中央致电在天津任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指示立即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审判。
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讨论应对西安事变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博古、林伯渠、林彪等13人。毛泽东首先发言并在会上作了结论。会议正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复杂的国内形势，一致主张要积极支持张、杨的义举，大力援助；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和对待南京当局的问题上，则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以张闻天、周恩来为代表，认为张学良此举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笔者注)，但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分化与孤立，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形式，应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以抗日为最高旗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认为在此关键时刻，要“慎重考虑”，千万不可“急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事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为抗日战线的中心；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有人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有人则提出，我们既要抗日，又要反蒋，但不正面反蒋，也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这次会议在如何对待南京与处置蒋的问题上，未达成一致意见，甚至可以说，要严惩蒋介石的主张一时还占了上风。具体事实有：
1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在报道西安事变消息时，明确提出，全国人民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这天，保安召开了活动分子大会，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会上提出，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蒋介石欠人民的血债高积如山，现在是清算这笔血债的时候了，要求把蒋介石押到保安，由全国人民公审。
同日，中共中央一连向张学良处发出了13封电报，其主要内容是：(1)欢呼“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建议号召西安、西北以及全国民众起来拥护义举，认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义举才能胜利；(2)应立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的法西斯分子，对全军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举乃“最紧急任务之一”。(3)火速抢占潼关，并置重兵，确占兰州、汉中两个战略要点；(4)红军以2万人移驻环县、曲子一带，主力移至海原、固原地区，协同张部防胡宗南军南下；(5)请速派飞机至延安接周恩来一行赴西安。
14日，各进步组织、团体在西安举行集会，列举蒋介石的十大罪状，强烈要求将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
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0人致电张、杨，建议并宣布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联军以张学良为总司令，下辖三个集团军：东北军编为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任总司令；第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城任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其主席团以张学良为主席，杨虎城、朱德为副主席，统一军事政治领导。联军主力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在近期，杨部固守西安城，张部及红军担任野战，红军开赴至西峰镇，靠近西安。认为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展开战局。此电还拟定了联军的十大口号，如打倒汉奸卖国贼，建立救国政府等等。电报最后再次叮嘱张、杨，应坚决肃清部队中亲蒋分子。
15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人，致电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罢免蒋氏，并交付国人裁判。
同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转达华北负责人来电大意：(1)希望张氏干到底，胆大些，胆再大些，要赶快消灭敌人；(2)此间各派早要求红军给蒋以更大的严重打击，在被严重打击后各派更好胁迫南京抗日。此时红军似应立即以进攻防御的姿势打击敌人；(3)我们正努力促成拥护张学良的舆论，宣传蒋介石与南京继续内战、对日投降的错误，并督促各实力派响应西安，但当蒋尚在人世时，各方总还在犹豫观望。华北方面所言，不为无见，望加参酌。
16日，《红色中华》报发表《蒋介石罪大恶极——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社论，历数蒋介石的种种罪恶，声讨他“虽百死也不足赎其罪于万一”，要求将他交给人民公审，交给人民裁判。
以上文电，说明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 后，中共中央内部在处置蒋介石、对待南京问题上，两种对立意见依然存在，惩蒋的声浪依然很高。
12月17日，周恩来初抵西安后致电中央，指出：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果南京进军，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这个电报，第一次出现了“保蒋安全”字样，这一提法，反映出中共中央处置蒋介石的方针，正在转折之中。
18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则是崭新的立场，电报说，只要国民党承诺下列几点：(1)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2)调回讨伐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西北军的抗日要求；(3)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4)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给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5)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则“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问题”。从此电报开始，不论党内外文件，均不再提严惩蒋介石的词句和要求。
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文件正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原因、性质、发展前途，明确而坚定地指出，为了防止和反对新的内战，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我们必须和平解决事变。同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向南京和西安当局发出通电，公开阐明了我党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并就建立和平提出四点建议。至此，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中正确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最后完成。
从上述文电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在怎样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这就是从最初的“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保证蒋的“安全自由”，亦即“放蒋”的过程。这个过程虽只有短暂的七天，但转变不谓不艰难，其意义之大，是怎样估计也不过分的。
处置蒋介石方针转变的缘由
中共中央严惩蒋介石的方针，不到一星期，即毅然被“放蒋”的新方针所替代，这一迅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出乎意料，事变并未得到各地方实力派的积极响应和强有力的支持，他们同蒋介石的进一步决裂无望；相反，声讨张学良，要求放蒋，几成一致呼声。
西安事变前，各地方实力派，包括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西北的盛世才，华北的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西南的刘湘、刘文辉、龙云，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消灭异己的政策，无不痛恨。不管是张、杨还是中共，都对上述地方势力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其中的阎锡山，还同张学良有君子协定。因此当时中共中央和张、杨都深信，事变必将得到各地方实力派坚决支持，反蒋势力的大联合，必将迫使南京不敢贸然发动大规模内战。
12月12日，曾遭蒋介石迫害的冯玉祥致电张学良，对事变感到“莫名骇异”，居然对蒋介石讲了不少美言，认为外侮日深，国家风雨飘摇，谋国内和衷共济“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他要求“先释介公回京”，并愿亲来陕作人质。冯玉祥还告诫张学良，勿受他人之“挑拨离间”。12月16日，冯玉祥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赞同作出“讨伐张学良叛变”的决议。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有数电致阎锡山，“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12月14日，阎才复电，竟对事变“抱无限之悲痛”、“惊痛无已”，并提出警告，不要将此事件转变为内战。阎锡山还将此电公开发表，以讨好南京。12月17日，张学良派他的秘书李金洲去太原，要求阎锡山不食诺言，对响应事变有所作为；阎锡山答复，他的方针是“爱护国家，爱护领袖，爱护副司令，爱护东北军”。他还要求派赵戴文和徐永昌前往西安，亲见蒋介石，并要求将蒋介石移到太原，由他看管。张学良看透了阎锡山的诡计，没有再上他的当。
12月16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淇翔等16人，通电全国，其中心内容是要求西安事变政治解决，一致对外，反对内战。该电既未谴责张、杨，也未明确表示支持张、杨，但比较起来，不利于南京，对张、杨较为同情。
12月18日，同蒋介石有深刻矛盾的四川地方势力刘湘，致电国民党政府及各省军政当局；19日，又致电张学良。刘湘对蒋介石大加吹捧，声称“羁留介公”，无论在国际国内，造成的印象都是“过劣”，要求张学良“作亡羊补牢之计”，“立即恢复蒋公自由”。
12月23日，宋哲元、韩复榘发表通电，对事变表示“惊痛无已”，颂扬蒋介石，声称必须“保护领袖安全”，“不能有毫发之伤害”。
傅作义与张学良有深交，绥远抗战时，张学良竭力声援。西安事变后，张、杨立即组织援绥联军，希望与傅打成一片，与傅有多次密电来往。但傅作义的态度是：抗日、拥蒋、放蒋、拥张。
盛世才没有对西安事变作公开表示，由于他当时同苏联建立了密切关系，执行亲苏路线，他是决不会支持张、杨的。
在当时的所有地方势力中，只有李济深公开表示对张、杨的理解和支持，严厉批评南京讨伐张、杨。
以上就是西安事变后各地方实力派的基本态度。虽然他们中有的人在背地里也对张、杨有若干不同表示，但基本的立场是支持南京。张、杨在西安事变后的地方实力派中的如此孤立处境，是中共中央当初所根本没有料到的。
其次，广大人民群众、爱国民主人士和救国团体，由于种种原因，也对事变不理解，对国内形势的发展，表示了极大的不安和忧虑。
12月14日，一些学界名流蒋梦麟、梅贻琦、徐涌明、李蒸、李书华、陆志韦、李麟玉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否则“足下将永为民族之罪人矣”。
著名爱国学者、中共的好朋友杜重远，知悉西安事变后，立即致电冯玉祥和孔祥熙，要求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他还在致杜月笙、黄炎培的信中，称西安事变为“变乱”，“凡属国人莫不痛心”。
当时设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着全国20余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12月15日，联合会发表了一个紧急宣言，声称西安事变“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不幸”，“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宣言陈词：民族危亡之际，国内团结对敌，乃最大的利益和原则，“谁要掀起内战，谁就是敌人的奸细，民族的罪人”，“一定为天下所唾弃”。宣言要求张、杨“立刻恢复蒋先生自由”。
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人士对事变后时局的忧虑，以及要求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普遍呼声，当然成为我党中央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再次，从当时的国际联络工作来看，张、杨和中共中央企图争取英、美、法、苏等国对事变“谅解”、支持的努力，也可说毫无成效。 英国外相艾登12月18日在下院谈到西安事变时，说事变“实引为莫大的遗憾”。《泰晤士报》则攻击张学良扣留蒋介石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代表英国立场的端纳，12月14日即飞抵西安，其全部活动即是为和平解决事变，释放蒋介石。
美国既未公开谅解事变，也未表示不谅解，但实际上与英国持相同的立场。事变后，英美大使积极与南京政府接触，赞同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
至于苏联和共产国际，正式的电报姗姗来迟，而报刊上对事变的谴责连篇累牍，如苏联权威报纸《真理报》，12月14日发表《中国发生事变》社论，称张学良为“反动势力”，认为他在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唆使下”，制造了事变，是“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其目的是破坏中国的统一抗战，“制造国家分裂”。苏联对事变不但不公开支持，背地也不支持，张学良为此焦急万分，周恩来说，他“极愿听我们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12月17日，毛泽东只好委婉地告诉他，“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一旦他们知悉事变的性质，“当寄以同情”，目前远方政府“为应付外交，尚不敢公开赞助”。可以想象，当时我们与张、杨对苏联的失望心情，是完全相同的。
最后，张学良绝不赞成“诛蒋”。事变之时，他斩钉截铁地命令部下，要确保蒋介石的安全。12月12日。他致电宋美龄，“学良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周恩来17日一抵西安，立即向中央发出“保蒋安全”的电报，绝不是偶然的。过去有人说西安事变后决定“放蒋”，乃是中共“说服”张学良的结果，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西安事变之后，上述国际国内动向，当然会为中共中央所密切注视，必然要慎而又慎地思考，权衡一旦严惩蒋介石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和得失，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有鉴于此，中共中央果断放弃了严惩蒋介石的方针。
中共中央的惩蒋初衷
中共中央少数领导人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初，一度主张“罢蒋”、“审蒋”、“诛蒋”，当然是极其危险和错误的。西安事变发生前，国共两党代表在南京、上海、莫斯科等地进行了近一年的秘密接触、谈判，南京还派出代表直接到陕北苏区，向中共中央传递团结抗日函件。此时，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有条件联蒋抗日的政策。主张严惩蒋介石，是对蒋政策的大动摇、大后退。刘少奇曾对此严厉批评，他说，西安事变中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很大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可以推测，当时不管出现多么“紧急”的情况，一旦“诛蒋”，必然是天下大乱，全面内战，自毁长城，自促国亡，日寇坐收渔翁之利。但也必须看到，中共中央少数领导人一时持“诛蒋”主张，也并非心血来潮，无端生计，而是蒋介石多年来背叛革命，对外妥协，对内反共反人民，残杀无辜所演成的必然逻辑。他在事变前一年中与中共秘密谈判，也有不少承诺，但一到1936年冬，他又命令张、杨大举进攻陕北苏区，足证此人言而无信，反共反人民的本性难移。因此在西安事变这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时刻，主张将这个独夫民贼除之而后快，完全不足为奇，也完全无可非议。
事实上，即便是后来自称从未反对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张国焘，一贯忠实于共产国际指示的王明，在西安事变刚刚发生时，也是主张杀蒋的。
叛变革命11年后的张国焘1949年居留香港期间，撰写回忆录由香港《明报月刊》编辑出版。书中回忆西安事变的记述，活灵活现地介绍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紧急磋商的情景，如，有的人说，你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说“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有的人“一直在那里狂笑”，说“这件事我们应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张国焘说：“我们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但张国焘似乎把自己除外，说他“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仅提出了“不妨先推测一下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的建议”，从未反对过和平解决，而后来有人却说我对此持反对态度，“这不能不算是‘欲加之罪’了”。历史果真是这样吗?我们且先来看看张国焘在1936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了些什么?他说：我只关心在“西安建立政权问题”，“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对具体怎样处置蒋介石，张国焘在会上不说，而是半夜三更跑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敲门，要求将蒋杀头。由此可见，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所云，乃不实之词也。
关于王明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据2006年12月4日《北京日报》文史版《西安事变中“莫斯科回电”解密》一文披露的材料，王明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写信给斯大林，主张杀蒋，而共产国际一些工作人员一开始也是一片杀蒋之声。但令人惊讶的是，该文第一个小标题“最初反应12月12日共产国际：杀死蒋介石”，把王明和一些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态度和共产国际的态度等同，这是完全错误的，从该文上下文内容来看也没有根据。王明当时虽然身居要职，但他当时在共产国际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根本不能和季米特洛夫等领导人相比。当王明个人的意见未形成共产国际决议时，王明只代表王明，不能代表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反对杀蒋，这点也是很清楚的。 但70年来，史学界舆论及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均一言以蔽之“和平解决”、放蒋归山，对一度主张“罢蒋”、“审蒋”、“诛蒋”，则讳莫如深。比如《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公布了有关西安事变的34份珍贵文电，所披露的4份毛泽东致张学良的文电中，即略去了12月12日主张“诛蒋”的“文亥”电。又如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传》，在有关西安事变一节的叙述中，虽言及毛泽东致张学良的“文亥”电，但删节了“紧急时诛之为上”等重要文字；其余如《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等，都作如是处理。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位知名学者明明阅读过有关西安事变的核心机密资料，却矢口否认中共中央曾有“诛蒋”初衷。
我们的政治理论界、学术界，长期以来在此问题上文过饰非，不愿面对真实的历史事实，我认为是有一个观点在禁锢着人们，即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光荣、伟大的党，而且是正确的党。我党既然积极促成西安事变的正确解决，作出了具有历史性的伟大贡献，怎能又言及其过程中的瑕疵、错误呢?我认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党，也并非完全正确，更不可能永远正确，没有错误的党是绝对没有的，除非它不食人间烟火。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正确的认识从来都是在实践中补充、修正的结果。我们党的光荣、伟大和不可战胜，在于它有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它忠于实践，在实践中集思广益，从而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这是我党的真正光荣、伟大之处，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源泉。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生死关头，我党对蒋介石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只经过短暂的酝酿、徘徊，即形成了完全正确的政策，对他不计前仇，不抱私怨，与之联合抗日，这不恰恰证明我党的英明、伟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