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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陈毅，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原名陈世骏，字仲弘，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2021年是陈毅诞辰120周年，本刊特开设纪念专栏，以示怀念。
——本刊编辑部
1919年冬，18岁的陈毅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其间深受蔡和森的影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1921年冬，他归国回到四川老家后，经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于1923年11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在此后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革命岁月里，他凭着超人的机智和勇敢多次化险为夷，闯过一道道难关，留下一个个传奇故事，被传为佳话美谈。
南下抚州有惊无险
1926年8月上旬，作为四川人，时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简称北京地委）西部区中法大学支部书记的陈毅，带着李大钊、李石曾分别致时任北洋军阀政府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杨森的亲笔信，乘火车南下万县，试图争取杨森部参加国民革命。后因兵运工作未果，陈毅遂奉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即中共四川省委）派遣，前往达县川军田颂尧部胡翼旅担任党代表。一个多月后，他参与策划发动顺（庆）泸（州）起义，结果未能成功。此后，四川军阀刘湘等勾结蒋介石，在重庆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重庆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陈毅被迫只身冒险转赴武汉，于1927年5月被分配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下简称武汉中央军校）任校党委书记（不公开的身份）。之后，他奉命率领由武汉中央军校改编、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2000余人，前往南昌参加武装起义。因被何键部和张发奎部所阻挠，当陈毅等人分散赶到南昌城时，起义部队已撤离南下。
于是，陈毅等人一边打听，一边猛追，途中不时遇到反动民团和地痞流氓的拦路盘查，好在一直都有惊无险。最终，他们在抚州（今江西省抚州市）城里找到了起义军，见到了周恩来和刘伯承。当时，起义军为了壮大力量，以摆脱后有朱培德部尾追、近有杨如轩部攻击的不利局面，便应驻在赣东的一支绿林武装代表之邀，派陈毅和肖劲前往加强联系，相机进行改编。不久，因国民党军重兵来犯，起义军被迫撤离抚州城，绿林武装的联络代表也避而不见，致二人未能完成使命。当陈毅等出城时，突被敌哨兵抓捕。在陈毅一番苦口婆心的说服和思想感召下，那个哨兵才放了二人。
8月10日，陈毅二人在宜黄再次追上起义军。经周恩来与刘伯承等商量之后，陈毅被分配到起义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由叶挺独立团的主力改编发展而成）任团指导员。周恩来不无歉意地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诚挚而喜悦地说：“什么小不小，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此后，陈毅协同朱德率起义军一部在广东省三河坝一带阻击敌钱大钧部，掩护起义军主力南下潮汕。起义军虽经连番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10月上旬，朱德、陈毅等被迫率余部2000多人向闽粤赣边界地区转移。经过长途跋涉、大小战斗，加之不断有脱队、失散人员，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时，部队锐减至千余人，不少人滋生了悲观失望情绪。部队在此短暂休整，并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动员和部署后，又继续西进。途中，林彪曾带着几个连长来找陈毅，劝他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陈毅严词拒绝，说：“现在我们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土豪劣绅怕我们。离开了队伍没有了枪，土豪劣绅就杀我们。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
挺进赣南圳下遇袭
1928年初，朱德、陈毅等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在中共湘南县委和湖南南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攻取宜章县城，打响了宜章年关暴动的第一枪，并将所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此后，在国民党军重兵围攻下，工农革命军难以立足，被迫撤出湘南地区。几经辗转，师长朱德和师党代表陈毅带领第一师的两个团以及湘南农军大部共万余人，向井冈山转移。1928年4月中下旬，他们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两个团在砻市胜利会合，部队被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旋即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陈毅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党代表、师长。5月20日，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毅当选为边界特委候补常委，随后在中共红四军代表大会上接替已升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毛泽东，被选举为红四军军委书记。
1928年7月下旬，陈毅率部参加了第二次反“会剿”斗争。红四军连战连胜，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度发展到拥有江西宁冈、永新和莲花3个县全部，江西遂川北部，湖南酃县东南部以及江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的广大区域。
1929年初，为了打破国民党军3万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于1929年1月4日至7日在宁冈县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施外线机动作战，与彭德怀率领留守井冈山之红四军三十、三十二团形成掎角之势，以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
1月14日黎明，红四军军部指挥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特务营约3600人，在如轻纱般的薄雾中离开井冈山踏上征程。当晚，红四军主力歼灭大汾守敌一个营，突破封锁线，而后兼程急进，一举占领了没有敌军设防的大余县城。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教堂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经研究决定由二十八团在城东北一带山地担任警戒，军部及其他部队在城内和近郊开展群众工作。
这天上午，陈毅来到大余街头，就刚刚张贴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向群众进行了耐心而详细的讲解，并憶及他和朱德于1927年秋途经大余的往事，再联系此次红军入城的诸多事实，说明红军的宗旨和革命的前途。随后，他来到章江畔大路边的开阔沙滩上，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朱德先后发表讲话，接着陈毅便安排人员将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发给与会的贫困群众，赢得阵阵喝彩。 此时，谁也没有料到，一场危机正向红军袭来。因大余县既无共产党组织，又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故当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县城时，红军毫不知情。敌人突然发起猛攻，很快突破了红军在城东的警戒阵地。二十八团急速后撤在城内引发了慌乱，敌军很快攻入城内，推进至城北街区，红四军军部被迫向南转移。从会场赶回的陈毅，在城边追上军部，这时毛泽东正在督促后撤至此的二十八团团长林彪率部抵挡敌人。陈毅立即大声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遂带着身边部分人员杀回，一时间挡住了敌人攻势，为我开展群众工作的部队赢得了撤退时间。在这次战斗中，红四军遭到不小的损失，官兵们怀着悲愤之情，翻越大庾岭，退往粤北南雄方向。
之后，红四军各部汇集乌径，刚宿营不久，就接到地方党组织关于敌追兵逼近的报告。红军遂紧急撤离，重新进入赣南，却又遇敌情，只得仓促向东奔走。
尽管我军昼夜兼程，但还是在平头坳碰上了追兵，交战后又小有损失。连夜急行至圳下村时，红军官兵疲惫已极，只得驻扎休息。其中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的吉潭，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中间拱卫着军部。
2月2日拂晓，陈毅、毛泽覃等正在吃早饭时，敌军突然进抵圳下。由于二十八团已先于军部开拔，特务营也未及时察觉敌情，以致军部受到敌人直接攻击，险遭覆灭。此时，毛泽东因熬夜工作尚未起床，突被枪声惊醒，他当即随警卫员奔向村外。朱德和妻子伍若兰离开住处时，迎面遇见敌军，警卫员连忙开枪掩护，却中弹牺牲。陈毅披着大衣奔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大衣。他立即脱掉大衣往后一抛，乘敌人脑袋被罩住之机，飞速脱身。
经过特务营的拼死抵抗，加之三十一团和二十八团官兵赶来支援，最终以火力压住了敌人，被冲散的人也陆续归队。战后经过清点，军部主要负责人安然无恙，只有毛泽覃腿部受伤。但伍若兰不幸被敌俘去，押往赣州后英勇就义。
30年后，陈毅在接受采訪时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赣粤边与死神擦肩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此前，陈毅到红三军团第六师的老营盘前沿阵地视察时，右胯骨中弹，导致行动不便。因此中共中央决定，陈毅和项英等领导人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带领红军和地方武装1.6万人（另有伤员3万多人）坚持斗争。随后，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宣布成立，陈毅被任命为中央分局委员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主力的动向后，调集20多个师的数十万大军继续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随着兴国、宁都、汀州、瑞金、于都、会昌等县城的相继失守，加之国民党军有计划实行的封锁、分割和“清剿”，至1934年底，中央苏区已被分割成几小块，中央分局、办事处、军区机关与部队被压缩在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县交界处，南北长百里、东西宽六七十里的“三角地区”。1935年2月中下旬，中央分局根据党中央的电示精神，在于都县禾丰镇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兵分9路向闽赣、闽西、东江、赣南、湘南、湘赣等地突围。由于敌军的严密封锁，这9路中仅有3路较顺利地突围出去，其他6路或被打散，或遭重创，瞿秋白、贺昌等许多重要领导人英勇牺牲、被俘遇害或从此失踪。
陈毅、项英等率领中央军区直属队和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于1935年3月9日下午从禾丰镇上坪村出发，准备向福建长汀突围。他们历经艰险，于3月末辗转抵达赣粤边根据地的中心——油山，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等带领突围的余部会合。
赣粤边区纵横10余县，方圆几千里，其间峰岭巍峨，坑壑遍布，密林丛生。当时，活动于此的红军游击队官兵中，存在着盲目乐观、悲观失望与死打硬拼的盲动主义3种错误情绪。陈毅和项英对此深为忧虑，一致认为若不加以克服，不将大家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方针政策上来，就不可能在此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根据他们的指示和提议，于4月间在大余西部的长岭召开了军政干部全体会议。与会者首先听取了各县、区委和游击队所作的汇报，继之聆听了项英所作的形势报告和对中央有关决议精神的传达。接下来，陈毅针对上述3种情绪发表讲话，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3种情绪都是要不得的，必须克服。最后，会议一致决定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作为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并决定在赣粤边特委下设信（丰）康（南康）赣（县）、南雄、三南（全南、龙南、定南）3个县委，成立大龙中心区委，县以下根据需要组建区委、工委和支部。此外，会议还决定以油山为中心，建立配套成网的秘密交通站，以方便联系。
陈毅和项英按照长岭会议所确定“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原则，重新调整了游击队部署。他们根据赣粤边5个游击区和红军的具体情况，将突围出来的部队与各区游击队进行合编，以便优劣互补。其中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和陈丕显等领导人，只带侦察班、特务班以及少数工作人员活动于北山和油山一带，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
蒋介石蹑迹寻踪，迅速调动三四万军队对赣粤边区实施包围“清剿”。敌军设置了3道封锁线：第一道是赣粤边东面的桃江、西面的章水、南面的浈水，严密控制所有的渡口和可徒涉的河段;第二道在大余、南雄、南康、信丰之间的公路沿线，设据点、修碉堡、驻军队，昼夜巡哨;第三道是在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墟镇、村庄驻军队、筑碉堡，便于随时出动“搜剿”。封锁线建成后，敌人遂进山“清剿”，焚山村，杀群众，并强迫山民迁移“出坑”，一律搬到山外赤白交界区居住，违者按“通匪”罪枪决。敌人企图用这种“移民并村”的办法来隔断群众与红军的联系，使红军陷入被困死饿死的绝境。
针对敌人的严密封锁和险恶图谋，项英、陈毅在油山召开了县区委和游击队领导人联席会议，经研究决定在坚持公开斗争与半公开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地下党的内线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基本方针前提下，采取3个办法打破“清剿”：一是选派部分县、区委工作人员深入山村，组织群众反“出坑”;二是向赤白交界区派出3至5人的武装工作队，宣传和组织群众支援参加游击战争，以扩大政治影响;三是集中部分红军游击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据点和区、乡公所。 为了指挥打赢这场反“清剿”斗争，陈毅拖着伤腿，以树棍为拐杖，带着两名警卫员日夜奔波于各游击区之间，常常因为事先未联络好，或时间算得不准而遭遇敌人。一天晚上，他们突遇一个连的保安团，只好躲进路旁水沟的芦苇中，手握短枪，决心一旦被发现，就和敌人拼死一搏。敌军一名排长打着手电筒，光束在陈毅身上几次掠过。突然，那排长大叫，他搜到了一只鞋，遂将芦苇一翻，却把陈毅盖了个严严实实。
不一会儿，保安团便撤走了。因担心敌人撤一半留一半，或者即使都走了，但不久后又杀个“回马枪”包围过来，陈毅和警卫员们直到后半夜才走出芦苇丛。丢了鞋的警卫员小宋，只能忍着脚被刺破的剧痛，一瘸一拐地行走。
被怀疑变节险遭杀
1937年七七事变的次日，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要求“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共同抗日。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发出《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推动下，蒋介石于两天后在庐山发表了实行全民抗战的谈话。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蒋介石即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次日，公开发表了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由此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与此同时，共产党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在此背景与形势下，国民党军队陆续停止了对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进攻，报纸上也刊登了一些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应国民党有关方面的邀请，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抗日义勇军的全权谈判代表，带着数名随员先后赴大余县城、赣州城，与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和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进行谈判，双方达成了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等两条协议。9月24日，陈毅又与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一道，赴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和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等6个问题。月末，他们在南昌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奋斗。此后3个月间，陈毅在南昌、吉安等地组建了红军游击队接洽处、通讯处，并和这些地方以及有关各县的国民党当局继续谈判，解决国共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当时，有些红军游击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理解，拒不接受下山改编。陈毅为此决定亲自前往这些游击队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动员工作。11月中旬，他来到湘赣边九龙山，向驻在这里的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详细讲解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条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说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都必须遵照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指示，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去接受改编。
段、刘二人听了陈毅的宣传后，虽觉得有道理，但因山下尚驻有国民党军队，怕上当受骗，不肯轻易出山。加之不久前，中共湘贛省委还来信告诫若无其指示，不可下山接受改编。他们怀疑陈毅可能是“叛徒”，遂将他扭送到中共湘赣临时省委驻地甘子山，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理。
陈毅一到那里，就被捆绑在省委住的竹棚子一边。听到省委在研究讨论如何处置他时，陈毅大声叫道：“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因谭余保从未见过陈毅，故这天他命人将陈毅带到棚子外面一片坐满了人的树林子里，主持召开公审会。陈毅借回答问话之机，就抗日、恢复井冈山根据地、阶级斗争、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等诸多问题与谭余保展开辩论，结果说服了参加公审的一部分人。他们纷纷建议先将陈毅关押几天，视山下敌军的反应再作处理。此后，经与陈毅的多次交谈，谭余保对他的怀疑有所动摇。不久，见山下国民党军确实撤走了，谭余保遂决定派交通员去吉安了解情况。该交通员从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通讯处，很快带回了确证陈毅是党代表的一纸公函以及党中央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阅后，既激动又愧疚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并连忙给陈毅松绑，赔礼道歉。陈毅却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新四军的番号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4日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陈毅被任命为东南分局委员兼新四军分会副书记，与东南分局书记兼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新四军军长叶挺一道，率领新四军走上了杀敌抗日的战场。
（责任编辑：吴玫）
陈毅，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原名陈世骏，字仲弘，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2021年是陈毅诞辰120周年，本刊特开设纪念专栏，以示怀念。
——本刊编辑部
1919年冬，18岁的陈毅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其间深受蔡和森的影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1921年冬，他归国回到四川老家后，经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于1923年11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在此后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革命岁月里，他凭着超人的机智和勇敢多次化险为夷，闯过一道道难关，留下一个个传奇故事，被传为佳话美谈。
南下抚州有惊无险
1926年8月上旬，作为四川人，时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简称北京地委）西部区中法大学支部书记的陈毅，带着李大钊、李石曾分别致时任北洋军阀政府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杨森的亲笔信，乘火车南下万县，试图争取杨森部参加国民革命。后因兵运工作未果，陈毅遂奉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即中共四川省委）派遣，前往达县川军田颂尧部胡翼旅担任党代表。一个多月后，他参与策划发动顺（庆）泸（州）起义，结果未能成功。此后，四川军阀刘湘等勾结蒋介石，在重庆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重庆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陈毅被迫只身冒险转赴武汉，于1927年5月被分配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下简称武汉中央军校）任校党委书记（不公开的身份）。之后，他奉命率领由武汉中央军校改编、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2000余人，前往南昌参加武装起义。因被何键部和张发奎部所阻挠，当陈毅等人分散赶到南昌城时，起义部队已撤离南下。
于是，陈毅等人一边打听，一边猛追，途中不时遇到反动民团和地痞流氓的拦路盘查，好在一直都有惊无险。最终，他们在抚州（今江西省抚州市）城里找到了起义军，见到了周恩来和刘伯承。当时，起义军为了壮大力量，以摆脱后有朱培德部尾追、近有杨如轩部攻击的不利局面，便应驻在赣东的一支绿林武装代表之邀，派陈毅和肖劲前往加强联系，相机进行改编。不久，因国民党军重兵来犯，起义军被迫撤离抚州城，绿林武装的联络代表也避而不见，致二人未能完成使命。当陈毅等出城时，突被敌哨兵抓捕。在陈毅一番苦口婆心的说服和思想感召下，那个哨兵才放了二人。
8月10日，陈毅二人在宜黄再次追上起义军。经周恩来与刘伯承等商量之后，陈毅被分配到起义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由叶挺独立团的主力改编发展而成）任团指导员。周恩来不无歉意地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诚挚而喜悦地说：“什么小不小，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此后，陈毅协同朱德率起义军一部在广东省三河坝一带阻击敌钱大钧部，掩护起义军主力南下潮汕。起义军虽经连番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10月上旬，朱德、陈毅等被迫率余部2000多人向闽粤赣边界地区转移。经过长途跋涉、大小战斗，加之不断有脱队、失散人员，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时，部队锐减至千余人，不少人滋生了悲观失望情绪。部队在此短暂休整，并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动员和部署后，又继续西进。途中，林彪曾带着几个连长来找陈毅，劝他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陈毅严词拒绝，说：“现在我们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土豪劣绅怕我们。离开了队伍没有了枪，土豪劣绅就杀我们。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
挺进赣南圳下遇袭
1928年初，朱德、陈毅等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在中共湘南县委和湖南南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攻取宜章县城，打响了宜章年关暴动的第一枪，并将所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此后，在国民党军重兵围攻下，工农革命军难以立足，被迫撤出湘南地区。几经辗转，师长朱德和师党代表陈毅带领第一师的两个团以及湘南农军大部共万余人，向井冈山转移。1928年4月中下旬，他们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两个团在砻市胜利会合，部队被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旋即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陈毅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党代表、师长。5月20日，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毅当选为边界特委候补常委，随后在中共红四军代表大会上接替已升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毛泽东，被选举为红四军军委书记。
1928年7月下旬，陈毅率部参加了第二次反“会剿”斗争。红四军连战连胜，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度发展到拥有江西宁冈、永新和莲花3个县全部，江西遂川北部，湖南酃县东南部以及江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的广大区域。
1929年初，为了打破国民党军3万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于1929年1月4日至7日在宁冈县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施外线机动作战，与彭德怀率领留守井冈山之红四军三十、三十二团形成掎角之势，以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
1月14日黎明，红四军军部指挥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特务营约3600人，在如轻纱般的薄雾中离开井冈山踏上征程。当晚，红四军主力歼灭大汾守敌一个营，突破封锁线，而后兼程急进，一举占领了没有敌军设防的大余县城。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教堂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经研究决定由二十八团在城东北一带山地担任警戒，军部及其他部队在城内和近郊开展群众工作。
这天上午，陈毅来到大余街头，就刚刚张贴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向群众进行了耐心而详细的讲解，并憶及他和朱德于1927年秋途经大余的往事，再联系此次红军入城的诸多事实，说明红军的宗旨和革命的前途。随后，他来到章江畔大路边的开阔沙滩上，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朱德先后发表讲话，接着陈毅便安排人员将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发给与会的贫困群众，赢得阵阵喝彩。 此时，谁也没有料到，一场危机正向红军袭来。因大余县既无共产党组织，又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故当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县城时，红军毫不知情。敌人突然发起猛攻，很快突破了红军在城东的警戒阵地。二十八团急速后撤在城内引发了慌乱，敌军很快攻入城内，推进至城北街区，红四军军部被迫向南转移。从会场赶回的陈毅，在城边追上军部，这时毛泽东正在督促后撤至此的二十八团团长林彪率部抵挡敌人。陈毅立即大声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遂带着身边部分人员杀回，一时间挡住了敌人攻势，为我开展群众工作的部队赢得了撤退时间。在这次战斗中，红四军遭到不小的损失，官兵们怀着悲愤之情，翻越大庾岭，退往粤北南雄方向。
之后，红四军各部汇集乌径，刚宿营不久，就接到地方党组织关于敌追兵逼近的报告。红军遂紧急撤离，重新进入赣南，却又遇敌情，只得仓促向东奔走。
尽管我军昼夜兼程，但还是在平头坳碰上了追兵，交战后又小有损失。连夜急行至圳下村时，红军官兵疲惫已极，只得驻扎休息。其中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的吉潭，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中间拱卫着军部。
2月2日拂晓，陈毅、毛泽覃等正在吃早饭时，敌军突然进抵圳下。由于二十八团已先于军部开拔，特务营也未及时察觉敌情，以致军部受到敌人直接攻击，险遭覆灭。此时，毛泽东因熬夜工作尚未起床，突被枪声惊醒，他当即随警卫员奔向村外。朱德和妻子伍若兰离开住处时，迎面遇见敌军，警卫员连忙开枪掩护，却中弹牺牲。陈毅披着大衣奔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大衣。他立即脱掉大衣往后一抛，乘敌人脑袋被罩住之机，飞速脱身。
经过特务营的拼死抵抗，加之三十一团和二十八团官兵赶来支援，最终以火力压住了敌人，被冲散的人也陆续归队。战后经过清点，军部主要负责人安然无恙，只有毛泽覃腿部受伤。但伍若兰不幸被敌俘去，押往赣州后英勇就义。
30年后，陈毅在接受采訪时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赣粤边与死神擦肩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此前，陈毅到红三军团第六师的老营盘前沿阵地视察时，右胯骨中弹，导致行动不便。因此中共中央决定，陈毅和项英等领导人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带领红军和地方武装1.6万人（另有伤员3万多人）坚持斗争。随后，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宣布成立，陈毅被任命为中央分局委员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主力的动向后，调集20多个师的数十万大军继续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随着兴国、宁都、汀州、瑞金、于都、会昌等县城的相继失守，加之国民党军有计划实行的封锁、分割和“清剿”，至1934年底，中央苏区已被分割成几小块，中央分局、办事处、军区机关与部队被压缩在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县交界处，南北长百里、东西宽六七十里的“三角地区”。1935年2月中下旬，中央分局根据党中央的电示精神，在于都县禾丰镇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兵分9路向闽赣、闽西、东江、赣南、湘南、湘赣等地突围。由于敌军的严密封锁，这9路中仅有3路较顺利地突围出去，其他6路或被打散，或遭重创，瞿秋白、贺昌等许多重要领导人英勇牺牲、被俘遇害或从此失踪。
陈毅、项英等率领中央军区直属队和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于1935年3月9日下午从禾丰镇上坪村出发，准备向福建长汀突围。他们历经艰险，于3月末辗转抵达赣粤边根据地的中心——油山，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等带领突围的余部会合。
赣粤边区纵横10余县，方圆几千里，其间峰岭巍峨，坑壑遍布，密林丛生。当时，活动于此的红军游击队官兵中，存在着盲目乐观、悲观失望与死打硬拼的盲动主义3种错误情绪。陈毅和项英对此深为忧虑，一致认为若不加以克服，不将大家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方针政策上来，就不可能在此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根据他们的指示和提议，于4月间在大余西部的长岭召开了军政干部全体会议。与会者首先听取了各县、区委和游击队所作的汇报，继之聆听了项英所作的形势报告和对中央有关决议精神的传达。接下来，陈毅针对上述3种情绪发表讲话，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3种情绪都是要不得的，必须克服。最后，会议一致决定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作为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并决定在赣粤边特委下设信（丰）康（南康）赣（县）、南雄、三南（全南、龙南、定南）3个县委，成立大龙中心区委，县以下根据需要组建区委、工委和支部。此外，会议还决定以油山为中心，建立配套成网的秘密交通站，以方便联系。
陈毅和项英按照长岭会议所确定“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原则，重新调整了游击队部署。他们根据赣粤边5个游击区和红军的具体情况，将突围出来的部队与各区游击队进行合编，以便优劣互补。其中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和陈丕显等领导人，只带侦察班、特务班以及少数工作人员活动于北山和油山一带，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
蒋介石蹑迹寻踪，迅速调动三四万军队对赣粤边区实施包围“清剿”。敌军设置了3道封锁线：第一道是赣粤边东面的桃江、西面的章水、南面的浈水，严密控制所有的渡口和可徒涉的河段;第二道在大余、南雄、南康、信丰之间的公路沿线，设据点、修碉堡、驻军队，昼夜巡哨;第三道是在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墟镇、村庄驻军队、筑碉堡，便于随时出动“搜剿”。封锁线建成后，敌人遂进山“清剿”，焚山村，杀群众，并强迫山民迁移“出坑”，一律搬到山外赤白交界区居住，违者按“通匪”罪枪决。敌人企图用这种“移民并村”的办法来隔断群众与红军的联系，使红军陷入被困死饿死的绝境。
针对敌人的严密封锁和险恶图谋，项英、陈毅在油山召开了县区委和游击队领导人联席会议，经研究决定在坚持公开斗争与半公开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地下党的内线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基本方针前提下，采取3个办法打破“清剿”：一是选派部分县、区委工作人员深入山村，组织群众反“出坑”;二是向赤白交界区派出3至5人的武装工作队，宣传和组织群众支援参加游击战争，以扩大政治影响;三是集中部分红军游击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据点和区、乡公所。 为了指挥打赢这场反“清剿”斗争，陈毅拖着伤腿，以树棍为拐杖，带着两名警卫员日夜奔波于各游击区之间，常常因为事先未联络好，或时间算得不准而遭遇敌人。一天晚上，他们突遇一个连的保安团，只好躲进路旁水沟的芦苇中，手握短枪，决心一旦被发现，就和敌人拼死一搏。敌军一名排长打着手电筒，光束在陈毅身上几次掠过。突然，那排长大叫，他搜到了一只鞋，遂将芦苇一翻，却把陈毅盖了个严严实实。
不一会儿，保安团便撤走了。因担心敌人撤一半留一半，或者即使都走了，但不久后又杀个“回马枪”包围过来，陈毅和警卫员们直到后半夜才走出芦苇丛。丢了鞋的警卫员小宋，只能忍着脚被刺破的剧痛，一瘸一拐地行走。
被怀疑变节险遭杀
1937年七七事变的次日，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要求“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共同抗日。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发出《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推动下，蒋介石于两天后在庐山发表了实行全民抗战的谈话。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蒋介石即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次日，公开发表了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由此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与此同时，共产党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在此背景与形势下，国民党军队陆续停止了对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进攻，报纸上也刊登了一些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应国民党有关方面的邀请，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抗日义勇军的全权谈判代表，带着数名随员先后赴大余县城、赣州城，与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和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进行谈判，双方达成了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等两条协议。9月24日，陈毅又与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一道，赴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和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等6个问题。月末，他们在南昌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奋斗。此后3个月间，陈毅在南昌、吉安等地组建了红军游击队接洽处、通讯处，并和这些地方以及有关各县的国民党当局继续谈判，解决国共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当时，有些红军游击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理解，拒不接受下山改编。陈毅为此决定亲自前往这些游击队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动员工作。11月中旬，他来到湘赣边九龙山，向驻在这里的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详细讲解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条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说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都必须遵照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指示，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去接受改编。
段、刘二人听了陈毅的宣传后，虽觉得有道理，但因山下尚驻有国民党军队，怕上当受骗，不肯轻易出山。加之不久前，中共湘贛省委还来信告诫若无其指示，不可下山接受改编。他们怀疑陈毅可能是“叛徒”，遂将他扭送到中共湘赣临时省委驻地甘子山，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理。
陈毅一到那里，就被捆绑在省委住的竹棚子一边。听到省委在研究讨论如何处置他时，陈毅大声叫道：“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因谭余保从未见过陈毅，故这天他命人将陈毅带到棚子外面一片坐满了人的树林子里，主持召开公审会。陈毅借回答问话之机，就抗日、恢复井冈山根据地、阶级斗争、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等诸多问题与谭余保展开辩论，结果说服了参加公审的一部分人。他们纷纷建议先将陈毅关押几天，视山下敌军的反应再作处理。此后，经与陈毅的多次交谈，谭余保对他的怀疑有所动摇。不久，见山下国民党军确实撤走了，谭余保遂决定派交通员去吉安了解情况。该交通员从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通讯处，很快带回了确证陈毅是党代表的一纸公函以及党中央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阅后，既激动又愧疚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并连忙给陈毅松绑，赔礼道歉。陈毅却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新四军的番号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4日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陈毅被任命为东南分局委员兼新四军分会副书记，与东南分局书记兼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新四军军长叶挺一道，率领新四军走上了杀敌抗日的战场。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