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遭到破坏的根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全面剖析中，提出了必须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依靠科技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城乡融合、保持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的动态平衡、保持适度消费、进行平等的世界交往等思想。马克思既充分证明了资本追求利润的贪婪本性是造成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根源，也在批判中指明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对于当今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价值，为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社会历史视角，在理论上厘清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纷争，为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指南，为生产力的发展明确了绿色进路，为实现美好生活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0）06-0011-08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能够比任何思想家都更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被破坏的原因。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物质变换裂缝，提出要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人与自然要进行合理的物质变换，把摧毁资本主义旧世界看作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前提和关键。
一、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物质变换是个生物学的概念，来源于德国有机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马克思把这个生物学的概念引入到社会领域来说明人与自然的物质循环，也就是物质变换。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旨在说明，人类一方面从自然界中获取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要将生产生活的废弃物作为养料反哺给自然，二者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如果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遭到破坏，就会造成物质变换裂缝，给人类带来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
马克思提出劳动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中介，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劳动这个纽带实现对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要合理，既要不以牺牲自然为代价从自然界获取人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又要有对自然的合理回馈。如果这种动态平衡遭到破坏，就会导致物质变换裂缝。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由于生存的需要，违背自然规律，过度向自然界索取，但由于人的劳动能力的局限，人对自然的破坏能力较低，导致的只是局部生产系统遭到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体而言还算是和谐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不是基于生存而是基于追求利润的动机，在向自然开战及控制自然理念的指引下，人对自然的破坏能力大大提升，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裂缝加剧。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时，分析了小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都会导致物质变换裂缝，特别是分析了大土地所有制引发的物质变换裂缝造成了土地自然力的滥用和破坏，“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1]918-919。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还谈到了机器和大工业导致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人口增多，从而破坏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2]579同时，提出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包含着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2]579-580。马克思没有将物质变换裂缝产生的原因简单归结为生产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城乡融合，认为将产生物质变换裂缝的原因粗暴地归结于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贪恋原始的和谐是可笑的，简单地归因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敌对与分离也只是隔靴搔痒。[3]而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物质变换裂缝，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资本家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为资本的增殖扫清障碍，在利润面前失去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不断加大资本积累，开发利用新技术无所畏惧地征服自然。资本积累过程也是资本吮吸“自然界的自然力”的过程，从而造成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贫困化”，以及自然环境的“贫困积累”[4]。
马克思认为修复物质变换裂缝，必须铲除资本主义制度，以共产主义社会取而代之。“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928-929马克思旨在表达，由少数人的意志决定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资本逻辑驱使下的少数人决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會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敌对状态，要消除这种状态，首先需人与人关系的和解，这样才能根据集体也就是人类整体的意志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在联合体中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合理物质变换。在联合体中不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来生产，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人能够更深刻地把握自然规律并自由地运用，使人与自然的丰富关系得以展开，使自然界真正成为人的“无机身体”而得到人的呵护，从而避免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裂缝，实现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解。
（二）依靠科技发展循环经济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马克思强调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认为恰当而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不仅能够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也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运用与发展应该遵循人的全面发展逻辑，而不是遵循资本逻辑。如果科学技术成为资本的仆人，必然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造成的资源浪费的批判中，提出了科学技术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强调运用科学技术使废弃物再利用会减少资源浪费。马克思区分了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1]115认为不管是生产排泄物还是消费排泄物，都可以通过技术进步使之得到再利用。关于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马克思强调了科学的进步、机器的改良，可以发现废物的新的利用价值，实现循环再利用，特别提到了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1]115科技进步还可以造成废料的减少，从而造成生产过程中的节约。马克思将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造成的节约和废料减少造成的节约区分开来，前一种节约就是所谓“循环再利用”，后一种节约就是所谓“减量化生产”[5]。从马克思的分析可以看出，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的浪费，就能减少对自然界索取，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1]115这些消费排泄物的未能循环利用，不仅是资源的浪费，也污染了生活环境。消费排泄物的再利用，也需要科学的进步来解决。马克思分析了无论是生产排泄物，还是消费排泄物，它们的增多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关，虽然科技进步可以使这些废弃物得到循环再利用，但科技只是一种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科学技术不再单纯是资本攫取利润的工具，而是使其真正服务于人的解放。 （三）推进城乡融合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马克思认为城乡的分离与对立源于私有制，这种分离与对立不仅造成了人的畸形和片面的发展，而且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乡的分离与对立导致了人与自然前所未有的紧张关系。马克思在肯定大工业和农业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同时，提出由此造成的城乡分离不仅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这主要是因为城乡对立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使人类的排泄物不能回归土地。“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2]579而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只有进行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能消除城乡的分离与对立，消除人口与土地的分离，从而实现城乡融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保持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的动态平衡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马克思认为，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要保持平衡，否则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就会遭到破坏。考察人口的生产情况，不能脱离物质生产方式，如果脱离了物质生产方式考察人口问题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6]532。马克思批评了马尔萨斯在人口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纯粹是凭空捏造，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作根据”[7]106。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原因归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工人造成的，是资本家对于土地资源的掠夺性破坏造成的。“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过剩人口同赤贫是一回事。”[7]104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生产方式的重要性，但不能就因此认为马克思没有看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马克思只是没有直接提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关注的重点也不是自然资源的多少，而是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能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地掠夺，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通过有效调节，才可以避免破坏人口与自然资源平衡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五）保持适度消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马克思强调，过度消费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奢侈性消费是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因素。只有改变奢侈性消费，根据人的需要进行适度消费才能减轻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性，也扬弃那种奢侈”[7]20。奢侈消费尽管不是到了资本主义才出现的现象，马克思也曾分析过资本主义以前的奢侈消费：“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的程度的消费过度和疯狂的消费”[8]424。但奢侈消费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具有必然性，“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2]685。马克思反对奢侈消费，决不意味着是单纯地强调节制，也不是说要禁欲，而是把消费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并将适度消费看成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内容，看成是人的解放的内容。“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發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7]225可见，不管是生产消费，还是生活消费，马克思主义都强调要适度，适度消费不仅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是一种绿色消费，能保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六）在平等的世界交往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马克思关于交往的内涵非常丰富，这里谈到的交往主要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即交往的扩大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意义上的交往。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而交往的普遍发展和不断深化，使世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6]540-541。资产阶级为了扩大产品销路，奔走于全球各地，“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9]35。世界历史的形成，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被破坏而导致的生态危机，也具有了世界性质。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资本家发家致富的历史，是殖民掠夺的历史，“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0]91。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的掠夺，导致了全球范围内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特别对落后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驱动下，纯粹的自然越来越被人化的自然所替代，而“自然的需要”越来越被人的“历史地形成的需要”所替代。马克思认为，不平等的世界交往是世界范围内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破坏的根源，交往是走向共产主义的条件，交往的理想目标就是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只有构建真正的共同体才能消除人与自然之间不和谐的关系。 二、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价值意蕴
（一）为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社会历史视角
马克思不是单纯地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将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在有机统一的整体视野中进行研究。自然界无疑有其存在的历史，即自然史，马克思虽然承认了自然的先在性，提出了天然自然，但这不是马克思研究的重点。马克思认为，自然史不是自在于人之外的纯粹的自然界的演化史，马克思重点关注的自然是与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自然，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来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人的实践中生成的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是不一样的，所以，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是马克思研究的重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否及和谐程度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受资本逻辑的驱使，人们在征服自然中，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导致生态危机频发，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矛盾、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等交织在一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剥夺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把资本主义当前生态环境的改善放在全球化的角度去理解，更能说明资本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只是一种假象，实质上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再转移”的道路，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区域性的短暂和谐。马克思始终坚持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认为将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自然史和人类史割裂开来，制造两者之间的对立，是近代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以及社会历史观与唯心主义自然观以及社会历史观各执一端的做法[11]154。所以，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从生产关系演变的进程去把握，这是马克思给我们提供的观察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视角。
（二）为在理论上厘清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纷争提供了指南
面對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之间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对自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成为争论的焦点问题。理论上的分歧主要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一个是把人当作主体，另外一个是把自然当作主体。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了人的主体性的至上地位，强调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但忽视甚至漠视了人对自然的破坏及其对人自身的影响。生态中心主义强调了自然的价值，认为每个存在物都有不依赖于人的价值，人是整个生态系统整体中的普通一员，不应该拥有其他存在物所没有的特权，将人与自然紧张的关系归罪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导致的人类对自然进行的毫无限制地掠夺式开发，要想摆脱当前的生态危机，必须超越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有一定合理性，但提出的解决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方案是不可行的。因为它们均属于人与自然分裂的二元世界观，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奴式”建构，未能找到人在自然世界中的确切位置。[12]
马克思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中，虽然强调了自然的先在性，但并没有构建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而是将自然—人—社会看作一个整体，立足于实践思维方式，实现了对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超越。马克思主张，从对象性的关系中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主体的、实践的维度去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形成的双向互动的关系，环境改造人，人也改造环境。由于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的特点，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历史的变化的。不同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会有所不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既强调了自然的价值，又强调了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如果不以自然规律为尺度必将带来灾难，“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13]251，这样就从理论上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纷争。也就是说，马克思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将人置于自然界之外，而是将人置于自然界之中，将人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目的指向实现自然的解放、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马克思告诫我们，必须改变主客二分的思维方法，破除只注重人的价值而忽视或漠视自然的价值的错误观念，尊重人的价值的同时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在二者的统一中实现和谐共生。
（三）为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理论武器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提出的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思想，为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和解决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指南。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继承、落实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会在社会主义制度内自然而然地生成，需要我们在继承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我们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注重发展绿色科技，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以绿色科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当前全球生态危机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密切相关，只有进行平等对话与协同治理，才能将环境问题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维护好人类共同生存的美好家园。
（四）为生产力的发展明确了绿色进路
唯物史观的创立揭开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奥秘，将生产力而非思想观念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是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既包括人的要素，也包括物的要素，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马克思指出，人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劳动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劳动使人在与自然的交往中改变了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人本身。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范围和深度在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虽然强调了生产力中人的主体作用，但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告诉我们，生产力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单向度的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马克思所讲的生产力，是一种生态生产力或绿色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生产力，是一种基于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生产力，以掠夺自然、耗尽土地自然力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生产力不是真正的生产力，而是破坏性的力量，是与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思想背道而驰的。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昭示我们，生产力内在的包含了保护自然的能力，是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能力的统一，保护自然本身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始终坚持绿色向度。只有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才能在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实现人类永续发展。 （五）为实现美好生活指明了方向
过上美好生活不论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上，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在认识上也都存有差异。在物质匮乏的时代，物质上的满足曾被认为是美好生活的全部内涵。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为这一目标付出艰辛的劳动，但离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相距甚远。随着科技的进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确立，物本主义的泛滥，这一目标不仅在少数人那里得到了实现，而且物质上的满足成为衡量生活是否美好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物欲的过度追求导致了对自然的过度索取，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物质的满足不但没有实现生活的美好，结果却是物欲越强，人的生活质量越差。通过主宰自然力图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并未能达成，问题的关键在于把人与自然的和谐排除在美好生活之外。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告诉我们，求生存与温饱，是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内核的，生存与生态、温饱与环保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告诉我们，美好生活所涵盖的内容是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生态美好是包含于美好生活之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美好生活就有了保证和根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被破坏，人类的生活必定不会美好。应该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角度去追求美好生活，要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辩证发展观，这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将是一幅由人类美好生活与欣欣向荣的自然界组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的生态图景。
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所讲的自然，既包括自在自然，也包括人化自然，重点是纳入人的实践活动的人化自然。马克思提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既强调了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中人的主体作用，也强调了人在实践活动中一定要尊重自然规律;既强调了自然对于人类发展的价值，也强调了自然本身的价值。马克思始终保持着生态敏感性，深度关切人类发展的生态限制和可持续性，对未来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充满信心，提出人类必将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当然，这一理想目标的实现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人在各种各样的利益面前缺乏对自然的敬畏，肆意滥杀野生动物，恶意毁坏自然环境，这种无视自然规律导致的人类灾难时常上演，人类需要在批判和反思遭受大自然报复的教训中做到清醒和自觉。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征服与被征服的“主奴关系”形态得不到纠正，是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不会自动实现的，解决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关键在人，关键在制度。
（一）摆正人类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要清楚地认识到自然具有先在性，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是人的根与源，自然没有人类照样可以延续，而人类没有自然则无法生存。所以人类若想存在下去，需要建立一種平等而合理的人与自然关系，要摆正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融入自然之中，尊重而不破坏自然的完整、稳定与有序，绝不能把人自身凌驾于自然之上。基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人对自然可以有所作为但不能胡作非为。
（二）人类应担负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体责任
作为有意识、有思想的存在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当前的生态危机具有明显的人为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的无知和贪婪造成的，所以解决生态危机也必须通过人的努力来完成。人类应当而且必须真正担负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体责任，增强生态意识，培育生态情感，健全生态人格，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遵循公平正义原则，真正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
（三）以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为指导，加强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的制度建设
开发利用自然，离不开一定的制度安排，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要以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控制人对自然的过度掠夺为根本遵循。
1.建立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开发制度。从生产的角度讲，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和调节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保持一个合理的速度，避免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如产业准入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高效利用制度、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在制度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自然系统的自我净化能力和再生能力，同时也要考虑到自然系统的整体性、有机性，注重对自然保护的长期性。从消费的角度讲，通过制度建设引领消费转型，规范和引导人们理性消费、绿色消费，引导人们减少甚至禁止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这样既可以减少向自然界过量排放废弃物，也能通过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减少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
2.建立绿色政绩考核制度。过去一段时期，一些官员以牺牲资源环境换取任期内经济增长来寻求升迁，使一些官员“晋升的锦标赛”同时又成了“生态破坏的锦标赛”。应将环境保护纳入干部政绩考核指标，根据不同地区的功能定位确定合理的生态指标权重，不以GDP论英雄，同时完善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纠正地方官员重经济轻环保的问题。把奖励与问责结合起来，从而使绿色发展理念真正转化为绿色行动。
3.加强环境教育立法和环境教育制度建设。环境教育对于增强人们环境保护意识，进而转化为保护环境的自觉行动具有重要意义。更好地推进环境教育需要立法保障，需要通过制度予以规范。国外的环境教育及环境教育立法开展较早，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针对层出不穷的公害事件，较早通过立法形式推进环境教育的开展，在法律的框架内推出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环境教育制度，对于提升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环境教育作为一种素质教育和终身性教育，既需要学校的教育，也需要家庭和社会的教育，环境教育立法和制度建设应该保证环境教育是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从学校的角度看，学校环境教育制度建设应包括环境教育课程和教材建设制度、师资培养与评价制度、教学保障制度、教学效果评价制度等，环境教育的开展既需要单独的课程设置，也需要将环境教育融入到不同学科和课程中，即实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从社会的角度看，要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来规范对全体社会公民的环境教育，明确教育主体、教育内容、实施方式、学习时数等，从而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让节约能源、资源循环利用、垃圾分类等成为一种良好生活习惯，使保护环境、珍爱自然成为自觉行动。 4.建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每个人既生存于一定的生态环境状况下，也是这种生态环境的改变者，因此，建立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制度，对于环境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如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确保公众对政府行为及环境变化动态有一个精准的把握，不仅可以减少民众的误解和恐慌，也可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落实听证会制度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使公众具有环境表达权和环境决策参与权，使公众生态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同时要以制度规范和鼓励环境保护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组织平台。总之，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同时还需要保证制度能够得到彻底的贯彻和执行，这样才能保证人与自然良性互动正常进行，在良性互动中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张永红.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探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4）：88-94+160.
[4]魯品越.《资本论》的生态哲学思想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5，（1）：12-17.
[5]刘希刚，隋灵灵.马克思恩格斯物质变换理论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J].理论学刊，2014，（3）：13-18.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方世南.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曹孟勤，姜赟.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的哲学思考[J].中州学刊，2019，（2）：92-97.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
[关键词]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0）06-0011-08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能够比任何思想家都更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被破坏的原因。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物质变换裂缝，提出要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人与自然要进行合理的物质变换，把摧毁资本主义旧世界看作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前提和关键。
一、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物质变换是个生物学的概念，来源于德国有机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马克思把这个生物学的概念引入到社会领域来说明人与自然的物质循环，也就是物质变换。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旨在说明，人类一方面从自然界中获取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要将生产生活的废弃物作为养料反哺给自然，二者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如果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遭到破坏，就会造成物质变换裂缝，给人类带来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
马克思提出劳动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中介，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劳动这个纽带实现对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要合理，既要不以牺牲自然为代价从自然界获取人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又要有对自然的合理回馈。如果这种动态平衡遭到破坏，就会导致物质变换裂缝。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由于生存的需要，违背自然规律，过度向自然界索取，但由于人的劳动能力的局限，人对自然的破坏能力较低，导致的只是局部生产系统遭到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体而言还算是和谐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不是基于生存而是基于追求利润的动机，在向自然开战及控制自然理念的指引下，人对自然的破坏能力大大提升，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裂缝加剧。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时，分析了小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都会导致物质变换裂缝，特别是分析了大土地所有制引发的物质变换裂缝造成了土地自然力的滥用和破坏，“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1]918-919。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还谈到了机器和大工业导致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人口增多，从而破坏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2]579同时，提出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包含着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2]579-580。马克思没有将物质变换裂缝产生的原因简单归结为生产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城乡融合，认为将产生物质变换裂缝的原因粗暴地归结于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贪恋原始的和谐是可笑的，简单地归因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敌对与分离也只是隔靴搔痒。[3]而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物质变换裂缝，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资本家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为资本的增殖扫清障碍，在利润面前失去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不断加大资本积累，开发利用新技术无所畏惧地征服自然。资本积累过程也是资本吮吸“自然界的自然力”的过程，从而造成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贫困化”，以及自然环境的“贫困积累”[4]。
马克思认为修复物质变换裂缝，必须铲除资本主义制度，以共产主义社会取而代之。“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928-929马克思旨在表达，由少数人的意志决定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资本逻辑驱使下的少数人决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會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敌对状态，要消除这种状态，首先需人与人关系的和解，这样才能根据集体也就是人类整体的意志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在联合体中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合理物质变换。在联合体中不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来生产，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人能够更深刻地把握自然规律并自由地运用，使人与自然的丰富关系得以展开，使自然界真正成为人的“无机身体”而得到人的呵护，从而避免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裂缝，实现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解。
（二）依靠科技发展循环经济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马克思强调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认为恰当而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不仅能够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也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运用与发展应该遵循人的全面发展逻辑，而不是遵循资本逻辑。如果科学技术成为资本的仆人，必然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造成的资源浪费的批判中，提出了科学技术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强调运用科学技术使废弃物再利用会减少资源浪费。马克思区分了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1]115认为不管是生产排泄物还是消费排泄物，都可以通过技术进步使之得到再利用。关于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马克思强调了科学的进步、机器的改良，可以发现废物的新的利用价值，实现循环再利用，特别提到了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1]115科技进步还可以造成废料的减少，从而造成生产过程中的节约。马克思将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造成的节约和废料减少造成的节约区分开来，前一种节约就是所谓“循环再利用”，后一种节约就是所谓“减量化生产”[5]。从马克思的分析可以看出，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的浪费，就能减少对自然界索取，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1]115这些消费排泄物的未能循环利用，不仅是资源的浪费，也污染了生活环境。消费排泄物的再利用，也需要科学的进步来解决。马克思分析了无论是生产排泄物，还是消费排泄物，它们的增多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关，虽然科技进步可以使这些废弃物得到循环再利用，但科技只是一种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科学技术不再单纯是资本攫取利润的工具，而是使其真正服务于人的解放。 （三）推进城乡融合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马克思认为城乡的分离与对立源于私有制，这种分离与对立不仅造成了人的畸形和片面的发展，而且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乡的分离与对立导致了人与自然前所未有的紧张关系。马克思在肯定大工业和农业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同时，提出由此造成的城乡分离不仅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这主要是因为城乡对立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使人类的排泄物不能回归土地。“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2]579而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只有进行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能消除城乡的分离与对立，消除人口与土地的分离，从而实现城乡融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保持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的动态平衡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马克思认为，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要保持平衡，否则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就会遭到破坏。考察人口的生产情况，不能脱离物质生产方式，如果脱离了物质生产方式考察人口问题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6]532。马克思批评了马尔萨斯在人口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纯粹是凭空捏造，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作根据”[7]106。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原因归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工人造成的，是资本家对于土地资源的掠夺性破坏造成的。“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过剩人口同赤贫是一回事。”[7]104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生产方式的重要性，但不能就因此认为马克思没有看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马克思只是没有直接提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关注的重点也不是自然资源的多少，而是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能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地掠夺，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通过有效调节，才可以避免破坏人口与自然资源平衡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五）保持适度消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马克思强调，过度消费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奢侈性消费是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因素。只有改变奢侈性消费，根据人的需要进行适度消费才能减轻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性，也扬弃那种奢侈”[7]20。奢侈消费尽管不是到了资本主义才出现的现象，马克思也曾分析过资本主义以前的奢侈消费：“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的程度的消费过度和疯狂的消费”[8]424。但奢侈消费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具有必然性，“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2]685。马克思反对奢侈消费，决不意味着是单纯地强调节制，也不是说要禁欲，而是把消费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并将适度消费看成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内容，看成是人的解放的内容。“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發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7]225可见，不管是生产消费，还是生活消费，马克思主义都强调要适度，适度消费不仅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是一种绿色消费，能保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六）在平等的世界交往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马克思关于交往的内涵非常丰富，这里谈到的交往主要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即交往的扩大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意义上的交往。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而交往的普遍发展和不断深化，使世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6]540-541。资产阶级为了扩大产品销路，奔走于全球各地，“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9]35。世界历史的形成，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被破坏而导致的生态危机，也具有了世界性质。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资本家发家致富的历史，是殖民掠夺的历史，“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0]91。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的掠夺，导致了全球范围内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特别对落后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驱动下，纯粹的自然越来越被人化的自然所替代，而“自然的需要”越来越被人的“历史地形成的需要”所替代。马克思认为，不平等的世界交往是世界范围内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破坏的根源，交往是走向共产主义的条件，交往的理想目标就是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只有构建真正的共同体才能消除人与自然之间不和谐的关系。 二、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价值意蕴
（一）为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社会历史视角
马克思不是单纯地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将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在有机统一的整体视野中进行研究。自然界无疑有其存在的历史，即自然史，马克思虽然承认了自然的先在性，提出了天然自然，但这不是马克思研究的重点。马克思认为，自然史不是自在于人之外的纯粹的自然界的演化史，马克思重点关注的自然是与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自然，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来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人的实践中生成的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是不一样的，所以，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是马克思研究的重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否及和谐程度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受资本逻辑的驱使，人们在征服自然中，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导致生态危机频发，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矛盾、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等交织在一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剥夺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把资本主义当前生态环境的改善放在全球化的角度去理解，更能说明资本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只是一种假象，实质上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再转移”的道路，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区域性的短暂和谐。马克思始终坚持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认为将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自然史和人类史割裂开来，制造两者之间的对立，是近代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以及社会历史观与唯心主义自然观以及社会历史观各执一端的做法[11]154。所以，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从生产关系演变的进程去把握，这是马克思给我们提供的观察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视角。
（二）为在理论上厘清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纷争提供了指南
面對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之间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对自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成为争论的焦点问题。理论上的分歧主要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一个是把人当作主体，另外一个是把自然当作主体。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了人的主体性的至上地位，强调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但忽视甚至漠视了人对自然的破坏及其对人自身的影响。生态中心主义强调了自然的价值，认为每个存在物都有不依赖于人的价值，人是整个生态系统整体中的普通一员，不应该拥有其他存在物所没有的特权，将人与自然紧张的关系归罪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导致的人类对自然进行的毫无限制地掠夺式开发，要想摆脱当前的生态危机，必须超越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有一定合理性，但提出的解决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方案是不可行的。因为它们均属于人与自然分裂的二元世界观，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奴式”建构，未能找到人在自然世界中的确切位置。[12]
马克思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中，虽然强调了自然的先在性，但并没有构建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而是将自然—人—社会看作一个整体，立足于实践思维方式，实现了对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超越。马克思主张，从对象性的关系中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主体的、实践的维度去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形成的双向互动的关系，环境改造人，人也改造环境。由于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的特点，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历史的变化的。不同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会有所不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既强调了自然的价值，又强调了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如果不以自然规律为尺度必将带来灾难，“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13]251，这样就从理论上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纷争。也就是说，马克思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将人置于自然界之外，而是将人置于自然界之中，将人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目的指向实现自然的解放、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马克思告诫我们，必须改变主客二分的思维方法，破除只注重人的价值而忽视或漠视自然的价值的错误观念，尊重人的价值的同时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在二者的统一中实现和谐共生。
（三）为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理论武器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提出的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思想，为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和解决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指南。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继承、落实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会在社会主义制度内自然而然地生成，需要我们在继承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我们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注重发展绿色科技，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以绿色科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当前全球生态危机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密切相关，只有进行平等对话与协同治理，才能将环境问题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维护好人类共同生存的美好家园。
（四）为生产力的发展明确了绿色进路
唯物史观的创立揭开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奥秘，将生产力而非思想观念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是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既包括人的要素，也包括物的要素，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马克思指出，人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劳动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劳动使人在与自然的交往中改变了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人本身。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范围和深度在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虽然强调了生产力中人的主体作用，但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告诉我们，生产力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单向度的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马克思所讲的生产力，是一种生态生产力或绿色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生产力，是一种基于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生产力，以掠夺自然、耗尽土地自然力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生产力不是真正的生产力，而是破坏性的力量，是与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思想背道而驰的。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昭示我们，生产力内在的包含了保护自然的能力，是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能力的统一，保护自然本身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始终坚持绿色向度。只有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才能在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实现人类永续发展。 （五）为实现美好生活指明了方向
过上美好生活不论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上，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在认识上也都存有差异。在物质匮乏的时代，物质上的满足曾被认为是美好生活的全部内涵。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为这一目标付出艰辛的劳动，但离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相距甚远。随着科技的进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确立，物本主义的泛滥，这一目标不仅在少数人那里得到了实现，而且物质上的满足成为衡量生活是否美好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物欲的过度追求导致了对自然的过度索取，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物质的满足不但没有实现生活的美好，结果却是物欲越强，人的生活质量越差。通过主宰自然力图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并未能达成，问题的关键在于把人与自然的和谐排除在美好生活之外。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告诉我们，求生存与温饱，是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内核的，生存与生态、温饱与环保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告诉我们，美好生活所涵盖的内容是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生态美好是包含于美好生活之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美好生活就有了保证和根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被破坏，人类的生活必定不会美好。应该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角度去追求美好生活，要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辩证发展观，这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将是一幅由人类美好生活与欣欣向荣的自然界组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的生态图景。
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所讲的自然，既包括自在自然，也包括人化自然，重点是纳入人的实践活动的人化自然。马克思提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既强调了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中人的主体作用，也强调了人在实践活动中一定要尊重自然规律;既强调了自然对于人类发展的价值，也强调了自然本身的价值。马克思始终保持着生态敏感性，深度关切人类发展的生态限制和可持续性，对未来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充满信心，提出人类必将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当然，这一理想目标的实现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人在各种各样的利益面前缺乏对自然的敬畏，肆意滥杀野生动物，恶意毁坏自然环境，这种无视自然规律导致的人类灾难时常上演，人类需要在批判和反思遭受大自然报复的教训中做到清醒和自觉。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征服与被征服的“主奴关系”形态得不到纠正，是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不会自动实现的，解决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关键在人，关键在制度。
（一）摆正人类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要清楚地认识到自然具有先在性，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是人的根与源，自然没有人类照样可以延续，而人类没有自然则无法生存。所以人类若想存在下去，需要建立一種平等而合理的人与自然关系，要摆正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融入自然之中，尊重而不破坏自然的完整、稳定与有序，绝不能把人自身凌驾于自然之上。基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人对自然可以有所作为但不能胡作非为。
（二）人类应担负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体责任
作为有意识、有思想的存在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当前的生态危机具有明显的人为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的无知和贪婪造成的，所以解决生态危机也必须通过人的努力来完成。人类应当而且必须真正担负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体责任，增强生态意识，培育生态情感，健全生态人格，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遵循公平正义原则，真正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
（三）以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为指导，加强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的制度建设
开发利用自然，离不开一定的制度安排，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要以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控制人对自然的过度掠夺为根本遵循。
1.建立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开发制度。从生产的角度讲，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和调节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保持一个合理的速度，避免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如产业准入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高效利用制度、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在制度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自然系统的自我净化能力和再生能力，同时也要考虑到自然系统的整体性、有机性，注重对自然保护的长期性。从消费的角度讲，通过制度建设引领消费转型，规范和引导人们理性消费、绿色消费，引导人们减少甚至禁止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这样既可以减少向自然界过量排放废弃物，也能通过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减少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
2.建立绿色政绩考核制度。过去一段时期，一些官员以牺牲资源环境换取任期内经济增长来寻求升迁，使一些官员“晋升的锦标赛”同时又成了“生态破坏的锦标赛”。应将环境保护纳入干部政绩考核指标，根据不同地区的功能定位确定合理的生态指标权重，不以GDP论英雄，同时完善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纠正地方官员重经济轻环保的问题。把奖励与问责结合起来，从而使绿色发展理念真正转化为绿色行动。
3.加强环境教育立法和环境教育制度建设。环境教育对于增强人们环境保护意识，进而转化为保护环境的自觉行动具有重要意义。更好地推进环境教育需要立法保障，需要通过制度予以规范。国外的环境教育及环境教育立法开展较早，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针对层出不穷的公害事件，较早通过立法形式推进环境教育的开展，在法律的框架内推出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环境教育制度，对于提升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环境教育作为一种素质教育和终身性教育，既需要学校的教育，也需要家庭和社会的教育，环境教育立法和制度建设应该保证环境教育是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从学校的角度看，学校环境教育制度建设应包括环境教育课程和教材建设制度、师资培养与评价制度、教学保障制度、教学效果评价制度等，环境教育的开展既需要单独的课程设置，也需要将环境教育融入到不同学科和课程中，即实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从社会的角度看，要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来规范对全体社会公民的环境教育，明确教育主体、教育内容、实施方式、学习时数等，从而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让节约能源、资源循环利用、垃圾分类等成为一种良好生活习惯，使保护环境、珍爱自然成为自觉行动。 4.建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每个人既生存于一定的生态环境状况下，也是这种生态环境的改变者，因此，建立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制度，对于环境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如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确保公众对政府行为及环境变化动态有一个精准的把握，不仅可以减少民众的误解和恐慌，也可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落实听证会制度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使公众具有环境表达权和环境决策参与权，使公众生态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同时要以制度规范和鼓励环境保护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组织平台。总之，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同时还需要保证制度能够得到彻底的贯彻和执行，这样才能保证人与自然良性互动正常进行，在良性互动中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张永红.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探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4）：88-94+160.
[4]魯品越.《资本论》的生态哲学思想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5，（1）：12-17.
[5]刘希刚，隋灵灵.马克思恩格斯物质变换理论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J].理论学刊，2014，（3）：13-18.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方世南.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曹孟勤，姜赟.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的哲学思考[J].中州学刊，2019，（2）：92-97.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