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儿童节期间，《新京报》记者调查北京多家小学的数百名孩子，发现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成为家暴的“重灾区”，儿童受家暴存在难察觉、难介入、难干预的困境。
　　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更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对象，这一点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打工子弟多家暴”有其诸多的现实而客观的原因。首先，一些打工者本身素质不高，教育孩子的方法简单粗暴；其次，打工者忙于工作、养家，对孩子缺少应有的关爱和管教，致使孩子身上出现许多问题，孩子问题越多，父母的暴力行为也相对越多；再次，打工者本身的地位使他们对孩子寄予更大的希望，希望孩子日后有出息，改变家庭的命运，因而对孩子给予很大的压力，一旦孩子达不到要求，就会受到或轻或重的惩罚；最后，进城务工者本身的处境和我们给予他们的区别对待的政策等。
　　略早的一些时候，打工者进城务工，最大的困境和悲愁是工资拖欠。那时，打工者的子弟也大多是留在其户口所在的原地或者农村的。但随着近些年城市对打工者的关注与关怀，打工者在城市中的地位和生活、收入和待遇等都有所改观。于是，不少打工者的孩子，有幸与打工者一起突进城墙，成为城市一员。但作为城市生活者之一，打工者子弟事实上依然是有着无形的身份标签的。他们与城市孩子有着明显的区别，甚至在教育上，其所能上的学校也是有区别的。分门别类，打工子弟有打工子弟的专门的学校，这些学校自然无法和每个城市的一小二小、一中二中等重点学校相比。而一些打工者，把自己的孩子与城市中的那些多才而乖巧的孩子一比，自然会生出“恨铁不成钢”的心理，然后祭出“打打打”这个“家长的王法”，在孩子略淘气、不听话或者成绩差时，就以暴力手段来对待。
　　另一方面，有一个不难理解的地方在于，因为打工者压力大，工作累，又缺少合理的发泄渠道，孩子往往容易扮演“沙袋”和“出气筒”的角色，成为最无辜的受害者。而留守妈妈等因为长期面对一个人持家养孩子的压力，也极容易拿孩子“撒气”。比如此前发生的四川留守妈妈唐成芬带儿喝农药自杀事件；再比如5月26日，北京丰台青塔春园，2岁和6岁的女童被其母亲砍死在家中，其间同样也有家长生活压力大的原因。
　　此外，“家暴非家事”常识的缺失，也极容易导致一些邻居、旁观者放弃干预甚至报警，从而导致家暴成为一种习惯。比如此前，山西平顺县7岁女孩小潇然被继母李某虐待致死，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邻居竟无一人干预与报警。
　　“打工子弟多家暴”事实上并不单纯是一种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不过是表现形式，其内在原因和根本，则在于务工者的素质和随务工者的存在而存在的“务工病”，比如农民工工资拖欠，比如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问题，比如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等等，而且这些“务工病”又无法有效地得到重视和解决。
　　“打工子弟多家暴”是法律之痛，是社会发展之痛，更是孩子成长之痛！它催促我们，在立法专门保护打工子弟不陷家暴的同时，更要关注务工者，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务工者的地位和生存状态；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提升他们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