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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游戏规则”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半个月后，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以盟军总司令的身份抵达日本，随后，美国凭军事力量开始单独占领日本。日本政府组成了以外相重光葵为首的终战联络委员会，其下设中央事务局和地方事务局，负责处理具体的日本投降和美军占领相关事宜。
同年9月6日，美国政府提出了《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提出了美国占领日本的目标是“和平与民主化”。随后的几年里，伴随着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政府对战后日本的政策有了不少调整。当时的美军陆军部长罗亚尔就在一次演讲中质疑起了1945年的政策：“当初推行的广泛非军事化方针，与把日本建设成独立国家的新方针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把当初方针变成新方针的时刻，已经到来。”
1949年2月，美国底特律银行董事长约瑟夫·道奇也来到了日本，他不是为了谈生意：约瑟夫·道奇奔赴战后日本的身份，是占领军财政金融顾问。他受杜鲁门总统派遣，协助日本政府稳定混乱的经济。在道奇的建议下，日本政府大力压缩财政预算，采取一直通货膨胀的原则，为后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日本经济的一步步恢复，1951年9月，美国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反对，在旧金山召开了由52个国家参加的对日和会，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拒绝签字的情况下，共有49个国家签订了《对日和平条约》，即《旧金山和约》，和约的第二条声明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台湾、澎湖、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岛屿的主权。于第三条中，日本同意美国对于琉球群岛等诸岛实施联合国信托管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旧金山和约》签订不久，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代表中国人民，在1951年9月18日纪念“九·一八”事变时，再次发表《关于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再一次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在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一天，日本与美国之间签署了《日美安保条约》，翌年，伴随着《旧金山和约》的生效，日本再次获得“主权国家”的地位。
但由于当时《日美安保条约》里，美国可以在日本几乎无限制地设立、扩大和使用军事基地。可以说，日本是以美国的一个不平等同盟国身份重返国际社会的。
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基轴的日本战后外交路线就此形成，此后的日本外交政策，始终未能够突破日美同盟的基本框架。
前些年的纪录片《靖国神社》里，有一个镜头是，一名美国人左手举着美国国旗，右手举着支持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牌子，在靖国神社内发表演说，开始时引起了许多日本人的敬意和好感。但有个人问他：如果把日本国旗和美国国旗一起插到白宫上去以示两国友好，而且在珍珠港遭袭纪念日插上去，美国人会高兴吗？——这个片段有意无意地揭示了美国和日本两国之间复杂的国家情感。
战后日本经济实力不断恢复壮大，出口日增，与美国在贸易上的竞争也愈显激烈，并逐渐占据上峰。但美国经常压制日本并逼迫日本退让，这引起了日本官方和民众的强烈不满。
而另一方面，日本也不得不重新考量自身和东北亚邻国的关系。
源于历史的隔阂
日本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里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并且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华进行遏制，在此段时间，中日两国之间只能局部地展开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
1952，高良富、弓腰喜助等日本国会议员不顾政府反对，绕到莫斯科后到达北京，并于6月1日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份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但日本对中国一直有很矛盾的心理。中国发展很快，日本依赖美国，提防中国，甚至干涉中国事务。
美国的对华战略与日本并不完全一样，美国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譬如说一个消费力强大的中国就有利于它的外贸，故美国对中国的外交策略是比较多元的；而日本则一直意图削弱中国，来加强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在台湾问题上就是如此。
1992年，江泽民访问日本，天皇访问中国，看起来中日的关系上升到顶点，其背后很重要的原因，则是美国对日政策被调整为以经济为中心，改变了过去以安保为中心的政策。
冷战已经结束，以经济竞争为主的时代大幕已经拉启，已贵为经济大国的日本看到了在世界秩序中重新发挥主导作用的曙光。但好景不长，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经济发展遇挫，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也有所缓解。同时，两国的国内政治也发生巨大震动：领导人的变更使得两国政府对各种内外形势的控制力下降，为了减少局部领域内的摩擦和矛盾，两国政府都开始更加注重相互之间“制度性”的建设，将目标转到两国之间安全范围内的整体合作上。
在二战及其遗留问题上，日本与其他东北亚国家始终存在隔阂，这使它面临诸多安全隐患。它虽然“地处亚洲却不被承认为亚洲国家”。而美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太平洋海权国家，虽然本土和日本远隔重洋，但日本国土一旦遭受威胁，美军完全有能力迅速抵达日本，帮助日本抵御危机，而且日本还可以借助美国的盟国和军事基地保证自己海上航线的安全。
“9·11”后，美国发现自己的地缘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所进行的反恐行动亦有力不从心之感，美国对此的策略就是加强同盟关系，把盟友也加入到全球反恐体系中。
现在的美国，要面临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伊朗以及朝鲜等多方面挑战，在不堪重压之下，昔日的盟友欧洲实力强大但经常与美国意见相左，因此日本这个亚洲最重要盟友的关系变得无比重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降，日美同盟的强化在国家、地区、全球三个层面对中国的发展空间造成了挤压，随着日美同盟从“冷战后”往“9·11后”的转变，日美同盟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抑制程度进一步强化。 过去美国在克林顿时期所谓“日本无用论”，现在已经改变成了对日的“期待论”。布什上台以后很重要的几个步骤，首先强调日本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重新提升日本的地位，鼓励其修改宪法，过去所谓的瓶颈作用放开了，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前沿阵地，成为制约中国的一张王牌。
对此，国际上也有不一样的解读，一部分专家认为，日本政府对国际形势变局存在战略误判。比如，奥巴马政府回归亚太战略，其真实的目的并非仅是围堵中国、遏制中国，而是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既有利益。但日本国内，一部分人始终坚信美国回归亚太完全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
奥巴马上台后，坚持了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对日盟友政策，希拉里在访日期间也再次强调日美同盟是维持亚太地区稳定的基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为了缓解美日之间的冲突，奥巴马调整了冲绳普天间机场驻日美军整编计划，意在提升日本的自我安全防务能力。日本扩大海外维和活动的行为也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支持，作为交换，美国也得到了日本对于阿富汗重建的经济支持。美日军事同盟关系在海外活动的互助中进一步深化。
矛盾的另一个方面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日美三国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共同利益不断深化，这将是稳定中日美三边关系的重要基础。
两个“最遥远的民族”
战后长期以来，美日的同盟关系是不对称的。“主从关系”在冷战时期一直是日美同盟的一大特征。这在中日美三边关系里有所体现，在日美韩的三角关系里也有体现。
然而，日美同盟中，一直都不存在平起平坐，相反，双方存在地位偏差，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性更加突出：美国是为了争夺地区霸权而拉拢日本，但日本要依靠美国才能维护本国自身的地缘安全，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抗衡东北亚大国。
日本和与其有岛屿争端的韩国都为美国在东北亚的盟友，美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关系，看似三角形关系，但实际上美国跟日本一直是比较密切的。对于日韩两国，美国一直采取的是略微削减驻韩美军和扩充驻日美军。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在应对朝鲜问题上与美国的方略高度相似，而韩国政府却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本刊记者5月随媒体代表团访问韩国时，在首尔美军驻韩司令部前的街道上见到过不少反映“韩美亲善”的军事宣传画，重点突出韩国民众欢迎美军到来，但从军事的角度而言，驻守在韩国的美军目标无疑是靠武力解决朝鲜问题，可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使驻韩美军的军事功能受到严重制约。美国因此自然决定削减驻韩美军，并强化驻日美军功能。
在美国驻军之外，领土争议也重创着日韩关系，多年来的日韩关系动荡多于稳定。在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和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的共同努力下，日韩两国1998年实现历史性和解，但是日本政要和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的问题始终干扰双边外交。进入2l世纪，日韩关系出现三次较大的起伏，导致两国关系于2005年和2008年两次陷入僵局。引发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发生质变，日本教科书问题转变为日韩领土争议。在争议之中，日韩两国皆出现民族主义高涨的倾向，这在韩国表现为民众推动政府清算历史，在日本则源于新保守主义势力执政后构筑二战后国家体制及调整外交轨道。
但美国一直鼓励日韩两国采取行动修补受损的关系。由于中国在整个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且朝鲜加强了挑衅言论，美国官员正急于维护一个由盟国组成的统一战线。韩国对日本战争时期的行为存在根深蒂固的不满。为了防止这种情绪破坏亚洲的安全策略，美国官员一直在扮演积极的角色，鼓励韩国总统朴槿惠政府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改善关系。
在本刊记者访问首尔期间，还发现了韩国的朝野之间的一个普遍心态：对于韩国而言，中国比日本更重要，因为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及最大出口对象国。甚至不少韩国企业中都设有专门的中国经济研究室。
在6月27日中韩首脑会谈之前，韩国“半岛未来”财团委托舆论调查机构对韩国国民就中韩、日韩之间的关系重要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83%的受访者表示中韩关系比日韩关系更加重要，回答日韩关系比中韩关系重要的比例仅有11.7%。而在问及“为了维护朝鲜半岛的安定与和平，应该率先与哪个国家进行协力合作”时，回答比例最高的是美国，达46%，中国以28.9%位列第二，日本仅为1.9%。
对此，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韩国硕士留学生李允键评价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韩国人和日本人是世界上最相似的两个民族，但两国在感情上却是“最遥远的国家”。
朴槿惠的难题
而在日韩之外，美国的苦恼则来源于日本与中国及日本与韩国间的牵绊，安倍晋三及其政党去年末竞选时宣传的强硬政策也让美国颇感压力。
今年1月中旬，安倍晋三再次暗示，日本政府可能撤销过去为上世纪初日军在韩国强征慰安妇一事所作的重要道歉。之后不久，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曾与奥巴马政府另两位高官一道飞往东京。据知情人士说，他们一行警告日本官员不要提及与日韩历史事件有关的敏感话题，认为这会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安倍晋三自上台以来对于历史问题基本保持沉默，去年的李明博登岛旧事恍如烟尘。“安倍新政”的工作重心在于“安培经济学”，主要任务放在了如何刺激日本经济走出通缩上。安倍晋三所在自民党的一位资深议员今年1月初曾访问首尔，随后一个由更多日本政治人物组成的代表团也访问了韩国。
而韩国总统朴槿惠先访华再访日的步骤也释放着些许微妙的信号：日韩关系解冻迹象的背后，双方仍存在强烈的敌意。两国高官每次对话都会涉及有关日本战时的行为，而双方对此的观点有着巨大分歧。
历史问题可破坏韩日安全关系，去年发生的李明博登岛令这一点显而易见：两国军队有限共享情报的协议因为韩国政界人士的反对在最后一刻被迫放弃。
朴槿惠的麻烦则在于：如果在与日本接触方面做得太多，可能会在国内面临批评。——在1951年，朝鲜与韩国因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的代表权问题，也未签署《旧金山和约》。直至1965年，朴槿惠的父亲、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才与日本签订日韩基本条约解决问题。依据该协议，日本向韩国提供战争赔款，这些资金被用于推动韩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很多人认为，该协议没有妥善解决日本占领韩国造成的痛苦：韩国首尔市中心景福宫门前的广场上，至今仍可偶见抗议朴槿惠的静坐者……
日本的“蝙蝠”外交
抛开日本与美国、中国、韩国的是是非非，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师舒绍福认为，日本政治文化赋予了日本特定的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体现出日本矛盾的民族性格、倔强的民族心理、“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念、“万世一系”的皇权思想等政治文化主要内容。因此在政治文化影响下，日本的外交政策体现出摇曳不定的“蝙蝠性格”，即表里不一、两面性和暧昧性、注重实利，以及与强者为伍等特性。
这种“非鸟非兽”的“蝙蝠性格”是近代以来日本始终与强者为伍、崇尚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性格的生动写照。从“脱亚入欧”到“脱亚入美”，再到“亲美入亚”，无不体现了日本外交政策选择中的“蝙蝠性格”。日本游走于西方与东方之间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对于任何同盟的成员国家而言，同盟都不是所谓的“命运共同体”，而是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而已，即便是日本外交基础的日美同盟，也不能脱离这个窠臼。除此之外，美国主导的以美日澳印四边联盟为骨架的“亚洲版北约”也是如此。
参考资料：
徐万胜《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
刘江永《当代日本对外关系》
舒绍福《外交政策中的政治文化因素》
陈友骏《日本外交政策的认识误区》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半个月后，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以盟军总司令的身份抵达日本，随后，美国凭军事力量开始单独占领日本。日本政府组成了以外相重光葵为首的终战联络委员会，其下设中央事务局和地方事务局，负责处理具体的日本投降和美军占领相关事宜。
同年9月6日，美国政府提出了《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提出了美国占领日本的目标是“和平与民主化”。随后的几年里，伴随着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政府对战后日本的政策有了不少调整。当时的美军陆军部长罗亚尔就在一次演讲中质疑起了1945年的政策：“当初推行的广泛非军事化方针，与把日本建设成独立国家的新方针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把当初方针变成新方针的时刻，已经到来。”
1949年2月，美国底特律银行董事长约瑟夫·道奇也来到了日本，他不是为了谈生意：约瑟夫·道奇奔赴战后日本的身份，是占领军财政金融顾问。他受杜鲁门总统派遣，协助日本政府稳定混乱的经济。在道奇的建议下，日本政府大力压缩财政预算，采取一直通货膨胀的原则，为后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日本经济的一步步恢复，1951年9月，美国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反对，在旧金山召开了由52个国家参加的对日和会，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拒绝签字的情况下，共有49个国家签订了《对日和平条约》，即《旧金山和约》，和约的第二条声明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台湾、澎湖、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岛屿的主权。于第三条中，日本同意美国对于琉球群岛等诸岛实施联合国信托管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旧金山和约》签订不久，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代表中国人民，在1951年9月18日纪念“九·一八”事变时，再次发表《关于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再一次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在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一天，日本与美国之间签署了《日美安保条约》，翌年，伴随着《旧金山和约》的生效，日本再次获得“主权国家”的地位。
但由于当时《日美安保条约》里，美国可以在日本几乎无限制地设立、扩大和使用军事基地。可以说，日本是以美国的一个不平等同盟国身份重返国际社会的。
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基轴的日本战后外交路线就此形成，此后的日本外交政策，始终未能够突破日美同盟的基本框架。
前些年的纪录片《靖国神社》里，有一个镜头是，一名美国人左手举着美国国旗，右手举着支持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牌子，在靖国神社内发表演说，开始时引起了许多日本人的敬意和好感。但有个人问他：如果把日本国旗和美国国旗一起插到白宫上去以示两国友好，而且在珍珠港遭袭纪念日插上去，美国人会高兴吗？——这个片段有意无意地揭示了美国和日本两国之间复杂的国家情感。
战后日本经济实力不断恢复壮大，出口日增，与美国在贸易上的竞争也愈显激烈，并逐渐占据上峰。但美国经常压制日本并逼迫日本退让，这引起了日本官方和民众的强烈不满。
而另一方面，日本也不得不重新考量自身和东北亚邻国的关系。
源于历史的隔阂
日本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里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并且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华进行遏制，在此段时间，中日两国之间只能局部地展开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
1952，高良富、弓腰喜助等日本国会议员不顾政府反对，绕到莫斯科后到达北京，并于6月1日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份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但日本对中国一直有很矛盾的心理。中国发展很快，日本依赖美国，提防中国，甚至干涉中国事务。
美国的对华战略与日本并不完全一样，美国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譬如说一个消费力强大的中国就有利于它的外贸，故美国对中国的外交策略是比较多元的；而日本则一直意图削弱中国，来加强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在台湾问题上就是如此。
1992年，江泽民访问日本，天皇访问中国，看起来中日的关系上升到顶点，其背后很重要的原因，则是美国对日政策被调整为以经济为中心，改变了过去以安保为中心的政策。
冷战已经结束，以经济竞争为主的时代大幕已经拉启，已贵为经济大国的日本看到了在世界秩序中重新发挥主导作用的曙光。但好景不长，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经济发展遇挫，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也有所缓解。同时，两国的国内政治也发生巨大震动：领导人的变更使得两国政府对各种内外形势的控制力下降，为了减少局部领域内的摩擦和矛盾，两国政府都开始更加注重相互之间“制度性”的建设，将目标转到两国之间安全范围内的整体合作上。
在二战及其遗留问题上，日本与其他东北亚国家始终存在隔阂，这使它面临诸多安全隐患。它虽然“地处亚洲却不被承认为亚洲国家”。而美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太平洋海权国家，虽然本土和日本远隔重洋，但日本国土一旦遭受威胁，美军完全有能力迅速抵达日本，帮助日本抵御危机，而且日本还可以借助美国的盟国和军事基地保证自己海上航线的安全。
“9·11”后，美国发现自己的地缘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所进行的反恐行动亦有力不从心之感，美国对此的策略就是加强同盟关系，把盟友也加入到全球反恐体系中。
现在的美国，要面临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伊朗以及朝鲜等多方面挑战，在不堪重压之下，昔日的盟友欧洲实力强大但经常与美国意见相左，因此日本这个亚洲最重要盟友的关系变得无比重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降，日美同盟的强化在国家、地区、全球三个层面对中国的发展空间造成了挤压，随着日美同盟从“冷战后”往“9·11后”的转变，日美同盟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抑制程度进一步强化。 过去美国在克林顿时期所谓“日本无用论”，现在已经改变成了对日的“期待论”。布什上台以后很重要的几个步骤，首先强调日本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重新提升日本的地位，鼓励其修改宪法，过去所谓的瓶颈作用放开了，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前沿阵地，成为制约中国的一张王牌。
对此，国际上也有不一样的解读，一部分专家认为，日本政府对国际形势变局存在战略误判。比如，奥巴马政府回归亚太战略，其真实的目的并非仅是围堵中国、遏制中国，而是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既有利益。但日本国内，一部分人始终坚信美国回归亚太完全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
奥巴马上台后，坚持了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对日盟友政策，希拉里在访日期间也再次强调日美同盟是维持亚太地区稳定的基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为了缓解美日之间的冲突，奥巴马调整了冲绳普天间机场驻日美军整编计划，意在提升日本的自我安全防务能力。日本扩大海外维和活动的行为也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支持，作为交换，美国也得到了日本对于阿富汗重建的经济支持。美日军事同盟关系在海外活动的互助中进一步深化。
矛盾的另一个方面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日美三国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共同利益不断深化，这将是稳定中日美三边关系的重要基础。
两个“最遥远的民族”
战后长期以来，美日的同盟关系是不对称的。“主从关系”在冷战时期一直是日美同盟的一大特征。这在中日美三边关系里有所体现，在日美韩的三角关系里也有体现。
然而，日美同盟中，一直都不存在平起平坐，相反，双方存在地位偏差，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性更加突出：美国是为了争夺地区霸权而拉拢日本，但日本要依靠美国才能维护本国自身的地缘安全，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抗衡东北亚大国。
日本和与其有岛屿争端的韩国都为美国在东北亚的盟友，美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关系，看似三角形关系，但实际上美国跟日本一直是比较密切的。对于日韩两国，美国一直采取的是略微削减驻韩美军和扩充驻日美军。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在应对朝鲜问题上与美国的方略高度相似，而韩国政府却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本刊记者5月随媒体代表团访问韩国时，在首尔美军驻韩司令部前的街道上见到过不少反映“韩美亲善”的军事宣传画，重点突出韩国民众欢迎美军到来，但从军事的角度而言，驻守在韩国的美军目标无疑是靠武力解决朝鲜问题，可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使驻韩美军的军事功能受到严重制约。美国因此自然决定削减驻韩美军，并强化驻日美军功能。
在美国驻军之外，领土争议也重创着日韩关系，多年来的日韩关系动荡多于稳定。在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和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的共同努力下，日韩两国1998年实现历史性和解，但是日本政要和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的问题始终干扰双边外交。进入2l世纪，日韩关系出现三次较大的起伏，导致两国关系于2005年和2008年两次陷入僵局。引发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发生质变，日本教科书问题转变为日韩领土争议。在争议之中，日韩两国皆出现民族主义高涨的倾向，这在韩国表现为民众推动政府清算历史，在日本则源于新保守主义势力执政后构筑二战后国家体制及调整外交轨道。
但美国一直鼓励日韩两国采取行动修补受损的关系。由于中国在整个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且朝鲜加强了挑衅言论，美国官员正急于维护一个由盟国组成的统一战线。韩国对日本战争时期的行为存在根深蒂固的不满。为了防止这种情绪破坏亚洲的安全策略，美国官员一直在扮演积极的角色，鼓励韩国总统朴槿惠政府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改善关系。
在本刊记者访问首尔期间，还发现了韩国的朝野之间的一个普遍心态：对于韩国而言，中国比日本更重要，因为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及最大出口对象国。甚至不少韩国企业中都设有专门的中国经济研究室。
在6月27日中韩首脑会谈之前，韩国“半岛未来”财团委托舆论调查机构对韩国国民就中韩、日韩之间的关系重要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83%的受访者表示中韩关系比日韩关系更加重要，回答日韩关系比中韩关系重要的比例仅有11.7%。而在问及“为了维护朝鲜半岛的安定与和平，应该率先与哪个国家进行协力合作”时，回答比例最高的是美国，达46%，中国以28.9%位列第二，日本仅为1.9%。
对此，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韩国硕士留学生李允键评价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韩国人和日本人是世界上最相似的两个民族，但两国在感情上却是“最遥远的国家”。
朴槿惠的难题
而在日韩之外，美国的苦恼则来源于日本与中国及日本与韩国间的牵绊，安倍晋三及其政党去年末竞选时宣传的强硬政策也让美国颇感压力。
今年1月中旬，安倍晋三再次暗示，日本政府可能撤销过去为上世纪初日军在韩国强征慰安妇一事所作的重要道歉。之后不久，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曾与奥巴马政府另两位高官一道飞往东京。据知情人士说，他们一行警告日本官员不要提及与日韩历史事件有关的敏感话题，认为这会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安倍晋三自上台以来对于历史问题基本保持沉默，去年的李明博登岛旧事恍如烟尘。“安倍新政”的工作重心在于“安培经济学”，主要任务放在了如何刺激日本经济走出通缩上。安倍晋三所在自民党的一位资深议员今年1月初曾访问首尔，随后一个由更多日本政治人物组成的代表团也访问了韩国。
而韩国总统朴槿惠先访华再访日的步骤也释放着些许微妙的信号：日韩关系解冻迹象的背后，双方仍存在强烈的敌意。两国高官每次对话都会涉及有关日本战时的行为，而双方对此的观点有着巨大分歧。
历史问题可破坏韩日安全关系，去年发生的李明博登岛令这一点显而易见：两国军队有限共享情报的协议因为韩国政界人士的反对在最后一刻被迫放弃。
朴槿惠的麻烦则在于：如果在与日本接触方面做得太多，可能会在国内面临批评。——在1951年，朝鲜与韩国因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的代表权问题，也未签署《旧金山和约》。直至1965年，朴槿惠的父亲、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才与日本签订日韩基本条约解决问题。依据该协议，日本向韩国提供战争赔款，这些资金被用于推动韩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很多人认为，该协议没有妥善解决日本占领韩国造成的痛苦：韩国首尔市中心景福宫门前的广场上，至今仍可偶见抗议朴槿惠的静坐者……
日本的“蝙蝠”外交
抛开日本与美国、中国、韩国的是是非非，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师舒绍福认为，日本政治文化赋予了日本特定的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体现出日本矛盾的民族性格、倔强的民族心理、“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念、“万世一系”的皇权思想等政治文化主要内容。因此在政治文化影响下，日本的外交政策体现出摇曳不定的“蝙蝠性格”，即表里不一、两面性和暧昧性、注重实利，以及与强者为伍等特性。
这种“非鸟非兽”的“蝙蝠性格”是近代以来日本始终与强者为伍、崇尚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性格的生动写照。从“脱亚入欧”到“脱亚入美”，再到“亲美入亚”，无不体现了日本外交政策选择中的“蝙蝠性格”。日本游走于西方与东方之间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对于任何同盟的成员国家而言，同盟都不是所谓的“命运共同体”，而是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而已，即便是日本外交基础的日美同盟，也不能脱离这个窠臼。除此之外，美国主导的以美日澳印四边联盟为骨架的“亚洲版北约”也是如此。
参考资料：
徐万胜《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
刘江永《当代日本对外关系》
舒绍福《外交政策中的政治文化因素》
陈友骏《日本外交政策的认识误区》